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艺术成就
谢昌余
话剧《西安事变》，把四十三年前震惊中外的伟大历史事变搬上舞台，让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这三位巨人同时出现在观众面前，在有限的舞台空间里塑造了如此众多的人物，表现了如此规模宏大的场面，这在我国话剧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西安事变》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对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展现了丰富的历史内容。
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是由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直接发动的。事变本身充满了传奇性的色彩，矛盾错综复杂，斗争曲折反复，人物关系纷繁，情节离奇惊险，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特征性的事变之一。要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事变在舞台上艺术地再现出来，就必须用典型的性格、环境、情节、冲突来揭示历史生活的规律，揭示事变本身的内在逻辑、连贯性和完整性。《西安事变》的作者，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道路，经过对历史素材的提炼、概括、加工和典型化，为我们建造了一座规模宏伟的艺术建筑。矗立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宏伟的艺术工程，既是独特的，又是典型的，概括了深广历史内容的时代乐章。可以说，这是伟大历史事变的一次艺术再现。
首先我们来看它对历史真实的概括和处理。所谓历史真实，不是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堆砌，也不是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原始复写，而是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的再现。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地点在西安，在国民党营垒内部，直接的发动者是张、杨二将军。但这只是历史的“外相’，是历史的表面真实。如果我们的观察只停留在这里，那是很不够的；从这个角度去反映西安事变，也可能写出一些津津有味的戏，但写不出历史真实，而且还会造成对历史的歪曲。《西安事变》的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解剖刀，剖开了历史的“外相”，深入到事件的本质，发掘出了真正的历史内容。他们懂得，事变虽然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冬天，但它的历史根源却应该远溯到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帝斗争，事变的地点在西安，在国民党营垒内部，但它的政治背景却延伸到国界以外，延到当时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舞台；事变的直接发动者是张、杨，但真正促使张、杨，推动事变的决定性力量，是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和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他们以科学的历史眼光和艺术家的勇敢，撇开一般庸人的见解，把真正主人公——人民请了出来，把人民的真正代表——周恩来同志放置到斗争的漩涡，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象时代的钟声一样成为响彻全剧的主旋律。这样，话剧《西安事变》就以无可辩驳的思想力量和逻辑力量，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中华民族指出光明的道路。如果要讲历史真实，这就是最大的历史真实；如果要讲思想深度，这就是《西安事变》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如果要讲历史内容，这就是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出发，《西安事变》在艺术情节的提炼和处理上，进行了大胆成功的探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归纳它的经验，我以为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点石成金、发微探隐，把偶然、个别、不带典型性的事件，升华成为能够体现事物本质的艺术情节。如周总理面见蒋介石一场，原先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全部过程不过十多分钟。但这是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的思想性格的交锋，撇开不写，显然要坐失良机；原样照搬，达不到突现人物性格的目的。作者大胆地改变了历史事件的真实，让周总理慷慨陈词、侃侃而谈，把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历史和道路、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发展、变幻的风云、错综的矛盾、时代的趋向、历史的前途、对人民力量的乐观激情、对敌人动向的明察秋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看后真是使人惊心动魄。这是不是违背了历史真实呢?不是。不但不是，而且更加深刻，更加真实。
