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纪念馆 王宁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以下简称“调查团”)离开延安赴晋西调查研究，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张闻天率领调查团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他们深入陕北和晋西北23个村镇，走村访户，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米脂杨家沟调查》等多篇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活动，堪称走群众路线的典范，为我们留下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宝贵精神遗产。回顾这一调查研究历程，对我们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缘起
　　毛泽东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是调查研究的模范。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号召全党同志“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虽然有所减弱，但“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②这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1941年3月，毛泽东整理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并在“序言”和“跋”中对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作风提出严肃批评。③5月19日，毛泽东在给延安高级干部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那些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他们“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④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亲自兼任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⑤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克服主观主义要从中央政治局同志做起，“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毛泽东还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⑥
　　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深刻地触动了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明确表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做彻底的清算”。张闻天还就怎样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提出“补课”的要求。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⑦张闻天下决心同实际接触一番，到农村去考察一个时期。1942年1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了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的计划。随后，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奔赴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和晋西北地区。
　　二、过程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由十人组成，张闻天化名张晋西担任团长。成员有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的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曾彦修，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的马洪、许大远、薛一平。1942年1月26日清晨，调查团一行10人在一个班的战士护卫下，从延安杨家岭启程，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等前来送行。
　　张闻天最初选择的调查研究地区是晋西北，调查团离开延安后，即向山西进发。2月14日，正是农历除夕，调查团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村渡口，调查团原计划从这里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但由于日寇正在进行冬季“扫荡”，调查团在过完春节后，折返神府县贺家川(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由神木县和府谷县的部分地区组成，1950年撤销，辖地划归上述二县。贺家川当时是中共神府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开始对神府县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尚家庄、西山上、路家南坬、崔家峁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非常深入细致。张闻天亲自设计了许多表格，要调查团成员分别深入自然村挨家挨户做调查。2月18日，调查团分成三个组开始工作，张闻天带刘英和马洪负责调查贺家川，调查重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们挨家逐户同农民、干部及其各种人物谈话；召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会；走进田间地头，察看农田；还到账房、祠堂、墓地实地考察账簿、契约、家谱和碑文等，以弥补开调查会、个别谈话的不足，核准核全材料。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把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上单位面积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年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蒜头，等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2月28日，张闻天和刘英、马洪等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在集市上看到有个专养公驴配种的，张闻天便详细地询问了解情况，知道配一次种要收三斗黑豆，但养公驴这行当则被当地人视为“贱业”，没有什么人愿意干。张闻天回来后告诉县里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⑧在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之后，从3月28日起，张闻天开始撰写调查报告。4月12日，《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顺利完成。报告全文约五万字，分46节，附各种统计表格42张。报告全面记述了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充分的数据透辟地分析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各种具体因素及其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认为“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发展”。“在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将发生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农村资本主义，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其前提是充分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力。⑨对于这次调查，张闻天感触颇深，他对调查团的同志说：“人不经过本身的实际考验，对一些道理是不能心服的，比如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这个真理，人们常常不肯运用，而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则体会到这个真理的灵妙了。”⑩4月12日，在调查报告写完后，张闻天率调查团离开贺家川前往晋西北，于4月13日经彩林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住在中共晋西北区委员会所在地碧村对面的任家湾。4月22日，在兴县的调查工作正式启动。
　　由于晋西北党政群干部四十多人参加进了调查团，调查团的力量大增，调查范围随之从计划中的几个村扩大到了碧村、任家湾等十四个自然村。兴县调查仍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张闻天在总结神府调查经验的基础上，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订实施方案。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他把开溯查会、个别谈话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在调查过程中，他总是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每一个有用的数字和事例，事后及时整理，发现了问题，再到群众中调查。
　　5月，日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调查团和晋西北党政部分机关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先后三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的神府地区。张闻天虽然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一点也不松懈。1942年9月10日，调查团结束了对兴县的调查工作，张闻天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和《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9月中旬，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兴县，返回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在米脂县杨家沟村继续进行调查。其间，于10月7日写成《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这篇两千余字的理论文章，提出了在革命政权下大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设想，“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11)
　　米脂县杨家沟村是陕北最大的地主集团马氏的庄园，这里聚居着马姓五十五户大中小地主，形成杨家沟独特的封建地主经济文化，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9月26日，调查团分成三组，分别到高庙山、刘家峁、杨家沟三村调查地主经济。张闻天亲自带领刘英、马洪、许大远调查杨家沟地主经济，他们就住在开明地主马维新家。
　　马维新是当地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着将近一百年来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即让马洪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拿出来，任凭他们研究。张闻天一本一本翻阅，刘英帮着抄录数据、材料，马洪打算盘，日夜统计，忙碌了一个来月。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啊!(12)
　　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由马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初稿，又经张闻天反复修改，形成了报告《杨家沟地主调查》。调查报告分16个部分，约14万字，附有各种统计表格49张。报告详细地记述了地主马维新一家近40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剖析了其兼并土地的活动。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残酷剥削农民和掠夺土地，以致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
　　11月21日，张闻天在结束杨家沟调查后回到米脂县城。从11月23日起至12月2日，在米脂城内进行了短期调查。从12月10日起至1943年1月15日，在绥德县西部河川地区及双湖峪(今属子洲县)做经济调查。从1月18日起至2月24日，在绥德做商业调查。就在这时，张闻天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即偕刘英离开绥德，于3月3日回到延安。调查团其他成员继续在绥德调查，直到4月下旬结束。这段时间调查的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
　　三、成果
　　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是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成功范例，其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批学术价值高的调研成果；二是使张闻天的思想发生强烈变化，他从此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前进。
　　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团成员都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出现。他们亲切自然，态度随和。在调查中，张闻天强调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材料应经常整理、补充校正；调查初步完成，即应在当地加以研究。每次走访，张闻天都口问笔记，而且事后就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再到群众中调查，调查材料整理好后，还要询问基层干部这些材料是否属实，所总结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他说：“决不要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就是可靠的；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的。”(13)如果在调查中遇到相互矛盾的材料，张闻天更是倍加注意，他要从双方甚至多方反复核查，确保材料的可靠性。对收集的资料要熟悉和消化，张闻天都要进行分析综合。基于这样认真、细致的调查，张闻天等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米脂杨家沟调查》。调研过程中，张闻天形成了《神府调查经验谈》《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村政权组织要适应当前农村的特点》《基层是检查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农会仍须存在》《村政权及其他》等一批调研成果，还发表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出发归来记》等论著。
　　调研的过程，同时也是张闻天思想认识升华的过程。张闻天在调查研究成果中阐发了浓郁的群众路线观点。他说，“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14)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过程，只有同实际、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把握生动活跃的、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光背诵中央决议，而不去研究实际，不在实际中贯彻中央方向，实际上是违反中央决议的精神的。同时下级同志也不光是执行上级指示，解决问题，而要提出新的问题，反映上去，并作为上级确定政策的条件，又成为原则的东西。上下级的指导关系，均应本此精神。”(15)实际上，这里强调的是党的群众路线，强调调查研究是实施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
　　“冲破了教条的牢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16)由于实际调查工作使张闻天亲自了解到了许多实际情况，亲身体会到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晋陕调查”给张闻天带来了一份非常好的心情。今天，当我们仔细体味张闻天的这份愉悦时，必须坚持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因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17)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89—791.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73.
　　③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1.
　　④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800.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74.
　　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⑦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313.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67.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71.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71—672.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86.
　　(12)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25.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208.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92—193.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70.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90.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