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章 拯民水火 造福三秦
杨瀚
杨虎城回到了故乡，但他面对的是饥荒遍地，饥民到处。自民初饱经战乱的三秦大地，百万父老期盼和平、生息、发展。
1．建立政权 整编军队
杨虎城部马青苑率部于1930年10月29日占领西安。国民政府发布令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杨虎城即委任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组织省府机关；委任马青苑为西安警备司令，维护省垣秩序。
杨虎城本人于1930年11月1日抵达西安。这是他自1926年6月离开陕西参加北伐后，第一次返回故乡。陕西乡亲们对他的归来十分欢迎，各界人士筹组了欢迎大会准备热烈欢迎。lO月31日，陕西各界欢迎杨总指挥兼省政府主席大会筹备会致电杨虎城。电文如下：“潼关、渭南、临潼一带探投杨总指挥兼省主席钧鉴：聆闻奉令讨伐，旌旗北指，率威武之雄师，拯三秦于水火，桑梓昭苏，指日可待，陕西各界民众，莫不引领东望，慕切云霓，爰成立陕西各界欢迎钧座大会，准备热烈欢迎，专电布达，曷胜祷切。陕西各界欢迎杨总指挥兼省政府主席大会筹备会叩，世。”①
11月1日一早，杨虎城率领幕僚随从就离开潼关向西安进发。这一天得到消息的西安民众十分激动，热切地等待着这位新领导人。一些人聚集街头准备欢迎；一些团体印发欢迎传单；报纸编发社评，赞扬杨以往的功绩，表达欢迎之情。其中《新秦日报》在《欢迎杨总指挥》的社评中说：“我们陕西的民众，无论士农工商，这几年受尽铁索的束缚，都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一旦得到了为民众谋利益的西北救星——杨总指挥大驾返陕，嗣后三辅的局面，定当另有一个新陕西出现，各界欢迎实有不期然而然的至理。”
下午4时许，杨虎城一行到达了东郊的十里铺。在那里等候多时的数千民众立刻掀起了欢迎的高潮。面对如此热情的群众，杨虎城非常激动，感慨万千，当场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词。随后他与各界代表边谈边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才乘车进城。
杨虎城到达西安后，出席了当晚在西安各界举行的洗尘宴会。宴会上他在致答词时。充分表述了自己对故乡对乡亲的情感和他的施政思想。他说：“虎城今天到省的时候，在十里铺遇见诸公和各位父老，当时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还有许多想说的话，一时竟无从说起。多年流落在外的一个孩子，回家后向他的父兄诉说苦楚时，因他的父兄在离别后亦经过悲惨的境遇，彼此相见之下，不知是悲是喜，神经紧张得说不出多的话来，这正与今日景况适相仿佛。今日承诸位父老开这样的盛会，欢迎兄弟，虎城十分抱愧，实不敢当。虎城亦是被压迫者，自十六年以来，所部的诸兄弟虽出生入死，都仅以身免，而各人的家中，都是整个的在被压迫之中。”“我们站在陕西人群一般的立场上来说，现在陕西算是得到了解放，我们是应该有这样的热烈情绪的，这是虎城对于欢迎会的一点感想。其次再把虎城出关后的政治生活，向各位父老报告一下：十五年西安经过了八个月的围城，虎城同各位父老共此患难之后，又参与了战争，当时所打的是张作霖、张宗昌；所喊的口号，是参加北伐。同谁去的?同冯玉祥；现在打的是谁呢?也是冯玉祥。这其间或许会有人要问，十六年即与冯合作，现在为什么要打冯?虎城对这事的经过，不妨向各位父老解释一下：要知道冯玉祥是由军阀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新东西，当时不特少数人说他的军队好，全国人都说他的军队好。冯由俄回国后，在皇城一连和我说了12天，都是说他如何崇拜孙总理，如何信仰三民主义，当时不惟全陕武装同志一致信仰冯玉祥，即中央及各革命领袖亦有此种认识。及虎城率部出关后，才渐次认清冯玉祥的所谓革命，全是假的，是欺骗人的。向日一般人所指的军阀，不过是军阀的一部分，实在够不上军阀，冯玉祥才是真正的军阀。他练兵的手段，十分严密，使部下只知有冯，不知有国，不知有家，不知有社会。有人攻击他，说冯玉祥在某银行存了若千万款，与某国汇了若千万钱，其实是小看了冯玉祥了。冯玉祥是要把整个的社会供他牺牲，使他自己造成一个有名的英雄豪杰。虎城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认清了冯玉祥，所以才脱离他。”“在战事以前，中央对于陕局，征询虎城同意，令虎城回陕主持。但虎城因对于军事虽略有经验，而无学识，对于政治更属茫然。故屡次谢却。最后，蒋总司令、于右任先生及关心桑梓的诸同乡等，又纷函相勖，谓‘叫你到陕西，不是叫你作官，是叫你为劫后陕民减除痛苦……’因此，虎城才不敢再辞，并决定此后任何困难，均不敢辞。这担子总算掮上了，但今后怎样建设新陕西，这是各位父老和虎城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都要视为责无旁贷，更不要把虎城当中央任命的官看待，要当自己的子弟看待，要站在父兄的立场上。尽量地指导才是。”②
在杨虎城刚到西安的第4天，11月4日，蒋介石即派郑州行营主任何应钦飞抵西安进行视察。连瑞琦后来说：蒋介石因为杨虎城替他打败了冯玉祥有功，特派何应钦为代表到西安慰问杨。杨指定我负责招待。何对杨说：“蒋总司令希望杨在西北整理五年，就是在五年之内，不至有什么变动。过去冯玉祥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设施，一律由杨负责接收整理，中央决不插手干涉。”杨听了这番话很高兴，对我说：“这与咱们的计划相吻合。但是蒋介石一贯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对于这种人要随时提高警惕。”果然，何看了省机器局工厂后说：每月几十万元开支的军需工业，应当由中央接管办理。何又召见了陕西民军总司令甄士仁，拟为甄编几个师，直属中央，目的是想与杨对抗。这就是蒋介石代表何应钦的言行不一致，当然也就是蒋介石的言行不一致了，杨对何召见甄甚为愤怒。很快以“甄寿山扩充武力，存心叵测，与统一前途，殊为障碍”为罪名将甄枪决。
战事全部结束后，杨虎城即着手整编部队。在西安成立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任王一山为参谋长，张绍庭为参谋处长，慕哲光为副官处长，韩光琦为军需处长，李百朋为交通处长，连瑞琪为军医处长，唐泽民为军械处长，李连城为军法处长。温良儒为交际处长。
总部直属部队：特务团长孙辅丞，手枪营长王振华，炮兵指挥罗鹤亭，卫士营长张汉民，宪兵营长纪子中。
部队整编为三个师：
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副师长姚丹峰，参谋长耿子介(景惠)，下辖两团；第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子恒)，九十七团团长姚广顺，几十八团团长王劲哉；第五十旅旅长段向武，九十九团由段兼任(后为耿景惠)，一百团团长王茂云；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一○一团团长张骏京，一○二团团长刘志弘。
