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功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1942年边区整财会议后，边区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积极地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3年，部分地达到了自给有余，1944年和1945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边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不断丰富和产量的不断增加，生活必需品部分以至全部达到了自给。若以1943年进口为100，1944年几种主要物资的进口减少情况是：袜87%，火柴46%，肥皂100%，毛口袋100%，棉花27%，棉纱38%，毛巾82%①。以上各项共计减少300亿元的输入②，节省了大笔外汇。在输出方面，1944年食盐产量虽因天灾有所减产，但出于实现了全面统销，99%的食盐均经盐业公司统销出口，物资局掌握了大批外汇。同时，由于边区经济发展，出口货物也有所增加。如畜牧业的发展，使羊子出口量迅速增加，1943年羊子出口仅占出口总值的4.63%，1944年上升为8.74%，1945年增加为21.37%，在各类出口货物中占了第三位。毛织品类，1943年为2.54%，1944年为3.26%，1945年增加为15.14%，占出口的第四位③。由此可见，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经济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这就使边区的出入口贸易出现了根本好转，1944年和1945年的对外贸易都达到了出越，掌握了外贸工作的主动权。
　　由于边区政府大力推动劳动互助运动，1943年之内，边区已有24%的劳力(个别县70%的劳力)组织起来了。农村劳动的合作化而节省出来的广大劳动力，使农村付业、手工业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条件。1944年仅三边、陇东、绥德三个分区的手工业作坊便有1386个，包括皮坊、铁坊等20余个行业，其中多数自己出卖产品，兼有商店性质。农村付业和小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促进了边区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是边区市场日渐繁荣的重要原因。
　　边区的交通运输业也有很大发展。1943年边区已有公路1680公里，1944年主要驮道总长2730华里。以延安为中心，公路、大车路、驮道和无数小路，织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盐池、定边、靖边、绥德、碛口、柳林、淳耀、西华池、驿马关等边区的食盐、畜牧业、棉纺织业、矿产等主要产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连结了起来。在定延、定庆、延清、庆临等主要干线上，有计划地扩大或新设了一批骡马店。至1944年，盐业公司和物资局及部队所属的骡马店、草料店计有132处，另有许多机关单位和私人开设的公私骡马店，如定延路上就有251家公私骡马店，靖边路上69座树庄，有店的村庄就有48个共设有103个骡马店④。四通八达的道路和众多的骡马店，为边区运输事业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保证了食盐、土特产等大宗外贸物资的长途运输，加速了内部市场的物资流通，对于保证供给、调剂余缺、稳定物价，发展和繁荣边区内外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上升，吃的改善，穿的增加，部分的达到了丰衣足食。边区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必然结果，是消费量的增加和购买力的提高。
　　边区一个乡，1942年全乡475人总消费量为662.63石，平均每人消费1.39石，1943年全乡537人，总消费量886.11石，平均每人消费1.65石，比1942年增加18%。其中布匹一项，1942年2.18丈，1943年3.03丈，比上年增加38.9%。再以玉皇庙沟、庙嘴沟等五个村的购买力来看：1943年每人平均购置农具、用具0.13石，比1940年增加54.4%⑤。可见1943年后边区人民的消费量和购买力的增加是较快的。
　　综上所述，1943年后边区的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都有很大发展。边区人民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购买力大大增强。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使边区的商业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边区对外贸易日益发展
