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舞台形象的探索道路
高信生
在话剧《西安事变》演出中，我光荣地担当了扮演毛主席舞台形象的任务。
剧中，毛主席仅在全剧的尾声里出现了五分钟。从剧作来看，把毛主席安排在尾声上场，一方面，是要在事件已经结束以后，从思想上、舞台气氛上，把全剧再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烘托周总理贯彻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毛主席的舞台形象，代表党，代表全国人民，对“西安事变”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周总理在这一事变中的丰功伟绩，做出一个全面的，历史的评价。可以说，是画龙点睛吧!对演员来说，则远远不限于此。毛主席的形象那怕在舞台上只出现—分钟，也必需是一个活生生的领袖形象，一个已经是全党的领袖，并把革命引向正确轨道的毛主席舞台形象，这五分钟对我则更显得异常艰巨了。
回顾自己扮演毛主席舞台形象所走过的道路,确如一个初学走路的小孩，在党和同志们的搀扶下，刚刚迈出了最初的脚步。谈“创作体会”，实是自不量力。还是把自己对这五分钟毛主席舞台形象的探索道路，和盘托出，以求得更多同志们的指导、帮助。
一、指导探索的思想前提
虽说，在初读剧本之后，我就以极大的热情，急切地争取扮演毛主席舞台形象的任务。但当任务真正落到肩上以后，面对这样一个伟大、丰富的形象，我却茫茫然一下子不知应该从何着手。
创造领袖人物的舞台形象，当时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以往，自己虽也期望着能在银幕和舞台上，见到这些在我国革命进程中立下丰功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色的形象。但从来没有梦想过我有可能扮演毛主席。而今任务猛然而来，缺乏借鉴、时间短促、毫无任何准备，再加上初次接触扮演领袖形象所特有的神秘感等等，都是造成我“茫茫然”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以来，神化领袖，肆意歪曲，糟踏毛主席形象，把领袖人物，搞成高不可攀，主宰一切，“最、最、最……”的神灵、圣像等思想流毒，尚未受到批判，它实际上在我接到任务之初，仍然禁锢着自己的思想，束缚着自己的手脚。
怎么办?怎样下手，又从何下手呢?
最初，我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化妆师试妆，一方面，是想通过试妆，来决定性地检验自己究竟有没有完成任务的可能。另外，也期待着试妆能对当时尚毫无把握的形象探索，带来一些启示。但由于各种原因，试妆未能适时进行。
实际上，一次成功的试妆，虽然可以帮助演员产生信念，甚而可以产生一些正确的自我感觉，但绝对代替不了演员自己的艰苦劳动。在我阅读了搜集到的一些资料，观看了金乃千同志扮演的毛主席和王铁成扮演的周总理形象整理了自己的思考之后，我为自己的探索，确定了几个前提：
一、创造领袖人物的舞台形象和创造其他舞台形象，从创作规律、创作方法、以及表演技巧等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不同。领袖人物在舞台上，也必须是个人，是一个生活在剧中特定情景的活生生的人。毛主席虽然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是一个有着举世影响的伟大人物。但做为一个舞台形象，他的伟大、英明，以及剧中所需要展现的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思想、台词、音容笑貌、舞台动作、人物关系、交流适应等所展示出来的。虽然难度很大，可以找到的创作素材又较为缺乏，但毕竟还是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去揣摸、感受、体现的。否则，演员就会束手无策，不知从何下手。
二、创造领袖人物的舞台形象，又和创造其他舞台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一般的舞台形象，演员可以根据剧本的提示，同导演一起，去进行大胆的、相对自由的创造。而领袖人物的舞台形象，这个“相对自由”就要小得多，因为，他们都是观众所熟悉的、特定的具体人物，他必须以活生生的领袖形象做为蓝本，并随时接受观众“象”或“不象”的检验。而观众验证“象”或“不象”的标准，主要是他脑中的记忆。正如我初次坐在剧场验证《杨开慧》中的毛润芝，《转拆》中的周副主席那样。
由于绝大部分观众对毛主席形象的记忆，主要来自新闻影片、报刊杂志，所以对建国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印象最深，对于三七年的毛主席，则和我一样，陈了广为流传的斯诺拍的那张照片之外，几乎是毫无所知。
相比之下，我的脸形、体形，比较接近于建国前后的毛主席形象。若与斯诺那张照片相比，则相差甚远。我的病情，又不允许我采取各种措施使体形减瘦，怎么办?如何从自己的现有条件出发，来取得广大观众的承认呢?