陆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副师长郭景唐(仰汾)，参谋长翁巨卿，下辖两旅，每旅两团；第一二四旅旅长武士敏(勉之)，二四七团团长薛如兰，二五一团团长王明钦，二五二团团长刑海亭。
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参谋长张韬安，下辖两旅，每旅辖两团；第一旅旅长陈寿虚，第一团团长阎云生，第二团团长杨竹荪；第二旅旅长韩寅生，第三团团长傅临光，第四团团长周公莆。部队分驻陕西全境，担任各地防务并整饬军风加紧训练，肃清盗匪并冯军残余部队，使陕人民得以稍时苏息。
2．赈灾济民 风火施政
杨虎城就任省主席后面对的第一个民生问题是，陕西省1929年和北方七省同时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农业基本绝收。而当时，军阀们正忙于混战，无暇顾及百姓。更有甚者，冯玉祥不但不救灾，还将国外的赈灾捐款扣做军用。一时间，饥荒遍野，灾民无数。
对于时刻关心家乡父老的杨虎城，在回陕前已知家乡的灾情。在进军潼关前，已购买了一批粮食，派人陆续运到靠近陕西的河南灵宝(当时陇海铁路只修到此)，准备到陕后安排车辆抢运入陕赈灾。
杨虎城在进西安前夕就对欢迎的群众说：“现在冯军失败，军事告一段落，虎城奉命回陕。关于陕省善后问题，第一要务即是救济灾荒，还要父老兄弟们帮助虎城，一致向中央呼吁，恳请拨发大批赈粮赈款，救济我们陕西受苦受饿的穷同胞。”③到任后，他一方面建立省政府，任命各县县长，接收工厂，整编军队，同时积极开展了赈灾工作。从减轻民众负担人手，努力恢复生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采取了以下措施：
ll月6日，颁发禁宰耕牛布告。
11月8日，通令各县县长：“与民休息，前派各色军粮刻日停止，催征粮款委员即行撤销。
11月9日．布告裁撤西安市政府及其征收的苛捐杂税：“照得西安僻处西北，交通阻塞，工商事业，均未发达。益以连年荒旱，户口减少，市面萧条，原无设立市政府之必要。乃自冯军盘踞以后，借办理市政之名，征收苛捐杂税，商民怨咨，道路侧目。当兹陕局初定，正宜删除繁苛，与民休息，应将西安市政府即日裁撤，所有该府征收之商户营业捐、盐行营业捐、查勘捐、牲畜附加、市政费等，均着一律取消，以苏民困。除呈报并分行外合行布告，仰各界同胞一体周知。此布。”
11月lO日，布告取消盐务保运局、卡：“为布告事。照得食盐一项，关系民生日用，至属重要。所有行销引岸，向有划定区域，商民贩运，亦有应纳税额，自不得擅加丝毫，致妨民食。乃自冯逆据陕，肆行搜括，对于各地贩运盐商，假名保护，抽收保运费，在省设立保运总局，各县亦局卡林立，大肆剥削，重征运费。最可痛者，肩负小商，一经漏税，任便苛罚，累及身家。遂致商贩视为畏途，而一般人民，势难淡食，生活更感困难，哀我陕西，其何一堪。现当逆军铲除，解除一切痛苦之时，所有本省城内前设保运总局，及各处分局，自应一律即日取消，以便民商。至陕北榆绥分局，原属法定榷运局，并本省原盐厘局，均为国家法定税款，仍暂照旧征收，听候中央解决，另案办理。其关中、汉中、安康各区及延、榆保运局卡，统限文到日立即裁撤，以资结束。除令盐务总局遵照并通令外，合亟布告同胞，一体周知。此布。”
为了进一步了解灾情，11月10日，杨虎城不顾长途行军打仗的疲劳和病痛，亲自到潼关、大荔等地视察，实地考察灾荒和农业情况。
ll月14日，他致电国民政府请求拨款救灾：“陕西早荒连年，灾情惨重，僵仆流亡之众，殆难数计。加以冯军盘踞，专事诛求，供应责之疲氓，敲剥及于骨髓，呼吁无路，痛苦日增。虎城奉命讨逆，转战入关，师行所至，触目伤心。近在省垣详加咨访，参以见闻，仅将历年旱灾实况，及施赈经过，并目前应办事宜，撮要电陈，只乞垂察。查陕西自十七年夏季，即罹旱灾，最重之区，旧关中道属约三十县，陕南陕北各约十县。救济机关，计有省立赈务会，及中外慈善会社，共八九团体。前后办理粥厂、收容、散粮、散款、放种、修路、开渠、掩埋、施衣、施药、施棺等事，用款四百余万元。其中由赈务会拨助捐募者约160余万元，余由各善团分任数万至数十百万元不等，此以前办过赈灾之大概情形也。本年时雨屡降，旱象虽减，而蝗、雹、虫、鼠等灾，相继为害，愈演愈烈。现时灾情较重，亟待救济者，渭河流域，尚有武功、咸阳、兴平、扶风、礼泉、乾县、眉县、三原、泾阳、富平、蒲城、高陵、临潼、渭南、澄城、岐山等16县。南北两区尚有安康、岚皋、紫阳、横山、定边、靖边等十余县。文电纷驰，呼求迫切。窃以为灾有重轻，治兼标本，目前应分别急赈工赈，兼筹并进。关于急赈，拟就灾重各县各设粥厂数处，共设五六十厂，约容30万人，以五个月计，需款100万元。各县及省城各设收容所一处，共设30处，约容二万人，仍以五个月计，需款30万元。他如老弱病废者，须改散干粮；无衣御寒者，须制发棉服，以及借付耕牛，修补房屋，共计更需七八十万元。至工赈则导渭、开渠、筑路、掘井，共需100万元。惟引泾工程，业与华洋义赈会商定合办，其由陕省担任之50万元，尤应先行筹拨，以资兴工。以上急工两赈，共需款360万元。事关救济，似难稍缓。伏念陕民久罹灾患，兼受逆军压迫。奄奄余生，望救死切。兹幸全省奠定，重睹天日，膏泽之施，普恩沾被，务恳政府轸念孑黎，迅拨巨款，俾资赈济，感戴同深。谨电陈恳，伏乞示遵。职杨虎城叩，寒，印。”④
11月15日，又致电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为陕西灾民请命：“陕省频年荒旱，粒食维艰。流亡载途，死丧枕藉。惨情苦况，亘古罕闻。虽承中外慈善团体，捐募粮款，竭力赈救，原以灾区过广，历日孔多，博施既病，惠泽难周。偏僻之区，或全家以俱尽。饥赢之身，或暂存而终亡。迄今道旁时见白骨，村中竟多绝户，闻之下泪，言之痛心。本年雨泽虽降，旱象较减，而劫后孑遗，率以牲畜无存，籽种难措，耕作因而失恃，收成仍属绝望。”⑤
何应钦视察陕西回到南京也承认陕西人民之苦甲于全国，武功一县原有15万人口，一年之中饿死8万多人。陕西赈务会西路查灾委员报告，仅武功一县未埋死尸即约万具，乾、眉两县共6万具。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灾情严重。
在杨虎城等人的积极呼吁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给陕西拨800万元赈灾款的决定。可是在蒋介石执掌下的国民政府，却以种种借口，一直未能如数兑现。