　　1943年边区对外贸易的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上半年全边区出入口总值182300万元，进口总值91900万元，出口总值90300万元，入超1600万元⑥。全边区入超量不及1942年同期内延安市入超量的一半。出入口贸易基本平衡，金融稳定。1943年的下半年，因食盐对外统销工作一度失误，影响入超增加、金融波动，但很快纠正了。在此基础上，西北局提出全面管理对外贸易、争取出入口平衡并有所出超的要求。在边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这个方针执行的结果，边区对外贸易在抗战胜利前的两年内，改变了过去连年入超的局面，掌握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出入口贸易达到了平衡并连续出超。
　　1944年4月，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任弼时在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报告中指出，边区的贸易政策，必须根据上述经济发展特点，必须从同国民党的经济斗争形势出发。“这就是说，我们边区人民的财富和经济力量，比两三年以前是大大地增强而且是继续地向前发展，我们在经济上对外依赖性日益减少，独立性日益增强，但与国民党的经济斗争也日益剧烈。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上采取独立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依赖的方针。我们只有正确掌握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才能使我们更有力量进行对外经济斗争，保障边区经济的发展”。
　　根据这个要求，会议提出了新的贸易方针，这就是：由部分的管理对外贸易，逐渐做到全面管理，使对外贸易做到出入口平衡以致出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一步发展边区生产，首先是发展必需品，如棉花、布匹、染料、铁、药材、纸张等的生产，减少这些必需品的入口，并根据生产发展程度逐步傲到禁止入口。同时，要求工厂必须注意改良技术，减低成本，提高质量，以抵制外货并争取输出；
　　组织土产品出口，主要是食盐、皮毛、药材、木材等，在一定条件下争取粮食部分出口；
　　坚决执行统销专卖政策，严格辑私；
　　协同税务局贯彻发展边区经济与保护边区经济发展的政策。
　　会后，西北局将陕甘宁边区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它的任务是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并争取出超，扶助公营商店与合作社，发展国民经济，稳定金融，调剂物价，坚持公私合作、公私兼顾的原则，实行照顾党政军及百万人民的群众路线，与广大合作社建立血肉相联的关系，经过它吸收农村土产，调剂人民必需品，使合作社成为贸易公司的群众基础。“总之贸易公司的任务，应该明确的规定它是对140万人民群众及10万大小公家的生产与消费(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上，其次也在对内关系上)起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的机关。在这里并不废止私人的对外与对内的一般商业，贸易公司起的是‘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它不是从中夺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机关，它是与国民党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作斗争的机关，它是保护150万军民的机关。”⑦
　　1944年和1945年的对外贸易，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这两年的进口货物中，有一部分商品转出给晋绥边区了。1944年转出196166万元，1945年转出15070万元(券币)。这样，1944年进出口总值为2991919万元，其中进口值1399850万元，出口值1592069万元，出超192219万元。1945年进出口总值为393232万元(券币)，其中进口值187661万元，出口值205571万元，出超17910万元。
　　以延安市为例，1944年底的物价比1943年上涨2.2倍，1945年底的物价比1943年上涨5.3倍。除过物价上涨的因素，1944年和1945年的进出口总值比1943年分别增长114.89%和125.36%，可见这两年对外贸易发展之快。
　　在进口货物中，这两年棉及棉织品的比重仍占首位，但比1943年下降了10%和15%。烟酒类及迷信品更有大幅度的下降。1944年仅铁、毛巾、纸烟、火柴、纸张、棉花、肥皂、土靛等项，已减少进口值254亿元⑧。药品和杂货类的进口量则有较大的增加。