二是欲擒故纵、欲抑故扬，把本来不那么引人注重的事件，点染成时时牵动观众感情，步步紧扣观众心弦的冲突。比如张、杨捉蒋的军事发动，本来是极端机密、甚至还有些凑巧的性质。据有关资料记载，当事变发动、枪声大作、人人议论、满城风雨的时候，蒋帮特务人员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杨虎城得到蒋介石的密令把张学良扣起来了。如果照原事件写，也可以揭露蒋帮的昏庸腐朽，表现敌人的官僚气十足等等。但作者们经过艺术构思，写了蒋帮特务白少宽对张、杨的行动有所察觉，这就更增加了事变的紧张气氛，使戏剧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也更好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三是以小见大、以一当十，使深邃广阔的历史内容，凝缩到精炼集中的典型上。历史事件的原型中有—个高福源和孙铭九，一个是沟通我党与张学良关系的，一个是直接带兵捉蒋的，如照原样写，不但分散笔力，而且要带来枝蔓。作者采取凝缩集中的办法，虚构出关海涛一家的纠葛命运，这就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这关家父子孙三辈的命运，既是他们个人的命运，也是东北沦陷区三千万人民的命运，也是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命运；摆在关家父子孙三代人面前的道路，既是他们个人的道路，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道路。在原型中，孙铭九捉蒋的行动，带有点血性义侠的气味；话剧中的关海涛呢?则是凝聚了党的思想的影响，人民呼声的烙印，个人命运的牵连等几方面的因素。因此，他的不辞艰险，舍生忘死的捉蒋行为，就脱开了孙铭九闯荡江湖的冒险气味，而获得了历史必然的生活内容，这个人物，也就变成了一个极富时代特征的思想性格。
四是化旧为新、妙手回阳，使习见的情节事件生发出新奇有趣的艺术生命。比如使用离间计、搞突然袭击、搞舍车保帅把戏等等，这是我们在描写敌人的作品中屡见不鲜的情节。但《西安事变》却能使这类情节的再现，饱含着让人刮目相看的新奇之感。这里指的就是蒋介石枪毙苗忠的情节。苗忠是蒋介石的心腹和忠实走狗，但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笼络麻痹张、杨，不惜血本，打死了苗忠。这一情节描绘，真可说是生花之笔，既把蒋介石的奸诈、狠毒、阴险、凶残和盘托出，又将走狗的可悲命运一笔写透，更使张、杨了解到蒋介石不是简单的对手，作到了一箭三雕。这个情节出现在我们面前，似曾相识又不相识，仿佛熟悉又不熟悉，原因就在于作者们进行了化旧为新的艺术提炼。
五是穿透纸背、揭出底蕴。张、杨发动事变本来带有军事密谋的性质，这在作品中已有交代。但这个发生在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事变，却折射出时代的闪光。作者们把事变写成有群众基础，有历史回响，有政治、经济、军事的根源，这就使整个作品浸透了时代历史的特征。作到这一点，没有历史眼光，没有艺术勇气，是不可能的。
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不是靠人物说教或形象图解，也不是靠事件罗列和过程复述所能达到的。在这里，关键是要对生活素材或历史素材进行艺术提炼，通过典型的，生动的、富有特征意义的情节和场面，使思想主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种流露，要象清泉在渠道里奔流，象血液在身体里循环，而不能是外贴的和硬凑的。以上所谈《西安事变》通过情节提炼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和探索的。
《西安事变》另一个突出的成就，是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突破了原有水平，丰富了艺术画廊。
这首先表现在领袖人物的塑造上。“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和建国以来的当代文艺，在我们的艺术画廊里积累了许多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典型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曾经帮助我们认识现实，鼓舞我们团结战斗，在我们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中起了巨大的教育和激励作用。但是，我们从来还没有过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的形象。《西安事变》让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活生生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艺术功绩。而它在塑造这些人物上所取得的成绩，又必将成为我国艺术的美学财富，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基本建设积累宝贵的经验。《西安事变》对领袖人物的塑造，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引人注目。
一是冲破禁区，把神变成人。过去我们常见的一些作品，不但不敢写领袖，而且一当在台词、叙述和描写中提到领袖的名字时，就充满了神秘之感。不是山河变色、江海奔流，就是青松昂立、旭日高升，甚至当剧中人物讲一句语录、捧一本经典著作，都要故作一番姿态。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对领袖的崇敬和爱戴，实际这是对领袖形象的歪曲。因为无产阶级领袖是我们人民自己力量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伟大的，又是平易近人的。当领袖一旦变成被人尊奉膜拜的神灵，那就不再是人民自己的代表，而是天国和人间的君主，这难道不是对于人民领袖的最大歪曲吗?
