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禁区”内 留香在人间——话剧《西安事变》读后
金行健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在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有一个虽未明文规定，却是壁垒森严的“禁区”，那就是不允许表现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革命业绩，不能够塑造他们那些光照日月的伟大艺术形象。谁要接触一下这个“禁区”，轻则给你扣上一顶“为老家伙评功摆好”的大帽子，重则定你个“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反党罪名。在那百花凋零，万事颠倒的腥风血雨的时刻，文艺界多少同志，胸中象点起团团烈火，心里似滚过隆隆雷声，为什么不能为全国人民无限敬仰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为什么不能为他们的光辉革命实践歌功颂德!
江河是不会倒流的，历史是不容编造的。剷除了“四人帮”这些人间败类，我们祖国又重新鼓桨扬帆，乘风破浪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就在这万马奔腾胜利进军之际，华主席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战斗号召：“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这一号召象一声惊雷，把文艺工作者多年积郁在心头的烈火顿时点燃，全国立即出现了一个歌颂老一代，揭批“四人帮”的创作高潮。甘肃省话剧团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跃华、黄景渊等同志创作的话剧《西安事变》，就是在这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朵绚丽的花朵。
《西安事变》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作者怀着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敢于而且善于冲破不能、不许、不敢塑造革命领袖的“禁区”，一扫林彪、“四人帮”在革命领袖问题上制造的种种反革命理论的禁锢，把革命领袖和革命理论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神龛中请出来，放在人世间的生活和斗争中，放在人民群众中来描绘，从而显示了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一
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党的领导又是通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一大批领袖人物的领导来体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表现毛主席的卓越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而又不去神化毛泽东同志，不把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来宣扬，不仅是我们当前生活中的重大斗争，也是我们在创作中需要突出解决的重大课题。《西安事变》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作者在剧中以波澜壮阔的笔触，充分地展示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我国形势的急骤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对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做了极其广泛而深入地描写。这些篇幅绝非闲笔，这正是给我们展示剧中极力歌颂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和正确，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从来也不是拘泥于马列著作中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所作出的具体结论，而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广大革命人民和干部说来，从来都是“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毛泽东选集》三卷第854页)的胜利旗帜。因此，毛泽东思想绝不是象林彪、“四人帮”所歪曲的是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那样不可知的东西。《西安事变》的作者以唯物主义的立场，彻底否定了林彪、“四人帮”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出发，强制群众只能“句句照办”。而不允许运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反革命理论的禁锢，形象而精辟地阐明了我们党、毛主席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人民实践活动的依存关系。这也正是在《西安事变》中，我们所以对毛主席的卓越领导，对毛泽东思想感到特别亲切动人，感到“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顺利解决，确是符合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利益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广阔的现实斗争情景里，写出了毛主席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每一个决定都和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它是现实的总结、斗争的需要、历史的必然、人民的要求，而且，这一切又是通过作者精心提炼的戏剧冲突所构成的完整、紧张、富有动作性的情节所逐步展现的。
其次，作者在剧中既把毛主席的领导在剧中贯彻始终，处于鲜明的指导地位，而又给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去解决实际问题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西安事变》全剧中共三次提到毛主席的指示。第—次是周副主席头次出场时明确提出：“我们的毛主席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英明政策”指导下，周副主席耐心地说服华敏，果断地释放俘虏，亲切地安慰关大爷，充分地表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和群众的热烈拥护。第二次是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把蒋扣在西安，处在“拿起来扎手，撂下又怕跑了”的无法“善其后”的时刻，周副主席又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认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前途：一是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大打内战，引狼入室”，正是在这样精辟分析的指导下，周副主席说服张、杨两位将军放弃了要“打出潼关去”的打算，引导群众声讨何应钦等人大打内战的卖国阴谋，做出蒋介石急于谈判，“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更好地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英明判断，把当时象一团乱糟糟的麻一样的形势，一下子梳理得清清爽爽，一目了然。第三次是在蒋介石接受了张、杨两位将军提出的八项条件，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我党主张后，对蒋介石该如何处理的时候，周副主席再次明确提出放蒋介石回南京的主张“恰恰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从而统一了我们内部的认识，说服了东、西北军和西安各界爱国人士，揭穿了日特、托匪的阴谋，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这就清楚地看到，剧中三次提到毛主席的意见和看法，都是在“西安事变”发展过程的关键时刻，周副主席又都是在这关键时刻根据党的方针路线，完整、准确而又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毛主席代表人民利益做出的英明决策，才取得了整个斗争的胜利。这样地描写，不仅形象地表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革命领袖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卓越领导，而且也深刻地表达了其所以是卓越的，不可战胜的原因——她是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受实践检验的真理。
第三，在《西安事变》中，作者通过通俗易懂、形象鲜明、风趣幽默、亲切感人的语言，来阐述毛泽东思想正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剧本的末一场，毛主席、朱委员长和延安各界群众在机场迎候从西安胜利归来的周副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用群众赶毛驴驮东西上山的极其精彩的比喻，来说明我党是如何通过“又联合又斗争”，促进蒋介石、国民党接受我党抗日的主张。这段台词是这样的：
毛驴驮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又非需要它上去不可，那么怎么办呢?陕北人民有三种办法：一是前面牵着缰绳拉；二是后面用肩膀推；如果拉又拉不走，推又推不动，就加上第三种办法——使鞭子抽!