　　在出口货物中，土特产与食盐的出口量仍然占首位，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食盐销路大减，边区政府停止食盐统销，食盐出口下降。但土特产销路仍然畅旺。与1943年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出口货物中食盐和土特产的比例明显下降了。这是由于边区自给工业的发展，其他商品出口增加的缘故。如1944年开始出口棉丝及其制品，1945年出口量就从上年的1.7%猛增到16.78%。牲畜的出口最也是直线上升，1943年仅占2.18%，1944年上升到5.03%，1945年跳到11.09%。其它如皮毛及其制品、杂货类等货物的出口量都有大幅度上升。
　　1944、1945年重要土产出口统计：
　　羊毛 羊皮 羔皮 甘草 麻油
　　1944 88666斤 29004张 69098张 567015斤 168359斤
　　1945 216962斤 83339张 33678张 一 290300斤 ⑨
　　因此，从上述进口货物情况的分析看，除过物价上涨的因素，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3年进口量下降1.7%，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3倍，出超19亿；1945年因准备反攻，进口量虽然比1943年增加了9.4%，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7倍半，出超1.7亿(券币)，合边币34亿。连续两年出超，扭转了边区出入口贸易多年来一直入超的被动局面，充分反映了两年来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和全面管理对外贸易的成绩。
　　这两年，在逐步实现全面管理对外贸易的工作中，主动性不断增加，成绩是显著的。
　　首先，贸易局改变了1943年管理工作中不联系群众，不依靠地方党政领导的孤立政策，加强了地方党政对各地贸易公司的领导，认真贯彻公私兼顾与群众路线的方针，逐步做到了在分区党委领导下，贸易公司与公营商店相结合，以合作社为基础，按照公私兼顾的原则，分工合作，统一工作步调，使外贸工作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条不紊，积极主动。如贸易公司根据平衡出入口贸易的需要，与生产合作社订立合同，生产外来品的代用品及可以出口的物品，以减少入口，增加出口。贸易公司廉价供给消费社以各类物资，鼓励消费社收买土产出口。这样，贸易公司通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扩大吸收农村土产出口，一方面又扩大了农村商品流通，调剂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使贸易管理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贸易公司加强了对有外贸关系的大型公营商店的领导，使其成为在统一计划下执行外贸任务和贯彻贸易方针的骨干。对一般公营商店，物资局把它们作为边区贸易管理中一支不可少的力量加以扶助。对于私营出入口商，也由各地贸易公司密切联系，给以出入口任务，保障其供销，帮助其发展。由此，贸易公司与公营商店密切结合，以合作社为基础，组成一个贸易管理网，从组织上保证了全面管理的实现。同时，它也使农业与商业相结合，公家与人民从经济上组成一体，对发展国民经济，加强对外经济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对主要物资的管理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如正确的盐业政策及其业务的改进，使食盐统销获得了很大主动权。盐业政策立足于照顾国计民生，有利于换取物资，支持财政，打破封锁。“左脚踏在不吃亏，右脚踏在不少赚”，随时注意币值跌价，该赚时一定要赚；为打击走私，即“寓利于税”，收销差价控制在每百斤2000元，使走私者无利可图，也就是“盐业公司打天下”。运盐方面，改变过去靠政治动员督运，改以运用价值规律来指挥盐运、调剂出口。甲口岸盐缺价高，即以提高收销价格以刺激脚户往甲口岸运盐；乙口岸盐多，国民党压价时即压低收价。结果盐运裕如，公私有利，盐脚月利润达50%上下，再无动员负担之苦。同时，经过运输合作社大量运销食盐。各地盐业公司或与运输社合股经营运销，四六入股，对半分红，分红时以付实物为主，以收促进物资下乡之利；或与运输社订立合同，运输社按时运盐，盐业公司保证其利润。对确有把握运盐出口并能遵守统销政策者，可代盐业公司运盐出口。上述政策的改进，使统销获得极大成功，1944年99%的食盐经盐业公司统销出口。
　　第三，争取出入口平衡，不仅是数字上的平衡，而且要求入口物资确实合乎需要。1944年以后逐步做到了按需输入，有计划的分配。公家所需物资由主管机关造预算，有计划的购进。老百姓所需则通过调查决定进口计划。1944年7月，就曾对边区绥德、延属、关中、三边4个分区的群众所需布、棉、针、碗、盆等日用消费量作过一次调查，为制订进口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避免了盲目进口而造成巨大入超。
