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一章 坚持理想 探索新路
杨瀚
杨虎城打回陕西可以说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他没有被权力和金钱所陶醉，而是胸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与抱负，时刻铭记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教导。他力图在自己的故乡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希望能够营造出一片实现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土地。在政治上按照在日本制定的“箱根计划”，探索着一条独具特色的路线。具体做法为：
1．政治自由 营造民主
杨虎城在抓紧陕西的社会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推进了他对政治民主、思想解放的想法。1930年在部队进入西安之始，他派南汉宸随先头部队入城，趁乱释放了冯玉祥时期关押的全部政治犯。其中绝大部分是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如前所提到的潘自力和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李大章(李畅英)、景瑞卿、王友章等人。
他主政后，为了宣传进步思想，任用进步人士先后办起了《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报》。这两份报纸在西安始终作为他的喉舌，在民主运动中发挥着导向作用。时任《西北文化报》社长的宋绮云后来和他一起被害。
他在学校里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中可以公开阅读进步书籍包括马列主义的。蒋介石派来的教育厅长李范一企图通过大范围地更换思想进步的校长与教师来扭转教育方向，由此引发了一场“驱李风潮”。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学生们揭发了李的十大罪状，趁开西安学生运动会的机会，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范一”、“反对法西斯教育”等口号。吓得李范一忙向杨虎城辞职，跑回南京了事。李范一走后由李百龄接任了教育厅长，继续贯彻杨虎城的民主思想。陕西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都与杨虎城所倡导的民主政治理念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杨虎城自己就在公开场合大讲抗日救国，在杨的支持和庇护下，在陕西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是自由的，对进步书报也不禁止。从蒋介石白色恐怖下转移到西安工作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徐彬如曾说，他1932年一到西安就感觉到那里的政治空气与别处不同，非常活跃。他经常可以接触到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就像武念堂、韩望尘、刘文伯等西安著名的大绅士都可以和他们毫无顾忌地讨论反蒋抗日问题，这些人还帮助他进行某些工作。而蒋介石的特务们对上述情况非常恼火，但苦于无法应付。首先不能说这些学生、青年、士绅都是“共匪”，更何况这些绅士在杨虎城的政府里都有着顾问、参议的名义，搞不好，惹恼了杨虎城不好办。国民党CC在陕西的负责人宋志先曾经说过：“江西是共产党集中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①
从这一左、一右两方面的评论，证明了杨虎城的民主政治理念在陕西获得一定成功，他的“箱根计划”在积极实施中。
2.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
杨虎城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要与集东、西方列强与封建地主利益为一身的蒋介石斗争是难以成功的，一定要与各种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他一直十分重视与国内各种进步力量(包括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1930年12月，委派连瑞琦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连瑞琦说：1930年12月间，杨虎城派我去南京，一是参加军政部召开的卫生处长会议；二是向中央交涉，要求陕西省机器局归陕西省办；三是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第一次我们见面是在黄琪翔家里，由黄请客，在座的有郑庠(思成，前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陕西人)。我把当时代表邓演达同奉军杨宇霆等联络反蒋的经过情况，向邓汇报。他说：“张汉卿没出息，将来要上蒋介石的当。至于杨宇霆、常荫槐等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想做好事，断送了老命；他们之所以致死，你我都要负相当责任。”他还批评我“胆大而不心细”。邓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谈。