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赵春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而言，“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堪称新时期极为重要的党内政治训练。因此，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日益深入，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历史经验的考察和实践工作的总结，随之日益丰富。
　　有鉴于此，从“文化下乡”这一案例出发，围绕着乡村文化建设、满足群众精神需求这一问题，试图从历史发展中梳理、说明诸如群众路线、尤其是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等重要命题的形成脉络与历史含义。
　　一、“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服务群众的根本点
　　“文化下乡”的名词是新时期才有的，但是“文化下乡”的实质即满足群众精神生活需求并积极主动地教育群众，其渊源可以明确地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
　　失败的辛亥革命已经证明，让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认同诸如民主、权利和义务这样的近代性的政治概念并为之而自觉奋斗是一项巨大的难题。中共领导下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力的农民革命却又内在地要求中共必须要领导农民群众完成“革命自发性”到“革命自觉性”的巨大跨越：“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②中共自身迫切希望通过乡村文化的革命性建设，发挥潜移默化地进行政治启蒙的作用，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参加革命并发挥其主力军的作用。③
　　与此同时，中共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政治启蒙所遭遇的挑战是极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可靠根据地，基本上是属于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的地区，即便是在1940年被誉为“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的陕甘宁边区，正如毛泽东在后来回顾这一情形时所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而“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概而言之，开展乡村文化建设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如何领导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做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在战争频仍的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艰苦的对敌武装斗争和广泛的生产运动的同时，组织骨干深入乡村开展文化建设，实现对群众开展教育。今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推动的乡村文化建设，更能够自觉地尊重根据地群众的精神生活的实际需求，并在形式和内容上更为中国化、更为群众化，抓住农闲时间，利用“冬学”等一切可能的各种平台，利用“新秧歌”、改造“旧戏”等一切带有群众性、通俗化的形式，多方位地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比如，延安时期，中共发现，“秧歌舞是民间形式，是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形式”，“它的群众性决定了它为广大群众所爱好”，④既然是群众所喜欢的，那么中共抓住秧歌作为“文化下乡”的载体，先后编导出《兄妹开荒》等一系列朴素的、生动的、欢快的剧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延安文化工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目，观众总数高达八百万人次，最终形成了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高潮，使之成为举世公认的革命乡村文化建设的典型。⑤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是延安时期中共乡村文化建设成就的缩影，而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采取农民喜欢的、认同的、能够接受的文化形式，尊重农民的文化习惯、文化心理和接受程度，一句话，“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⑥这既是中共领袖在延安时期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又是关于如何为群众服务问题的直接表述之一。
　　二、“耐心地等待”与“我们的工作”：领导群众的辩证法
　　仅仅知道“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是不够的。即便在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中，毛泽东也承认，“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面对着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要耐心地等待”。
　　毛泽东所说的“耐心地等待”，不是机械地、呆板地坐等，而是创造性地“等待”。这种创造性是“经过我们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地唤起群众的觉悟和决心，另一方面，提高我们自身的能力与改进我们自身的工作，双管齐下，最终赢得“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的水到渠成的主动的工作局面。
　　“耐心地等待”与“我们的工作”，看似只是工作策略中的两个方面，其实是我们理解延安时期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关键。“耐心地等待”不是消极无为，“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急躁冒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完整的有机体：它强调的是耐心与细致的工作艺术，强调的是尊重群众与照顾大多数的求真务实的态度，体现出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论上的清醒，这种认识，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把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
　　比如，延安时期中共推动乡村文化建设，要抓住秧歌剧这一关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接受并采用旧秧歌剧的元素、人员，正如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做主题演讲，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但是，仅仅有《小放牛》或者是《兄妹开荒》是不够的，在接受并采用这些旧形式和旧内容的同时，文化工作的最终着眼点还是在于“逐步地加以改造”，正如丁里所说“秧歌舞是需要变，需要质的变”。⑦当然，这种改造，是符合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乡村群众长远利益的，是符合中共的政治设计思路的。这种改造意味着提高，意味着文化工作者基于把握文化内在规律性而带来的创作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才有了在中共七大召开时期的《白毛女》这样的大型歌剧“呱呱坠地”。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做的讲演中毫不讳言：“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⑧其实，这既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共制定乡村文化建设命题本身的原则，甚至于，这同样还应该是我们理解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关系中必不可少的辩证思维。