　　第四，学会了利用价格政策争取必需品输入。以好货换布匹棉花、坏货卖法币，而且换布匹棉花比价要比卖法币价低，以达到争取物资的目的。凡贩好货进口者在价格上给予优惠照顾，坏货则坚决压价，使之无利甚至赔本。1943年不懂这一点，则坏布大量涌进，吃亏很大。相反，1944年9、10月间，关中新花上市，国民党区域花价每斤1100元，我以2800元收买，差价1700元。价高招远客，有一天跑3次者，两个月时间争取进口棉花百余万斤，并迫使国民党的60万担购花计划破产。嗣后不久，国民党区域花价上涨4倍多。
　　第五，掌握了区外物价变化影响进口的规律。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金融上的破坏，加之边区仍需法币作为对外贸易的支付手段，所以区外金融物价的变化就直接影响到边区进口贸易的平衡。掌握区外金融物价变化对进出口影响的规律，就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主动地位。如金融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法币进口多则提高出口物价，买进法币。到金价、物价稳定时，金子、物资大量进口；法币紧缩，价值提高，即以低价进口法币，全部抛出买进的物资和金子。
　　第六，积极地扩大外贸范围，主动展开贸易斗争。不仅与出入口商人、脚夫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而且利用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等等形式的斗争，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向边区周围发展贸易关系，扩大贸易范围以突破封锁。与此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经济情况，研究各种经济斗争规律，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机动灵活、针锋相对的贸易斗争。如每到边区放青季节运盐者多时，国民党就压价收购，企图压垮我食盐运销。我则以囤盐方法与之斗争，以推销土特产所得款中周转资金进行囤积。盐价不仅不跌，反而上涨3000元。对阎区口岸(阎锡山统治区)只斗了40天，柳林口岸斗了两个月，就斗得他们无盐可吃，下令凡运盐牲口不拉夫。结果我们再度提价，各口岸在提价中还普遍旺销，而且旺销情况持久。
　　总之，1944年以后，对外贸易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了真正管理贸易时期，不仅争取了大量出超，而且在支持财政、稳定金融物价，调剂物资、扶助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下面这些统计数字是足以说明问题的。
　　贸易公司掌握了对外贸易主动权，而且连续两年保持出超，不仅换回足够的物资以供边区军民的需要，而且换回大批外汇可供银行兑换，财政也不再依赖银行发行。1944年仅土产公司换进的法币就达10亿多元。另有关金券13万元，白洋14万元，及大量金子银器等⑩。这就保证了银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提高了边币的信誉。自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上涨19.5倍，而1944年至1945年底，边区物价基本稳定，以延安市为例，二年内仅上升4.56倍。两年来贸易收入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1943年占22%(11)，1944年增加为26.63%(12)，1945年上升为47%(13)。
　　据土产公司经理喻杰报告，1944年土产公司购进的商品，除各种布匹约37万匹，棉花133万斤外，仅线纱、文具、药品、军需品等就用去金额8亿多元。这些必需品除部分留作门市零售以调节市场外，大部供给党政机关和调剂给公营商店及合作社。其中：
　　党政机关：布匹12万匹，棉花15万斤，纸张6000刀。
　　部队：布匹6万匹，棉花13万斤，纸张700刀。
　　晋西：布匹10万匹，棉花35万斤，线纱600捆。
　　公营商店及合作社：布匹5万匹，棉花3万斤，纸张1000刀(14)。
　　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增加人民收入、辅助工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当显著的。1944年边区人民从食盐运销中即可增加二三亿元的收入。延安县上半年运盐9000多驮，就得纯利293万元，另赚工资263万元(15)。土产公司同年收购农村土产即值23954万元(16)。仅此两项就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促进了“丰农足食”的实现。
　　在收购土产调剂原料推销成品的方针下，土产公司收购土产所用资金，占经营总额的51%，收购总类达21种。帮助了中央警备团、中央社会部、中央敌工部、保安处、新华化学厂、纬华、火柴厂、供销处、中央党校工厂解决了原料供给和成品的推销，使这些单位资金得以周转，生产不致中断，极大地辅助了边区工业生产的发展。又如陇东贸易分公司为帮助庆阳市民营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借出资金287万元，解决了裕丰厚、利民工厂、顺义昌、兴盛德等四家私营小作坊的资金困难，使他们的产量提高了1倍(17)。
