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顿公营商业
　　边区物资局在加强管理外贸的同时，开始整顿公私商业和消费合作社。对公营商业的整顿，主要是整顿机关部队和学校经营的公营商业。整顿工作是从五个方面进行的。
　　(1)整顿和调整现有商业。
　　首先按各系统对现有商业进行登记，然后按照不违犯贸易政策、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根据各系统各单位精简后的情况，实行商店的合股经营和疏散经营。机关商店以对内供给为主，减少与合并营业商店，取缔违犯政策的商店，关闭无利可图或常年亏损的商店，取消与老百姓伙营的商店。各公营商店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实行企业化，纠正商店内部经济上和经营中的混乱状态。各系统从商业资金中抽出必要部分转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与运输业诸方面，以打下从事农工畜运各业解决自给任务的基础。
　　各党政军机关的闲杂人员及家属，组织他们从事农业或力所能及的手工业，禁止自行开店营业。
　　(2)整顿骡马店，改造其组织，改善其业务。
　　对现有的骡马店、草料店进行整顿，清除不良分子，坚决禁止利用骡马店进行黑市交易及投机走私活动。骡马店、草料店的任务是直接为内外盐脚服务，畅通供销渠道，是食盐统销事业的重要一环。为稳定草料价格，不准随意涨价，由物资局根据情况予以补贴，以分区为单位组织骡马店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并检查该区以内骡马店的经营情况，在各条运盐干线支线增设草料店，在运输集中地点建立中心骡马店，以公营骡马店为主，无骡马店的地方，则以入股订合同办法，改进私营骡马店。中心骡马店的业务，除经营草料、饭食、住宿、调济与保证沿途其他骡马店所需草料外，还应准备运盐脚户的回头脚；零售批发日用品，调济供给沿途所需物资；收购转运各种土特产。骡马店所经营的物资，由物资局廉价供给。私营骡马店，在加入骡马店联合会，遵守政策法令、响应平抑物价的条件下，得享受同等待遇。
　　(3)对边区机关部队及机关商店所需物资实行统购，禁止自行向外采购。
　　物资局制定了《边区机关部队及公营商店统购物资办法》，规定机关部队及公营商店购买必需物资(物资种类由西北财经办事处规定)，概须经过与委托交易所或其统购机关统一购买，今后不得自行向外采购。交易所由物资局与各地公营商店按合资合营性质组成(物资局投资额应占交易所资金的50%，投资收益以40%的利润率为计算标准。各公营商店至少以自有资金的20%投资交易所，投资收益以60%的利润率为计算标准。不收群众股金。)各地交易所或统购机关代买之货物，包括所收1%的手续费在内(买卖双方各付一半)货价不得高于市价。交易所或统购机关除代各机关部队公营商店采购必需货物外，可自营买卖；并可根据具体任务需要，从银行及交换所兑取40——80%的外汇，但此项外汇需由物资局统一支配。
　　(4)加强对商业职工的教育，整顿商业队伍。
　　各商店的职工必须树立为全边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轻视经济工作，不愿经商的错误思想。每个商业干部都应努力学习经商，尽快学会商业工作，要肃清商业工作中的官僚作风。各公营商店均应实行群众化，除服从上级商业部门统一领导外，一切均应受地方党政领导。一切公营商店的工作人员，必须执行政策，守法纳税，脱掉军衣，穿上便服，参加地方群众活动，做边区的模范公民。对于贪污腐化分子，则必须坚决清除出去。
　　(5)实行统一领导。
　　必须切实执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边区政府经营的大公司、大商店必须接受物资局统一领导，必须有统一的计划，集中的管理、严格的节制，不能各自为政、自行其事。各地公营商店接受各地区物资分、支局领导，统一经营方针，统一检查经营方式，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按照经营情形，统一支配赢利，以免除各自为政、苦乐不均的弊病。各机关部队学校所经营的小型的供给性商店，地区性的小商业则允许分散经营。
　　边区的公营商店经过整顿，出现了新气象，面貌焕然一新。整顿后的商店数字减少了，工作人员减少了，商店林立，互相竞争等弊病有所纠正，公营商业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延安市的公营商店整顿工作，走在全边区的前边。中管与后勤系统的商店经过整顿，从原有的38个商店合并为25个，工作人员从196人减为105人。整顿后的10个月中，两系统以800万元资金，获得了1644万元的利润。又如为了把延安市的公营商店组织起来统一经营，以加强对他们的领导，西北财经办事处与物资局决定成立一个合股公司。1943年10月16日，延安市几个大过载栈合股成立南昌公司。1944年，南昌公司又在绥德、安塞设立分公司。下设12个经营单位、8个门市部，资金达两亿元。南昌公司由物资局直接领导，公司所属各部门经营计划、经营方式、物价均由物资局统一规定，盈利统一分配。南昌公司所属各单位基本克服了过去那种违犯政策、破坏法令和互相竞争的现象。
　　二、消费合作社向“民办官助”方向发展
　　1942年12月边区高干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建设厅年初提出的消费合作社“民办官助”的方针是正确的。为了使更多的同志认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全面总结了延安南区合作社这一先进典型，以推动全区合作事业朝着正确道路发展。毛泽东指出，“南区合作社在几年的锻炼中，成了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南区合作社“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错项事业。”“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它“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经过合作社“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并指出了党和边区政府1943年在边区合作事业中应该进行的几件事：