我在他家，向他汇报杨虎城在东京的反蒋计划，以及暂时利用南京中央，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来接近苏联；二来在家乡容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现在杨在西北已有5万多武装力量，准备训练lO万精兵，就在西北独立，公开与共产党联合，实行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邓听了这些情况以后说：“杨虎城的计划，我基本上同意。”并问我，杨在目前需要些什么?我答：“需要大批干部。”他问要什么样的干部?我答：“杨的意思，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他问我要多少？我答：“杨说多多益善。”他接着说：“杨虎城很进步，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同杨要在政治上合作，希望你把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传达给杨，争取杨参加这个组织。”邓又问我：“西北政权实际上是谁在领导？”我答：“是杨虎城领导，共产党参加意见。”邓说：“那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作杨的参谋。”我问：“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邓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平民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我问：“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谁来领导土地改革?他说：“由农业改造训练班，并以自行耕作的农民子弟为骨干。”(当时邓没有提及以贫雇农为主。但杨虎城时常对我说，穷人拿到刀把子，才能为穷人报仇，应以穷人为主，指的就是贫雇农。)我问：“武汉政府时期，你拥护国共合作；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他说：“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来谈判合作，他们不理我；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他还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统一战线是不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问：“毛主张土改应以贫雇农为主，你同意吗？”他说：“这问题不大。”我问：“我们的武装部队碰到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怎么办?”他说：“杨虎城的办法很好，让路。万一冲突，决不伤人。”我问：“行动委员会里有共产党员吗?”他说：“有了政权，而且这政权是反帝反封建的，它一定会帮助。”这时邓演达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这个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我就代表杨虎城帮助了2000元。邓问杨同意吗?我说杨会同意的。他说：“革命同志间对金钱来往，要特别清楚；有时因为手续不清楚，会影响革命。”我把这笔钱的来源告诉他，因为陕西机器局时常在沪购买材料，有5％的回扣，大概每年有3万多元；杨虎城把这笔钱叫做革命基金，他指定专门为革命用，凡是帮助革命的组织或个人，都从这笔钱中开支。邓说：“那你要事先得到杨的同意，才能动用。”我说：“杨已给了我这个权。因为他对我说过，邓先生如果在经济方面有困难，我可酌量帮助，在革命基金项中开支。”以后杨时常帮助这个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机器局的革命基金内开支。邓给杨虎城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如周士第、王人旋、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里有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也有的是脱离了共产党而来受过处分的人。我回到西安，把同邓演达联络经过，向杨汇报后，杨很高兴。他说：“我们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地垮台。邓是蒋的心腹之患，他能拉拢蒋的主力军，如十八军、十九路军等等，都有可能。邓演达不但在黄
埔、保定系统中有威信，就连我这个杂牌军人，对他也有信仰，我们以后要同邓合作。”因此，邓要求在西安建立组织，杨也同意。不过有个条件，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本人未能参加，但能一致行动。至于我，杨不同意做西安负责人，因为我工作太忙，而且亦太招摇。以后这个组织在西安发展到360人，军政人员占多数，负责人是周士第，邓演达死后，就停止活动。从此以后，杨特别加强了反蒋的军事准备工作。西北和西南方面军事代表的来往，都由我担任招待。杨为便利军事上联络，加强修建公路，设省公路局，由我介绍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并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开设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都是为了各方军事代表往来的便利。当时西安到新疆往返一次，原来要两个月，航空只需两天。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长，由王若僖局长兼任。