其次，《西安事变，》把领袖人物的形象从香案上放回到现实中，让领袖形象活动在群众中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地同群众一样地思想和行动，这又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勇敢创造。马克思在谈到这点时，曾要求艺术作品描写政治活动家要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如实地描绘出来，不能把他们写成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如果那样作，就是被热情改变了样子，全部描绘的真实性都消失了。《西安事变》让周总理抚摸小凤的肩头动情失声，写周总理折花送给小牛的母亲，在张、杨的客厅里替他们撕下三页日历，见到华敏、丁文辉时关心他们的私人生活，这是人性论吗?这是儿女情吗?不，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三、对领袖人物的思想、性格、语言、心理、行为等等，也要大胆地进行取舍、选择、提炼和加工。林彪、“四人帮”制造禁令，把领袖人物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神秘化、宗教化和绝对化，仿佛领袖人物的随便一句话就是金科玉律，不能更改；领袖人物做的每件事、每个行动，发出的每一个指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都是“顶峰”、“高峰”。大家还记得，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引用语录稍有错误，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西安事变》的作者，摒弃了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鬼话，以无畏的气魄，对领袖人物的思想、性格、语言、台词进行了大胆地提炼、选择、虚构和典型化。如给毛主席写的那一段富有性格特色和幽默风趣的台词，就正是这样做的。这不但没有使领袖形象丝毫削弱，反而更突出、更鲜明、更有声有色了。可以肯定地说，《西安事变》在这几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行的探索，在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中，打开了一条通往现实主义的宽阔的道路。十多年来，我们的文艺离开现实主义的确是太远了。
在反面人物和反面典型的刻画上，《西安事变》也开了一个新生面。老实说，在以往的作品中，特别是在那些帮风帮气十足的所谓艺术作品中，我们看惯了也看厌了那些漫画式的、生硬做作的、毫无生气的泥捏的傀儡。这是对反面人物的暴露吗?是对反动阶级本性的深刻揭露吗?不，这是麻痹观众，欺骗读者。即使在喜剧和讽刺作品中，这种手法的运用也应当适可而止，也要服从生活的逻辑。恩格斯说：“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一定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正面形象的塑造，也适用于反面典型的刻画。蒋介石、宋氏兄妹、何应钦等等，作为敌对力量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他们个人灵魂品格的卑琐渺小，而要把他们当作反动阶级的代表，刻画出他们行为动机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西安事变》不避“美化敌人”之嫌，大胆地舍去了反面人物一些偶然的、非特征性的细节，把他们当作反动阶级的政治家来刻画，这是颇有胆识和眼光的。这些形象告诉我们：蒋介石等人物的阴险、狡诈、凶残、毒狠、卑污，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品质的产物，而是他们那个阶级的土壤所培植出来的特性。这就比那些泥捏的、漫画式的、一出台就鬼鬼祟祟的幽灵，更能启示我们的思考，更能丰富我们的思想和认识。
在张学良、杨虎城两个形象的塑造上，《西安事变》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取得了现实主义的可喜成就。张、杨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按他们的阶级属性来说，远非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范畴。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时代，体现了中华民族未曾泯灭的某种民族特性；他们的行为动机，也浮动着历史的潮流。如果照过去一般的处理办法，很可能就会把他们写成单纯为了个人地盘和个人利益而在客观上起了一点进步作用的人物。真要这样写，也未始不可，但却无论如何达不到现在这样的思想深度。《西安事变》的作者，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张、杨，如实刻画了他们令人钦佩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性格，再现了这两个千古人物的动人形象，这也是我们艺术画廊里的一个新收获。而他们在这样作的时候，也没有走另一个极端，把张、杨拔高、净化，使他们穿上当今人物的服装，而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关于《西安事变》的艺术成就，是可以用许多专题来进行研究和探索的。本文挂一漏万地列举出一些点滴，仅只是从个人学习的角度谈点初步的体会，希望求得对这部作品更深刻的认识。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社会效果是检验精神产品的试金石。《西安事变》和观众见面以来，万人争说，反应强烈，人们同剧中的人物一起欢乐和痛苦，也同剧中的人物一起在精神上经历了那个震荡和战斗的年代。应该讲，这是《西安事变》的作者、演员和舞台工作者们所得到的最高奖赏和荣誉了。有什么能比人民群众的批准更使人激动的呢?
当然，这也不是说《西安事变》的思想、艺术和演出就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和毫无瑕疵的地步。从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观点出发，人们有理由要求把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形象更个性化、更生活化一些，在人物的台词、语言的锤炼方面，还可以探索得更鲜明生动、更艺术更哲理一些。话剧对普通人民群众的形象的塑造，最有独到之处的。特别是关海涛一家父子孙三代的遭遇，在剧情的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半部的描写也是相当动人的。但如何使这一艺术线索贯串到底，作到象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微小的道具都要发挥妙用，都不能似有似无，还是值得我们推敲的。此外，在表导演方面，在场面的调度和处理上，如何使艺术氛围更强烈一些，使悲壮的场面更悲壮一些，也还有不少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余地。我们相信，省话剧团的同志们不会辜负广大观众的期望和要求，他们一定会在接受群众检验、吸取观众意见的基础上，使这个剧修改得更臻完美，更好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
(原载《甘肃日报》)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