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攻洛川
　　(一)战略方针与战斗部署
　　宜川、瓦子街战役后，胡宗南在陕西的机动兵力殆尽。其残存部队第17师困守延安，61旅驻守洛川，135旅、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骑兵第2旅以及一些保安团，分散守备关中地区的渭北各县。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南下，胡宗南急调驻防豫西的整编第1师、第30师、第36师、第38师回陕，向大荔、蒲城、三原一线集结，同时命令守备陕南的第65师、203师向渭北前线转移。
　　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展到7.5万余人，声威大振，士气旺盛，就兵力而论，可以回师攻取延安。但也有困难，主要是部队极度缺粮，延安周围也是粮荒区，即是收复延安亦不好解决军民吃饭问题。据此情况，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和司令部决定：继续向南作战，重点围攻洛川。当时设想，围攻洛川可能引动延安胡军南下援洛，待其援洛时，途中歼之。如此，既可光复延安、解放洛川，又可以解决军粮问题。具体战斗部署是：2纵队挺进白水、蒲城、郃阳、澄城、韩城地区，牵制关中东部的胡军；1、4纵队攻取宜君、中部(今黄陵县)，阻击北上援洛胡军；3、6纵队围攻洛川，并随时准备歼灭延安南下援洛之敌。
　　1948年3月5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由宜川地区出动。2纵队向石堡进击，守军陕保1团闻风南逃，石堡解放，3月7日至10日，2纵队下冯原、渡洛河、克白水，歼敌200余人，进至蒲城附近。此时胡宗南36师之28旅已进驻蒲城，并扬言北犯。2纵队遂于11日夜晚秘密回师白水地区隐伏待敌。但28旅未敢北犯，2纵队即留359旅和独4旅之第10团于白水迷惑胡军，主力向澄、郃、韩地区挺进。3月24日解放韩城，25日解放郃阳，27日攻克澄城，歼灭胡军及地方保警队千余人。待胡军第1师、第30师各一部向澄、郃反扑时，2纵队即放弃澄、郃，回师白水、冯原镇一线整补待机。
　　3月6日，1、4纵队向廷崄镇出击，守敌弃城南逃。9日，进至马三铺、雷原镇一线，10日，解放宜君。3月9日，3、6纵队完成了对洛川城的合围。
　　(二)洛川攻城战
　　围攻洛川，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该城四周断沟错综，地形复杂，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抗日战争时期，洛川就是国民党政府封锁边区、进行反共活动的前哨阵地，城周碉堡林立，壕沟密如蛛网。1947年3月以后，洛川成为胡军重要的军事补给基地，城防工事又大肆扩建增修。城外较远处(约15华里)，筑有前哨工事，并以鹿砦、地雷等设障；城郊利用自然村落、村寨、高地等构成第2道防线，并增设围墙、铁网等附防物；城关修筑火力极为隐蔽的伏地碉堡；城墙上配有重炮，城内街道筑有巷战工事。守军是胡部第61旅。该旅系以第17师48旅之143团为骨干加编第50师残部，暂无旅长，143团团长杨荫寰升任副旅长兼任城防指挥官。该杨残酷御下，死心踏地为蒋胡效命。城防部署如下：181团防守城北和城东，182团防守城西和城南，183和旅团直、指挥部驻城内。
　　3月9日晚，西北解放军3纵6队同时发起进攻。6纵队一部攻克位于洛川南10里的上黑木村和下黑木村两个据点；3纵队独 5旅攻克后子头、好宁两个据点。当敌防守前哨阵地的士兵战败后退时，杨荫寰下令一律枪毙，于是杨部不敢轻易弃守阵地。10日晚，独2旅进攻城郊西安民村，独5旅进攻城郊屯里均未奏效；13日再次发起攻击，亦无进展；直到23日第3次进攻，并采用坑道作业爆破，才攻克西安民和屯里两据点，全歼守敌。与此同时，3、6纵队其他部队经激烈战斗后、也于24日相继攻占了石家庄、要子村、飞机场等城外重要据点。这时杨荫寰部退入城内，据城继续顽抗。从3月28日起，3、6纵队集中力量重点向大东关攻击，连续3次进攻均未突破。人民解放军虽扫清了洛川城外据点并给守敌以重大杀伤，但一时尚难以攻克洛川城。