经过反复考虑，我又为自己确定了第二个指导形象探索的前提：从自己现有条件出发，在尽可能考虑到形象时代特点的同时，必须吸取观众最熟悉的毛主席形象特征(也可以说是充分照顾到观众的记忆)，绝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在探索形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尽力的从可以找到的一些电影、图片、文字资料、美术作品中去摹拟、借鉴。同时也尽力的唤起自己的记忆，并使二者得以结合。
三、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为了使自己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特定的领袖形象，要“象”。除化妆师的造型之外，摹仿自己所要扮演的领袖形象的外部特征，可以说是必经之路。但仅有这些，并不能解决整个舞台形象问题。“象”或“不象”，实际上是一个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仅有外形的相似，而失去神态风度、精神气质、思想感情等神似的方面，则只有人物的驱壳，观众仍觉不象。若仅有神似的方面，而无外形的相似，观众同样不会承认。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其生理特点之外，举手投足，姿态表情，无不与精神世界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古人在谈到人物绘画时，才有“故形或小失，犹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则竟非其人矣!”的论断。
于是，我又为自己的探索确立了第三个思想前提：在摹仿的同时，要尽量的做到既要摹仿，又要不露痕迹。要尽量的去注意神似的方面，尽量的去琢磨人物的内心依据，尽量的在探索道路的开始，就注意到形似、神似的统一。
这几个用以指导探索的思想前提，几乎可以说是基本的表演常识，但在当时，对我却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颇费了一些思索，有的也颇需要一些勇气。他使我相对的得到一些解放，也使我在探索中少走了不少弯路。
二、形体和语言的探索
任何舞台形象，其外部特征，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等内部特征，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仅仅是为了我们认识和掌握人物的方便，才根据其侧重面把它分解为内部、外部、形体、语言等等。扮演舞台领袖形象，特别是象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陈老总等观众所广泛熟悉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不论你从何着手，形体和语言都是两个重要的问题。
在明确了指导探索的思想前提后，我便从形体和语言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准备。
在形体方面，一开始,主要还是技术性的摹拟。虽说，自己在稍眉目时，就尽量的注意揣摩内心依据，尽量的注意与神态结合，但都是比较肤浅、表面的。
例如：刚开始，我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摹拟毛主席的走路。因为从别人的经验及自己的体会中，觉得走路是不断运动着的体态，是形体特征中的很重要的因素，以我从电影及照片上的观察、体会，毛主席的走路，在他特有的形态之中，包含了沉稳、从容，以及潇洒，他的速度、节秦和周总理完全不同。那么，毛主席步态的沉稳、从容，和他长期的肩负革命重担有什么关系?他长期的深深思索，不断的浸沉在深邃的思索中的习惯，是不是形成这种步态的一个因素呢？又如：从照片或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微侧着头，全神贯注、认真观察、注意倾听的姿态，这和他长期的注重调查研究、观察判断的敏锐，谦虚待人的品德有没有关系呢?这样，自己通过对形体动作的摹仿，在反复磨练，尽量赋有内容的磨练中，把注意到的，或是经过选择的，包括走路等形体特征，逐步化为自己的一种特殊习惯姿态，化为自己在需要时，即可毫不负担的，信手拈来的“下意识”动作。与此同时，自己也逐步的感觉到人物的某些方面。