　　正如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共产党既要代表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为什么既要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又要善于教育引导群众?从党的历史上看，依靠群众不是盲从群众，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群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群众干了什么，党就得接受什么，群众“天然正确”与“永远正确”的空谈只能误党误国，建党九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两个历史决议背后折射的复杂历史，都一再提醒我们，要懂得唯物论辩证法，始终依靠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是考验政党政治智慧与领导艺术的政治命题。
　　三、“到群众中间去”：服务与领导群众的艰巨挑战
　　从旧秧歌到新秧歌，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从抓住群众的文化需要到引导群众的精神生活，延安时期中共的革命奋斗，即便是像革命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都是在积累自身领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经验教训。即便是革命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都一再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政策、掌握领导的根本性原则，并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无数实际所证明了的。
　　历史上，从“旧秧歌剧”着手，从“新歌舞剧”着眼，是把握群众需求的过程，是引导群众利益的过程，是极端复杂而细致的过程，是工作方法问题，是工作策略问题，同时，还是政策出发点在哪里的问题。历史上，要能够学会旧秧歌，还要能够创造新秧歌，既要捕捉并满足群众现存的利益诉求，还要把握并引导群众远大的长远利益，这是工作能力问题，这是领导艺术问题，这还是是否有远大政治目标和政治格局的问题。历史上，简单地、笼统地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是不对的。⑩
　　新时期，清醒地、自觉地做到“放下身段，拜群众为师”，“到群众中间去”，进而正确地辨析、掌握和坚持真正的群众利益，同样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内，群众内部社会地位差异化扩大、价值认同多元化加剧、利益诉求多样化明显，不同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渗透又彼此各异、互相影响又彼此区隔，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根本上的一致性与局部上的冲突性，这些差别性最终形成了庞杂的利益网络和矛盾格局，并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到群众中间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种复杂利益格局，这使得服务与领导群众变得更为艰巨而复杂。如果不善于教育引导群众，甚至于简单地、无原则地迁就群众，不仅不能理顺利益关系，反而有可能引发、激化新的人民内部矛盾。新时期，每一位基层党员干部都要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都要锤炼出驾轻就熟地解决问题的本领：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把握群众的诉求、善于实现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要善于服务和教育引导群众。而善于服务和教育引导群众，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抓好利益教育这个牛鼻子，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与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善于服务和教育引导群众，基础的一条就是要加强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一线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与领导艺术。在工作的第一线、矛盾的第一线的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感知群众的情绪，更好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要冷静把握群众的表达，更好地知道群众在干什么；要条分缕析群众的诉求，更好地把握群众在要什么。而不断地创新方法和手段，学会并善于运用媒体、网络等新管道、新阵地、新方式，在摆事实、顺情绪、讲道理、解心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更是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完善群众工作方法、提升群众工作本领的常态化必修课。
　　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党课实践课，在这次党课中，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通过“面对面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近距离同群众沟通交流”，真正学会并掌握服务与教育群众的领导艺术。
　　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
　　①本文是作者主持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12年度课题《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研究》(项目编号：ZYKL3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1.
　　③1920年，毛泽东对民间文化的作用就有关注，1930年文学大众化的热潮中，张闻天也亲历其间，应该说，中共第一代领导者对于乡村文化、民间文化的重要价值有着高度评价，参见高磊《〈讲话〉的发生学研究》，苏州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第87页。
　　④解放日报.1942-09-23(4).
　　⑤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秧歌剧卷·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⑦即便是公开提出秧歌舞要质变的丁里，也只能含糊地提道：“应当从带有浓重的原始的样式下，变成活泼生动的现实的舞蹈，以充分表现现实生活新民主主义的新舞蹈。这当是它发展的前途了。”参见《解放日报》，1942年9月23日，第4版。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