一、边区人民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一)新中国的诞生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届人民政协共有600多位代表，包括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爱国华侨、宗教界的代表以及特邀代表。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要职务的许多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代表林伯渠、高岗、习仲勋、杨明轩、赵占魁等也参加了大会，同其他代表共商建国大计。这是中国各民族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革命大团结的象征，是空前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会。
　　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新的国名能“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上述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决定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新政协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9月27日，会议还通过了四项决议：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将北平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3.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
　　9月30日，会议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会议通电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感谢他们以英勇的战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的伟大功勋。会议还一致通过在天安门前建立一座纪念碑，以永久纪念在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并于30日下午举行了纪念碑奠基典礼。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它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
　　(二)边区人民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陕甘宁边区，从9月21日到10月3日，边区人民卷入了庆祝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狂潮中。9月23日，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的各机关、工厂、部队、学校及群众团体的代表200余人，举行了拥护世界和平及中国人民政协的座谈会。10月2日清晨，延安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口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从下午1时起，延安周围的工人、农民和机关、部队、学校、团体，扛着新制作的国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南关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会场。中共陕北区党委书记李合邦在大会上激动地说：我们久所期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们最爱戴的毛泽东同志当选了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喜事。延安各界代表也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一致表示：要以努力建设好陕北的行动来庆祝这伟大胜利的节日。同时要开好各县人民代表会议，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明年的大生产运动，完成1950年经济建设计划，治好胡祸给我们造成的创伤。大会还通过了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和致毛主席暨中央人民政府的贺电。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夜晚。
　　在延安人民举行盛大集会的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新的所在地——西安，20多万人冒雨汇聚到西安革命公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和大西北的解放。锣鼓声、秧歌声、口号声、欢笑声、鼓掌声在全城此伏彼起。
　　在甘肃省省会兰州，20万市民从30日就开始了庆祝活动。全市50个秧歌队同时涌现在街头，到处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入夜，欢庆的人们高举火把，进行火炬游行，“宛如一条巨大的火龙，在暮色中摇动，在人群中回旋”。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3日。兰州人民在致中央人民政府的贺电中表示：要与全国人民一道为迅速肃清反动派的一切残余势力，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在宁夏银川，2万余名回汉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于10月6日举行庆祝大会。银川市东大清真寺、新华清真寺的穆士林们高举“解放军是穆民之友”、“共产党是回民救星”的大幅锦旗，市民们贴出“普天同庆拥护人民政府，万众一心保卫世界和平”的对联，表示他们欢迎解放军和拥护人民政府的心情。庆祝大会一致通过了致中央人民政府及毛主席的贺电。
　　(三)毛泽东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
　　9月底和10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和陕北工会、民主妇联与青年团陕北区委，分别发电报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政协，热烈祝贺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并表示决心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奋斗。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他在复电中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高度赞扬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他在复电中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他“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他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当毛主席的这—复电在陕北《群众日报》上登载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表谈话，陕北区党委书记李合邦说：“陕北过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各种建设，支援了全国革命，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背上包袱，以为自己了不起，相反的，根据毛主席此次指示，应该更虚心、踏实，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从各个方面动员，深入检查工作，克服某些干部存在的经验主义及官僚主义；特别在即将召开的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要高度发扬民主，达到党与人民更密切的团结，以求进一步建设陕北”。陕北军区司令员吴岱峰则号召加紧训练地方武装，普遍建立民兵组织，保卫地方治安，以保证完成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回忆起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时，他激动地说：“我们应当更加发奋生产，来回答毛主席的关心”。他提出了自己所在的村子石家畔和中共模范党员朱继亮所在的村子羊圈沟订出各季度生产竞赛的计划：全村翻地100亩，积肥400袋，砍柴5万斤，妇女纺花120斤。延安县副县长卜吉甫代表延安8万人民，感谢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他说：我们延安县的党政干部和群众，有信心完成恢复与发展生产及文化建设任务，一定要实现1950年将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计划。