为了使舞台上出现的毛主席形象，既能适应广大观众的记忆，又尽量的符合当时的时代，就不能不对形体姿态有所选择。即使从有限的照片资料上，也粗略可见毛主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手势、神态等等，各有特点，不尽相同。比如叉腰这个动作，建国后则比较少见。偶然见到，也不象延安时期，特别是三几年那样双手位置比较靠上。但是，照片所见的有限的特定手势，只是孤立、静止的动作。条件的限制，又使我们不能接触到更多的资料。显然，仅靠这几个手势、姿态，是无法在舞台上行动、生活的。那么，领袖舞台形象的手势，能不能杜撰?是不是每个动作都必须有照片依据?这些本来同样是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并未真正摆脱“四人帮”思想禁锢之时，却也使我深为苦恼。最后，从美术作品中找到了答案。 在那些反映领袖人物形象美术作品中，至少在我看来，不是都有照片依据，也没有必要非有依据。画家可以根据画的主题、情节、情景的需要，去设计那特定瞬间的形体动作。只要符合画的内容，符合人物神态及生理结构的特点就行。那么演员为什么不能在符合剧情，符合人物神态、形体特征的前提下，去大胆的设计、创造呢?我这样做了。事实是，在《西安事变》这短短的五分钟内，毛主席舞台形象的很多手势，是没有照片依据的。演出以来，我几乎没听到对此有什么异议，看来，这种作法，至少是得到观众批准了。
在如何处理毛主席舞台形象的语言方面，一开始就有用普通话和湖南乡音的两种意见。几经斟酌，为使观众感到亲切、可信，决定先用乡音——湖南方言实践。当时所能找到的，仅有总共不到三、四分钟的两小段毛主席讲话录音。靠摹仿这两段，是无法解决舞台上语言问题的。一向湖南同志求教，问题紧接而至；原来湖南方言，比较复杂，长沙、湘潭、韶山，虽然相距都不甚远，但字音、声调却有不少差异。有的听来还比较难懂，那么，要不要考虑广大观众的接受能力，又以什么地区的方言为基础呢?
认真分析仅有的两小段讲话录音，毛主席本人的乡音并不是很纯。有的地方，干脆是湖南方言的字音，普通话的声调。这一发现，使我敢于根据舞台的需要去大胆实践。
在取得导演同意后，我们决定以观众最易接受的长沙话为基础。对于剧本语言，做了个别口语化的改动，以便它更接近毛主席讲话的习惯。对个别缺乏湖南方言特点的：如剧本中的“使鞭子抽”，这个“使”字就缺乏特点，若改为“用”，到可以读出特点，但观众不易懂，最后改为“拿鞭子抽”。这个“拿”字，说起来即符合湖南方言n、1不分的特点，也上口易懂。除此之外，对观众比较熟悉的词和字，如：“张、杨两将军”，则可使其方言特点浓烈一点，并不妨碍观众听懂。对观众不太熟悉的词和字，如；“毛驴”、“讲”、“是会”等等，若用方言，容易使人不懂，甚至产生误解，则干脆采用普通话的字音，湖南方言的声调，既使观众能懂，在总体上，又不失其乡音特色。实践结果，这种处理不仅为广大观众接受，连一些湖南同志甚至比较熟悉毛主席讲话的一些领导同志，也都认可。当然，也还有同志指出我舞台语言湖南味还不浓，批评我功夫下的不够，以及我做为演员，如何生动、准确的运用台词来更好的体现毛主席舞台形象这一个重大问题上，都是有待今后通过新的实践，进一步研究、解决的课题。
三、排练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1．第一次排练：
第一次扮演毛主席舞台形象，一出场就是一个盛大的群众场面，在自己尚无一定把握,尚未产生较为充分的舞台信念之前，我不愿轻易的以那怕已经是半成品来和同台合作的同志们见面。我绝不怀疑同志们会给我极大的帮助。对这种诚挚、热情、细致的帮助，在我日常的准备过程中，已有了很深的感受。我只是希望能在我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通过可贵的第一次排练，使同志们的帮助在我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
第一次排练的日子到了。当时无论对我还是剧组，可以说都是一个重要时刻。所有的演员，不论要上场的，或同这场戏根本无关的同志，全部准时到场。要上场的都在台上准备就绪，不上场的同志都有组织的聚集在台下。当侧幕传出“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台上台下，口号声、欢呼声交织一片，不少同志饱含着热泪，嘶哑着嗓子……真可谓群情沸腾，感人至深。同志们为了帮助我建立演员的舞台信念，帮助我进入剧中的规定情景，以最饱满的政治热情，再现了激动人心的“毛主席来了”的群众场面，我已经记不得这几分钟是怎样试排下来的。但我非常清楚的是：正是通过这可贵的、使人永远难忘的第一次排练，我才第一次获得一个连贯的，比较准确的自我感觉。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扮演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舞台信念。使我的探索，大大跨进了一步。
我并不想把这样的第一次排练，做为扮演领袖人物的普遍规律。但通过这次实践，我认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重视第一次排练，特别是严肃认真的对待出现在群众场面的第一次排练，至少对初次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是有极大帮助的。