11月15日，在陕西省政府邀宴各界名流80余人。杨虎城对这些人说：“兄弟到陕，已经十余天了，与诸位先生有见过的，也有尚未见面的，今天借此机会，可以与大家都见一见面。兄弟将这次到潼关经渭北考查地方情形，将其所得向诸先生报告：此次由潼关转赴渭北至同朝一带视察，沿途见田间麦苗，虽已播种，业成一片绿色；但各村苦况，仍惨不堪言，比较渭河南岸一带，尤甚。兄弟在同州第二师范参观，校内一切均无。及到三原，以三原为渭北文化集中之处，教育当然较优于同州，乃参观各校，均与第二师范情形相同。从前学校林立的三原，现在悉残破不堪言状，此皆宋哲元、刘郁芬等对于教育不但不加提倡，反而竭力破坏，有以致之。泾、原一带乡村灾况，较同州附近尤甚。兄弟虽未到三原以西兴、武、扶、岐、乾、礼等县去看，但灾情之更重，可想而知。希望诸位今后，一致向中央和中外各善团，竭诚呼吁，以救我陕垂毙灾黎。兄弟今天接周至报告，谓南路军队，已到眉县、宝鸡一带，渭河南岸，可完全肃清。西路渭河以北之敌军，均已纷纷表示愿受编遣，亦可告结束，此关中道区之最近情形。至陕南方面，尚望陕南各界人士，及各部队首领，一致努力，共谋结束军事办法。兄弟不会说话，今天拉杂地说了几句，希望诸位原谅。有见不到的地方，诸位可随时指导，无不尽量采纳。”
同日，杨虎城发表了《告各界政见书》。他在书中说：“虎城一介武夫，未娴政治，嗣后当祈四方贤豪明达，不吝赐教，群策群力，以救西北民众于万劫之余，兹就愚见所及，略举施政方针八端如左。”26日又发表与《告各界政见书》施政方针八端内容相同的《政见商榷书》。其主要内容是：
(一)救济灾荒。现经拟定急赈、工赈两种办法，同时举办。急赈则就灾重各县，设所收容，开厂施粥，并制散棉衣，医疗贫病，对于无力灾农，尤必贷给资本，俾得补修房舍，购备牲畜，以期来年不废耕种，借资补救；工赈则凿井修路，开渠导河，随在兴工，尽量容纳。一般灾民，即可借工资以糊口。
(二)肃清土匪。凡有大股土匪地方，即派军队，分路严剿，务绝根株。至于零星小股，则督饬各县县长，筹办保卫团，实行搜捕，限期肃清。
(三)澄清吏治。冯军据陕数年，专事搜括，对于吏治毫不讲求；用人不求贤才，登庸惟取故旧，至于司书县长，护弁领局，尤为习见之事。此辈既无学识，复无经验，一旦身居要职，有何顾忌，敲剥取盈，宰割任意，政治焉得不日益黑暗，民生焉得不日益困苦。现拟广拔真才，勤加考课，贪污则严惩以示儆，消廉则保障以励能，务期造成廉沽政府，实现清明政治。
(四)振兴教育。现已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而宏造就。一面仍督饬教育厅，厘定法规，整顿各级小学，注重乡村教育，以达教育普及之目的。
(五)整顿交通。陕省疆域广袤，南北两区，山岭纵横，道路崎岖，唯中区平原大野，可行车辆。河流亦仅有汉、渭两水，稍有舟楫之利，其余均属细流短溪，难资利用。交通不便，情势隔阂。关于文化之输入，物质之转运，无在不感受困难。现自汽车通行，驶行迅速，商旅往来，均称便利。兹拟体察地形，将全省道路，分别干线支线，次第修筑，俾臻宽平，务使各处重要城镇，声气联贯，纵横四达。一面仍督饬各县，将乡村要道，一律修治平坦，以重路政，而利民行。
(六)兴办水利。陕省土地肥美，河流众多，古称陆海，繁富素著。徒以农政废弛，水利坐弃，一遇雨阳不时，即易酿成偏灾，饥馑流亡，动演惨剧。最近三年之旱荒,饿毙人民至数十百万之众。前辙未灭，可为殷鉴。现拟督饬各县县长，勤导农民，凿井浚泉，并于小河细流，一律开渠引水，借资灌溉。至于引泾导渭，如修理郑白渠，开凿钓儿嘴，工程较大，需款较多，则由政府主持办理，务期观成。刻与华洋义赈会商定，分担款项，合力进行。一俟将款筹齐，即可依照计划，克日兴工。
(七)免除苛捐杂税。现在决定除国家正供及法定税捐外，凡冯军私行增加之苛捐杂税，如食户捐、斗捐、面粉捐、煤油特税、地丁四倍加征、百货保运费等，现已一律免除，以轻担负而苏民困。
(八)完成地方自治。现在逆军消灭，全省底定，军事时期，业已告终。自宜遵照先总理建国大纲之所规定，厉行训政，实施地方自治，以完成国民革命之最终意义。现拟依照中央法令，次第成立各级自治机关，使人民得以练习四权之行使，为将来参与政治之准备。⑥
紧接着，11月23日杨虎城出席了西安回教公会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会上他阑述自己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他说：“回汉民族间的隔阂，数千年来，都是牢不可破，兄弟认为这种隔阂是一种错误。因回汉风俗习惯和生活情形都差不多，关于法律政治上的待遇，也都相同；我们总理三民主义上，对于国内民族，又是一律平等，何彼此隔阂之有。不过回族以宗教关系，往往自成一种团体，表现民族精神。遂从此划分了回汉畛域。过去执政者，往往亦固执此种恶习，演成政治表面上的不平等，实在是一种极大错误。希望双方以后打破此种界限，共谋国家的进步。说到回教教义，为民族谋团结，确是很好；但谋自身进步却甚难，因为宗教不肯接受新的学术，所以结果教育不甚发达,人才常感缺乏。如战争之胜利者。都是知识高于对方，政治之较完美者。世界各国，往往政权为学识高深者所操。若信仰宗教者困守旧不前，无适应环境之学术，又何能达到胜利完善的地步?总理之主张民族平等，是根本平等，智愚贤圣，仍有分别，政治上所演出之不平等，形成一部分人思想落伍，智识不足。整个中国现在若仍是闭关自守,不特事实上作不到，即一切政治也都更难进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就是因中国人思想落伍，智识浅薄，若再不急起直追。岂不是自甘暴弃?总理之目的，是要实现大同，是要世界人种，不以颜色之分别而互相嫉视、互相倾轧，而况民族与民族间乎?而况历史上最有密切关系的回汉民族?所以欲要民族进步，定要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教育，增长智识，这样自然能化除种族的界限。这是兄弟从政治上社会上考察所得的。兄弟十五年时和大家同受了围城之难，那时即甚佩回族团结之精神，非若汉族之松懈不坚；但回族因受宗教束缚之故，进化却甚慢，汉族虽不如回旗之团结坚固，但因不拒绝新的学术，故智识上有相当的进步。兄弟以后对于陕西教育政治等等，对于回汉民族，都是一律平等待遇，不稍分歧。希望大家也打破汉回的界限。”⑦他的这篇讲话独具一格，既肯定了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倡导了民族团结，宣传了思想进步，又尖锐地指出宗教落后于时代的弊病，很有见地。当时陕西的回民在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
杨虎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的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了上述工作，大得民心。有人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这火一直烧了下去。后来烧出了个西安事变，乃至烧“变”了中华民国。因为，烧火的已不是当年那个饭铺里的小伙计了，他已历经磨难，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与政治家。
3．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