　　三、边区市场日趋繁荣
　　商业繁荣是以整个经济繁荣为前提的，交换的发展是生产发展的反映。1943年后，边区农业、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军(指公家)有余力，民有余财”，财政供给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改善，购买力日益提高，边区市场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景象。
　　边区市场日趋繁荣的主要标志是，经过1943年的整顿，无论是公营商业、私营商业还是合作商业，都有新的发展。国家资本在边区市场已占主导地位；私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在贸易公司统一管理和扶植下获得健康发展；遍布农村的消费社和规模宏大的农村集市、骡马大会扩大了农村的商品流通。两年来边区市场物价基本稳定，商品交流渠道畅通，供销两旺，营业额不断扩大。仅以营业税来看，两年来有了成倍的增加。边区营业税按纯收益多寡累进征收，若以1943年的营业税额为100，1944年则是407，1945年则是516(18)。
　　边区贸易公司领导下的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南昌公司、绥德永昌公司和陇东联合商店，两年来资本增值的速度惊人，4家公司的总资本已达三四十亿元。其中盐业公司1944年9月统计已有资本1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0倍；土产公司1945年资本达22亿元，比1942年成立时增加了202倍(19)。这种惊人的速度虽与物价上涨有关，但主要是由于食盐、土特产的统销事业发展的原因(20)。这两个公司在各分区都有自己的分公司、支公司，并与消费社、生产社和运输社有密切的联系，在边区经济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43年10月成立的南昌公司是试办性质的联合企业，把各机关经营的公营商店组织起来统一经营，以取得统一领导公营商店的经验，1944年资本近3亿元，比成立时增加了两倍半，在绥德、安塞、甘谷驿等地建立了分、支公司及门市部、过载栈等12个营业单位。显而易见，边区政府经营的这些资金雄厚，规模庞大的公营企业，足以控制边区内外贸易，是边区新民主主义商业的骨干力量，是贯彻边区政府商业贸易政策的柱石。
　　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经营的公营商店，经过1943年的整顿又有新的发展。延安市1944年有公营商店67家，比上年增加59%。从全边区看，仅据延属7县、陇东分区6县、关中分区、定边、靖边、绥德市及子洲、清涧等地的统计，1944年共有商店348家，工作人员约3000人(21)。
　　在边区的商业资本中，公营商业的资本已占有绝对优势。1944年延安市67家公营商店所拥有的资本占473家私商所拥有资本的50%。再以绥德分区为例，1943年共有公私商店478家，资本总数17973万元。公商40家，资本11825万元，占65%。私商438家，资本6148万元，仅占35%。在纯利方面，公营商店也占压倒优势。该年公私商纯利共53034万元，公商49629万元，占93%，私商3405万元，仅占7%。公商的纯利占其资本的419%，而私商的纯利仅占其资水的55%，即7.5与1之比(22)。
　　边区各机关学校经过几年的生产运动，大都有了生产基础。因此，边区政府要求进一步贯彻农业第一的方针，所有机关学校部队的公营商业必须缩小，一方面抽出资金人力转到农工业，转到与老百姓伙种，帮助政府安置难民上去；一方面则禁止其直接从事对外贸易，可协助贸易公司，专做土产的运销。各商店对入口品的买卖必须经过贸易公司，而且禁止贩卖奢侈品和已超过供给需要的必需品，对土产买卖，则实行“薄利多转”原则，即多次周转，薄利销售，禁止囤积投机。同时，为了使所有公营商店确能起稳定边币、调剂物价，争取出入口平衡，帮助公私经济发展，调剂本单位经费周转诸作用，政府决定把南昌公司的经验推广到各分区，实行各分区对机关商业的统一领导。
　　私营商业发展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1944年延安市有私营商店473家，资本达22亿元，比1942年增加103家，资本增加了15倍(23)。同年绥德市的私营商店184家，比1942年增加73家(24)。其他如定边、靖边、临镇、富县等地的私营商业这两年也有很大发展。据1943年物资局统计，上述4个市县共有私营商户486家，拥有资本12914万元，比1942年增加15.2倍(25)。
　　边区政府扶助与依靠中小商人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私营商业，都是中小商户。如延安市1944年428家商户中，大商户数仅占3%，而中小商户则占97%。“繁荣内部市场，就是依靠他们。”(26)扶助中小商人的办法是，减轻中小商人的负担，银行并给予贷款。
