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导演札记
刘韧
《西安事变》这个戏，是我们剧组的演职人员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热爱崇敬、缅怀的心情，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通力协作，团结一致，用不到两个月时间排练出来的。
这个戏是反映中国革命重大的历史事件。场景多、历史的著名人物多。特别是在舞台上同时出现我党三位领袖人物形象。这在当时的舞台上还是史无前例的。我担任了这个戏的导演工作，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今天，如何按照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准确的在舞台上反映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揭示剧本思想、生动地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特别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形象。这是我们的工作中面临很困难的新课题。但也是光荣的政治任务。对此，我们做了些探索。这里将自己对剧本的理解认识和初步体会谈谈。
一、准确理解主题思想，抓住主要矛盾。
我们在排练中，首先要求准确理解、揭示剧本的主题，抓住主要矛盾，把握戏的基调和风格。我们导演组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副主席关于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一些论述，参考了有关历史资料。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扭转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周总理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邓副主席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这些指示也正是我们所要揭示的主题思想。
发生西安事变，当时中国形势正如毛主席告全国同胞书中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它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这就是我们这个戏的时代背景。
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事变之前，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将军，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下，逐步认清“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的前途，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我党联合抗日主张。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反而进一步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逮捕了蒋介石以及当时聚集在西安的几十名蒋帮军政大员。事变之后，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不畏艰险，亲临西安，在那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雄伟的气魄和胆略，力挽狂澜，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说服张、杨两将军和东西北军官兵，逼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出了有巨大历史意义的贡献，这是真实的历史。剧本所反映的典型环境和事件也正是这一真实历史的写照。
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正确、光辉的胜利。这也是贯串全剧的思想，因而我认为这个戏的基调应该是紧张、严肃、气势磅礴的。我们在处理全剧场面的节奏中，以及处理人物关系、矛盾冲突中，也是统在这个基调之中。
按照统一战线的政策，分清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正确认识当时的民族矛盾超出了阶级矛盾，坚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联合抗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奋斗。我认为是这个戏的最高任务。
明确了主题思想，找到了最高任务，也就不难发现“西安事变”的矛盾冲突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进行的，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形成剧本的主要矛盾冲突。
根据历史事件和剧本的揭示，我们认为这个戏应该突出如下几点：
(1)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自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作用。
(2)在我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
(3)周恩来副主席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丰功伟绩。
(4)代表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抗日爱国热忱。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自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作用。这个思想是贯串全剧的一条红线，是剧本的最高任务，也是贯串动作的思想。重点体现在二、三、四、九、十一场。如二场“释俘”这段戏，我们作为中心事件处理的，张学良奉命到西北剿共，起初他对进攻我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想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正象他在“一场”对拦车群众所讲的：“……我必定在三月内消灭红军，然后挥戈北上打日本……”但事实与他想象的正好相反，他数次大规模的向陕甘根据地进攻，均遭溃败。二场正是反映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自指挥下的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九师和一○六师一部，彻底粉碎了这一次“围剿”。