陕西位于西北东部，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靠天吃饭，十年九旱。自秦始皇建设“郑国渠”后，关中一带曾得到灌溉之惠，遂成富庶之地。至19世纪末期，由于清廷腐败，国力凋敝，水利年久失修，渐趋废置。民国之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水利设施更加破败。靖国军对水利曾有过规划，但因靖国军失败无法实施。
杨虎城是农民出身，重农、亲农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所以主政伊始便将兴办水利列为了他政纲的第6条。并在主政不到一月时间内，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由海外侨胞支援建设的泾阳钓儿嘴水利工程拨款。
1930年12月7日，他在出席华洋义赈会引泾工程开工典礼上说：“刚才听各位先生说，引泾开渠，因兄弟赞助，方能够有今日的开工。这话在兄弟觉得非常惭愧。因兴办陕西水利，是陕西省政府应负的责任。现省政府没力量，转请华洋义赈会办理，真有一点说不过去。在过去陕西不是没有人，不过那些督军、主席，或者注意不到此点，或者竟忘了此点。兄弟是陕西人，对故乡是休戚与共的。过去在关外常谈到此点，总以力量未能及，引为憾事。现在回到了陕西，诸事便不能诿之别人，所以便尽力地来兴办，为同胞谋利益。”⑧从此，他与陕西的水利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虎城为了建设和发展陕西的水利，他聘请了李仪祉等一些水利专家，在靖国军水利规划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勘测、计算、研究，为陕西的水利建设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
李仪祉当时任中央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公务处处长，还兼任浙江建设厅顾问。开始蒋介石并不同意李回陕西工作，杨虎城几经努力才将其邀请回到陕西担任建设厅长。李先生回陕，一方面是被杨虎城对陕西水利建设的热诚所感动。他对跟他工作的工程师李靖等人说：我于1922年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时，即将渭北水利工程勘测设计竣事，后因战乱频仍无力兴修，几任省长都答应过，但都因不够重视而落空。这次，杨主席已决定先拨50万大洋兴修这项工程，并说必要时，再派一师军队去作工。他很想给地方上做些事，态度热情诚恳，这在军人中是极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这可是多年难遇的机会啊！错过这个机会就再难逢了。希望你们组织人力，赶快出发，加倍努力，千万不要辜负杨主席大力支持的美意。另一方面，他也是陕西蒲城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家乡人民。
在李仪祉主持下泾惠渠于1931年开始大规模建设，1932年6月20日举行放水典礼。泾惠渠建成后，灌溉了55万亩农田，后经扩建，达到了近70万亩农田。水利工程对农民如雪中送炭，百姓广受其益。当时有的农村老太太请人写了杨虎城、李仪祉的牌位当菩萨一样供奉在家中。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发水，仅用了15个月的时间。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32年冬。杨虎城又决定要建设引洛水利工程。他听完技术人员的汇报后很是高兴，决定要和测绘人员一同去踏勘线路。1933年2月，杨虎城和测绘人员一起沿澄城永丰镇南所勘测的渠线，翻岭越沟、披荆斩棘、艰难行进。当他登上铁镰山望见引洛灌区时特别兴奋，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出：“好大的同朝平原啊!”遂决定加快测量进度，争取早日动工。1933年7月，引洛灌区地形图测绘完成，翌年开始施工，在开凿铁镰山5号隧洞时，遇到了流沙，工程进度因而受阻，杨虎城焦虑万分，多次亲到施工现场与技术人员探讨解决的方法。
惠渠是继泾惠渠建成之后，续建的第二个水利工程。在设计规划中还有梅惠、沂惠、胥惠、襄惠、汉惠等渠。在泾惠渠建成后百姓看到了效果，得到了实惠，因而上上下下的人，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希望政府能把计划了的水利工程继续建设下去。不幸的是，就在1934年春季，洛惠渠刚刚开建之时，杨虎城被免去了省主席之职，只担任西安绥靖主任，不能直接领导陕西的经济建设了。但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改善陕西民众的生活，对水利建设依然热情不减，在水利建设经费不足时，不惜从自己掌握的军费中拨款补充，并从部队中调拨士兵参与工程建设。对水利建设进展，他非常关心，经常到工地视察，就一些不懂的问题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讨教。他不但自己去还经常带着儿子去，杨拯民回忆说：时任省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看到群众对水利建设的渴望，看到我父亲对水利事业的执着热情，以及群众对他的拥戴信任，所以也不掣肘干预，让父亲继续抓下去。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父亲被免职逼迫出国，加之全面抗战爆发，使他与李仪祉先生的陕西水利建设宏大计划，未能完全得以实现。但当时已建成的泾惠渠和1937年完工的洛惠渠第一期(灌溉50万亩)，使陕西人民受惠至今。
1932年6月20日《西安日报》全文刊登杨虎城在泾惠渠放水典礼大会上的书面讲话，在讲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建设思想。他说：“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环伺着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侵略，时时有亡国之可能。在事实的表现，人们所容易察觉者，如东三省之丧失，上海的血战，已经到存亡的关头；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危机，每为人们所忽疏的，就是从社会经济上看，已呈国本动摇的现象。
“我们知道，中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以农业为国本的国家，85％的人民从事于农业，而我们看看各地方的农村经济，业已完全破产；江浙为产米之区，而所食的米，是由美洲、安南、暹罗等处运来的洋米；北方为产麦之区，而所食的面，是美国的面粉；其余农业副产物，触目多是舶来品。以农立国的国家，而民食操于外人之手，岂非国本动摇?!