　　当人民解放军围攻洛川时，杨荫寰一面向西安胡宗南告急，一面向延安何文鼎求援，何文鼎未敢全力援洛，仅派48旅两个团和陕保第11团南下策应，3月27日进至甘泉，闻解放军已在富县茶坊镇严阵以待，即又缩回延安。胡宗南在豫西的部队已调回陕西，其30师、36师、38师、65师集结于三原。同官一线，组成第5兵团，任命裴昌会为总指挥，北上援洛。据此，西北解放军总司令部立即调整部署：3纵队继续围攻洛川城，其余各部集中兵力准备打援。打援的具体部署是：4纵队骑6师隐伏于同官以北的金锁关附近；1纵队一部控制宜君，其余连同四纵队隐伏于同官的西北部和东北部；2纵队留作机动，相机使用。4月5日，裴昌会开始北上。他鉴于瓦子街的教训，行军格外小心，日行30里，夜退15里。因此，解放军伏击裴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这样，1个多月以来，洛川攻城战已成相持局面，伏击裴昌会兵团亦未得手，加之军粮奇缺，不能待机破敌。于是彭德怀放弃原定计划，决心深入胡宗南腹地，发起西府陇东战役。
　　二、西府陇东战役
　　西府和陇东均属地理概念，所谓西府，通常是指陕西关中的西安以西宝鸡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咸阳、礼泉、兴平、乾县、武功、扶风、岐山、凤翔、宝鸡、麟游、永寿、彬县、长武、旬邑等县市。陇东即泛指甘肃东部地区，这次战役仅涉及泾川、平凉、崇信、灵台、镇原、西峰等县。西府、陇东是一块战略要地，特别是西府，土地肥沃，物产丰盛，人口稠密，控制该地就能切断川陕甘3省联系，东可直取西安，西可进逼兰州，南可威胁川蜀。所以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诸葛亮六出祁山，此即战略目标之一。这时，宝鸡是胡宗南西北总兵站基地，又是重要的军工生产区，战略物资堆积如山。攻占宝鸡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陷胡宗南于困境，从而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时间。
　　4月初，中共中央同意西北解放军前委和彭德怀的提议，西北解放军乃决定：3纵队继续围攻洛川，以迷惑胡军，吸住第5兵团，一旦西府战役打响，即秘密撤至洛川东南地区隐蔽，等待延、洛胡军南下时，在途中予以截击和围歼；1、2、4、6纵队直捣西府，战略目的是攻克宝鸡，摧毁胡宗南兵站基地，引动延、洛胡军南下，以利收复延安、解放洛川；同时，策应中原刘邓大军作战。
　　4月12日，1、2、4、6纵队秘密转至马栏、转角(均属旬邑县)、照金、庙湾(均属耀县)地区集结待命。13日，西北解放军前委在马栏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西府战役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全军分3路进击：左路军由2、4纵队组成，张宗逊统一指挥，取道旬邑县之高王镇渡过泾河，攻占监军镇和乾县，此后兵分为二——以小部取礼泉，向兴平、咸阳佯动，主力迅速夺取武功、扶风、岐山，向宝鸡进攻；中路军为1纵队，取道张洪镇、彬县、麟游、凤翔攻占宝鸡；6纵队为右路军，从亭口附近渡过泾河，向长武方面发展，牵制青、宁二马，掩护主力右侧，并作为尔后回师之跳板。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夺取宝鸡。
　　4月17日拂晓，3路大军分别对旬邑县城和职田镇、张洪镇发起攻击，全歼陕保第19团的两个营和旬邑县保警大队，俘陕保第19团团长、旬邑县长以下多人，从而揭开了西府陇东战役的序幕。此后战役的发展，可分为横扫西府、攻克宝鸡和转战陇东、回师黄龙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4月18日至26日)