剧中被俘的关团长就是生活中张学良的“四大金钢”之一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元的化身。这场戏一开始，我们就强调了关海涛团长在阵地上打的非常顽强，当红军冲上来了，他还要顽抗，被副官硬拉下阵地；他被俘后他装炊事兵藏在俘虏中间，妄想乘机逃跑。当他发现祖孙三人到前线来找儿子的关大爷正是他的父亲和儿女的时候，他克制感情，不肯暴露自己，他听到父女两人向红军控诉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母亲、妻子、兄弟惨遭杀害，全家人不幸的遭遇的时候?他还是忍痛不肯上前认亲。一直到周副主席因势利导的用关大爷血泪的控诉教育俘虏：“看见了吗?这就叫亡国啊!东北军弟兄们，你们是亡省亡家的人，谁没有父老兄弟，谁没有骨肉亲人?在这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的时候，你们作为国家的军人，难道能放下日寇不打，而来打内战?难道能看着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惨遭日寇的蹂躏杀害而不顾吗?”这时关海涛再也控制不住，猛地站起来，哭喊着扑向关大爷，父子相认。为什么这样处理呢?正为了强调关海涛的顽固，对共产党红军怀疑、仇视，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正如剧中刘政委的话：“这个关海涛是我们的老对手了，从鄂、豫、皖打到陕北，他是张学良的一员战将，很顽固。”这就为周副主席在这场戏中“—定要找到关海涛”的动作任务找到根据，就是要从这个最顽固的张学良亲信王牌军团长的身上打破缺口，争取东北军。关海涛认为自己手上沾满红军的鲜血，共产党必定杀他。所以他说：“……你们处置我吧!我死而无怨。”周副主席用统一战线政策思想教育关海涛，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卖国投降政策，号召团结救国：“只要你们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我们之间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变仇人为朋友”。“我们不记过去恩怨，不算历史旧账，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这时俘虏们如梦方醒，关海涛激动的退了几步，半自语地说：“过去我实在没想到。”诚恳地对周副主席表示：“你要能放我回去，我一定找我们副司令张学良将军，劝他调转枪口打回老家去。”周副主席命令把枪还给关团长，临送走时，周副主席请关海涛转告张学良将军“……要打就再来，要谈更欢迎，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中国人!”俘虏们感动的流着泪、留恋不舍的回头望着周副主席走下。到这里完成了周副主席这场释俘的任务，教育了东北军，唤起他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决心。体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教育作用。
与此相反，东北军“剿共”损失惨重，蒋介石不仅无关切之意，反而撤销了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和军饷，张学良、杨虎城大受奚落和申斥。事实教育了张、杨及其将领。他们开始认识到红军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战斗力，是剿不了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剿共”不得人心，非但没有出路，如果继续这样剿下去，实力势必消耗殆尽。正如剧中第三场杨虎城说：“……长此以往，你这几十万军队被消灭在‘剿共’的战场上，还拿什么披挂打回老家去。这正是张学良痛苦斗争的思想。现实逼着他们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我们在第三场开头强调“寻找出路”这段戏，就是为了表现关海涛被释放回来的作用，为对张“忠劝”这段戏做铺垫。当张学良知道关团长被释放回来之后，他想从关海涛身上摸摸共产党的意图，他要枪毙关海涛并非真意，是想达到试探的日的。关海涛慷慨陈词批评他执行蒋介石卖国剿共政策的这段戏，要求张学良不但不被激怒反而要克制，以致承认“我何尝没想到这些。”这一点是揭示张此时自我矛盾及至悔恨的心理状态，并为后面接受统一战线的思想作准备的处理。当关海涛接回张学良还给他手枪的时候说：“我从这三颗子弹开始，再也不打共产党了。”张学良惊看了一下关海涛，然后挥手命卫士下去，这个动作说明了张对关的要求默许了。这时关海涛才有可能向张转达周副主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化干戈为玉帛，变仇人为朋友”的劝戒。张学良听这话很不寻常，问：“这是你要说的话?”关回答：“是周恩来将军讲的话。”张学良大为震动地站起来。当听到“……要打就再来，要谈更欢迎，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中国人”时，张学良深思地玩味着“我们都是中国人。”他在想：我的目的是要打回老家去，把日本赶出中国，可是现在呢?在打内战，打自己人，我错了。在此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已在东北军的上下级官兵中的思想里接受了，产生了作用。我们把关海涛忠劝张学良这段戏作为这场的中心戏段，张学良完成了寻找出路的舞台任务，也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英明伟大，深入人心。
第四场，“延安密谈”。
这次会谈，不仅是促使张学良后来走向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意义步骤，而且对体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极重要的成果至关重要。
在这场戏里我们强调了三点：①“协议达成了”，指的东北军，红军双方达成谅解，各守防地互不侵犯的协议，与后来的“西安事变”本身无关。我们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在周、张出场后，特意交代幕后会谈内容，耐心的回答张学良的提问。这次会谈是“八·一宣言”之后统一战线第一个大成果。②“坦率诚恳的商讨救国大计”，这段戏里表现周副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分析，使张学良心悦诚服的敬服。在赠诗的这段戏中我们突出的强调了周副主席无产阶级外交家的才华、风度，对张学良的思想了如指掌。当周副主席回答张：“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句话，张学良表现出惭愧而有苦衷的“不，我是个不抵抗的将军”时，周副主席完全了解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为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的苦衷，巧妙地说：“相信，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自己洗刷掉的，我们也帮你洗刷”，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含意颇深的，既有安抚又有勉励的政治性很强的话。就在此时，周副主席机敏的背诵不久前张学良一首抒怀诗，还奉赠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使张学良豁然开朗，看见了国家和自己的前途。③周副主席转达毛主席给张、杨两将军的亲笔信，详细的阐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统一战线的精神，从而使张学良越发体会到我党抗日救国的诚意。给张学良这个人物在第六场对蒋介石“哭谏”，奠定了思想基础。