“所以欲巩固国本，必先恢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欲发展农业，舍兴办水利，其道莫由。陕西素称沃野千里，而现在则不然。已变成亢早三载六料不收的赤地千里了。这是不是土质有变化呢?不是，而水利失修，有以致之。西北因地势高，森林少的关系，雨量恒感缺乏，从历史上看，每数十年总有‘秦大饥’等等字眼的记载，差不多成了周期的旱灾恐惶。尤其在最近大灾中，死亡二百余万，有十余县的农村，不仅破产，简直十室十空，其惨状有难以言语形容者。其原因虽甚复杂，而其最大者，厥维水利失修，有以使之。
“分析整个国家尤其陕西的社会经济是如此，同时再根据先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在《建国方略》内，特别提出力谋农业之发展，北方各省建造森林等等，都是要从水利入手。同时当十九年我们奉命来陕的时候，蒋主席谆谆告诫，特别关心陕西的灾情，教我们力谋农业之发展及振兴水利等事。就是党国各先进，亦无不以陕灾为念。所以在财政极困难的时候，无一次会议，不以拯救陕灾列入议事日程。但谋救灾，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交通、水利。交通方便，可运输粮食，使人民不致饿死，然欲求根本解决，仍需兴办水利。根据以上情形，所以我们到陕以后，军事政治一切尚无头绪的时候，就在兴办水利的原则下，先提出引泾的问题。但是在大灾之后，财政状况，已陷于山穷水尽，实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幸赖华洋义赈会、南洋侨胞以及大慈善家朱子桥先生，竭力赞助，塔德、安立森诸先生详细计划，用人力财力的帮助，结果共费去一百余万的金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今日始告成功。
“现在我们说到泾惠渠的本身。引泾溉田，在秦朝的时候，已有溉田45万顷的郑国渠。汉朝时的白公渠，尚可溉田4500顷。厥后历代失修，到前清乾隆时仅可溉700顷，到清末只能溉200顷。民国以来，陕西士绅之提倡修渠者甚多。到民十时，华洋义赈会吴工程师曾测勘一次。十一年李宜之先生充水利局长时，曾有详细的计划，当时分甲、乙两种办法。正和华洋义赈会商议办法的时候。因国内政变关系，遂寝其事。所以直至我们到陕后，才和华洋义赈会决定用乙种办法，用钱少而成功速。当时决定由华洋义赈会捐40万，檀香山华侨捐15万，朱子桥先生捐洋灰二万袋，省政府担任40万。其初省政府因财政困难，议决在泾阳、三原、高陵、礼泉、临潼等五县，发行50万水利公债。其后因灾荒之后，人民无力负担，改由省库支出。到现在计算，省库已经支出47万，将来各支渠的花销，尚不能详细预定。共计花去不到120万。而所溉的田，按一月一次计算，至少可灌溉到100万亩。每亩旱地与水田的比较：每亩每年可增加收入10元，全渠每年可增加1000万，也就是每年直接可有100万人不受天旱的影响。在五县之内，每年忽然增加到一千余万的收入，农村经济，不只可以恢复，实在可以发展。泾惠渠之完成，是我们兴办水利的开步走，是我们走向经济建设的第一声，也是我们挽救农业危机，繁荣陕西，巩固国本的开端。我们要依据我们的建设计划，努力完成其的水利工作，如（左边汘字右边加个干字）水、渭水、黑水、洛水等。凡在陕西境内的水，就要使它成了发展农业的要素。”
“政治上，在泾惠渠的流域，我们要划成一个实行地方自治的模范区，用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将来全陕水利有了成绩，同时政治也就建筑了新的基础。”⑨
渭河是陕西关中地区最大的水道，东西贯穿800里秦川。为了利用好这一资源，杨虎城多次到宝鸡峡实地考察，谋划兴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造福于更多的百姓。在他的领导与支持下，1933年开始了渭惠渠的勘测设计，1935年开工，1936年12月第一期工程完工，次年12月全部工程完工。湑惠渠长140公里，灌溉西安以西地区农田约50万亩。在杨虎城主持陕政时，对梅惠渠工程进行了勘测设计，1936年开工，1938年建成，灌溉了岐山、眉县农田约30万亩。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受灌地区的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在没有化肥的时代，小麦亩产可达300余斤，棉花亩产皮棉60多斤。农民过上了殷实的日子，关中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
除上述水利工程外，杨虎城还领导了关中地区黑惠、涝惠等渠的测量与规划；主持了陕北织女、绥德等渠的筹建、开工，陕南褒惠、渭惠、汉惠、冷惠等渠的规划；还组织力量对黄河防洪、航运、灌溉、发电都提出了规划。奠定了陕西近代水利事业的基础。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杨虎城还规划和建立了秦岭造林苗圃、植棉试验场、蚕桑试验场、渭滨保安林、草滩垦殖畜牧场、陕北垦殖区等一批农业科技园地。在担任其省主席期间，决定将西安城北郊关庙等四村渭河老岸以北760余亩滩地，筹办垦殖牧畜场。为了办好这个农业示范区，他曾三次与应召回陕改良农业的陈兆骝恳谈并聚餐，倾听陈兆骝关于农场建设的意见。陈兆骝告诉杨虎城主席，“他拟于本周内先考察西安北郊草滩地质，再组织草滩农场办事处，农场约分农艺、园艺、畜牧三部，农艺改良棉花、麦子、高粱之种植方法，园艺为各种农事副业及蔬菜之实际试验。畜牧即养蜂等事项。”在杨虎城的支持下，草滩垦殖畜牧场办了起来。而且陆续有外国专家在那里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解放后，西安市民所喝的牛奶都是由该畜牧场供应的。
杨虎城认为，陕西连年荒旱，最大原因是因为森林缺乏，以致气候干燥，晴雨不调，故每到一处即面令各县长切实引导人民多植树木，期成茂林，以调雨量而防旱灾。在其被解除省主席后依然关注植树造林工作。为了继续推动此工作，1934年3月他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决定：在西安城西关外大操场附近由部队植树5.5万株。关于树苗，除省建设厅补助l万株外，尚余之4.5万株已令炮兵团团长孔从洲从速购办。之后，他亲临西关视察兵工植树状况。面告各部队长官督饬士兵各按规定努力工作，并勤加浇水俾树苗成活，完成兵工植树造林计划。
4．发展交通 促进发展
杨虎城说：“但谋救灾，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交通、水利。交通方便，可运输粮食。使人民不致饿死。”因此，他在大抓水利建设的同时还注重了陕西的交通建设。他将交通建设列为了陕西省民国二十年施政大纲的第一条。计划修建西潼汽车路、西长汽车路、西凤汽车路、西榆汽车路、西榆汽车路北段、凤汉汽车路、西商汽车路；加设长途电话。并在省政府下设立了公路局，由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为推进他曾下令西安至潼关沿途各县分段修理汽车大道，并严令载重大车(铁轮)在汽车大道行驶，以免轧坏汽车大道。为了加速公路建设的速度和减少开支，他曾调动数千部队，参加了西安—兰州、西安—汉中的公路建设。
为加快陕西与外界的交流，在他的要求下，欧亚航空公司开设了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
他派部队架设沟通全省的长途电话线，为此1931年5月曾致电大荔、渭南、咸阳、兴平、三原、泾阳县政府：“本部即日派员架设大荔至渭南、咸阳至兴平、三原至泾阳间长途电话线。着各该县政府限电到二日内，速筹长二丈四尺、稍径四寸之电杆：大荔、渭南各500根，兴平、成阳各200根，三原400根，泾阳300根，备用。除令本部交通队派员催取外，合亟令该县府迅即遵照办理，无稍延误，是为至要。”⑩
