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决定以三年的时间、花费极大的精力进行党内的整风运动?这是由当时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组织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所决定的。
　　(一)党员大发展和带来的问题
　　党中央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后，凭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路线，开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党员数量也得到急速发展。1938年底即高于整风酝酿发动时，全国党员人数已从抗战前的4万人发展到50万人；1940年底即全党整风即将开始时全国党员人数已达80万人，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20倍，从数量上看已经是一个大党了。然而这时新党员在党内占了多数，抗战后入党的70多万党员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但由于出身和环境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更带有严重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相距甚远，一些人迷信书本、脱离实际；组织上不尊重党的领导，甚至向党闹独立性；生活上害怕艰苦，要求绝对平均主义。农民出身的新党员虽然具有勇敢、勤劳、不怕吃苦的优良品德，但小生产者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带有狭隘、保守等思想缺陷；加之他们文化水平较低、理论素养很差，对党的指导思想、党性要求了解肤浅，往往从小农角度片面理解党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认为这些错误思想是党内一个严重矛盾，不解决这个矛盾，就会影响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质，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无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胜利后的更伟大的任务，这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个重要依据。
　　(二)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亟待肃清
　　1936年11月，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会师后，陕甘宁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毛泽东于此时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著述，完成遵义会议未能在思想上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任务。在1936年底至1937年8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著作，深刻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⑤这些深刻论述指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是“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既深化了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又为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和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党和毛泽东清理“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的进程，却因为王明回国并对中央路线进行干扰而一度被打断了。1937年11月29日，王明、陈云及康生乘飞机返抵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辞欢迎，称王明的回国是“喜从天降”。然而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自居的王明下机伊始，就对中央洛川会议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提出责难。
　　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一次会议上(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发表了与中央路线不同的错误意见。一是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阶级集团，夸大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进步性，竟认为南京政府是开始走向统一的政府、开始实行国防的任务；中国政治制度已经走上了民主自由，救国运动正在各地发展。二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吹捧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在统一战线中，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我们不能够提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三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国民党领导下开展群众运动及抗日战争。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群众团体，而是利用现在的合法团体，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现在我们不是反对党，而是政府党，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使他们害怕，现在要提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武装广大人民来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在抗战的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我们一定要取得合法，到国民党中央去立案。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旧政权，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军队。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四是指责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到十二月会议期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七条错误：对抗战后的国民党基本估计不足；把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没有抓住国共合作为中心；没有强调发动群众也需经过统一战线这个主要环节；没有提出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康生在会上极力支持王明的主张，他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提法，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提法，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提法。
　　王明、康生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12月11日、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言，重申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提出：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走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还对独立自主的内涵作了解释和阐发，指出我们所谓的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略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分。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的抵制，王明的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但因参加会议的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支持王明的一些主张，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写进了会议的传达大纲，并向下级传达。十二月会议后，王明至武汉任长江局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继续兜售其右倾错误主张。1937年12月25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7日又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在1938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报告，竟然提出：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全国抗日部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公然否定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发言，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强调坚持抗日战争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要创造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更便于发展”。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存在着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国民党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他指出：“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⑥并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建各个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鉴于党内存在着路线问题的严重分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并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实际和中共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但未能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响应。这表明王明右倾错误主张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仍处于少数地位。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这一时期他是孤立的，曾向李维汉感慨地说：现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王明右倾错误主张所以能迷惑党内很多高级干部，在于他是以传达贯彻国际新政策的面目出现的。王明回国前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后由王稼祥接替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面团结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使脱离中国实际、只知照搬国际指示的王明发生了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大转弯。党的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受他的迷惑，有的是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和组织上的服从，有的则与本身的右倾思想有关。这是王明右倾错误主张一度占据多数的原因。王明在回到武汉后，无视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又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并公开发表，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误。抗战初期，党中央、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表明，不克服人们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不解决思想深处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不能够完成党的建设伟大任务的。这是全面推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又一重要依据。
　　(三)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竞赛
　　全党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的春天开始的，而它的准备和酝酿在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开始了。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听取任弼时关于中国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汇报并作出完全同意和肯定中共政治路线的决议，由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关于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要争当领袖有关谈话的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11月5日至6日又作了全会的总结。全会最后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的最后一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需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⑦还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
　　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学习号召，是从思想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号角。既是对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批判，也是针对大多数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高、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容易受教条主义迷惑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实际是整风酝酿和发动的开端。这次会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全党特别是在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
　　(四)《<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党的建设目标
　　《共产党人》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党的建设而出版的党内刊物。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共产党人》的创刊写了发刊词。在这篇专门论述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党的建设的地位、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工程和党的建设的目标。
　　毛泽东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⑨这是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是党的建设的奋斗目标，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全国范围、广大群众性是指党具有广阔的存在和活动空间与群众基础，能够分布和活动在全国各地区，能与人民密切联系并深得群众的拥护。党组织和党员数量及其活动在现有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增加和发展。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是对党自身状况的要求。思想上完全巩固的必备条件是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全党在认识上的统一；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必要前提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全党的团结；组织上完全巩固是要有一批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的党的干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这三个巩固具有内在联系。思想上的巩固是政治、组织巩固的基础；政治上的巩固是思想、组织巩固的核心；组织上的巩固是思想、政治上的保证。做到这三个巩固必须首先从思想的统一入手。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对党的建设目标的总概括。其实质是要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和实际运用、政治上能指明方向、组织上坚强有力、能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的党。通俗地理解，也可以把布尔什维克化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实际结合的民族化。
　　毛泽东认为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完成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必须联系党的历史考察，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他把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都看做党的政治路线的组成部分。在分析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次失败的历史教训后指出：“十八年来，党的建设的进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⑩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革命中必须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1)他把这三个基本问题称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基本的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在三者的关系中突出了党的建设的核心地位。
　　《<共产党人>发刊词》在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目标的同时，还指明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中必须围绕政治路线，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问题上进一步批判党内“左”右倾错误，并在思想上肃清其影响。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沿着毛泽东此文规划的思路展开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613页。
　　②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解放日报》。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技1991年版，第311页。
　　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⑦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⑩(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