虽然，第七场“兵谏”捉蒋的手段并非我党所赞同的，但逼蒋抗日与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是有内在的思想联系的。张、杨两将军的“兵谏”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一九三六年事变前，蒋介石先后两次亲自出马跑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如若不听命令，就要把他们调离西北，加以肢解消灭。正象剧中第六场表现的那样：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第一服从剿共命令，进攻陕北苏区；第二如不愿“剿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安徽。当然，这两个方案，张、杨绝对不能按受的。他们已和共产党达成了共同抗日协议，当然不能再与红军作战；若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支援，早晚必被蒋介石吞并消灭。在这种情祝下，张、杨只有“逼上梁山”这条路了。这就使张、杨采取行动，酿成了“双十二兵谏”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正如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分析中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并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第九场是做为完成戏的最高任务的关键场次来处理的，也就是全剧的次高潮。定名为“英明的决策”。中心事件是：“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
发动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为了用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事变采取“兵谏”的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实力并未受到损失，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而影响抗日力量的团结—。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前途的分析有两种：一是大规模的内战，推迟发动全国抗战，给日寇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所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这场戏的关键也正在于此。
规定情境是：南京的“讨逆军”已进逼潼关，向华阴进犯，直逼西安；西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关中东部准备迎接何应钦的进攻；激奋的群众示威游行队伍，“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一呼百应；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后派进来特务，汉奸到处刺探消息，造谣挑拨，使张、杨部队一部分人发生动摇乃至叛变。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严重形势下，以周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我们是把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这段戏作为中心事件处理的。
扣押蒋介石是张、杨两将军不得已的行动，但是如何处理善后，怎样达到“兵谏”的目的，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认识。许多问题都等中共代表团来研究解决。因此我们在这场戏中的前半段，强调“等待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到达之后，周副主席首先对张、杨两将军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对张杨的爱国热情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有可能说服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根据。说服张、杨两将军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同意和平解决事变，提出与蒋介石谈判条件，研究了对讨伐军的部署，并坚定了张、杨逼蒋抗日的信念。
这场戏的气氛基调前半段是激烈紧张，后半段是轻松明朗，戏的高潮是周副主席说服了张、杨两将军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正如剧中张学良说的“周先生一席话，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天塌不下来了”。这句话表达了张、杨两将军和一切拥护联共抗日的人的共同心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前提是逼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也是全剧的贯串动作，第十一场，正是体现这个动作思想的焦点。
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联合抗日，实现这个目的主要矛盾对象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对蒋介石的谈判成为全剧的高潮，我们给这一场的命名为“针锋相对”。