　　(1)建设厅应进一步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并编写成小册子，作为各县政府有关部门和合作人员的学习教材；
　　(2)物资局所属各企业应努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供销工作，边区政府应拨出300万元专款，作为物资局调剂合作社供销之用；
　　(3)政府应明文规定与认真执行减免合作社的负担，以奖励合作事业；
　　(4)边区政府及各县政府，应征求高小以上程度学生，训练会计人材与经济人材，帮助各地合作社解决会计与经理人员不足的困难；
　　(5)合作社工作人员必须实行群众化，实行薪金制，取消对合作社人员的代耕制；改良合作社的组织，实行精简，使之企业化，克服机关化；减少工作人员，减少开支②。
　　自此以后，边区党政领导对办好合作事业更为重视。《解放日报》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和先进事迹。边区政府组织南区社主任刘建章到三边分区、吴旗县等地巡回指导办社工作，介绍民主办社的经验。各县领导纷纷动员广大干部领导与组织合作社，大量地收吸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合作社工作。这样，“民办”政策深入人心，合作事业在边区各地得到极大的发展。到1944年，边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增加了634个，其中消费合作社增加到281个，占总数的44.3%。1943年后，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边区合作社的发展是边区大生产运动大发展的标志之一。
　　1943年边区消费合作社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有的地方只看到群众的需要而不顾条件的大量发展，甚至一个村子就有3个社，如米脂县长丰区磨石沟村，即有农会合作社、妇女合作社、儿童合作社，分散了资金，徒具形式。有的地方片面地提倡大型的一揽子合作社的做法，拼命扩大摊子。针对这种偏差，1944年7月以后进行了一次以提高办社质量，改进管理经营为目的的整顿，解散了一些由于条件不足质量很差而群众不满的社，改造整顿合并了一些社，将一些单纯经商的消费社，逐渐与组织生产及作坊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供销上积极引导与公营商店加强联系，大力提倡收购土特产，发展盐运及提倡货郎担子或背货下乡进行供销，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延属延长、延川等3县收购棉花2万斤，土布3000丈，志丹收绒毛14000厅、羊子5000只，安塞收粮食1200石，富县收山货蜂蜜2000斤。
　　经过整顿，民办官助方针与南区供销社的方向，已在广大地区获得良好的效果。据西北财经办事处统计，全边区已有合作社260社，计延属分区141社，三边区45社，绥德区40社，陇东区27社，关中区7社。这些合作社，按其工作情况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已走上南区合作社道路的有40社，约15%强。其中有新创立的，有从旧社改造的。新社典型为淳耀田云贵合作社，旧社改造的典型如吴旗二区合作社。第二类是开始向南区社方向转变的，约占60%。第三类是旧社没有转变或新社沾染了坏作风的，亦占24%强。这就是说，边区75%以上的消费社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合作社的业务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年营业总额达6亿元(收买羊毛3亿元，供给生产及日用品约3亿元)，组织生产土布约6000匹、毛口袋2500条、毛毡3000条、棉麻油25万斤，组织运盐牲口37706头，新增纺妇，仅延属9县市就增加7244人。此外，在代交食盐代金、帮助安置移难民方面，也有很大成绩。
　　在边区合作商业发展中，涌现出了如吴旗二区合作社、富县城关消费合作社、延安县蟠龙合作社、淳耀照金消费合作社等一批南区社式的先进消费社，以及象陈丕秀、孙鸿明，牛爱彩等这样一批为群众热爱拥护的刘建章式的先进社主任。
　　三、健全商会组织，加强对私营商业的领导
　　边区的私营商业几年来一直处于发展之中。1943年与1942年相比，延安私营商户增加了85家，绥德增加了71家，定边、靖边。临镇、富县等地的私营商户也有大幅度的增加。私营商业的这种持续发展，足以证明边区政府保护和发展私营商业政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看，边区政府也逐渐注意到对于私营商业的领导管理工作，边区贸易局成立后，边区政府规定其有团结管理私营商业的任务；1941年为了实行管理贸易，贸易局制定颁布了一些管理内外贸易的规章制度，尔后，相继成立了交易所和外汇兑换所，从管理市场、内外贸易、外汇、物资等方面对私营商业作了限制和管理。但是，由于商业行政管理机构的不健全，规章制度本身的漏洞及执行中的不力，致使边区政府对于私营商业的管理软弱无力，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由状态。虽然，私人商业的发展对活跃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市场，尤其是沟通边区内外流通、打破经济封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私营商业经营的目的是获利，私商善于积累，富于经商本领，甚至利用金融物价的波动，利用与区外的广泛联系，利用公营商业混乱状态作掩护而囤积居奇、投机黑市，是波动边区金融物价的重要因素。