　　4月18日3路大军越过泾河，右路军逼近长武，左路军攻克永寿的常宁镇，歼灭胡军230师第1旅之第3团，并歼灭第2旅之第6团(有官无兵，约300人)，解放监军镇，切断了西兰公路，19日拂晓，中路军围攻彬县，经4小时激战，全歼胡军暂编第2旅第5团，俘其少将指挥官赵璋、陕西第7区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乔维森、上校保安副司令张树南以下1000余人。4月21日，右路军占领长武，中路军解放麟游，左路军攻克扶风绛帐车站，截断西安至宝鸡之铁路交通。4月22日至25日，左路军克扶风，中路军连下凤翔、岐山、虢镇、直扑宝鸡城郊。守备宝鸡的是胡军第76师师长徐保率领的该师441旅第44团和陕保第22团以及76师师部通讯营、特务营。徐保企图依靠坚城死守待援。但在其援军未到之前，西北解放军1、2纵队即发起总攻，经巷战肉搏，全歼守军；徐保重伤被俘(27日毙命)。26日攻克宝鸡，缴获如山。攻克宝鸡是西府战役的最高峰。此后，战役即向第2阶段发展。
　　第二阶段(4月27日至5月12日)
　　西北人民解放军横扫西府，震撼了国民党在西北各省的统治。西安地区的国民党权贵要人纷纷准备逃跑，人心惶惶，物价上涨，一片混乱。陕南的空气也很紧张，一些反动头子打算向四川流亡。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慌忙调兵遣将到川北布防。这时，胡宗南拼命挣扎，一面请蒋介石电令马步芳派兵援陕，一面急令裴昌会星夜驰援宝鸡；同时严令延、洛守军弃城南下，回救关中。
　　马步芳同胡宗南的矛盾较深。西北解放军组织西府战役正是想利用胡、马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然而，胡、马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却是一致的，马有援胡可能，但估计不致太快。
　　4月23日，马继援率82师两个团进犯长武，遭到人民解放军6纵教导旅顽强阻击。25日马继援增调骑兵4个团再犯长武，教导旅放弃长武，退至亭口设防。后亭口阵地又被马军突破，教导旅略受损失，再向麟游撤退。马军向彬县推进。4月20日，裴昌会率第5兵团约11个旅分两路向西府扑来，一路沿西兰公路前进，而主力则(第1师、36师、65师)沿陇海铁路西宝段向宝鸡进逼。沿西兰公路推进之胡军于4月23日已陷乾县，24日又陷监军，26日与马继援部在彬县会合。至此，西兰公路为胡马军所打通和控制，西北解放军的后路被截断。沿西宝铁路西进之胡军于27日进至凤翔，致使集结在宝鸡地区的1、2纵队及西北解放军总部侧敌侧水，陷入被动态势。为了力争主动，取得有利态势，西北解放军总部当即下令放弃宝鸡，大军向陇东挺进，相机歼灭马继援所率之82师。
　　4月28日，西北解放军本着不能“资敌济盗”的原则，毁掉业已缴获但难以携带的大批军用物资，撤离宝鸡，沿千水西岸北进并占领千阳县城和甘肃崇信。此时，马继援一部龟缩于平凉、泾川、长武，取以逸待劳之势。西北解放军鉴于裴昌会兵团尾随在后，即放弃歼灭马军打算，于5月3日晚经平凉、泾川之间的花锁镇、王村一线穿越西兰公路并渡过泾河进入泾川、镇原、西峰三角地区。胡、马企图围歼西北解放军于此，调其82师阻拦于前，36师追击于后。双方在玉都庙、屯子镇、荔镇、萧金镇等地展开激战。西北解放军在十分疲劳中奋力杀退敌军，于5月8日进至宁县、旬邑之间地带。5月9日至11日在三不同、永和镇、职田镇再次给尾随之胡马军以沉重打击。5月12日进至马栏、转角、高王镇。至此，西府陇东战役结束。接着，西北解放军开进黄龙山区休整补给待机。
　　西府陇东战役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第1次深入胡、马腹地作战。由于对敌情掌握未透，主要是对马步芳积极援胡和裴昌会增援西府之快估计不足，因而造成回师被动、疲劳，部队减员1.4万多人，其中伤亡6000以上，内有团级干部9人。但从西北战场全局看来，这次战役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摧毁了胡宗南多年来在宝鸡积聚的大批军用物资和宝鸡、蔡家坡等地的军事工业，重伤胡、马赖以顽抗的所谓劲旅36师、82师，歼灭胡、马各部2.1万余众，击毙中将师长徐保，俘获少将赵璋以下9900余人。这对削弱胡马实力、缩短西北解放战争时间起了相当作用。而且一度解放宝鸡、凤翔、灵台等12座县城。人民军队所至，粉碎反动政府，吊民伐罪、开仓济贫，极大地振奋了西府陇东人民，奠定了西北解放军再入该地作战的群众基础。所以，国民党人当时评论说：共产党“在宝鸡的政治影响要比他们在宝鸡的军事胜利大得多”。
