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图再现历史的光辉
西安电影制片厂、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创作组
话剧《西安事变》，是我们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胜利，为敬爱的周总理所建树的垂之千古的丰功伟绩，而谱写的一曲颂歌。这个戏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周总理八十周年诞辰，由甘肃省话剧团首演以来，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兄弟剧团也陆续上演。这个戏的演出得到了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军负责同志、文艺界的专家和同志们，以及广大观众的热情肯定和大力支持，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常常有些同志问我们：怎么想到要写这个戏?其实很简单，就是出于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和对林彪、“四人帮”的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不仅疯狂地镇压和迫害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而且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他们的倒行逆施，给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空前的浩劫，特别是在周总理逝世和天安门事件的时日，更激起了我们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对人民的好总理无限缅怀的深情。
半个世纪以来，敬爱的周总理为党、为国、为民操劳，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崇高的光辉形象，是矗立在亿万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一座丰碑。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党的文艺事业，对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关怀备至，费尽了心血。就拿我们甘肃省话剧团来说，一九五六年举行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我们第一次从边远的甘肃，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观看了我们演出的《在康布尔草原上》，并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同我们促膝谈心达九十分钟之久，他从剧团的历史到每个同志的经历，从演出到生活情况，仔细地询问、热情地鼓励、具体地指导、亲切地关怀，那感人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接着，总理把我们的戏推荐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怀仁堂，总理又陪同毛主席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检阅我们，这是剧团历史上最为光荣的一页。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和恩情，我们永世不忘。以后，我们又多次来北京演出，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首长，还先后观看过我团创作和演出的《雪山风云》《滚滚的白龙江》《远方青年》《天山脚下》《教育新篇》……剧团的同志多次得到总理的接见，不断听到总理亲切的教诲和指示。可以说，我们剧团的成长和周总理的关怀是分不开的，我们对周总理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念我们的好总理。
林彪、“四人帮”，他们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妄想从我们心头抹掉总理的光辉形象，我们愤慨、我们不平，特别是在总理离开我们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残酷地压制我们悼念总理的活动，不准戴白花，不准带黑沙，不准设灵堂，连我们给邓大姐发唁电都不许。我们心里憋着满腔义愤……。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们多年来被压抑深处的对总理无比热爱和怀念，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愿望，就是要拿起笔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写，我们就感到不安；不写，我们就感到对不起总理；不写，我们就感到是自己最大的失职。尽管我们各方面的水平都很低，但我们总是想写，就是要写，正好，就在这个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郑重同志准备写《西安事变》，我们两家取得联系，共同合作，进行话剧及电影剧本的创作。
当时，“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还未垮台，他的帮派体系还在控制着一切。我们提出要写《西安事变》，需要外出收集素材时，他们百般刁难，拖延时间，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斗争才来到北京。
七七年六月到北京后，得到了全国政协文史室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给予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在访问过程中，甘肃前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由中央调来北京分配工作，汪锋同志是“西安事变”的参加者。他听说我们要写这一题材后，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他当年的亲身经历，并给我们提供了搜集素材的线索。在七月一日，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汪锋同志，在谈工作的过程中，汪锋同志向叶副主席报告了我们创作《西安事变》话剧和电影剧本的情况。副主席当即表示支持，并指示说：宣传总理，人人要宜传，当然主要是主席思想，总理是执行得最好的，是典范。汪锋同志当晚把叶副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传达给我们。听后，我们感到无比振奋，眼前豁然开朗起来，我们得到了搞好《西安事变》创作的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收集资料和采访过程中，许多当年亲身经历西安事变的老同志，象刘鼎、王炳南、刘澜波、孔从周、郭维城、申伯纯、阎揆要、宋黎、徐冰加、米暂沉等等，先后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中间有许多感人的事例。他们听说我们要写《西安事变》，要歌颂周总理，就在百忙中，忘记了疲劳，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讲述。他们有时饱含热泪，有时慷慨激昂，把总理当年亲临西安，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景和波澜壮阔的群众救亡运动，一幕幕再现在我们面前。每次访问，对我们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有的同志主动找上门向我们提供情况，并且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说：“写周总理没错，放开手去写，写好了人民感谢你们，写不好人民会帮助你们……。”这些殷切的期望和支持，时刻激励着我们，推动着我们。