　　根据毛主席复电的精神，11月9日《群众日报》发表题为《遵循毛主席指示，进一步建设陕北》的社论，提出要把复电“广泛、深入地贯彻到陕北的每个角落，使我们全陕北的人民把这一电文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社论还分析了当前妨碍工作的各种因素和问题，提出要根据复电精神，深入检查每个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以推动思想与工作的改进。与此同时，延安驻军还将毛主席的复电印发全边区，供边区的党政军与全体人民学习。
　　二、边区人民努力恢复生产，积极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一)新形势下的任务与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政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残余势力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仍盘踞着广东、广西、台湾、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一部及一些海岛的国民党残匪，仍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在新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溃退时潜伏下来的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各类反动分子，仍在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阻碍着革命秩序的建立。这就是说，革命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人民政权还不巩固，城市和工矿企业中民主改革尚未开展，特别是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基本内容的土地改革，在约有2.9亿农业人口的地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70%，占全国总人口的60%)还没有进行。因此，迅速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势力，完成土地改革，治好战争创伤，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
　　根据上述全国形势，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出，西北地区解放后的主要任务是：“一面要继续支援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同时要准备开展西北大规模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西北局的指示，结合边区政府管辖区域不断扩大到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形势与特点，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方针：“在继续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消灭胡马匪军，争取最后完成解放大西北的总任务下，并根据新老区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工作方针：老区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为中心；新区以接管、剿匪、反霸为中心；半老区(黄龙分区)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在1949年内完成土地改革”，“在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后，把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反霸及其它民主改革。同时兼顾城市，以逐渐由削弱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建立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基础”。
　　在上述方针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军民投入了新的伟大战斗。
　　(二)支援前线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支前工作。老区，战争的创伤仍未治好；广大新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各级人民政权还未建立，又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故人民的生活仍十分困苦。但有着光荣传统的边区人民，能够积极克服困难，全力支援解放军向一切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仅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的关中、陕北、晋南①、及甘肃平凉、陇东地区，在1949年1年中就动员民工达4461.254万个，畜工达1300余万个，大车12万辆。甘肃人民在1949年和1950年初，支援前线军鞋120万双，组织担架1300余付，牲口4万余头，大车3000余辆，人工500万个，协助前方运送棉衣12万套。甘肃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为抢修黄河铁桥、天宝铁路、飞机场而献计献策。甘肃省政府还成立了荣军学校，安置了近500名荣誉军人。宁夏人民为支援前线，动员民工5.878万名，牲口6771头，大车5641辆。银川市的广大妇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为子弟兵拆洗棉衣两千余件。陕甘宁边区政府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将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援战争，1949年1年中供给部队军鞋363万余双，被服250余万件(套)，以及其它物资、经费，共达到财政支出的80%左右，基本上保证了各项军需的供给。
　　边区人民不仅完成了支援解放西北的任务，而且协助了解放大西南。仅1949年底和1950年初，边区的老区就为向西南进军的解放军提供了民工1700余名，担架840付，驮骡4600头；他们在支援中达到了“完全”、“彻底”和“忘我”的程度，如子洲县派出的担架队，大多是青壮年和在以前的担架队中受过奖励的队员。关中新区人民克服严重的水灾等种种困难，积极支援解放大西南，仅大荔、三原、咸阳及西安地区，即供给解放军食油35万斤，炭1200万斤，盐58万斤，碱80万斤，缝制军鞋100余万双，动员民工57万人，大车驮畜折工29万个，抢修陇海铁路大桥7座，解放后一月内使陇海路全线通车。
　　陕甘宁边区政府注意了正确掌握支前的政策。对于各项负担，按不同地区的情况区别对待。对于战勤负担，在进行过土改的地区实行按劳负担，照顾贫苦人民；在新解放区，则实行劳财共负；为适应革命战争迅速发展，还确定在离战区较远的城市和地方，采取收战勤费、雇用长脚服勤代替直接动员民工的办法，以节省民力，便利生产。对于征粮，在老区，实行按通产扣除定额免征点后，以一定比例征收农业税；在新区，实行按实产累进征粮。为保证部队的供给，在新解放区，起初曾实行按各阶层收入的多寡，以不同比例预借粮秣，到征粮时结算后多退少补。
　　在税收方面，首先废除反动性的苛捐杂税，其余则暂时沿用国民党政府的税法，然后逐步对税制进行改革。
　　上述各项政策的实施，既保证了支前，又保证了解放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三)恢复生产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的同时，狠抓了老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老区已基本完成土改，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到1949年底，老区的耕地面积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据陕北行署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陕北地区开荒和恢复原有耕地面积99万余亩，比1948年增加6%强；植棉12.7万余亩，特别是绥德、延属、三边3个分区，植棉比1948年增加17%强；畜牧业方面，共有役畜31.7万余头，比1948年增加4万头，即增加14%强，羊总数也比1948年增加了30%多；在工业方面，恢复和建立的火柴、肥皂、造纸与农具等工厂，1949年的生产，平均超过了原定计划的16%，产品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在榆林接收的3个工厂，也都恢复了生产。