邓演达为了在西安发动反蒋，于1931年秋，派邓宝珊代表他来西安，帮助杨虎城的军事行动。②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在福州爆发。杨虎城派王子安秘密赴闽进行联系。王子安说：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江西红军的政治影响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杨虎城将军很重视这一事变的发生，当听到福建省建立起抗日反蒋政权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为了进一步了解内情，与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等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一致反蒋抗日，决定派我前往福州秘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岳丈是福州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的印花税总务处处长，叔岳父又是戴季陶的机要秘书，我以探亲名义去福州，特务们是不会注意的。临行前，杨将军的参议郭增恺要给我写信，介绍李济深与我认识。我告诉他，我认识李济深，而且路上带信也不方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乘火车到上海，然后化装成商人买船票到香港，中途下船，平安抵达福州。我先会见了时任人民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徐谦，说明了我这次来福州的原因，他说他的侄子徐维烈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也来福州与李济深等人进行联系。第二天，我谒见李济深主席，首先向他介绍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蒋介石处处刁难、压抑杨将军的革命力量的情况，以及杨将军积极支持福建事变并竭诚协作的心愿。李昕后十分高兴，说他对于杨将军的过去是了解的，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坚守西安之役是对北伐战争的支持。现在日寇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势如垒卵，而蒋介石却顽固地执行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应该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铲除蒋介石这个障碍。杨将军同情和支持我们反蒋抗日，我们是欢迎和感谢的，更希望杨将军果敢的行动起来。我告诉他杨将军目前所处的环境和杨将军反蒋抗日的决心。表示回西安后定向杨将军详细汇报，并望李以后多加指导。下午，我又去见了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陈铭枢，他同我谈话的内容同李讲的基本相同。五六天后，我从福州回到西安，向杨将军转达了李济深等人的希望，他听后非常满意，并准备积极反蒋抗日。后来在蒋介石的破坏下，福建事变失败了，而杨将军的反蒋抗日意志更加坚决，他曾说：“今后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③
杨虎城出于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崇拜和苏联顾问在解围时的表现，一直对苏联抱有很大的幻想，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十分注重通过新疆打通去苏联的道路问题。为了与新疆方面取得联系，1934年1月3日，杨虎城委派代表飞赴新疆与马仲英、盛世才联络，并调解马、盛之间的矛盾。受派的刘佛吾曾是杨出资送往日本留过学的。他1981年3月20日说：我和蔡雪村、赵福成(又名赵寿山，马仲英来陕代表)等四人坐的飞机，是杨虎城主任出资10000元包的专机。临行之前，杨主任两次找我面谈，交代任务及应注意之点。他说：“福建事件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和蒋介石是势不两立的，为了避免被蒋各个击破，必须同外界各方联系，加强合作，一俟时机成熟，和蒋拼个你死我活。如果失败，新疆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和地理特殊的形势，听说马、盛都还思想进步，对蒋不满。如果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不只是在军事上可以牵制打击亲蒋的马家军队，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壮大西北声誉，严重动摇蒋介石在西北的统治。借赵福成来陕的时机，我想让你以我的代表名义，和盛世才、马仲英谈一谈，听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为将来奠定基础。”“要切记保密，到后先从各方面了解情况，掌握准确材料，然后再对盛、马说出你此行之任务。否则，不光对你有危险，同时对于事业是不利的。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极端注视，所以办事必须细心才行。”但是我们第二天到哈密时，发现马仲英已和盛世才打起来了。结果马部败退到喀什，马仲英偕蔡雪村出了国。我后来到迪化见了盛世才。这时福建事件已经解决。④
杨虎城联合盛世才的打算未能实现。刘佛吾就留在了新疆，由于他是杨虎城的代表，在盛世才彻底投靠蒋介石后被关进了监狱，直到后来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放了出来。