2．尽力争取观众的最快承认：
正因为扮演领袖舞台形象，存在着“象”或”“不象”的特殊问题。我认为：每一个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必须精心设计自己的第一次上场。也就是说：在舞台条件下，通过导、表演手段，以符合剧中规定情景的调度和舞台行动，在一开始就尽量突出演员最接近领袖形象的方面，以求很快的取得观众的承认。特别象我在《西安事变》中，全剧只有观众等待已久的一次上场，又只有五分钟的戏，如果不能很快的取得观众的承认，对人物，甚至对整场演出，都会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这种做法，有的同志曾经很风趣的把它称做“三斧头”。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四斧头、五斧头”，更不意味着对人物以后的进行，就可以忽略。实际上，尽可能的精心设计人物的每一个舞台行动，从始至终尽可能生活在角色之中，和一开始就最大限度的取得观众的认可，并不矛盾。这种做法，不仅可以避免观众由于“象”或“不象”而可能产生的注意力分散，实际上，当观众一开始就认可了你的形象之后，常常以他自己的政治热情和想象，参与到你的创作之中，弥补着演员的不足。
在第一次排练之前，我同导演组的同志们一起，斟酌、实践了几种上场方案，最后选择了这样一个舞台调度：毛主席自舞台左前方，面向台上欢呼的群众，背身上场。在向群众致意的过程中，走向右侧舞台深处的平台，向后侧幕内假想的群众致意，后转身，微侧，朝前方致意，第一次把面部转向观众。这是一个曾经博得一些同行赞扬的大的舞台调度。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文章呢?除了要加深“毛主席来了”的舞台气氛之外，因为，同志们认为我背身的效果最好，再加上认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和毛主席相近的步态，以及我的面部造型,远景比近景好，略偏左比正面好等特点，所以，我们在符合规定情景的前提下，即照顾到总的气氛，又选择了最能突出我和毛主席相近的舞台形象的手段。这自然不一定是最好的舞台调度，但它是我们当时所能找到的、尽快取得观众承认的最好的舞台处理。
3．尽可能的丰富生活细节：
尽管剧本把毛主席一直安排到尾声方才出场，有它匠心独到之处。在说“毛驴上山”一段，对毛主席又有生动、深刻、精辟的描绘。但毕竟篇幅太少，而且缺乏情节、冲突，给演员的创作，相对的带来一些困难。在排练中，自己除要求尽可能象毛主席那样，在规定情景中积极的行动，以产生真实的交流适应，产生准确的自我感觉之外，还注意到尽可能的去丰富细节，尽可能的通过体验，去创造丰富的舞台动作，以求尽可能的使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记者发问后，和朱老总的交流。答记者问的间隙中，对记者好奇的打量。以及跟小女孩一同看飞机的安排设计，就是这样。
我们曾反复探讨了“三老”在一起时的舞台动作，以求突出他们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但始终不能满意。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需要我们突破的薄弱环节。
四、对毛主席形象核心的探讨
在和一些同志，交谈关于探索毛主席舞台形象的问题时，对毛主席形象的认识和理解，常常是我有意回避的问题。还不仅是我平素学习很差，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又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理解、认识象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深刻、丰富的形象，确非我个人力所能及，也不是任何个人在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在准备角色、探索形象的过程中，我曾根据自己的认识，罗列了诸如：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沉稳坚定、举重若轻、从容自若、亲切大方、幽默风趣等很多词组，来寻找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在五分钟的实践中，也根据我对这场戏的理解，在努力掌握我所感觉到的毛主席做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所特有的那种气概、风度的同时，尽可能的把上述一些属于性格特征的方面，溶化在舞台行动之中。但直到戏上演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毛主席的形象核心到底是什么?
