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集中实践，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整风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
　　(一)党的高级干部整风
　　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王明并未认识其严重错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在分析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仍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左”和右的影响时有表现。1940年3月王明再版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在三版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看做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还声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这表明王明仍然以正确者自居，并妄想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全党。
　　同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政策问题。在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性质时，一些领导人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属错误路线的论断，认为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斗争的，路线上并没有错；一些过“左”政策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错误。因认识未能统一，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论政策》中未用路线错误的提法，这表明克服错误思想影响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必须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学习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尖锐、激烈地批评了教条主义的学风，提出了正确地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一报告实际上是整风的动员，是由一般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联系实际开展高干整风的标志。同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连续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这两个决定进一步为进行整风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各地均设立调查研究室，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迅速掀起了一个调查研究的高潮。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率领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调查，1942年1月下旬始告结束。这次调查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改进政风提供了依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历时4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从此开始了政治局的整风。9月10日，毛泽东首先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指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第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指出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虽然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其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批判后，一部分同志的主观主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项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其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第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六条办法。主要精神是，在理论上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宗派问题，使中国革命的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要将研究思想方法和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研究结合起来；在政治局的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根本业务中，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等的业务。最后还指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毛泽东作报告后，一些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纷纷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出席会议的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和批评进行自我批评做检查的同志。他坚持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博古是苏维埃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
　　为帮助王明认识错误，10月7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找王明谈话，王明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外，竟指责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他认为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需要与资产阶级把关系弄好，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毛泽东当即指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工作会议，王明在会上重申了他修改后的7日谈话的内容。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的时期应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好，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是妨碍统一战线的。还说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联合大资产阶级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一系列右倾观点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因为他提出中央犯了“左”的错误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希望王明将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时局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中央原定于10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突然宣称有病，会议未能举行。从此，王明一直以病为借口，不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这次会议尽管遇到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和现实中的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整风开创了认识上的前提。
　　这年9月26日，即在政治局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这是为全党整风做的重要准备。
　　(二)全党普遍整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1942年2月2日和8日，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党校和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学习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文件做了明确具体的安排。先后规定了22个学习文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的总学习委员会。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也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普遍整风首先在延安近万名干部中进行。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普遍整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宣部的决定，全党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对上述整风内容，延安的普遍整风学习大致是分阶段有计划进行的。
　　1．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强调主观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在这次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具体分析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前者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了解实际或很不了解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来吓唬人。因此，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并且指出，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理论的个别原理、不会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主要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他们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知识是不完全的，难以把革命工作做好，而且很容易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为了反对主观主义，要宣传唯物主义、一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由于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党内和文艺界中顽强表现并干扰了整顿学风的任务，整顿学风中曾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是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首先以“引言”形式，提出文艺界应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后又作了结论，澄清了当时文艺界中存在的混乱思想。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要深入生活，毛泽东当时提出的这些方针和指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另一个是5月17日至5月30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这个题目本应是整顿党风阶段解决的问题，但因为该院在成立检查工作委员会时，研究员王实味反对院领导集体决定的该院院长、秘书及各室主任为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并造成不良影响而引发的。通过民主与集中关系的充分辩论，扭转了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化的错误倾向，纠正了整风初期矛头向上、不联系个人的偏差。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思想入党”的著名观点。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①这是对党员标准和整风目的的新阐释，它提升了党员对整风意义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要求，从而自觉地认真地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2．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1942年8月至12日中旬为党风整顿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对宗派主义，同时反对自由主义“小广播”。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一种表现，具体可分为党内和党外两种宗派主义。党内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闹独立性和干部关系上。军政之间、不同地域的干部之间壁垒分明，产生排内性；党外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党外人士的妄自尊大，产生排外性。两种宗派主义都影响党的团结，危害革命和抗日事业，而自由主义“小广播”是宗派主义在组织观念上的一种表现。两者都以个人主义为共同思想根源。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号召开展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整风期间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散布中日战争、苏德战争的悲观言论，泄露秘密，甚至传播对敌有利的谣言和中伤自己同志的言论。它严重地毒害人们思想，瓦解革命斗志，破坏党的团结，是危害党的一大隐患。因此必须与之斗争。
　　党风学习的方法如学风学习一样，仍然是边学边议，根据总学委规定的文件，对照检查，总结个人学习收获，从而树立毛泽东所倡导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观念、顾全大局的观念、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观念、同党外人士合作的观念。这些做法有效地克服了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现象。
　　除提高认识外，党中央和毛泽东还在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着手克服宗派主义。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首先提出了各根据地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政权机构及其他一切团体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工作，各根据地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为各地区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一方面，正确实行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坚持“三三制”原则，改变党包办一切、党政不分的现象。党对政府、参议会的领导只能通过党团实施，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同时还提出了调整党政军民关系，军队要拥护地方政府，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要在物质上支持军队。这一原则以后发展为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双拥”原则。尽管由于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在执行中未能彻底纠正党政不分的现象，但这些制度的实行对于克服当时统一协调不足、各自为政的现象和调整军政、军民关系，形成合力，夺取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3．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是整顿文风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八股。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也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藏身之地。其特点是在文章、演说和宣传中，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理论名词和术语，大话套话，言之无物。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曾历数其八大罪状，其危害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必须整顿。
　　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标志文风整顿的开始。根据该通知精神，党员和干部都自觉检查过去和现在的工作，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包括论文、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授课、文艺、整理笔记等)，清除党八股余毒。与此同时，中央颁发了毛泽东亲自编写的《宣传指南》手册，给整顿文风以理论指导。这本手册选录了四篇文章，一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有关列宁怎样做宣传工作的章节，二是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关于用战士们的语言向群众讲话、反映群众的思想和情绪的段落，三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论述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四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一节，以树立正确的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风。
　　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通知，各单位立即开始整顿文风。各单位和每个人着手检查工作中形式主义的表现，从写的文章、决定、报告、总结等入手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党八股作风。负有宣传教育职能的文教等部门以更多精力进行文风学习。抗日军政大学为端正对反对党八股的认识，校学委进行了深入动员，并出版《文风报》，阐述党八股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关系，要求把反对党八股与个人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反省。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文风学习与整顿学、整顿党风结合起来进行的。因为有了整顿学风、党风的基础，进展较为顺利。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这标志文风整顿的结束，之后延安整风进入整风总结阶段。至6月底，普遍整风宣告结束。
　　这一阶段的重大问题是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央机构的变化。这个决定首先改变了苏维埃时期书记处与政治局被颠倒了的关系，规定：“在两个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是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党校、中央文委和出版局；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和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为书记，管理中央组织部(含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民运委员会、中央研究局。为便于集中统一、精兵简政，中央还对许多职能部门采取缩小规模、同责合并和合署办公等办法进行了机构调整。该决定是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从此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