杨虎城除注意联系大的政治力量外，对一些进步力量甚至是小人物也很支持。1936年10月著名进步作家鲁迅逝世，西安文教界筹备召开追悼大会，但被特务所阻挠。主办人请求杨虎城支持，杨虎城立即以个人名义送去一个花圈，从而保障了追悼大会的召开。1932年3月，南京中央大学青海籍学生孙献瑞等5人，路过陕西回青海宣传抗日工作，杨虎城感到这儿个青年学生能够回比陕西还落后而且由反动军阀马步芳统治的青海去宣传抗日，精神可嘉，就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资助他们每人路费100元。
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十分注意做国民党中间力量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比较突出的是通过郭增恺做宋子文和阎锡山的工作。郭增恺是河北省人，生于1902年腊月十三日。殁于1989年7月2日。北京大学肄业，1933年到陕西就任绥署参议员。他过去曾给冯玉祥将军当过秘书。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时与阎锡山合作过，所以他不但在冯玉祥的属下有很多熟人，而且和阎锡山部的一些大员也熟稔。郭到杨部是经人介绍的。初时杨对他并不甚了解，但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亲自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
有次杨虎城乘小飞机去陕南视察，因飞机小仅能坐3个人，只能轻车简从，他就把自己的秘书留下．只带了郭增恺和副官白志钧去陕南活动，来去约两个月，视察了汉中各县又到安康，由安康回西安，乘着小飞机逾越秦岭，非常辛苦。经过陕南之行，杨对郭的了解较前深了一些，就派郭增恺做宋子文的工作。
郭增恺后来回忆说：我和宋子文原不相识，杨将军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亲日派进步，又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杨将军眼光远大，与宋子文相交，可让宋在蒋方面为他讲话。杨将军还想让宋子文为陕西吸收些外资，以便开发西北。所以我本着杨将军之意，与宋子文接触和应付，费了许多曲折和心思，终于我和宋子文日益接近。宋也认为我为杨所信任，就委任我为西安经济处处长。取得了宋子文对我的信任。
在这其间，我通过宋的关系为陕西拨了一笔巨款，开发西北资源，发展铜川煤矿。杨将军叫我四处奔走，联合一切对蒋不满的人，联合北方将领商议组成反蒋大同盟。我曾三次出访到了冀察、山东、山西。我的活动被特务头子戴笠向蒋告密，蒋即直接下令叫特务江雄风把我押解南京。杨将军对此向宋子文、邵力子严厉地指出：“郭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荐给宋子文先生为经济处长的，他犯有什么罪，蒋先生逮捕他还不容易吗?只要一纸电令，我即送他南京，何必要直接逮捕，之后还不叫我知道，犯了什么罪呢?”当时，杨将军向宋子文提出抗议，宋子文也莫名其妙。蒋以为我是在杨虎城方面，推动杨专门联共反蒋的主谋人物。⑤
1934年4月25日，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宋子文到陕西考察。杨虎城亲自陪同宋子文游览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孔庙、卧龙寺、省立第一图书馆、民众教育馆、考古会等处。4月29日还邀请宋子文在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驻省垣各部队。先陪宋骑马巡阅，后一同登台检阅分列式，并在宋讲演前后致欢迎词和答谢词。
检阅部队后，即与李协陪同宋子文往渭北视察引泾水利工程。途经成阳，参观“火犁”试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沿渭河边的林场及周陵。到泾阳，先在社树视察分水闸。泾惠渠在此分为北干渠、南干渠和南干一支渠。后抵张家山，视察钓儿嘴拦河坝等处工程。4月30日与邵力子陪同宋子文由泾阳赴西路视察。过兴平参观茂陵。过武功在张家岗参观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到宝鸡参观斗鸡台。5月1日，与邵力子陪同宋子文赴宝鸡县城西之太寅村宝鸡峡视察。此为拟建渭河水库的坝址，另两处拟选坝址在其上七八十里的萧水河和石门。折回省垣时，参观了凤翔的东湖和兴平的马跑泉。经过杨虎城的这一番热情的欢迎与陪同解说，宋、杨两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使宋子文对陕西的落后与杨虎城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政绩有了系统的了解。
1936年年初，此时，杨虎城已和张学良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共识。两人在开完国民党五中全会不久，就一起去了榆林，会见井岳秀、高桂滋，又从榆林飞往山西太原会晤阎锡山。主要是争取阎锡山支持抗日。杨拯民回忆说：父亲到太原三天后，突然给西安发来封电报，说他在太原害了病，让郭增恺和我赶去太原。勤务兵在同学家找到我说：“郭参议有要事找你，要你赶快到他那儿去。”我未敢怠慢，随即赶到新城南门外交际处——郭增恺的住处。郭对我说：“你父亲在太原病了，要我俩去，石介人院长(省立医院院长)已乘飞机去了，我俩乘火车去吧。”还说同蒲路火车上尚无暖气，把衣服穿厚些。我当即就赶回红阜街家中，向祖母、蕙兰娘作了汇报，娘为我收拾了行李，当天晚上就起程，奔赴太原。
在太原车站迎接我们的是山西省交际处的一位官员，他和郭增恺相熟，另一个人是父亲的副官申明甫。