作者把这段绝妙的台词，放在戏的结尾处，是颇具匠心的。它不仅起到了给全剧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从“西安事变”这一具体的事件中，抽象出了科学的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地指导具体革命实践的重大作用，从而使剧本的思想意义更加具有普遍性，而且，通过这段绝妙的台词，进一步刻划了毛主席和人民的血肉关系。毛主席是多么认真地对待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斗争，是多么尊重人民的经验，人民的创造，是多么熟悉人民的语言，人民的感情，领袖和人民在这里完全成了浑然一体。剧本作者在这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理，即革命领袖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不断地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思想和领导艺术继续发展和提高。这不正是把革命领袖放在革命人民之中来塑造的最好例证吗。这不也就正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在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论，设置的层层“禁区”的一次彻底扫荡吗。
二
能不能塑造好周总理的光辉艺术形象，是《西安事变》这个剧本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不仅是由于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所建树的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卓越历史功勋，而且也是由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及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如一日，肩负革命斗争的重担，领受党的重托，和毛主席密切合作，忠贞不二，勤勤恳恳地不停奋斗，才换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诞生和发展。
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无限忠于人民。他做为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不可缺少的助手，为党和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西安事变》的作者在描写周总理赤胆忠心为人民，坚贞不二干革命时，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更不是通过什么豪言壮语来表现，而是在斗争中，在生活中形象生动地做了深刻地揭示。如在第二场，周副主席亲临战场向红军战士和东北军官兵宣传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决策时，在俘虏群中发现了东北军团长关海涛，在周副主席决定放他回西安，退还他的手枪时，枪膛里的三颗子弹被我军赵团长退了下来，周副主席立即又要了回去，并亲手把枪和子弹一起退还给了关海涛。这一经过精心挑选的细节，极其深刻而又动人地表达了周副主席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限忠贞和坚定。试想，若不是周副主席绝对相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正确，和这一正确路线的贯彻在群众中所必然会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是绝不会把子弹退还给一个曾经极为顽固，并和我们打了多少年仗的一个东北军团长的。通过退子弹这一襟怀坦白，勇敢果断的动作，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多么光明磊落，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可以不记个人恩怨，不顾个人安危，完全是为了拯民族于水火，救国家于危亡。对于党外的“仁人志士”，我们是赤诚以待，正是由于我们党真心实意地为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来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共同奋斗，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变仇人为朋友”，“团结一致，共赴困难”。这里，通过这一典型的细节，生动地展示了周副主席执行毛主席所给予的革命重托的光辉实践，突出地反映了周副主席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驾驭风云变幻的现实斗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固然需要雄才大略的革命领袖，但是，事实证明，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正是来自对现实斗争的透彻了解，对生活现象的本质认识，对群众的思想、感情、要求、愿望的深入掌握。离开这一切，任何个人也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什么真正的建树。周总理就是最尊重现实，最重视调查研究，以指导革命实践的楷模。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周总理的非凡才智，在现实生活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得到令人敬佩的发挥。《西安事变》正是从这一生活真理的坚实基础上，使周副主席的光辉艺术形象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力量。剧中，作者对整个事变的发展过程，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不可预测的复杂变化，都牢牢地把握住形象地深入描写周副主席对现实斗争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做出英明的判断、果断的处理，体现了周副主席在斗争中的高度原则性和巧妙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卓越才能。如在张、杨二位将军实行兵谏，扣住蒋介石以后，杨虎城将军由于深知蒋介石流氓成性，毫无信义可言，因而对蒋介石能否抗日颇有怀疑，对蒋介石愿不愿意谈判没有信心。但是，周副主席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杨虎城将军，“急于谈判的恰恰是他。”事实的发展果然证实了周副主席的判断。剧本形象而生动地告诉我们，周副主席这种料敌如神，洞察一切的才能，并不是什么天生的东西，恰恰是在艰苦、细致地调查研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取得的。剧本中从各个方面深刻地表现了这一点，诸如对蒋介石的处境不同于尼古拉二世和拿破仑的历史研究，红军做好了制止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对蒋介石的巨大压力，东、西北军官兵对抗日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内部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明争暗斗，何应钦、汪精卫等人借营救蒋介石为名欲取而代之的内幕，日、美、英诸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上的斗争，英、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政权的影响……，以至证券市场价格的涨落，宋子文有当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野心等等，周副主席都是了若指掌，如数家珍。在如此广泛的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指导下，周副主席做出蒋介石急于谈判，可能接受抗日主张的判断就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必然的了。剧中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描写，正是对林彪、“四人帮”那种把领袖抬在九霄云中，硬说领袖的伟大、正确和力量都是天生的，可以坐在屋里“洞察—切”、“预见未来”，从而否定领袖的罪恶阴谋的有力批判!