　　边区政府坚持了对私营商业的管理和改造政策。边区市场的繁荣，“必须建筑在增加出口贸易和贩卖必需品与有限制的贩卖半必需品的条件上”。因此“我们要帮助并支持那些向外推销土产，向内输入必需品的任何商人，尽量予以各方面的便利，如批给外汇，资助其资本，保证其利润等。我们限制那些在边区内地贩来卖去的商人，因为这类商业只能适可而止，过多则容易波动物价”；“我们反对贩卖消耗品的任何商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取缔”，“使非必需品的贩卖商改做正当营业”(27)。在严格管理出入口贸易和外汇之后，市面上贩卖非必需品的商店和小摊子几乎全关闭了。这种情况绥德市最为典型。1937年绥德市155家商户中经营奢侈商品的商户占6.5%，1943年只剩下一家，仅仅0.7%(28)。“虽然表面上少了一些花花绿绿东西的买卖，……没有那样好看，但其实质上对边区是有利无害的”、“使边区内地得到正确的繁荣”。(29)
　　进一步考察边区私营商业的分类可以看到一个很突出的情况，这就是作业性商户所占的比重很大。盐池县1944年有51户商号，其中一般商业性生意35户占68%，作业性的商户有16户占32%(30)。又如延安市同年有商户473家，其中纯商业性的铺子17户，占67%，作业性铺子156户，占33%(31)，绥德市的情况更为典型。抗战前绥德市场上的商品，依靠外地运来，多半是工业成品，布匹与杂货占主要成分，尤其是布匹占全部进货70—80%；其次是奢侈品。1937年全市155户商号中，纯商业性商号133户占85.8%，作业性商号仅12户，只占7.7%，奢侈性商号10户占6.5%，几乎与作业性商号相等。(32)抗战开始后，特别是1941年封锁以后，外来货困难，绥德市商业一度停滞。1942年商号减少到137户，纯商业性商户减少33户，奢侈性商户减少8户，而作业性商户却增加到35户。所谓作业性商号，就是那些自产自销，产销结合的商户，如铁木器铺、成衣铺、皮房、织袜铺、鞋铺等等。外来成品一经断绝，这些半作坊半商业的作业性商户便很快发展起来了。1943年边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政府大力提倡发展自给工业，绥德分区成了边区纺织工业发达的地区。于是，供给纺织原料的花纱生意便蓬勃发展起来，原来经营杂货布匹的商人，亦开始购买织机，成为自产自销的作业性商号了。随着布匹花纱自给能力的提高，布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1943年绥 德分区进口布匹数仅占边区全年布匹进口总数的1.3%，经营进口布匹的生意很快减少了；市面上边区自己生产的商品如土布、肥皂、袜子、皮毛制品等逐渐增多了。1943年绥德市158户商号与1942年相比，纯商业性商号由73%下降到65.2%，作业性商号则由25.5%上升到34.1%，奢侈性商号由1.5%下降到0.7%。由此可见，这种作业性商号的增加，与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揭示了边区市场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随着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边区市场对外依赖性逐渐减弱，独立自主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原来纯粹经销外来成品的消费性市场已转变为以经销原料和半制成品为主并推销边区产品的半独立市场了。
　　边区的合作商业，经过1943年的整顿，在提高“民办官助”纠正保守观点和发展生产的方针下，部分消费社乃走向扶助生产，实行自由入股和按期分红，因而消费社有了新的发展，并在供给必需品、推销土产、建立集市、发展妇纺和运输等方面起了不少作用。
　　1944年全边区消费社计有281社，占各类合作社总数的44.3%。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研究室1944年8月统计，仅延安、安塞、延川、志丹、吴旗等5个县的消费社，1943年供给群众铧、镢、锄、镰等农具就达9429件，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同年，延川、固临、延长、靖边、志丹等县消费社所收购麻子、绒毛、棉花、红枣等土产计达570000斤(33)神府民众社1944年代群众推销土产有20余种，值760余万元(34)。不仅为外贸提供了土产出口，而且为边区纺织业提供了原料，刺激了边区手工业的发展。
　　作为公营商业的助手，消费社显示了它在组织农村市场、扩大农村商品流通、稳定物价等方面的强大力量。消费社根据农村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组织了大批日用品下乡。吴旗县8个消费社1年内供给群众火柴、棉花、针线、毛巾、鞋袜、水烟等共值2426万元。上述商品全部低于私商价格15%，为群众节省363万元。按当年延安平均价格折合小米514石(35)。神府民众社1944年供给群众布匹、食盐等必需品达50余种，计值1600万元，售价低于市价10%，为群众节约160万元。同时，合作社还组织教育小商人评定物价、维持市场、抵制大商操纵，因此群众威信日高(36)。在这方面，安塞县西河口消费社的例子是相当典型的。这个社在1943年成立时，社主任迫切感到当地农民交换不便，于是在消费社成立一个月后，建立了以这个社为中心的农村集市。消费社在集市上重点收购农民运来的土产和粮食，有多少收多少，不使农民空跑。