　　为了促进老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边区各级政府注意了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特别注意了对农民的互助运动与合作事业的组织与领导。全区37万劳力中，参加互助组的约有40%，夏收夏耕时达到60%。部分劳动互助组织(如绥德王家坪)则向着农业与副业、供销、借贷相结合的互助方向发展。各种生产供销合作社亦逐渐恢复与发展；合作社数较1948年增加了35%，小型合作社增加了88%。同时，各级政府还注意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有重点地发放农贷1125万元，救灾粮食2.14万市石。
　　在努力领导老区人民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大力开展新区的救灾工作。
　　从1949年9月起，西北各地连续降雨20至40天左右，许多地方遭受涝灾，“关中地区有60万亩土地被水淹没，粮食减产600余万石，棉花减产40余万市担”。涝灾不仅使主要农作物产量受到损失，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西安地区房屋被毁6000多间，死33人，伤57人。关中地区灾民达10万余人；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9月间发布命令，规定了“干部负责，发动群众，互助互济，帮助就业，组织生产的救灾方针”；并根据不同灾情确定了具体的工作任务：“水淹区以排水、抢救安置灾民为中心；一般地区以抢收抢种为中心”。边区各级政府派出大批干部到灾区帮助救灾，仅大荔分区参加救灾的干部、学生、战士就达1280余人。
　　边区政府领导救灾工作，没有停留在一般的赈济与安置上，而是狠抓了“互济互助”和“生产自救”这两个基本环节。如在关中的平民县②组织了变工小组345个，引导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天灾。在生产救灾中，边区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在平原地区，组织群众开展各种手工业、副业生产，特别是大搞运输业；在靠山地区，组织群众砍伐木材、烧木炭、采集山货、打猎等；号召农民积肥、挖井、修渠，积极准备籽种、农具、耕畜，及时安排来年的生产。
　　由于人民政府措施得力，干部深入实际，使刚解放地区的群众切身感受到人民政府的温暖，从而促进了他们政治觉悟的迅速提高，激发了他们支前、剿匪、反霸和生产自救的热情。
　　总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新老区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度过了蒋祸和灾荒所造成的苦难日月，为1950年全面开展生产建设打下了基础。
　　(四)建立与巩固政权
　　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警司法与行政机构，实行彻底打碎的政策，代之以人民民主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边区政府在3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县都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建设，使已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联系并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各项工作。陕西新区的各县市在1949年10、11月间都召开了这样的会议。甘、宁、青等省市也相继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吸收了不少民主进步人士，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代表，如宁夏灵武县121名代表中，有回民39名。在新疆，也于1949年12月召开了省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的省人民政府；并根据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制定了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同时，边区政府迅速建立了人民法院与人民司法制度；对旧司法人员，除对罪大恶极者予以惩处外，对一般分子采取改造争取的方针；对其他各类担任伪职的人员，则进行登记，采取分批集训、尽可能留用的方针。如青海省1742名伪职人员中，有1304人改造较好，他们均分别被各级政府留用。上述政策的实施，直接加速了各新区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边区政府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主要是：第一，建立各级金融贸易机构，打击各种投机分子。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商标注册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矿业开采管理暂行条例》等临时法规；甘肃省人民银行在1949年9、10、11三个月为工业贷款9.5亿元，使兰州小型工厂较前增加了33家，其中纺织业最多。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城乡金融贸易秩序的建立，从经济方面维护了人民政权的巩固。
　　第二，边区各级政府领导广大军民执行“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的剿匪反霸工作方针，使清匪反霸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到1949年底，甘肃省剿匪近5万人。到1950年初，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灭。各级政府领导广大军民在剿匪工作中创造了许多好经验。甘肃环县地区的军民灵活地执行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清剿工作告一段落后，立即把剿匪部队变为工作队，广泛宣传胜利形势和各项政策，揭破谣言，消除群众怕土匪报复的顾虑，从而巩固与发展了胜利。关中渭南县的军政领导，针对潜伏的散匪与恶霸暗中勾结的情况，提出了“剿匪第一，重点反霸”的口号。临潼县人民政府坚决镇压了关中有名的恶霸地主秦颂丞，广大农民扬眉吐气。
　　边区政府团结西北地区人民群众取得的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胜利，为巩固与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五)半老区稳步进行土地改革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新区开展支前、剿匪反霸、救灾工作的同时，在半老区领导了土地改革工作。
　　半老区黄龙分区是1949年3月解放的。根据中共西北局的指示，边区政府决定从1949年10月开始，在黄龙分区的黄陵、宜君、洛川、宜川4县进行有步骤的土地改革。10月上旬，黄龙分区各县分别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制定的土改政策，着重解决了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动中农”的错误思想，坚决贯彻中央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政策。在此基础上，黄龙地区的土改工作就稳步地开展起来。
　　黄龙分区的土改开始后，首先整顿与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团员，组织农会，依靠贫雇农。在进行土改的171个乡里，组织起民兵1.0982万人，农会会员1.0851万人，发展党员2424人，团员1700人。他们中的贫雇农，是土改斗争的骨干。