在和一位同志的探讨中，我们曾以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做为答案，并例举了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些特征。赴京演出后，我们的艺术指导、戏剧家舒强同志，更精辟的阐明了这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他谈到他在延安时期和一位艺术家的讨论，也举出一些他亲身的接触和体会。归结起来，就是毛主席总是在不停的思索。思索得那样广、博、深、远。这是他长时期的生活、经历，所构成的基本形象。
的确是这样。在不少照片中，我们都可看到毛主席那深邃的目光，凝思的状态。从纪录片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主席刚刚还在谈笑风生，一下子却又陷于深思之中，不知他老人家在想些什么。从毛主席的著作中，特别在历史的转折关口，我们更可以看到，毛主席不仅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且预见到发展的几种可能，制订出如何争取最好结局的办法。
舒强同志特别指出，我的眼神缺点什么，缺点什么?缺的是对毛主席丰富的精神生活、思想感情的理解。理解不深，必然体验不深，也就表现不深。我愿意把它做一个终身课题，在今后的学习和艺术实践中，去挖掘、丰富。
五、集体创作
这里要谈的，主要还不是和导演及舞台艺术各部门的合作。在这五分钟的毛主席舞台形象中，同样凝聚着他们的心血，这是不言而喻的。化妆师刘述勤同志，每天晚上都要花费一个小时，直接参与这五分钟舞台形象的创造。
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每一个扮演领袖舞台形象的演员，应该从始至终的，努力把群众的智慧，集中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另一方面，任何一个领袖舞台形象，不依靠同台演员全心全意的合作，是无法完成的。实际上，每一个和领袖人物同台的演员，那怕是一个看来似乎很不重要的群众，都以他的表演，直接投入到领袖舞台形象的创作之中。如我前面谈到的第一次排练，及最初的演出阶段中，所有的演职人员，不仅极力再现出“毛主席来了”的动人场景。同台演员更以他严肃认真的表演，烘托出毛主席的舞台形象。
在我这次探索的始终，不少同志都主动、热情的在各方面给以帮助。有的一次次纠正我的湖南乡音，有的一遍遍帮助我验证形体摹仿的准确。同志们积极为我提供各种素材，包括毛主席一个手指的特征。在一次排练中，仅毛主席的挥手，就为我提供了不下十种供选择的姿态。我深受感动，也深深的尝到依靠群众，来丰富、监护自己探索的甜头。
《西安事变》上演已整整一年。这一年中，我国戏剧舞台上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大批领袖人物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舞台形象层出不穷，光彩夺目。为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领袖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课题，提供了日趋成熟的经验和体会。我之所以还敢在今日罗里罗嗦的记述下这次浮浅的、接近原始的探索，无非是求教和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我诚恳的期待着战友、观众诸良师益友们的帮助。
也期待着更多的记述和长论，把领袖人物舞台形象的塑造，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史诗树丰碑.话剧《西安事变》评论集/赵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