　　第二，策应了解放军中原战场尤其是豫西战场的攻势。5月初，陈、谢兵团利用胡宗南应付西府无力东顾之机，大举进攻，在4月取得洛阳战役胜利，控制了陇海铁路郑州至渑浅段的基础上，又于5月2日收复了陕县，直指灵宝，同时，从5月2日至6月3日，与华东解放军一部相配合，先后胜利地进行了宛西战役(17日结束，歼敌2.1万余人)和宛东战役(28日开始，歼敌1.2万人)，造成了以后迅速发展的有利态势。
　　第三，迫使胡宗南撤离延安、洛川，使这两城获得解放。
　　三、光复延安
　　西北解放军主力进入西府后，胡宗南非常惊恐，深怕危及他在西安的统治。这时，胡宗南已无机动兵力可调，便想到驻守延安的整编第17师。然而，调动17师就意味着延安失守，这既会影响国际观瞻，又会瓦解他的军心士气；但死守延安，则不能解除关中危急，西安老巢难保。胡宗南权衡利弊，决心先解燃眉之急，请示蒋介石后，便急电何文鼎(整编第17师师长)回救关中。何文鼎困守延安，“四面楚歌”，早想溜之大吉，接到胡宗南的电令如获至宝，立即弃延。为避免在延咸公路上遭到解放军的袭击，何文鼎请求率部北上走安塞空虚地带，取道宁夏转回关中，遭到胡宗南的斥责。胡宗南并派心腹易国瑞乘专机赴延，严督何部迅速沿延咸公路南下关中。
　　4月21日，何文鼎下令烧毁难以携带的物资后，放弃延安城南逃。何部刚刚出城，即遭延塞游击队猛烈追袭；行至甘泉附近，又遭拦截。何文鼎不敢恋战，急令所部龟缩于甘泉城，待机再逃。
　　西北解放军挺进西府时，预料到何文鼎和杨荫寰部势必向关中撤退，遂留第3纵队(许光达率领)于洛川附近，相机歼击之。西府战役打响后，3纵队于4月18日秘密撤解洛川之围，集结于洛川以东的北起旧县、南至槐柏镇，东至仙姑镇的三角地区，隐伏待机。
　　4月23日，何文鼎部到达洛川与杨荫寰旅汇合后，两部由何统一指挥，拟经中部、宜君、同官回到耀县。同日，3纵队秘密移集于延咸公路上靠近洛川县西部边境的中部县龙首镇周围，准备伏击何军。何文鼎探知3纵队设伏后，改变行军路线，25日沿洛(川)白(水)公路南下。3纵队查实此情，立即向洛白公路奔袭，26日晚在吴庄、史家河痛击何军。何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残部弃却辎重狼狈南逃。3纵队跟踪追击，一直追至白水城下。此战共歼何部3000余人，缴获重炮、野炮、山炮32门，战车8辆，弹药、枪枝、被服无数。
　　何文鼎部逃离延安的当天上午，延安专署部分干部和延塞游击队高善祥支队首先进驻城内。4月23日后，延属地委、专署、延属分区司令部以及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等党政军机关也相继迁回延安市。此时，延市满目疮痍，市面萧条，经济生活十分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甚至还有枪声、地雷的爆炸声。为了扭转此种情况，延属地委和专署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建各级政权组织，整顿户籍，建立防空哨、检查站、扫雷队，肃清残敌，号召蒋军潜伏人员、特务分子投诚，并限期登记，分别处理。对蒋军留在延安的伤病人员和过去为蒋军服务的外籍人员，设招待所统一收容管理。第二，成立敌特物资接收委员会，负责清理接收敌留物资，重点接收军火、军用器材和粮食。至于原国民党游政军强占群众的房屋、财物，一律归还原主，但粮食不论属公属私，统作救济物资，由政府掌握。第三，恢复工商业。当时规定“凡敌公营的(工商业)政府接收；敌公私合营的(工商业)没收官股部分，但仍继续营业；敌私人与民合办的(工商业)暂维持原状；逃亡商人的店铺由政府代管，写信争取其返回经营；敌币、白银允许继续流通半月；一月内货物免税，自由买卖”。上述措施实行后，延安市的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商店和工厂相继恢复营业和生产，群众生活逐渐改善。
　　4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陕甘宁边区人民，热烈祝贺光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并向党政军民致慰问之意。