　　在土改中，黄龙地委结合当地实际，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有关土改的基本政策。当地山区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中，贫雇农占地极少；而平原地区土地占有较分散，中农占有土地的半数，完全无地少地的农民较少，地富则占有较好的土地。针对这种情况，黄龙地委指出：“首先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忽视；但不是动中农土地去满足贫雇农要求。认为有些地区中农多，可以减低贫雇农的骨干作用的想法，是不妥的。巩固地团结中农是土改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黄龙地区中农占人口40%以上，团结中农更其重要”。地委还指出：“必须认真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但对地主与富农要有区别；对地主也应分别大、中、小、恶不恶、反动与开明等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程度对待。斗争中废止肉刑，不能打人，不要扫地出门”。由于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保证了黄龙地区土地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并为其它地区即将开展的土改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后来，陕西省人民政府根据黄龙分区土改的经验，发出指示：土地改革中“中农的土地完全不动，只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耕畜、农具、粮食以及和土地相连的乡村房屋进行分配”，“并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害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尤其须细心地注意阶级成分的划分和确定”。这一指示对推动陕西新区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①1949年2月举行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及晋绥行署代表联席会议，将晋绥行政区划为晋西北、晋南两个行署，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领导；4月，太原解放后，晋西北行署划归山西省人民政府管辖；到1949年8月，又将晋南行署划归山西省人民政府领导。
　　②该县建制于1958年撤销。
　　三、边区政府历史任务的完成
　　在中国工人阶级已掌握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在全中国社会已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时期，在西北地区需要以大城市为中心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建立新结构、新形式的人民政权机关，以便更好地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因此，作为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革命指导中心所在地和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她已圆满而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四次政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指出：必须设立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中央和地方必须适当分工。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这样一级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设立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辖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台湾6省)；中南军政委员会(辖原华中区的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和华南的广东、广西共6省)；西北军政委员会(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西南军政委员会(辖四川、贵州、云南、西康4省)和绥远军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还命令新区各省建立人民政府及任命了军政委员会和部分省政府的领导成员。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9年12月6日举行会议，讨论了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要求各级军政机关应在当月10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及移交工作。
　　经过筹备，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礼堂宣告成立，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后又增加马明方)；委员有：王子宜、王世泰、王震、甘泗淇、白如冰、白海风、任谦、成柏仁、刑肇棠、吴鸿宾、屈武、马文瑞、马明方、马鸿宾、马辅臣、茹欲立、孙殿才、许光达、张子芳、张仲良、张邦英、张宗逊、张德生、张凤翙、张稼夫、陶峙岳、喜饶嘉错、杨子廉、杨明轩、杨得志、杨慎之、杨静仁、贾拓夫、赵寿山、邓宝珊、鲍尔汉、赛福鼎、韩兆鹗、韩练成、阎揆要、李志民、高桂滋、黄正清、达理扎亚、廖汉生、潘自力；秘书长：常黎夫；副秘书长：谈维煦。西北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陕、甘、宁、青、新5省及西安市的政权工作。至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任务宣告结束，机构自行撤销。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开幕大会上，彭德怀就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性质、职能作了说明。他指出：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西北地区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行使西北军政大权，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政府。会议还先后听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青、新各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与彭德怀主席《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以及习仲勋《关于协商军政委员会各委、部、局、厅组织机构及人事配备的意见》的报告。
　　1月2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永久纪念陕甘宁边区的决议：第一，以会议的名义致电陕北行署，并向原陕甘宁边区人民表示慰勉；第二，今后注意在各方面帮助原陕甘宁边区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逐步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大力培养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协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第三，责成专门机关，负责在两三年内，依据条件，逐步在过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延安王家坪和枣园等处，筹建革命纪念馆，陈列土地革命以来一切文物史迹以作永久纪念；并修烈士陵墓及纪念塔。
　　根据上述决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致电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首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接着写道：“陕甘宁边区150万人民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英勇奋斗，艰苦卓绝，对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十分伟大的。全国人民和西北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敬爱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中，保持过去艰苦奋斗的作风，充分运用历年大生产运动的经验，积极医好战争创伤，逐步改善物质生活和提高文化生活，走向富裕康乐境地”；“同时希望全西北人民，努力学习陕甘宁边区人民那种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建设新西北新中国而奋斗”。电报还表示：“我们当在各方面给你们以必要和可能的帮助”。
　　从此，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与全西北和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上共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