我们收集素材返回兰州后，改组后的甘肃新省委积极领导了我们的创作。在七七年十月份，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在全省文艺界的大会上，向我们下达了紧迫的战斗任务，要我们在双十二拿出写“双十二”的剧本，在总理八十诞辰演出。这个紧迫时间表，要求我们用打破常规的速度大干快上。领导的信任，同志们的期望，对总理无限的怀念，促使我们在十二月六日提前六天完成了初稿，也就是说，从讨论提纲到写成剧本，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得悉后，亲自到剧团参加剧本讨论，对我们的工作给以充分肯定。宣传部领导同志打破常规，在没有审查剧本的情况下，大胆地作出了投入排练的决定，他说“有问题我负责，我不相信一个戏就能把一个人打倒，有缺点、有错误，我们改嘛。”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汪锋同志，先后听了剧本的录音，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剧团演职人员纷纷贴出请战的大字报，表示决心，做出保证，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排练，戏终于在七八年三月五日，总理八十诞辰那一天，如期在兰州上演了。
戏一上演，中央文化部立即派冯牧、吴雪、吕倗、柯岩四同志专程来兰州看演出，对我们创作上这个初步的尝试，给以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同时，具体的指导我们，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要求。接着在四月份，中央文化部把我们这个戏调到北京，在京演出了三个多月，我们广泛地听取了中央党政军负责同志、首都文艺界的专家和同志们，以及广大观众的宝贵意见。在京的当年经历西安事变的许多老同志，对我们的演出进行了检验，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大力肯定，细致地进行指导和帮助。在京的三个多月的演出，使这个戏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提高。
从以上的情况看，这个戏的诞生完全是在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由甘肃省委具体领导，中央文化部大力扶植，新疆自治区党委汪锋同志和陕西省委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文艺界的同志们及广大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下搞出来的。我们仅仅是把大家的共同心愿记录下来而已。同时，这也说明了，领导的关心、支持，对于一个作品的问世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安事变》是一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在戏剧创作中怎样正确地来处理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确是一个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我们过去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只有大胆地进行艺术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来摸索和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具体作法是：
一、解放思想，为反映党领导下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塑造领袖的光辉形象而勇于探索：
众所周知，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是震撼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的敌我友各方面的历史人物之多之大，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之复杂，在以往的戏剧创作中是很少碰到的。怎样把这波澜壮阔的斗争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演出来，政治上要反映得准确，而且给当时这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评价，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在我们面前有许多“禁区”需要我们去闯。
我们这个戏是从正面直接反映西安事变的，首先，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戏写什么，突出什么?也就是说，西安事变最本质、最重要的是什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四十多年来，不论是敌我友各方，还是国际、国内，对这一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说法和解释，有的说，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自发搞的，是国民党内部嫡系与杂牌的斗争；有的则说，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张、杨上了共产党的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党史来讲，当时也找不到一本比较系统完整介绍西安事变的材料供我们参考。如果我们走捷径，囿于流传的那些被歪曲了的说法去写，势必弄成一个不能反映西安事变本质，图解张、杨劫持蒋介石的惊险剧。单纯从所谓“戏”上来考虑，这样搞可能很有“戏”，但绝不能正确反映这个近代史上伟大的历史事件。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失败的教训。
我们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一些好心的同志，也曾提出过他们的忧虑：这么大的题材，这么多历史人物，政治上怎么把握，弄不好就会搞成写国民党。面对成百万字的素材，有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材料，这的确是令人颇费思索的。在学习毛主席关于西安事变的伟大论述，反复查对史料，认真思考叶副主席的指示后，我们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处理这个题材，还历史的真面目于舞台，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要正确地认识它，必须放到国际斗争的大背景中来考查，必须放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大背景中来考查。近百年来，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总想瓜分中国，不断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反帝斗争，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由于统治阶级的屈膝投降和出卖，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相继失败。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第一次彻底战胜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导作用。促成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因缘也正是这样，从当年的历史事件本身来看，尽管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全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杨两将军在各自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以后，终于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道路，他们正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我党领导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挺而走险，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后，古城西安的事态瞬息万变，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国家的命运处在空前的危机之中，又是敬爱的周总理，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飞临西安，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高超的斗争艺术，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达到了国共重新合作，开创全面抗战的目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这个戏应该是一曲歌颂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颂歌。贯串全剧的红线找到了，敌我友三方的矛盾冲突应该紧紧围绕着这根红线来展开，在接受或者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矛盾中，我们党成了全剧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又是周总理在第一线贯彻执行，这样，周总理就必然成为驾驭这场斗争的主角。从这个门径入手，我们找到了正确处理西安事变这个重大题材的钥匙，解决了西安事变是写国民党还是写共产党这个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根本问题，同时对西安事变发生的近因远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都一目了然了。