　　5月1日延安市召开盛大集会，隆重庆祝光复延安。下午1时，西北人民解放军、边区地方武装、游击队的代表，以全副武装、威武雄壮的队列进入会场。4时整，奏乐开会，全体肃立，为死难烈士和同胞致哀；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讲话，鼓励边区军民再接再厉，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设新中国作出更大贡献。大会通过了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电文说：边区人民决心“全力做好一切工作，抓紧时间扩大生产，恢复战前的耕地面积，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克服一切困难，度过灾荒，继续努力支援前线，消灭全部蒋胡军，解放大西北，并配合全国各战场，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光复延安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一，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奋战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纷纷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胜利。在中原前线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刘伯承盛赞光复延安是“全国革命的里程碑。”第二，它极大地提高了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的勇气和胜利信心，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条革命战线的发展。第三，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宣传和自我陶醉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揭露和打击。一年来，蒋介石国民党一直把侵占延安当作其反人民战争的巨大胜利来渲染，借以维持其反革命士气。4月9日，蒋介石还在蒋记国民大会的施政报告中吹嘘他所达到的两个重大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占领了延安。然而他的伪“国大”尚未收场，延安就回到了人民的手里。5月1日，蒋介石在伪“国大”闭幕会上只得哀叹现在是“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美国合众社也说：“延安的失守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士气上的大失败，……绘画出了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全盘形势的严重性。”
　　四、边区人民对光复延安和解放西北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是因为，不仅进行战争的军队来自民众，而且军队所需的物资基本上依赖民众供给，甚至军队的前进、后退、转移、情报、保密等等，亦需民众的密切配合。因此，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是真理，光复延安、解放西北再次证明这是真理。
　　边区人民对光复延安、解放西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组织游击队，打击与钳制蒋胡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在蒋胡军侵扰陕甘宁边区的日子里，边区各县人民都成立了游击队，小者数十人，大者几百人。这是一支既有形又无形的武装力量。有形者，即集中打仗时，成为一支战斗队；无形者，即化整为零，又是普通老百姓，从事生产。