英雄人物也是普通的人，伟大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个平凡的革命者。撇开平凡，只写伟大，这样的伟大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但是,把革命领袖人物首先做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来描写是不是贬低了领袖的崇高形象呢?《西安事变》的作者在成功地塑造周副主席的光辉艺术形象的艺术实践中，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样做不仅不会贬低革命领袖，相反，却会使革命领袖的形象更加高大、深刻和动人。在《西安事变》中，周副主席听到关大爷讲述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下的悲惨遭遇，痛心地掉了眼泪。这种处理在“四人帮”横行时，显然是不行的。革命领袖怎么会哭呢?这不是人情味吗?这不是有损领袖的坚强的伟大性格吗?周副主席在准备去接小牛的母亲出狱时，精心地采撷了一束梅花，这在“四人帮”的禁令中仍然是不行的。一个革命领袖在严重斗争面前竟然摘花赏梅，战友出狱不以豪言壮语鼓励，却以花草相赠，这不是大大地损伤了领袖的严肃的伟大形象吗?如此等等，在“四人帮”眼里，革命领袖(或者是所谓的一号英雄人物)就是应当不同于一般人，就是应当既无感情又无生活，只是挣扎在—堆正确的概念里。这样的形象当然既不可亲又不可信。《西安事变》的作者冲破了这些“禁区”，在剧中不仅着意刻划了周副主席那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贵品质，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胆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斗争中高度的原则性和巧妙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同时也着意刻划了周副主席对一个战士的破了的军服的关心，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三天没合眼的观察和体贴，为接小牛母亲出狱亲自安排车子，准备衣服，在夜深人静时亲自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工作报告……。这些看起来好象不该周副主席直接过问的平凡事情，恰恰深刻地反映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对张、杨二将军赤诚相待，肝胆照人的磊落胸怀。这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平凡的小事，正是塑造周副主席的光辉的艺术形象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通过这些描写，使我们从平凡中看到了伟大，在伟大中感到亲切。这正象斯大林在描述见到列宁时所说的那样：“他这种新群众式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页）
三
《西安事变》写的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题材的本身，就是对“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的一个有力的批判和清算。叛徒江青多次说过：“不要写真人真事”，“搞真人真事，真是可恶之极啊!”“四人帮”一伙为什么那样仇恨写真人真事呢?道理是明显的。骗子最怕的就是事实。“四人帮”篡改党史，篡改军史是经不住事实的一击的。所以“四人帮”为了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拚命反对写真人真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历史需要，人民欢迎有大量的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革命实践，歌颂他们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高贵品德，非凡才智。《西安事变》这一部史诗般的优秀作品，以其在思想上、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批驳了“四人帮”所制造的种种谬论，很好地满足了历史和人民的需要。
写真人真事并不是照搬生活，同样需要艰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创造。《西安事变》的作者写的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当然首先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掌握、熟悉当时的斗争情况、社会生活，但这样并不等于能写好“西安事变”，还需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在丰富的历史材料中，提炼出尖锐、复杂而深刻的戏剧冲突，在这样的戏剧冲突中结构情节，塑造典型。《西安事变》所达到的反映生活的广度和主题的深度，正是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着力创造艺术的真实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剧本的篇幅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中，表现“西安事变”这样矛盾复杂、人物众多、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没有概括，没有创造那是不可想象的。周副主席和蒋介石谈判一场，就在原来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做了极大的丰富，也只有这样合乎周副主席的性格逻辑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表现周副主席做为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的坚定机敏，博大精深的特殊性格和非凡才智；关海涛一家悲欢离合的遭遇的设置，尽管是虚构的，但也只有这样的虚构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以更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旅危难，国民党卖国的反动政策给民族造成的灾难，从而深刻地阐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伟大意义。小牛的母亲和周副主席的关系也是虚构的，正是这样的虚构，才有可能更好地表现我党为解放人民，拯救祖国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为了团结抗日，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的光照日月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正是从历史真实出发，在再现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调整、补充、虚构的创造工作，从而使在舞台上出现的“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具有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意义和内容，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四人帮”一伙鼓吹写真人真事“缺乏教育意义和战斗作用”，“四人帮”的这一精神枷锁直到最近，仍然在紧紧地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还有人以什么反映革命历史不能直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为借口，不允许打破这一“禁区”。果真如此吗?《西安事变》做出了响亮而出色的回答，反映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塑造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不仅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也有着极为现实的战斗作用。《西安事变》中通过真实地再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活动和剧烈变化，并在这样活动和变化的宏伟历史图卷中，成功地塑造了我、友、敌三方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三个光辉的革命领袖形象，使我们深切地感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领导的结果，为我国革命事业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从而使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西安事变》所展示的这一强大的思想力量，不正是他的深刻教育意义和现实的战斗作用吗?“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是出于反党的罪恶目的，我们就是要和“四人帮”针锋相对，大写特写反映我党光荣、伟大、正确的历史，歌颂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所创立的历史功勋，和感人至深的斗争生活。
让我们为这样的写真人真事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涌现而欢呼吧!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