为了保证资金周转，常常连夜驮运延安出售给公营商店，换回大量日用必需品在集市上出售。这个集市五天一集，每集多至千余人。两年来，收购农民粮食2500余石；土产有羊毛3000多斤，牛羊皮600余张，羊1000只，猪300头。并在市上调剂给农民耕牛、驮驴等600余头。农民从这个社购去布匹1800余匹，火柴20余箱，盐1万厅，棉花1000余斤，调味品100余斤，以及肥皂、毛巾、袜子、水烟等日用品。这个社还注意团结并扶助私人商业以求共同发展。他们腾出部分房屋借给3户私商营业，并随时帮助新到的公私商家建屋开店。至1945年，原来没有1户居民的西河口已有公私营业部6家，商店3家，饭馆6处，每集并有十几家小商贩摆摊设点：已有30户居民在此落户，俨然是附近广大农民心目中的商业中心了(37)。消费社犹如一座桥梁，把城市和农村，国营商业和广大农村消费者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上述材料足以证明，边区合作商业的发展，对于发展边区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内部市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44年6月，边区政府召集了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会议奖励了刘建章、樊彦旺、陈丕秀、牛爱彩等先进人物。会议总结了边区合作社的经验，通过了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当前，耕三余一、全面自给、加紧生产、丰衣足食，是保卫边区、打败日本的实际任务。合作社就是要担负起这任务来组织人民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脱离群众的利益，真正替人民谋福利，把边区建设得更好，是我们今后的基本方针。”(38)在这个方针下，边区合作商业必将为发展边区经济，繁荣边区商业作出新的贡献。
　　边区集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在商业集中的城镇，随着公私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以公私商店为主的街市。如关中的马兰街市，吴旗县的街市，延安市的新市场等，一般都有定期市集。每逢集期，四乡农民进城赶集，成交额比平时营业额增加十倍百倍。另一种是定期举行的农村集市。这种农村集市，作为边区商业的补充，在经济分散，交通不便的边区显得尤为重要，与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关系极为密切。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几年来，边区各县市几乎都恢复和发展了农村集市。如绥德分区的螅镇、石岔、桃镇、米脂、龙镇、枣林镇、辛家沟、定仙堰、青镇等地都建立了农村集市，关中的新正县、赤水县、宁县共有八个农村集市。又如安塞县的西河口集，就是这种农村集市的典型。无论从上市商品的品种还是成交额，都是边区政府成立前所无法相比的。第三种形式是骡马大会。这种骡马大会规模大，会期长，影响深远，参加者成千上万，甚至友区的商民也赶来参加；成交额高，每日成交额可达数百万元之多；上市商品繁多，虽以出售骡马等役畜、耕畜为主，但日用百货、棉粮布匹、铁木工具、土产杂货、瓜果食品、文化医药用品等也应有尽有。骡马大会常由各地商会出面组织，并得到政府的资助。陇东驿马关、盐池、定边、延安等地都先后举办过骡马大会。定边骡马大会上市牲口7000余头，每日成交百余头，交易额近千万元。1944年陇东驿马关骡马大会期间，到会群众日达4万余人次，仅驿马关联合商店一天营业额即达360余万元。
　　延安的骡马大会规模最大，成交额也最高。
　　延安骡马大会由延安市商会负责筹备，边区政府建设厅、物资局、银行、税务局及延安市政府共捐助大会经费300万元。为了繁荣此次大会，畅通土产与外来必需品之交换，以及货物出入境之方便，边区税务总局根据政府决定，特规定大会期间棉花及纱线等货物免税；红白糖、火柴、纸张及牲畜等货物减税；丝麻织品、花洋布、绉葛毕叽呢、香皂、镜子及迷信品等禁止输入的货物，暂时开禁准其入境在大会销售，征税20%至60%；暂准牲畜出境。边区政府并决定提前发放农贷，俾使农民购置牲口、农具。大会历时22天，每天赶会者多达六七千人。不仅附近各县农民赶着牲畜前来赶会，清涧、绥德、安塞、米脂、三边等地的农民，以及榆林、山西、三原等地友区商民也纷纷前来赶会。大会交易额比平时增加数倍，每天平均600万元，多者达800万元。大会总交易额高达15000万元，商人们获利按最低估计有3000万元之多。大会期间，延安市各公私商号及手工业，在会前五天起至闭会日止，所有买卖，不论零售、批发、伙食、草料，除保证不抬高市价外，一律按九五折减价，最少可为群众节省5000万元(39)。土产公司、盐业公司、南昌公司按照物资局的决定，在大会设立“联合门市部”，以低廉价格抛售土布13571匹，杂色布396匹，毛巾、袜子965打，致使四八土布由每匹8000元下跌至6000元。不仅节省了消费者开支，而且达到了平抑物价的预期目的(40)。
