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 胡晓鹤 刘爱莲
　　所谓群众标准，是指把对群众利益的实现程度和精神上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一切社会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准则，它既是对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群众认可才是最硬标准”“请群众来当裁判”“民心是称，老百姓是天”等提法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时代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关注和研究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它有两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符合”是前提、是基础，只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拥护”是结果、是归宿，是检验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依据。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群众标准”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
　　把群众标准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提出在今天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群众标准，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确立群众标准，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是确立群众标准的政治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存处境深切同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目的就是破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秘密，改变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境遇，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这一理论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述：“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两个绝大多数”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的理论学说，“绝大多数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价值目标。那么由此得出：占人口绝大多数群体利益的实现程度和精神上的满意程度是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基本准则，是合乎逻辑的，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我国时代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极其鲜明的语言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使用“群众标准”这四个字，但已经隐含有“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两方面的基本内涵，只是没有对“群众标准”做出明确的概括而已。
　　1948年，邓小平在“鲁山报告”中敏锐地指出：“什么叫多数?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是基本力量，这才叫多数。我们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及正确解决今后的重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地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三个有利于”标准最高价值标准目标的地位。“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标准”就是拿在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来做标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继承前两代领导人的思想，从加强执政党建设出发，提出“领导干部要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以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⑤，深刻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⑥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指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⑦，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并下大力气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指出：衡量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标准可以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群众满意。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基本标准，老百姓满意度越高，活动成效就越好。
　　以上说明，把群众利益的实现程度和群众精神上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是非对错、成败得失的基本准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确立群众标准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实现了哲学领域的伟大变革，同时，也解决了衡量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主观与客观是否相符合以及符合程度的标准，在人类历史上真正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把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等人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批驳，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⑧，明确指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那些不断创造着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和创造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有资格、有能力来担任社会行为的检验者和评判者。从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可以得出：实践的检验就是人民群众的检验，实践标准内在地隐含了群众标准，以从事实践活动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程度和精神的满意程度为标准，是对实践标准的推进和深化，坚持实践标准就要坚持群众标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生产力的三个实质性要素中，劳动者即从事实践活动的劳动群众是主体性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进步是靠生产力这根杠杆撬动的，但生产力主要是靠从事实践活动的劳动者去发展提高的。恩格斯在谈到推动历史发展力量时提出了著名的“合力论”，指出历史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来创造的，在这里，“总的合力”指的就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绝大多数人的力量和意志，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决定历史前进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基本原理的体现，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集中体现。“生产力”标准的提出，确立了党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理论基石。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生产力标准”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其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为生产力标准没有阶级性，社会主义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也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表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只是满足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效果由谁来验收、由谁来评价成了新的时代话题，以群众标准来衡量，即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是否得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拥护为标准，即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问题，又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归根到底是群众标准，群众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化和发展，引领和规范着社会生产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和工作方法是确立群众标准的事实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方针政策，判断功过是非、区分好坏优劣，无一不渗透着群众标准的思想，无一不是以群众标准为依据的。
　　在判断党的政策和工作作风上，毛泽东以是否“符合群众利益”，是否与“当地群众要求相适合”作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⑨
　　在选择中国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制度上，邓小平以能否解决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为标准，提出：“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中，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⑩在为什么改革、怎样改革、从哪里改革，以及如何判断改革成果优劣的问题上，他以“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1)在判断和检验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正确与否上，他以“人民满意”“群众高兴”“老百姓答应”为标准，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2)