蒋介石色厉而内荏，尽管他在张、杨面前有时装腔作势，但内心还是十分恐慌的。他最初听说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吓得要死。因为他十多年来，镇压革命，残杀共产党人，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他被活捉之后，最怕共产党和红军插手。他认为中共来了，他是没有活命的希望了。事实却与他的想法相反。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蒋介石对此感到十分意外。周副主席严肃而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的误国政策，和镇压革命、残杀人民的罪行，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抗日则生，坚持内战则亡。”警告他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蒋介石被迫同意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八项主张。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实现。
这一场戏体现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胜利。正如在戏的尾声中毛主席回答记者讲的“西安事变本身发生在中国，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的超出了中国的境界，它的胜利是属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而统一战线得以胜利的促使者，正是我们的周副主席，所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体现了周副主席的光辉革命实践。他高瞻远瞩，爱憎分明，坚韧不拔，力挽狂澜；他临危不惧，奋不顾身；他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忘我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一切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剧中毛主席回答西安事变何以能和平解决时说：“从国民党内部来讲，有张、杨两将军的爱国热忱；从我党来讲，在清算了左倾路线以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贯彻，这当中，我们的周副主席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这句话完全概括了“西安事变”这个戏所要揭示和体现的思想。
二、破除“帮气”从生活出发进行艺术创造。
“西安事变”是打倒“四人帮”后我团第一个作品。我们决心要在排演的实践中对“四人帮”进行批判。决心是有了，但干起来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下被专政了很长时间，头脑里也多少中了“三突出”的流毒。所以我们在排练初期，也不自觉地顺着“帮气”路子走了。例如处理剧中周副主席人物时，我们想处理得“高大”些。在出场时，我们用强烈的音乐，热调子的红光托到高坡土，再走到舞台的前端，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对战士们讲话。这样排完之后，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感到不象我们的周总理的形象在舞台上并没有高大起来。我们知道生活中的周总理是热爱战士的，和群众是鱼水相融的关系。这样处理所谓之高大形象，恰恰是“三突出”的，从天上掉下来，头上罩着灵光，站在被人仰望的空中，把群众当成阿斗的、神圣不可攀的“英雄”。这说明我们头脑中帮气的余毒还很深。我们感到只有破除“三突出”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的进行检查、鉴别、批判，清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艺术观。
此后，我们取消了上场的音乐，头上的红光，舞台上的高台阶，让总理走到战士中间，和群众打成一片，象现在演出一样。尽管还很不理想，然而觉得接近生活的真实。
另外对反面人物的处理，同样由于对“三突出”的“帮论”束缚，没有完全解脱，开始担心用正剧体裁处理蒋介石这个最大的反动派头子，怕被人说突出了反面人物、牛鬼蛇神占领舞台……等，顾虑很多，在排演实践中，大家认识到就“三突出”的帮论，反面人物是不能与正面人物平起平坐，不能在舞台中心作戏，不能打亮光。为了达到所谓的丑化目的，在舞台上越不象人越好。其实是反生活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反面人物都是没有头脑的笨蛋，象鬼一样的小丑，那么和一个傻瓜斗智的人，算什么英雄呢?我们认为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反动头子，是剧中主要对立面，是周副主席的主要对手。他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独裁统治者。中国当时的主要军事、经济、政治掌握在他手里，不能是简单的处理成漫画式的活报剧里的蒋介石，应该用正剧体裁更能深刻地揭露他内在的丑恶、反动的本质。在谈判那场，我们处理周副主席在会面时礼节性的握手，平起平坐的谈判，不仅合乎生活的规定情境。同时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更揭示了周副主席丰富的斗争艺术和高超的策略思想，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运筹自如的外交家的气魄，也揭露了蒋介石空虚、内荏的丑象。
我们学习了周总理关于“写反面人，不要脸谱化”的指示，我们认为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或历史正反面人物，都应同样遵循艺术典型化的创作规律，对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处理，都要从生活出发。
三、对塑造领袖人物形象的探索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治报告中号召：“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出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业绩，反映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战斗历程的优秀作品。”华主席的指示，代表了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要求，也说出了我们长期被压抑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作品中和舞台上塑造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光辉形象，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激情，排练、演出“西安事变”的。就是要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抒发我们对革命前辈的深厚感情和崇敬的心情。以此来驳斥：“四人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耻造谣、陷害和恶毒污蔑。