发展陕西的铁路，也是杨虎城非常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能将铁路修进陕西(以前陇海铁路只到潼关)，将会促进陕西社会、经济以及军事的更大发展，十分有利于西北地区开发与发展。于是千方百计地做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使西安与陇海铁路连结的铁路工程上马。为了把铜川的煤运出来，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利用江浙四大银行的投资，修筑了铜安(铜川到西安)铁路。
为了修好铁路，他主动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慕霖联系，给予钱工作上许多支持。西安火车站的选址建设，他亲自出面做西安回民的工作，因建站涉及了回民墓地的搬迁等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回民和铁路方面都很满意。
5．教育为本 培养人才
杨虎城曾说：“我自己没有多少文化，但有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在生活、斗争、军旅生涯、生死拼搏、社会磨砺、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实际中得来的，这是经验。”他说：“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获得方式：一是在实践中通过时间磨炼得到的，这要碰许多钉子，遭很多艰难曲折，以致流血伤残，乃至牺牲，我的知识就是这样获得的，很艰苦，不容易。因为我那时受家境条件的限制，只能走这条路。”同时他还认为，陕西的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所造成。但教育落后，人才匮乏也是其中重要因素。因此，他只要有点财力的权力，就积极兴办教育。如前所述，杨虎城在靖国军时期就乐资办学。执掌陕政后，首先，将振兴教育列为重要的政纲。针对教育经费长期短缺没有保障且被随意挪用的状况，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强调：无论何人，或借口何事，均不得提用分文，以重学款，而宏造就。要发展地方教育事业，最关键的就是要筹措资金。他毅然决定压缩军费。从军费中抽出一部分和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共同放在一起作为“教育基金”。并明确规定专款专用，还由教育界人士组成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这是杨虎城在陕西举办教育事业提高和保证教育经费的一项最主要的措施。
其次，他大幅度提高了学校教员的工资。据米暂沉说：当时，西安的中学教师中，月薪较高者可达七八十元，比司书人员要高一倍以上，就当时生活水平说，是比较高的了。从而解决了广大执教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提高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很实际地培养起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他积极响应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农村教育，为使农民子弟读书，从而摆脱愚昧与贫苦，在他支助下在陕西农村普遍办起小学。这与他有切肤的体会有很大关系。
他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接受回族冯瑞生先生的建议，1932年在西安创办了陕西省第一所回民子弟小学。
杨拯民回忆说：“父亲回陕西担任省政府主席后，有一天，蒲城家乡的一位李姓老先生来找他，要求我父亲资助在家乡孙镇办所小学。父亲听后很高兴，慨然应允。并当面夸奖李先生：‘我回陕西后，要求见我的人不少，可他们不是要钱，就是要官。惟独你，能为家乡农民子弟着想，要求举办学校，有远见，我很佩服你。以后在办学中遇到什么困难问题还可以来找我。’”
他主持会议通过了《陕西省留学欧美自费生补助费及管理规程》、《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暂行组织规程》。对省立中学进行了扩充，扩招了中学生，使陕西的教育出现一片繁荣。
经过他自己在日本的学习体会，深知通过留学渠道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先后选送派出了江隆基、郭则沉、王炳南、潘自力、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周梵伯等一批青年学生赴英、法、德、日等国留学。并按《陕西省留学欧美自费生补助费及管理规程》给这些留学生经费保证。杨虎城给留学生写信说：“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上学，决没有什么错，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
被杨虎城送出留学的潘自力在其《自传》中说：“1930年12月下旬，蒲子政(蒲克敏）从西安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杨虎城要送他到英国去留学，要我也去西安，说也拟送我出国。我看信后，误认为可能是党送他到莫斯科学习。我到西安后，才知道杨虎城要给德、英、法、日送一批学生，且有的已离开西安到上海准备出国，如王炳南、江隆基几个人。我当时的确不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在我到西安的当天下午，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到蒲子政的家中遇见我，即说资助我到法国去的问题。当晚米即来约秘密地去见杨虎城。见面后，杨除讲些客套话外，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说：‘我两年来没看到什么报纸了，但依我看，国民党是要失败的。’他说：‘我看蒋介石也搞不好。’接着又说了一句：‘总而言之我还是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他说他愿资助我去法国学习，并说他是为社会上培养人才，而不是为他私人。说话时米暂沉在旁。以后米向我谈，他们的大门向西北开，将来要联共联苏。”(11)潘自力终于接受了杨的资助去了法国留学，解放后曾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在重视留学工作的同时，他还十分关心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专门制定了《国内各大学陕籍学生奖学金规程》，对家境困难的学生给予专项补助。曾批准发给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陕籍学生崔鸿勋津贴。对一些大学毕业生还资助回乡参观的旅费，希望这些人能够回陕西报效家乡建设事业。