　　作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同志，也总是把是否听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根本依据，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13)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14)胡锦涛要求在工作中“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兢兢业业做好工作”。(15)在社会发展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16)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明确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全党上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在甘肃深入基层调研期间，强调要重用那些对群众有真挚感情、深得群众拥护，有真知灼见、工作有效率的干部，强调选那些看群众脸色吃饭的官，而不是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官。习近平的这一番话被民间解读为新一届政府的选官标准，在这个选官标准中，群众被摆到了首位，将干部构奖惩评判权交给了群众，突出了群众的作用，彰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必将成为澄清吏治的利器。
　　党在实践中的理性总结是指导我们进一步前进的理论武器，它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按照群众利益制定决策策略了，什么时候我们尊重群众意见、符合群众利益开展工作了，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坚不可摧；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些基本准则和工作方法，我们的事业就会受挫，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困境。“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坚持群众标准，是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理性总结。
　　四、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是确立群众标准的时代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管是文化科技领域还是生态领域，都存在着一些重大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些问题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群众标准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把总钥匙。
　　首先，从政治领域看，人们最关心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起着引领和导向作用。当前，政治领域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公权腐败问题，二是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解体，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明证，正如李慎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并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17)说到底，导致公权腐败和造成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没有一个有效的检验机制，人民群众还不能制约和保证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现实生活中，干部的选拔和提升主要不是以群众的评价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让上级领导看着顺心、听着可心，以领导满意为标准。这样，在党员干部眼里，群众就是没有实质性作用的群体，不要说敬畏群众，连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因此，只有建立符合群众利益、让群众满意的社会制约机制，让领导干部的前途命运真正掌握在群众手中，把领导干部的一切工作和行为放在是否符合群众利益、是否满足群众需求、是否得到群众拥护的天平上来衡量，那么，那些贪污腐化、公权私用、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领导干部就会对权力心生敬畏，对群众心生敬畏，在工作中自然就会尊重群众、紧密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用心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通过群众标准，把权力的赋予、运行和回收都放在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上衡量，公共权力的运行才会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腐败行为才会得到有效遏制。
　　其次，从经济文化领域看，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食品药品中的安全问题、书籍出版中的非法盗版、房屋建筑中的偷工减料等现象时有曝光，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假冒伪劣商品、偷工减料情况仍然屡禁不止，充斥市场。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制假贩假、偷工减料当作“生财之道”“致富之门”。的确，合法经营、勤劳致富是值得鼓励的，但把自己财富的获得建立在他人利益损失基础上的行为是应该坚决抵制和摒弃的，这种情况从反面向人们提出了树立正确的生产理念和价值导向的要求。用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来规范经济文化市场，解决“利益导向”问题呢?很明显，只有群众标准才能跳出利己主义的圈子，引导和规范经济文化领域的利益导向问题。如果在经济文化领域内贯彻群众标准，那经济文化这辆马车就不仅有了推进器，而且有了检测器，不仅有了发动机，而且有了方向盘。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8)因此，确立群众标准，是经济文化领域的当务之急，只有坚持群众标准，才能保证经济文化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最后，从生态科技领域来看，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中国的生态问题从未像今天这般如此严峻。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和财富之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爱因斯坦在谈到科技的发展和未来科技的导向时指出：“手段的完善和目的的混乱，似乎是——照我的见解——我们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真诚地并且热情地期望安全、幸福和一切人的才能的自由发展，我们并不缺少去接近这种状态的手段。”(19)的确，正如陈晏清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如果说在工业文明的早期，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观念还有一定的认识上的原因，那么，在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则主要应归咎于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利己主义。”(20)科技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人们有时把大自然看作可以无休止贪婪索取的源泉，如果社会中的人都从自己利益出发，从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生态和科技问题永远也解决不好，人类将面临船沉人亡的结局。那么，用什么样的理念引导科技的发展、维护生态的良性发展呢?只有群众标准才能担此重任，以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为最高准则，才能引导、规范和制约科技为人类服务，使人类在享受较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时，同时享受青山绿水蓝天。
　　综合上述可知：群众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制定路线方针、判断功过是非的基本依据，是现实问题解决的时代诉求。“群众标准”四个字在形式上精简、语义上明确；在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党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在理论上深化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在实践上，为各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把总钥匙。因此，确立群众标准，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时代和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发展的需要。今天，我们应该研究它，论证它，把群众标准作为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确立下来，使它能像“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一样，鲜明地写在党的理论旗帜上，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
　　①江苏省2014年度博士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及经验研究”(KYLX_0415)。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5.
　　⑤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65
　　⑥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9-280.
　　⑦胡锦涛.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10-511.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5.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13)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2.
　　(1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81.
　　(1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07-10-23(1).
　　(16)胡锦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79.
　　(17)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J].山东社会科学，2011，(7)：06.
　　(18)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42.
　　(19)[美]爱因斯坦.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97.
　　(20)陈宴清.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N].中国教育报.2000-1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