例如延安游击队，成立于1947年3月，队长康世昌、政委姚吉安，全队300多人，“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其中还有许多是教员、青年学生。蒋胡军侵占延安期间，他们一直活跃在延安周围，与之周旋，袭击敌据点，摧毁乡镇反动政权，打击抢粮队，掩护群众转移。敌军围剿时，他们化整为零，使敌军扑空。敌军退走，游击队又集合成军，继续战斗。其他各地游击队亦大多如此。游击队战斗的形式，基本上有三：一是配合正规军作战。例如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岔口战役等，都有游击队参加战斗。二是独立作战。例如淳耀县游击队攻克市坡，安塞游击队袭击姚店子，富县、甘泉、志丹3县游击队解放张村驿、直罗镇，延安游击队打入李家渠等。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3月至年底，游击队和地方兵团作战1004次，歼灭胡军1.4万多人。这种频繁主动袭击，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使蒋胡军经常挨打，行动困难。三是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政治攻势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时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有时是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军控制区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宣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惩办有严重罪行的伪保甲长；但更多的是通过各种关系对蒋胡军(重点是地方保安队)晓以大义，指明利害，促使他们弃暗投明。1948年初，延安市郊区(如川口、杜甫川)国民党保警队纷纷起义，投诚；4月，国民党延安警备旅一个营长率部起义。这些都与游击队的工作有很大关系。
　　(二)踊跃参军，使解放军及时得到补充和扩大。据边府1948年12月统计，“解放战争以来，边区参军人数：延属(分区)1.2407万人，绥德(分区)1.9121万人，陇东(分区)9579人，三边(分区)6041人，关中(分区)3557人，合计5.0705万人”。此外，还有1.4万多人参加了地方干部队伍。这些参军参干的群众，许多人为保卫边区、解放西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竭尽全力完成战争勤务。《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勤务动员暂行办法》规定：“边区人民，不论全劳动力或半劳动力，凡能担任战勤的男子，均有担架、运输、带路、修道路、工事、打扫战场等义务；能劳动的妇女，均有缝补、拆洗、炒干粮等义务。……凡能驮70斤以上之牲畜及运输工具，均有服役战时运输之义务。”边区人民竭尽全力完成了这些义务。根据边区政府1948年12月3日的《战勤问题调查报》记载：1947年3月至1948年8月，参加担架队的民夫26.48万多人次，参加粮草、弹药、被服、柴炭等运输的民夫208.12万多人次，参加磨面、炒干粮、作军鞋的妇女92.5万多人次，参加修、破工事的民夫7.96万多人次，参加带路和押送俘虏的民夫3.21万多人次，合计为338.3万多人次。参加战勤服役的牲畜258.18万多头次。以服役日工计，约1182.27万多个人工，711.01万多畜工。老区原有男劳动力共33.963万人，除去参军参政和被胡、马掳去和杀害者，再除去被胡、马军侵占不能动员服勤的镇原、庆阳、合水、曲子、安边、定边、盐池、新宁、新正、彬县、旬邑等48个行政区的男劳动力6.7926万人，则能动员参加战勤服役的男劳动力只有22.7311万人，每人平均服役75.6天。老区能动员参加战勤的驴有11.993万头，平均每头服役86天。1948年8月以后的战勤任务，尚未计算在内。边区人民的战勤负担虽然这样繁重，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硬是咬紧牙关完成了任务!