以前，陕西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没有。在杨虎城的积极倡议争取下，在陕籍革命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人的支持下，争取到南京政府批准，兴办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学校——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校筹备时杨还是省主席，当正式兴建时他已无“政”权，为了解决学校经费不足，他又从军费中拨款补助(当时他的权力，就只能从军费中抽用)。他当时很明确提出：要通过西北农林高等专科学校建设西北农业科技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建设西北大粮仓，使西北成为抗日救国的可靠后方。解放以后该校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后来，依托这所学校又建立起多所农林科研机构。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杨陵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亚洲最大的农林牧业教育科研、产业开发基地。
通过上述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杨虎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1934年他已不主政，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自己出资并募资在蒲城县创办了尧山中学。1934年10月27日，蒲城尧山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要建设农村，就必须实施生产教育，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必须实施民族教育，所谓‘成德达才’，便是双管齐下，道德与知识的训练决不可分离。诸先生或从事政治，或从事社会文化建设，见解高明，愿在校各先生各同学特别注意。本人是蒲城公民之一分子，认为蒲城人民的文化急应促进，因为连年来天灾流行，农村的生产事业废弃不堪，要恢复旧观必须先造成农村建设的领导人才。尧中成立，得各地人士的热烈赞助，我实甚感激。我们设立尧中不是做门面，图好听。我们认为，社会的建设大部分是知识问题。试想，科学世界一切的新式生产工具，哪一件不是由人发明或发现的。人家能够利用科学战胜自然，我们也是人类，也有光荣的历史，难道我们就专赖他人么?”“学校的医院除负责学生健康外，应该诊疗一般人的疾病。学校的图书馆要公诸大众，购置民众读物，使学校成为社会教育机关。从前把学校的围墙打得高高的，把学校当作另一个世界，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不只要社会学校化，同时也要把学校社会化。将来在校内设备理发馆、洗衣局、贩卖部、小农场，让学生实际去交易。”
杨拯民说：“1936年夏，我正在西安市第二中学读初二，暑假将过，父找我谈话，动员我转到尧山中学去读书。我当时甚觉突然，不情愿地说，‘在二中上得好好的，尧山中学刚开办，各方面条件肯定不如二中。’父亲说；‘正因为尧中是初办的，我才让你去。你想想，我办的学校，连我的儿子都不愿意去，还能吸引号召其他青年去就读吗?’这样一说，我就无言以对了，不愿意，也得去。从这件事上，我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教育的重视认真对教育事业的热诚执着。下半年，我应父命，转到了由我父亲出资兴办的尧山中学。这是一所进步人士云集的学校。尧中校长是袁若愚，教导主任是冯一航，事务主任是方仲如，教员有何寓楚、田志恭、朱茂青、体育教员张希钦。好家伙，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因为‘红’得在西安不能公开活动了，就被父亲聘到了尧山中学任教。”
“为了纪念井勿幕，父亲把该校的图书馆命名为井勿幕图书馆。馆内有大量的进步书籍，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任由学生借阅。学校倡导学术自由，教师讲授历史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研究解析。”
“那时每周除上文化课外，还上军训课。父亲给学校拨了二百条枪，若干子弹。教官张希钦首次上课，先讲理论，讲抗日的道理，说学习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大肆批判不抵抗主义……然后再把学生拉到操场再教实战课(张希钦后来曾任王震部队西北野战军二军参谋长，八十年代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尧山中学先后培养出许多共产党人。是进步青年的摇篮。西安事变时，蒲城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就是被该校学生枪毙的。”
杨虎城的女儿杨拯坤(周盼)回忆道：尧山中学的创办集中地反映了父亲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尧山中学成立于1934年，从筹办到开学，父亲多次亲临指导，亲自选聘校长教师，教师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为了使学校有充足稳定的经费，父亲筹办了咸阳榨油厂、渭南轧花厂，购买了土地若干亩，作为学田。1936年11月26口，母亲告诉我父亲要带我回蒲城过生日，我满以为到蒲城免不了要热闹一阵。乘车回到蒲城家里，不见有什么客人，屋子里静悄悄的。中午和祖母一起吃过寿面，下午父亲带我去尧山中学。一进尧山中学的大门，父亲被迎接到办公室，随即向我一一介绍了在场的领导和教职员，参观了教室、实验室、寝室和食堂。校园正中高处立着一座高楼，四周还有脚手架，这是正在施工的井勿幕图书馆。父亲指着高楼对我讲：这是为了纪念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先生而命名的。在食堂，父亲看学生吃着香喷喷的热面条，边看边询问学校的各样事情。他谈着，走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牵动着他的心。大家热情地围着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讨论不完的问题。直到万家灯火，我们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不见了父亲。12点多钟他才回来，他高兴地说：“我爬到井勿幕图书馆的顶端，怕你爬不上去，没有叫你。”父亲是从脚手架上爬上去的。下午我们又匆忙赶回了西安。父亲在尧山中学度过了他43岁的生日。
6．广纳贤连 汇聚力量
杨虎城戎马一生，他没有文化，但他一生渴求知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从自己奋斗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要成就一番事业，没有知识不行，不依靠有知识的人更不行。从靖国军时期起，他就广交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他请学识渊博的蒙浚僧担任参谋长，帮助他处理军务；吸纳孙蔚如、赵寿山等知识青年加入他的部队，委以要职；大革命中又结识了杜斌丞、魏野畴、南汉宸等。这些人对他帮助极大，使他的事业不断发展。回到陕西后，他更加注重吸纳、团结、重用知识分子，吸纳更多的人才来建设陕西。1930年11月他曾发布如下布告：“为布告事。现值训政时期，百废待举，需才恐亟，自非延揽群才，不足以备任使而襄郅治。凡属在陕国内国外各项专门毕业人员，其怀才待试者，当不乏人，明珠暗投，遗贤在野，深为可惜。为此布告，凡属专门以上学校毕业人员，自本月16日起，务于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1时，携带证书，来本政府收发处报名，以备察验而资延揽。”