见到父亲时，看他一切正常，并没有生病的迹象。在我纳闷之际，父亲说明了原因：“这次来山西为要说服动员晋阎支持、参加抗日。这就需要多接触一些人，做多方面的工作，张副司令不便在晋久留，就要我多留几天。为了遮人耳目，正好那两天也有点不适，就借患病之名多留几日。要郭先生和你来，一方面是为了造舆论，证明我确实病了， (后来有的报纸还真的登出了‘杨虎城在晋患病，其子来晋探视’的消息)另一方面山西方面人士情况复杂，需从各方面多作接触，以求取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鉴于郭先生在山西的熟人多，正可以协助我做工作。”
我和郭先生抵达太原的当晚，即逢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请客，除阎锡山外，各方负责人都参加了。父亲整天忙着会客，此时的阎锡山已看清日本的侵华意图，感到华北可能不保。他想到了若日寇进攻山西，陕西不失为其后方。因此把他的主要大员都约来与父亲会晤，以表示晋陕友好。
父亲任务完成，当离开山西返陕时，阎锡山还特别准备了一个7节车厢的专列。阎锡山带着他的一班人来送行，在车站安排了热烈的欢送场面，军乐队排列在站台上，当火车徐徐启动时，军乐大奏。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领略。因路轨是新铺设的，所以走得很慢，每小时才行驶25公里。父亲这次山西之行，与阎锡山谈得相当融洽，在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可阎锡山终究是个老谋深算、看风使舵、言而无信之人，到了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他却背弃诺言，摇身一变，转舵变卦了。
对于宋哲元、韩复榘、李宗仁等处杨虎城也都派有专人进行联络。
高建白1964年说：1934年杨虎城主任在西安，高桂滋部在洛阳，相近咫尺。杨、高过去是朋友，现在两人交往精神很愉快。但蒋介石对杨的部队也极歧视，蒋对陕西人印象极坏，时时想主意，总想将这些异己部队一齐消灭。在这一点上，杨、高处境是一致的。但杨的部队比较大些，地位高些。高总想双方加强联系，共同应付艰苦处境。1934年“双十节”前几天，高让我代表八十四师到西安为杨将军的老太太祝寿，借此机会与杨将军商谈双方今后共谋生存问题。杨将军对我很热情，并约我参加了“双十节”典礼。那天杨将军因病未讲话，由韩光琦参谋长代读了一篇词，然后由邵力子主席讲话。会毕，杨将军让我和杜斌丞到他家谈话。杨将军说：“你到这里和各方面接触就会了解到，我们再怎样人家也不能相信，我们只有自己来干，今后要好好整顿部队。这里的中央大员，开口福建人民政府垮了，闭口孙殿英垮了。”我将我到西安的任务对杨将军详陈一遍，表示愿意请杨将军设法将我们八十四师调到西北归杨将军指挥。我们扭在一起，共图生存，为西北地方做些事情。杨将军讲：“西北的部队，现在存留的力量，没有几部分了。我们如果不自行设法，共图生存，人家就要想出种种方法将咱消灭尽才甘心。以后我们双方经常联络，你们借机也来西北，这样双方都有好处。”就在那晚宴会听戏之际，忽传蒋介石要来西安。因而我次日向杨将军告别，返回陕州旅部。我返防后，得知高桂滋师长随蒋介石的专车去了西安。⑥
在杨虎城、高桂滋的共同努力下，高师终于调回了陕西，驻防在陕北，与杨部关系处得一直很好。
3．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
在联系团结国内诸多政治力量的同时，杨虎城始终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与他的个人理想相通；二是广大共产党人的人品素质、才华能力符合他的用人标准与需求。所以尽管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共产党组织上对他的不接纳、不理解，甚至打击，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关系。
1928年春，自魏野畴、南汉宸离开十军，特别是魏野畴领导的皖北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的组织基本停止了在杨虎城部队的活动，当时仅存的地下党组织是在杨部在陕西的留守部队中。
1930年，杨虎城在河南南阳举办教导队，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共产党的组织随之又建立了起来。杨的基本原则是，“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而且是多多益善。”陈子坚后来说：1929年1月，杨虎城将军回到临沂二十一师师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很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又听了孙蔚如告诉他我的工作能力情况，便叫我办一个小型石印的《临沂日报》，刊载简要新闻和有关军民合作的文稿以及他对部队的讲话，他还叫我为他起草给部队讲话的纲要，因此我有较多的机会同他见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好意问你一句话，希望你实在的回答，你是共产党员吗?”我因对他的思想情况已有所了解，就如实回答说：是的，但到你的部队后就与党失掉了联系。他听了立即同我握手，很高兴地说：“我看得不错，你以后安心在这里工作吧，我的部队过去有不少共产党朋友。”以后他常找我谈话，问我过去的经历，有时谈时局的变化，有时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总之，从此以后他特别信任我。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的认识是： (一)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已变成了新军阀；(三)国民党已成为新军政客争权夺利互相利用的政治大杂烩。杨到山东后，纪子中(山西人，黄埔学生)、董林哲(山西人)、王泰吉(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学生)先后来到部队。杨将军告诉我，他们过去都是共产党员。杨的机要秘书米暂沉过去也是党员。以后又来了王菊人，也是党员，杨委他为三旅七团(团长赵寿山)中尉指导员。⑦