　　(四)优抚军工烈属，解除前方战士后顾之忧。据边区秘书厅1949年12月统计，边区有军工烈属7.9227万户、37.3452万人，其中有3.8862万户、13.2093万人享受帮工、代耕、补助等优待，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边区人民对烈军属的热情帮助，大大鼓舞了前方将士消灭胡马军、解放大西北的斗志。
　　(五)踊跃交公粮，支援解放战争。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政府干部和军队的数量成倍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1947年到1948年的边区却遭到天灾胡祸的严重摧残，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但是，边区人民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粮食送交政府，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交公粮18.8万石，1947年交公粮24.6万石，1948年交公粮29万石，达到边区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五、边区党政军民战胜“胡祸”与天灾
　　(一)“胡祸”与天灾
　　到1948年5月，除庆阳、合水、定边和盐池4县外，边区所有失地已经全部光复。但是，陕甘宁边区过去丰衣足食的景象早已消失，在不少县区，举目所见，都是废墟、残破、荒芜、疾病与饥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胡祸”与天灾。所谓“胡祸”，是指胡宗南军队在侵占边区期间对边区造成的破坏、损失与危害。蒋胡军从1947年3月侵犯边区到1948年4月撤离延安，历时1年以上，其间，蒋胡军“遍踏边区各县，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毫无人性，罪恶滔天。”遭受“胡祸”最惨重的是绥德分区。该分区各县除了交通不便的偏辟山村外，均未幸免。延属分区的延川县被胡军盘踞6个月之久，财产几乎被洗劫一空，群众痛苦万状。例如该县风伯村战前有耕畜111头，其中110头被蒋胡军宰杀吃掉。为了彻底摧毁中共和人民军队赖以生存的基础，蒋胡军竟对一些地区实行所谓“七光”政策，即房舍烧光，农具毁光，牲畜杀光，粮食抢光，家禽吃光，财产掠光，壮丁拉光。又例如赵家沟，战前比较富庶，战后仅存残砖、乱石、碎瓦、鸡毛、牛骨。延安市郊区原有85个自然村、其中34个变为无人区。全边区群众被蒋胡军杀害达4000余人。据边区政府不完全统计，“胡祸”给边区农村造成的损失是：粮食、衣物折细粮210余万石，农具30余万件，牛马驴骡6万余头，猪2.2029万头，羊14.2923万只，鸡77.5万只(有人计算：鸡头与鸡尾连接起来，可以从延安摆到西安)，纺车3.514万架，布机1.2107万台，房、窑5.4849万间，布匹6.0588万丈，棉花15.2872万斤，农村的运输合作事业几乎停顿，荒芜土地360多万亩，毁青苗50万亩。经此浩劫，边区农民多年来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掳掠与破坏殆尽。
　　“胡祸”对边区城镇的破坏也骇人听闻。战前的绥德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工商业城镇，有公营商业、私营店铺和摊贩160多家，工厂、手工业作坊、客店、饭馆也很多。蒋胡军侵占期间，弄得商店关门，工厂破产，其中安文钦几代人经营百余年的大商号恒平公被毁殆尽。1947年3月以前，清涧的工商业也很兴盛，行商坐贾很多，大小商店59家，摊贩商点满城都是，街市热闹。但蒋胡军占领这里以后，很多商人携资外逃；加之岗哨林立，路断人稀，市面萧条至极。清涧的丝织业原有盛名，蒋胡军撤退时掳去一部分商人，毁坏了50%以上的丝织机，致使该城的工商业元气大伤，长期不能复原。其它城镇的遭遇与绥德、清涧大同小异。
　　延安是民主革命圣地，遭受的破坏较其它城镇尤甚。延市原有工厂、手工作坊385家，其中313家停业；有商号摊点600以上，其中多数关闭、逃散。延市许多民房被拆毁，木料充作柴烧，砖石变成修碉堡的材料，甚至连街道两边的石条也被挖出用以筑建工事。延安医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新华报社、中央印刷厂被洗劫一空。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楼厅、外宾招待所、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建筑物，重现1938年日寇大轰炸时的惨状。中共中央大礼堂、八路军总司令部大礼堂呈现瓦砾一片，徒壁四立。甚至连延安清真寺也未能幸免。延安城被糟踏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