　　物资局成立后，根据整财会议精神，在整顿公营商业、合作商业同时，也对私营商业加强了管理。
　　首先是整顿商会组织。边区私营商业的商会组织历来为大商所把持。边区政府成立后，商会会长及委员虽经商人民主选举产生，但是，商会委员十之八九仍系当地大商人。在大商把持之下，各地商民在负担上总是大商人占便宣，中小商人吃亏。如延安市小商人数占62%，手工业户数占33%，店员307人，掌柜789人，店员占掌柜人数的36%。但这些基本群众在商会里很少有发言权，店员在商会里根本没有代表。大商人还操纵商会假公济私，逃避负担，套取外汇，甚至投机走私。延安商会会长白振邦当选会长达6年之久，他利用职权降低自己和大商等级，以逃避税收及其它负担，拉拢外地商人为他捎带私货。另一会长则以商会为名兑换法币百余万投机走私，又伙同大商以调剂贸易为名，向土产公司贱价买进条子布，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转手赚了几十万。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强调商店是群众团体，常向政府闹独立性，挑拨中小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抵制政府管理。商会机构重叠，自成系统，不服从同级政府领导，延安县商会的基层组织甚至凌驾在同级政府之上发号施令，包揽行政事务。因此，改造商会组织、明确商会性质和职责，成为管理私营商业、管理市场的重要一环。
　　1943年，边区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造。在政府领导下改组了商会委员会，增加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店员的委员名额。如延安商会撤销了原会长白振邦的职务，并对其过去不负责任，挑拨群众与政府关系，同政府闹独立性以及其他错误作了严肃批评。在所选出的12名委员中，第一次选进了2名店员委员，中小商人委员7名，占绝对多数，大商仅占2名，工联会以集体会员资格参加商会工作，并担任副会长。12名委员中，中共党员占7名，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商会组织的领导。1944年，边区政府制定了商会组织条例，各地政府先后根据这个条例组织商会，以大、中、小商人各占1/3的原则，吸收中小商人参加商会的执委会，纠正大商人包揽一切的现象，使商会真正成为各界商人的群众组织。
　　边区政府还明确指出，商会是边区商人职业性的群众组织，不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它不能代替政府行政，政府也须尊重它的独立性。各级商会必须接受各级政府的领导，商会如违犯政府法令，政府有权加以处分，甚至予以解散。商会的经常工作，应积极号召商民拥护政府和军队，遵守法令，动员商人参加抗战，合理分配负担，调解商人纠纷，帮助边区贸易事业的发展。商会应当成为真正民主的群众的组织。商会应认真贯彻政府发展私人企业的政策，既要赞助大商人的正当营业，以发展边区商业，又要注意照顾到人数最多，如小商人、店员、手工业者这些基本群众的利益。凡摊派负担，分配等级等工作要由政府参加领导，商会起配合作用，以求合理负担。
　　经过整顿的边区商会组织，响应政府号召，接近群众、发扬民主、分摊负担等方面都较以前大有进步。如延安市商会在整顿后的一年半中，征收公盐代金2000驮，合705万元，资助了财政；吸收运输合作社股金1105万元、卫生合作社股金877000元，扶植了合作事业；协同政府组织了二次骡马大会，在活跃市场、调剂物资、稳定物价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拥军募捐四次，计款项200余万元和羊肉250余斤，手巾肥皂300余条，布鞋500双。同时，还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如创立民办小学，兴建公厕，修建道路等等。
　　边区营业税的征收办法，原则上是按商户纯收益的多寡按条例课税的。但在实际征收中，对商户的收益极难掌握。商户为了逃避或少纳税，极力隐瞒资本。延安税局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商户把存货分散在各处保存。商户还利用账簿大做文章，有的干脆不记账，使你无账可查；有的只记小宗流水账，不记大宗批发生意；有的记两本帐，其中一本是为专门应付检查而伪造的。由此，边区商户尤其是大商户漏税逃税现象十分严重。加之边区营业税条例本身有缺陷，税务干部又缺乏经验，对商户基本情况掌握不清，以及税收工作中的自上而下按厘股等级进行摊派等缺点，造成了边区大商人的负担轻于中小商人，商人负担轻于农民的不合理现象。
　　边区政府在改造整顿商会的同时，对各地商民的资本、利润及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整顿了商户账目；调整了商业等级。
　　边区政府从改组和健全商会组织、整顿和改进税收工作入手，配备食盐、土产统销事业的实行，以及其他贸易管理工作的加强，逐步改进并加强了对私营商业的管理领导工作，从而使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逐渐纳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轨道。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7—790页。
　　②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87—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