1930年夏．南汉宸回到杨虎城身边，后随十七路军入陕并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进入了杨虎城的政治决策核心，这标志着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杨虎城运用共产党人的才智在陕西实行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地方，改造部队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共产党人则利用杨虎城的支持与掩护，在十七路军和地方上恢复和建立起各级组织，发展了政治力量。
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一直依重保护，曾在他的队伍里任职的共产党人有许多，从1928年魏野畴发动皖北暴动起到1933年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先后组织大的兵变就有8次，小的就达几十次。对这种在军队中组织兵变或起义，一般地方军阀是无法容忍的，杨虎城则一贯采取既往不咎，宽容的态度，从未因此而疏远共产党人。
魏野畴遇难他掉眼泪；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邠县被杨的部下逮捕，杨虎城闻报派人立即将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走时还送钱送枪。
中共党员王泰青先后组织过三次武装起义，1929年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将其保释出狱，先后委任王为副旅长、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长等要职。米暂沉说：王曾多次劝杨虎城“打起革命红旗”，但杨虎城不同意贸然行事。王泰吉于1933年7月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高岗任政委。起义后，王曾对何寓础(中共党员)讲：“我今日之所为，与杨先生的一贯革命主张是一致的。”杨虎城对王泰吉一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在部下请示对策时，他对孙友仁讲：“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⑧
耀县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王泰吉带着仅剩的百十人参加了陕北红军。1934年l月，王泰吉在淳化县被人出卖被捕，当地政府立即报告了省主席邵力子，邵又立刻上报蒋介石。蒋很快复电：邵主席力子兄：敬电悉，元密王逆泰吉解省即予就地正法可也。王泰吉被捕后，杨虎城仍设法营救。无奈邵力子瞒着他直接上报，蒋介石又电令就地正法，只好遵令枪毙了王泰吉。对此杨也十分痛心，他对崔仲远(中共地下党员)说：“王泰吉太混蛋自己不小心，却回来死在我手里!”⑨在关押期间，杨虎城还下令给予特殊待遇，不准刑讯，可以自由会客。
这种左倾盲动的兵变一直延续到1935年春，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的汪锋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局关于：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留待将来红军攻打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的指示后方才停止。
杨虎城虽然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与共产党高层的正式联系。对这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1932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抵达了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连瑞琦后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入陕到达距西安三十多里的引驾回时，杨虎城请我到他的家里密谈。杨问：“你看红军会不会进西安城?”我答：不会。他又问“你得到情报吗?”我说：没有。杨说：“那你为什么知道它不会进城？”我说：这是我的判断。杨说：“你认识徐向前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悉。杨说：“到引驾回的红军，就是徐率领的，其方向是向西安进军。我想把部队撤到渭河以北三原一带，西安只留少数军警，由你负责维持秩序，并请你带领西安市民欢迎徐向前。”我问杨：我们在东京决定的反蒋计划，不是要同红军会合吗?现在正是好机会，为什么又要撤退呢?杨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同红军会合。第一，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口号还是要兵不要官，会合后势必被红军消灭。第二，我们队伍目前共有三万六千多人，内部意见还不一致，一旦公开与红军会合，红军是不会在西安久驻的，一定不能跟红军上山，势必投降蒋介石，结果也是被消灭。所以我认为目前不能会合。留你在西安欢迎红军，并和红军秘密谈判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⑩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到汉中，经与孙蔚如(杨授权)商谈，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军可建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有了这个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不珍视这一合作成果，先是将协定在红军宣传材料上透露出来，给十七路军方面造成很大被动。又于1935年2月单方撕毁协定，向杨部发动进攻，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杨和部属都无法理解。