塑造老上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对我们来说是个新课题，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何在舞台上塑造出与他们本人相称的、真实可信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对我们导演来讲，更是难以攀登的高峰。的确，我们对“西安事变”，这个伟大的革命历史事件，既没有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又很贫乏，要排好这个戏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们遵照毛主席“要进行调查研究”的教导，首先学习较多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听取当年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同志们的报告，和阅读了大量资料之后弥补了我们生活的不足，帮助我们认识了这一伟大事件的意义，和准确的理解剧本。
1.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
《西安事变》这个戏主要是歌颂周总理受党中央的重托，亲临西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胆略，力挽狂澜，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说服张、杨两将军，逼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丰功伟绩。这是真实的历史。周副主席是全剧的主角。处于矛盾冲突的核心，占据戏的主导位置。我们注意了艺术典型化的创作规律，从生活出发，但也不能照搬生活。例如：剧中表现的是36年的周副主席，当时生活中留着大胡子，左手臂还没弯曲，但今天的观众不熟悉，不易被接受，反而觉得不象，现在我们处理的是没有胡子、稍有手臂弯曲的特征，和当时生活不一样，但观众感到真实，亲切、可信，这就说明，对历史环境和人物应进行典型概括；主要历史事迹，应尊重史实，对部分细节应该允许虚构的。当然要尽可能符合历史背最和人物的本质特征。我们在处理剧中周副主席在前线给通讯员小周缝衣服送针线包和精心摘一把花，脱下大衣捎给即将出狱的老战友，这都是为了表现周总理生活的朴素、平易近人，对战士群众亲切的关怀，对烈士子弟热情抚育，对革命战友怀念、崇敬的阶级感情的伟大崇高品德。这些细节是虚构的，但人们相信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性格本质的特征，被观众所承认。
2.以“形”现“神”，以“形”“神”兼备
艺术形象，是以揭示思想为目的，思想亦即所谓之“神”，如无“神”，“形”亦不存在，只是躯壳而已。演员创造形象，不管是从内到外，或者由外到内，都必须达到内外统一，才能称之为“形”“神”兼备。塑造领袖人物形象也不例外。但先“形”而后“神”或先“神”而后“形”的手段次序可以不同。我们对周副主席的形象塑造是分三个步骤进行的。
先从外形也就是人物的独特象貌、动作、姿态、表情开始的，演员先从人物外部形体动作，化妆入手。比如：总理的手势、眼神、姿态、转身、仰笑、抱肩等特点的形体动作。开始由于缺乏思想的体验，是有些机械之感，但到演员熟练之后进入到第二步进行动作选择，保留符合规定情境的人物特征的形体动作，舍弃重复的索碎的活动。在取、舍外部动作过程中已过渡到第三步，以形现“神”，每个动作根据规定情境，付之与思想生命。成为有目的行为，也就是要求在气质、风度、思想、感情要象。画家创造一幅画只用一个动作画面就行了，表演艺术是演员创造的活生生的人物，是要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行动，这些变化是“神”，也就是思想精神形成的。所以我们认为“神”似是很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三个步骤，是指导演对演员分阶段有重点要求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演员有准确的人物思想动作是困难的。除非有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而我们排练时间短，又对领袖人物的思想生活都不掌握的情况下，我们先从外形着手。另外我们认为观众对领袖人物形态熟悉，一上场观众首先想看到的是造型上象不象，手势步态上象不象，如果形似了，被观众接受了之后，在舞台上产生的一系列人物行为就可信了。例如：我们对毛主席出场的处理，为什么先背身出来，走很长的一段路，上台阶后转过身来呢?因为，我们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扮演毛主席的演员走路较象，先让观众承认，再让观众看到造型也还象，说话也还象，这样下边进行的一系列的行为，观众就容易接受了。当然观众真的想看的还是领袖人物对待群众的感情，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对问题的思考、判断的行动过程。也就是有思想的形象。因此说“神”、“形”是辩证的统一，应二者兼备。总之创造领袖艺术形象和创造工农兵其他形象的规律和方法是一样的，并不神秘，只要让观众相信就行了。
在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要塑造无产阶级领袖形象，必须解决思想、生活、技巧问题。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要了解、熟悉领袖人物的生活、思想与感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气氛、形势、任务，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对领袖人物的神态、气质，乃至生活、爱好习惯等都要进行研究了解，这是很重要的前提。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塑造领袖艺术形象，对我们来说只是攀登高峰的开始，我们的创造工作还没有结束。特别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还很不成熟。在处理上许多场面还不够生活化需要改进。我们决心，在毛主席“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在今后的实践中广泛听取观众的宝贵意见，努力改进，继续提高，为更好地、更完美地塑造老一辈革命家的艺术形象做出贡献。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