　　大会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临视察；延安文艺团体还演出文艺节目助兴。“此届大会是过去二十多年旧政府所不能恢复起来的盛会”(41)，充分反映了几年来边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商业日趋繁荣的景象；也充分反映了集市贸易对于繁荣边区市场的重要作用。
　　边区市场在1943年以后由于领导的加强和各项业务的开展，克服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随着边区经济的日见兴旺而繁荣起来了。
　　①赵棣生：《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解放日报》1945年1月4、5日。
　　②陈云在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解放日报》1944年12月7日。
　　③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④物资局：《骡马店调查》，1944年1月。
　　⑤华子扬：《边区人民生活之介绍》，1944年7月26日。
　　⑥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⑦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⑧《边区经济建设展览会》，《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7日。
　　⑨边区税务总局：《边区1944—1946年各年重要土产出口统计》。
　　⑩(14)喻杰：《土产公司工作报告》，1944年。
　　(11)边区财政厅：《陕甘宁边区三年来财政工作报告》，1944年9月。
　　(12)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13)《关于财政上的几个问题》，1946年5月8日。
　　(15)王劲如等：《盐业公司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11月。
　　(16)喻杰：《土产公司工作报告》，1944年。
　　(17)《陇东贸易公司贷款帮助民营手工业》,《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8日。
　　(18)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19)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
　　(20)资本增值速度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有关。以延安为例，如以1943年的物价指数为100，1944年是2.4，以1942年为100，1945年是132.5，但排除这个因素，食盐、土产公司资本增值的速度仍然是相当快的。
　　(21)(22)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
　　(23)《延安市公私商店调查登记表》，1944年。
　　(24)《绥德分区贸易总结材料(1943年6月至1944年3月)》，1944年4月。
　　(25)物资局：《边区六个市的商业调查统计》，1943年。
　　(26)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6年。
　　(27)叶季壮：《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
　　(28)赵艺文：《绥德商业业务性质在转化》，《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
　　(29)叶季壮：《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
　　(30)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
　　(31)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
　　(32)赵艺文：《绥德商业业务性质在转化》，《解放日报》，1944年4月29日。
　　(33)陕甘宁边区政府研究室：《边区合作社八年发展概况》，1944年8月。
　　(34)《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0日，第2版。
　　(35)《吴旗县1943年的合作事业》，《解放日报》，1944年1月23日。
　　(36)《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0日，第2版。
　　(37)《樊彦旺合作社的发展》，1945年8月6日。
　　(38)《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决议》，1944年7月7日。
　　(39)《民国以来创举，本市骡马大会闭会》，《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40)(41)南昌公司：《工作总结》，194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