1934年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也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扬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的物品，张都认真办理。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5个营，张汉民被俘。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回忆说：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相信，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就给他们出难题，如向他们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的东西有些没送来，这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11)
张汉民被俘后，再三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部队有党的组织，并叫俘虏中的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结果这20多人和张本人都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而非党群众都被释放了。此事在杨虎城及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共产党对自己人怎么这么狠?
4．改造军队 适应发展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其实这是当时所有政治人物、政治力量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而枪杆子又要靠人去把握。杨虎城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对部队的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的部队从1927年自陕西出发参加北伐时的不到1万人，到1930年年底打回陕西后，三年多时间发展到6万多人，由单一步兵兵种发展成拥有炮、骑、工兵和通讯、卫生医疗保障部门的庞大军事集团。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始终是杨虎城处心积虑考虑的问题。他基本的做法：一是经常坚持对部队进行理想教育，保持部队与百姓的密切关系；二是开设中短期军事训练班、教导队，对中下级干部进行训练，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三是注意新老交替，及时提拔重用进步青年干部。
到西安后，他常年住在西安绥靖公署中(西安新城)，新城地域较大，驻扎了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他每天只要无特别事情都要亲自看部队出早操。逢双十国庆、西安围城纪念日、部队演习操典等活动，他都要对部队讲话。讲话的主要都是进行理想、爱国主义、三民主义教育的内容。1933年11月1日在西安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军驻省垣各部队。并发表元旦训词，要求全体官兵“应下牺牲决心，努力奋斗，誓死驱逐暴日，收复失地，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8月11日早晨8时，在新城大操场召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及教导队点名，并训话。他说：“（一)世界人群之斗争是知识问题，不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即可战胜。我国在世界上有四千余年之悠久历史，人口亦比任何国家众多，现时在世界上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即是人民知识落后之故。所以欲复兴国家，必须先从培养人民知识做起，才有希望。（二)十七路是中国国民党的武力，凡参加十七路的同志均系信仰三民主义的忠实战士。为革命服务必须切实努力，以期达到革命最后目的，实现国家在世界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三)大家来此受训练的目的，是欲增进适合时代的新知识。学术是日有进步的。大家务要诚恳接受各教官指导，努力学习，才能达到求知的目的。(四)现代的战争，是科学与机械的战争，故须在学术上有深刻的研究，作战才有把握。所以，军队要学校化，并使士兵皆有知识，方不愧为现代之军队。”