米暂沉说：他对高级知识分子李仪祉、杨叔吉等专家特别尊重，让他们发挥才能。即使与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时十分尖锐，他也能听取，从不摆官架子。当时曾有这样一件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因公来到西安，杨虎城因以往曾归何指挥过，对于何的接待自然不能不特别隆重。何成浚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在当时蒋系高级将领中是有名的。杨虎城为了应付何，就派他的几个高级干部陪同，西安城内可玩的地方有限，一时闹得不成样子。事为李仪祉先生所闻，在一次省政务会议上，当正式议案讨论完毕之后，大家正在闲谈时，李突然发起脾气。他说：现在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外侮欺凌，陕西今年还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花天酒地。并对招待何成浚的几位干部指名道姓地骂了一通。杨虎城便解释说：“何主任来西安，他们做接待工作……”杨虎城的话刚说一句，就被李仪祉打断：“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混账王八蛋！”当时笔者(米暂沉)也在场，听李的语气筒直像是在骂杨虎城。杨虎城听后低头一语未发。李仪祉大骂之后说：“我今天就辞职，这个厅长我不干了。”夹起皮包走出会场。李走之后，杨虎城只说了一句：“李先生脾气真大。”便宣布散会。散会之后，大家都关注这件事如何了结，以后听说杨虎城当天晚上就到李家登门拜访，并当面承认了错误。李仪祉在第二天也照旧到建设厅办公，两人以后一直合作很好。这件事虽小，却反映出杨虎城的作风。(12)
陕西医学界的权威杨叔吉，因在刘镇华制陕时期担任过陆军医院院长，为陕西部分人士不满。于是就离陕在外地长期工作。杨虎城为了发展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求贤若渴，多方进行说服，希望从造福社会的角度，顾全大局，捐弃前嫌。最后做通了工作，邀请杨叔吉回到了陕西，从而加强了当地医学界的团结。
杨拯民说：父亲傍晚有暇时还常去一些朋友家串门聊天，偶尔也带上我，印象里常去的人家有寇遐（大书法家、“止园”两字就是他书写的)、王宝山、李寿亭、姬汇伯、邓宝珊、张伯彦、李百龄、韩望尘、刘文伯等几家。如果碰上人家吃饭，也不客气，就随同一块吃。当时我就爱吃人家饭，味道有所不同就觉得好吃。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涉及水利、农业、教育、甚至秦腔，方方面面，无所不涉及。许多问题我也听不大懂。起先我以为他们只是聊天、消遣、解闷，后来听父亲说，他是为了建设治理好陕西而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说这些人中不乏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之士，和他们接触交谈可以受启发，可以印证自己的决定，把事情安排处理得更周全些。
7．发展医疗 救死扶伤
陕西由于贫瘠、战乱和交通不便(没有铁路与航空)，医疗卫生事业非常落后，医务人员寥寥无几，医院水平很低。加之连年灾荒，死尸遍地，造成非常恶劣的卫生环境。杨虎城主持陕政后努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将原来的军医院改为省立医院，聘请名医石介人、薛健先后担任院长。在十七路军中设立了军医处，并在军医处下建立了西北制药厂，由药学专家吴子石、程梦九等主持。为了保障妇幼安全，在西安开办了助产学校。他在发展公立卫生事业的同时，还积极支持私人开办医院、诊所，以最大限度地改善陕西人民的医疗条件。
1932年初夏，陕西省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传染病，当时人们称之为“虎列拉”。由于卫生条件差，没有防疫体系与防疫知识，疫情发展得很快。最严重时，西安市一天就有800多人死亡。一时间，人们闻虎色变。作为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当时卫生工作由民政厅管理)的杨虎城心急如焚。不惧被传染的危险，6月30日，他亲偕陕西省立医院院长石介人赴临潼实地考察疫苗。7月1日主持召开陕西省政府第105次政务会议。作出了：为防治“虎疫”，平民医院暂改为临时防疫医院，实行委员制，直属于省政府，克日成立；西安至潼关汽车停驶一周，邮政及防疫人员之汽车须进行防疫检查，以防疫情扩延；褒奖陕北临时防疫处人员的决议。同时又派员飞沪紧急购买防虎疫的药品。之后又采取了对疫区严格隔离、消毒，对尸体深埋等一系列措施。他亲自挂帅，动员了全省所有医疗机构与人员投入到防疫斗争中。还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增加航班，赶运药品。在疫病流行的时候，他对记者充满信心地说：“防疫办法，不外两种，一为清洁消毒，使疫菌自灭，一为注射防疫浆苗，以增加人体抵抗力。现在天气渐冷，人体抵抗力当然增加，故疫疠减灭，为期不远。比闻数县疫势已减，即其证例。然此疫一经发现，则恐今后每年将有发现。且陕北鼠疫又闻发生，故陕省成立防疫处，自制防疫浆苗，准备长期防治，断绝疫疠根源。”为防止疫病的传染和再次复发，他断然从军政费用中拨出专款，购买了一套制造防治霍乱的疫苗设备。第二年春用自己生产的疫苗在省内进行了大规模预防注射，有效地控制和扑灭了这次危害严重的疫情。
杨虎城在担任省主席的三年以及在卸任后，都是以儿子对待父母的孝心来对待三秦父老的；他打开了陕西长期闭关封闭的大门，与国内乃至国际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微薄的财力，为陕西的文化、教育、农业、工业、交通、卫生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学生与公仆的态度取得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他以实际行为践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众多追随他的人们一起为陕西人民创造了一个和谐发展时期。由此被陕西人民爱戴与长期怀念。
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②杨虎城：《洗尘大会上的答词》，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6—7页。
③杨虎城：《在来陕就职时对欢迎群众的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5页。
④杨虎城：《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政府电》，1930年11月15日《西安日报》。
⑤杨虎城：《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电》，1930年11月15日《西安日报》。
⑥杨虎城：《政见商榷书》，陡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7—20页。
⑦杨虎城：《在回教公会欢迎席间的讲演词》，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2—13页。
⑧杨虎城：《在引泾工程开工大会上的讲话》，1930年12月9日《新秦日报》。
⑨杨虎城：《在泾惠渠放水典礼大会上的书面讲话》，1932年6月20日《西安日报》。
⑩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11)潘自力：《自传》，《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
(12)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96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