　　在“胡祸”猖獗、战火纷飞的1947年，边区的自然灾害也很严重。春夏大旱，庄稼难以播种，刚一立秋就阴雨连绵。9月份又遭冰雹袭击，成灾面很广，延属、绥德、关中、三边等分区无处不灾。绥德分区雹情最重，毁坏庄稼38.1788万亩；三边次之，毁坏庄稼15.38多万亩。雹灾不久，边区又遭霜冻，灾情遍及绥德、米脂、佳县、横山、镇川、子洲、子长等16个县、66区、330多乡，晚熟作物多被冻死。此外，虫、鸟、鼠，因集中到有禾苗地区，故对庄稼的损害较常年尤烈。加之兵荒马乱，耽误农时，致使该年谷物收获量比上年锐减50%(边区的谷物收获量由1946年的180万石下降为91万石)。
　　1948年初，边区的收复区粮荒非常严重。3月，已出现饥馑，饥民达40万人。4月正值青黄不接季节，又处于战争环境，致救灾工作遇到困难；加上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未能阻止饥荒继续蔓延扩大，至5月，饥荒达到极严重的程度。绥德地区是重灾区，群众生活分外悲惨。一些县、区人民多以树皮、野菜、草根为食，浮肿者数以万计，有的人被饿死。
　　由于“胡祸”与天灾，群众健康普遍受到严重损害，疾病乘虚而入，尤以伤寒为甚。镇川县部分区、乡，伤寒患者约占总户数的7.4%。边区人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二)生产救灾运动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心。中央不断地从太岳根据地调粮入陕。边区政府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集中人力、财力从事生产救灾。建设厅将全部资金投入救灾账济。边府指派惠全中带领600余名干部赴河东组织运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赴区、县检查督导生产救灾计划的落实。于是，在边区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生产救灾运动，向“胡祸”与天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生产是救灾的根本措施，但不首先救灾，群众饿饭就无法生产。因此必须先从救灾入手。救灾的方式方法大致如下：1.发动群众自救互济，有粮区接济无粮区。例如子洲县周家区非灾户向受灾户调剂粮食45石；佳县南部轻灾区向该县北部重灾区调剂谷糠1200袋，粗粮20石。2.民间低息借贷，由政府担保。例如延川县县政府出面组织东阳区群众向永胜区借贷粮食50石，春借秋还，利息10%。3.在未实行土改的地方进行土改，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灾户。4.党政军节约救灾。例如1948年2月份边区2分区地方部队节粮60石，各机关节粮78石，均捐赠救灾。5.从外区调运粮食(主要是从太岳根据地和陇东分区)，先后调进粮食1.667万余石，发放赈济。6.移民就食。总计移民约4.1万多人。7.组织医疗队深入灾区防疫治病。
　　在救灾的同时，边区各级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主要是种夏田、瓜菜和小日月庄稼。为了克服缺少生产工具和耕畜的困难，边府发放农贷38亿元(延属分区13亿元，绥德分区10亿元，陇东分区6亿元，关中分区4亿元，三边分区5亿元)；调剂农具1.13万余件；解决籽种2514石(内有群众自调1500石)，并拨出专款发展水利事业。4月底边区春耕春播胜利结束，播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此外，边府还动员群众大搞农副业生产，如纺棉、织布、熬硝、运输等，以增加收入。
　　鼓励与扶助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生产救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3月，边府发出布告，郑重宣布：坚持贯彻新民主主义的工商业政策，同时宣布凡遭“胡祸”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扶持其恢复营业；凡土改中受到侵犯的工商业，应一律退还或赔偿损失；凡属工商业的借贷、帐债，应予保护；免征1948年商业税和营业税，以促进工商业发展。绥德市政府坚决退还了因错定成分而没收的商人的财产，并登报公布；还召开商人座谈会，解释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以消除他们的顾虑。有些县还用贷款的办法扶持商人扩大营业，促进物资交流。
　　由于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和太岳等根据地的群众的大力支援，陕甘宁边区人民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战胜了饥荒，战胜了“胡祸”与天灾。6月以后，情况就逐渐好转，特别是即将成熟的庄稼，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