杨虎城把举办训练班、教导队始终作为改造提高部队的重要手段。开始在陕北办教导队，到耀县办军校，在南阳办教导队回陕西后主要是办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简称绥署步训班)。他把开办这些班与队作为吸纳社会进步青年，发现、选拔、培养部队干部的重要渠道，自己亲自担任队长、校长或主任。南阳教导队1931年1月在西安举行毕业典礼后结束。绥署步训班1932年春创办，1935年冬结束。共办了5期，培养了近1800名学员。为十七路军和相关的部队(警备旅等)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基层干部，从而保证了部队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杨虎城曾为步训班办的周刊题词：“为使本军永远追随时代的车轮，使光荣的历史更发扬光大之。”表达了他的培训干部的初衷。
杨虎城对他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认识是很清楚的。他曾说：“但是我们中国的兵多半是募来的无业游民，军队裁一个兵，社会上即多一个匪，多年来的盗贼分析起成分来。多半是当兵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对于教育士兵，一方面要求他们纪律化，入伍时成一个良好的军人，一方面要求他们职业化，退伍时成一个良好的国民。一个人没正信，就失却了个人的生命线，一个团体对于正信不共信，就失却了团体的生命线。推而至于整个的国家民族的生命线，也就在这正信、共信上决定。”“就是陕籍军官头脑率皆简单、封建，由此病而发生的变故亦多。从前我军有说河南人当兵爱哗变，在过去亦是有的事。当十五年围城守北关的人，大多数竞尔逃去。当时我们均莫名其妙，后加详细考察。原因是带兵人本身眼光太小，地域观念太重，只知援引私人，用些亲戚邻居来当兵。对于外省人率皆摈弃，不用且特别虐待，因此就发生不少的变故，并形成很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大家务要拿团体化来把多数与个人均化成一个单位来贡献给团体，以求整个的发展。否则其结果是加强分化，也就是举行自杀。本军此次回陕，在外省的人还有顾虑到团体本身及其前途的希望的；而本省的人呢，率皆面有得色，其原因不外故乡观念太重，就把团体的成分减少了。以为久经冯逆压追的故乡，多年不能回来，一旦到家，便顾到什么成家立业，从事整理私计，团体前途就无暇顾虑，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啊!”
1929年当陈子坚向他建议，运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创造出一个明显的革命局面，像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那样时，他明确地说：“不行，我们的部队的重要干部都是过去用义气来结合的，是封建底子。”为了改造这个封建底子，他在人事上采用从社会招收进步知识青年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后分配到部队去当基层干部的方法，对高层干部则采用的是重点长期培养，分阶段逐步替换的做法。在靖国军时期，他重用和提拔了冯钦哉、孙蔚如这两位很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在大革命后就替换下了李子高、姬汇伯；在讨唐和讨阎、冯的战争中和主持陕政时，他着重培养提拔重用了赵寿山、张汉民、许权中、孔从洲等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又有文化和军事指挥能力的中上级(师旅级)军官。其中他最倚重的是张汉民。杨虎城深知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杨长期对张的信任和张对杨的忠诚，特别是杨虎城在南汉宸第二次离开杨部和红四方面军单方破坏了与其所定的合作关系后，希望张汉民能负责起与红军的联系。不料张汉民却在1935年4月被红二十五军的左倾分子杀害了。张汉民的死直接打乱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高层人事布局。对杨的打击很大，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以致后来他几次与中共代表会谈时都一再提到张汉民之死。
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
②连瑞琦：《广泛联系反蒋势力》，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69—71页。
③王子安：《杨将卓支持福建事变的经过》，《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 283～285页
④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⑤郭增恺：《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亲身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83--684页。
⑥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⑦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⑧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⑨同上第77页。
⑩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11)郑位三：《沉痛的教训》，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党史资料丛书》(26)，第495--496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