《西安事变》确定写成一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颂歌，那作为这个伟大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形象，就必然要出现在舞台上，在戏剧舞台上如何塑造领袖的形象，这对我们是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在“四人帮”横行时，把领袖神化，在他们“帮风”“帮气”十足的作品中，一旦台词中提到领袖的名字，就充满了神秘之感，不是江河奔流，就是旭日东升，他们把领袖的话宗教化，金科玉律，“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记得在那个时候，引用语录稍有错误，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现在我们要在舞台上出现领袖形象，要动笔写台词，这的确需要鼓起足够的勇气了。我们认为，首先要破除我们头脑中对领袖人物的神秘感，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和普通的工农兵一样，有自己的性格、兴趣和爱好，因此我们要敢于运用通常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创作方法，去塑造领袖形象；同时领袖人物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我们要极其严肃、认真地来进行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地积累经验。在最后一场毛主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我们根据毛主席把深奥的政治道理讲得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等特点，抓住毛主席讲毛驴上山这个真实的故事，加以发挥和创造，组织了延安机场这场戏，来完成毛主席作为全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高决策人的光辉形象。
周总理的形象，是作为贯串全剧主人公的身分出现的，也就是说这个戏主要是写周总理的。如何塑造好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这是全剧的关键，也是最大的难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周总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忠实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整个戏中，为了鲜明地突出表现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塑造好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在全剧的布局中，我们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化为戏剧情节，变成周总理在全剧的舞台行动，这样，周总理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出场时是这样，不出场时也是这样，使周总理的艺术形象闪耀着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灿烂光辉。
在塑造总理形象时，我们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事，大胆地进行了艺术概括，从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比如第十一场周总理和蒋介石谈判的戏，要是完全拘泥于历史，就不可能有这场戏，因为从历史事实来看，西安事变的谈判，是在周总理和宋家兄妹之间进行的。协议达成后，周总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礼节性地会见了一次蒋介石，时间很短。写不写这次见面?不写是不行的，这是展示两个阶级代表人物短兵相接，思想性格交锋的良好时机。如果写的话，这次见面能否构成一场戏?考虑再三，我们感到这场戏不但要写，而且一定要写充分，作为全剧的高潮来处理。艺术效果要服从于政治效果，从政治上考虑，在西安事变中，总理打击、争取的主要对象是蒋介石，这是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这种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此我们大胆地安排了这场戏，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了艺术的创造和发挥。把这次见面不是作为礼节性的拜访，而是作为两个阶级代表人物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来处理，充分揭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总理惊人的胆略、杰出的才干、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斗争艺术等优秀品质。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涉及到具体内容时，我们又严格地遵守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总理和蒋介石作斗争时所涉及的事实，都是真实的。比如蒋介石从拒绝到接受张、扬的八大主张是真实的；蒋介石对张、扬分化离间的破产是真实的。杨虎城摔茶杯是发生在西北军内部，我们把它摔在蒋介右面前；周总理对南京讨伐派揭露，本来发生在宋家兄妹之间，我们也有意识地把它安排在蒋介石的面前。总理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及当时上海股票行情的涨落等等……总之，这场戏是虚构的，但构成这场戏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只是根据艺术的要求，把不同时间、地点所发生的事情集中起来罢了。
在塑造总理形象时，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仅仅让领袖人物讲一些正确的话，而要敢于写领袖人物的爱和憎，写他们十分丰富的真实感情。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周总理的感情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努力去表现周总理的内心世界，使艺术形象有血有肉。如在第二场，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中，周总理听到关大爷讲述东北人民悲惨的遭遇时，我们描写周总理流着眼泪，感情凝重地说出“东北人民受苦了……”，以此表现周总理肩负民族灾难的深重感情。又如在第十场中，当他的警卫员小牛准备去接狱中的母亲时，我们设计周总理采摘一束怒放的腊梅赠战友的细节，用它来表现总理对战友崇高的情谊。在第十场，当西安各界群众和受托派煽动的部分东、西北军官兵，出于对蒋介石的恩怨，来质问周总理为什么不处死蒋介石时，我们写周总理以沉痛的心情述说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与我们党结下的血海深仇。特别举出毛主席一家几位先烈惨遭蒋介石杀害的例子来说服群众，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光明磊落。周总理满腔激情地喊出：“我们的党以大局为重，我们的领袖不计个人恩怨，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难道不可以惊天地、动鬼神吗?”以此来表现周总理对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自肺腑的由衷的热爱。
二、准确地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我们反映的是我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必然又遇上一个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问题。我们的任务不是写历史教科书，而是创作一部反映这一段历史生活的艺术作品。按照历史真实来要求，我们写的既然是西安事变，在大的方面绝不能篡改、歪曲历史，不然给我们后代造成严重恶果，所以必须真实地再现这一段历史生活；按照艺术的真实来要求，又不能象历史教科书那样，罗列和叙述历史过程，必须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经过集中、概括，运用典型化的手段，形象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生活。这二者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但要把这种区别和联系的分寸把握得很准确，同样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只有通过实践，在实践中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逐步地完善起来。
历史事件的集中和处理：东北军到陕北“剿共”以来，从一九三五年八月到十二月，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讲，共进行过三次比较大的战役：一是劳山战役，红十五军团在劳山全歼何立中的110师；二是榆林桥战役，活捉619团团长高福源；三是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下，组织了直罗镇战役，全歼109师，击毙师长牛元峰。
这三个战役，对于打击张学良，教育张学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有力的打击，才使得张学良清醒起来，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三个战役对于促使张学良转变都是很重要的。张学良在直罗镇战役之后，想与共产党进行谈判，所以到上海找杜重远，找东北大学学生领袖宋黎，在陕北前线找我军联系，这都是历史。要写历史，这三个战役都不能忽视；但是要写戏，就不能一一叙述。必须集中概括，通过典型来表现。因此，我们构思了第二场戏，写了太平镇战役。太平镇战役，实际上是直罗镇战役，为什么不直接标明直罗镇战役?这是因为这场戏所涉及的内容又不完全是直罗镇战役，比如活捉关海涛,这是榆林桥战役活捉619团高福源团长的素材。榆林桥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打的，当时中央红军，还未到达陕北，也就不存在周副主席释放关团长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更改了历史事实，把它放到太平镇战役中来了，写中央红军捉，写周副主席放，从具体事实来讲，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从艺术真实来讲，我们认为是符合典型化原则的。这是因为，生活中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确实被红军俘虏了，而且接受了我党的教育，转变了立场，以后在推动张学良接受我党统一战线思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另外高福源虽然是在中央红军到达前被俘的，但却是在中央红军到达后，周副主席亲自给他作了工作，促使他转变并且起了积极作用。根据以上几个方面，我们集中概括地处理了三个战役的问题，认为这样既没有歪曲历史事实，又符合艺术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参加过这段斗争的首长和老同志，在看了演出之后，都发现了我们对这段生活作了艺术处理，也都允许并肯定这样的艺术处理。而对于我们第二场中的另一点，不但放人，还把缴获的枪枝弹药当场送还，不满意，觉得不符合历史，不真实，当时根本没有还枪这样的事。这种肯定与否定，对于我们怎样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寸，很有思考的意义。
三、怎样准确地塑造反面人物：
在塑造反面人物的问题上，我们是吃过苦头的。六二年我们剧团创作演出了一出反映解放战争的戏，有一个场景是敌军司令部，挂过一张蒋介石的戎装像，“四人帮”横行时，这就成了我们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公开为蒋介石招魂的一大罪状。今天在《西安事变》中，不是仅仅出相片，而是要出活人了，不仅有蒋介石，还有宋美龄、宋子文、何应钦等等人物，而且戏中的蒋介石，还要作为当时的一支重要的国防力量，作为周总理争取的主要对象，并且对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以恰当的评价，这确实又需要有一点勇气了。
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盖棺论定的了，但是，在“九一八”以后，民族矛盾上升的特定历史时期，如何看待他的历史地位?如何表现他?西安事变他被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杀害他，南京亲日派企图杀害他，托派也企图杀害他，这就说明，在民族矛盾上升时期，蒋介石有他的特定历史作用。正因为对此有了清醒的阶级分析，我们党制定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周总理坚决执行了这一伟大政策，通过斗争，争取了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的阴谋，挽救了民族危亡。所以，我们没有忽视蒋介石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没有把蒋介石的舞台形象简单化、漫画化，没有把他描绘成不堪一击的小丑。否则周总理争取蒋介石就轻而易举，没有什么意义了。试想，周总理和一个小丑似的人物斗，那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的丰功伟绩又怎么能树起来呢?因此，我们把蒋介石作为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来写，写他的阴险、狡猾和毒辣，也写他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动摇，正因为看清了蒋介石亲英美的一面，周总理才旗帜鲜明地揭露亲日派的讨伐阴谋，促使南京政府亲英美派上台，展示出周总理高超的斗争策略。
我们写南京何应钦官邸这场戏，是为了表现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矛盾，为周总理在后面揭露亲日派的阴谋，争取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提供依据，同时也给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宋美龄、宋子文，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曾起过的一定历史作用写下一笔。
华主席号召我们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的作品。《西安事变》的创作，是如何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形象，如何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作的一次初步尝试。我们深深体会到：华主席的伟大号召，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文艺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我们要认真总结创作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利再战，让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让我们伟大的党，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千秋万代永远鼓舞我们前进，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