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二章 与蒋介石的关系
杨瀚
杨虎城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不信任，冯玉祥不能容的困难情况下投奔了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封建乡土观念与狭隘心胸和杨虎城西北人刚直不阿、不善拍马钻营的作风很难相处。但最主要的还是两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理想不同，所以合作后矛盾不断而且日益激烈，最后达到生死不共。
1．以退为进 送走顾祝同
杨虎城率部入陕主政，蒋介石的势力也随之而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从此展开。在军事上，1930年10月底，杨虎城率部刚一入陕，1930年11月，蒋介石就在陕西潼关设立陆海空总司令部西北行营，派顾祝同任主任，指挥陕、甘、宁、青的军务。顾率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和陈继成的第三师驻潼关、华阴、华县一带。让杨最不能接受的是，蒋曾一度打算把陕西人民深恶痛绝的刘镇华的残部，由其弟刘茂恩带领再度进驻陕西，对杨虎城部形成监视、遏制之态。杨虎城表面上对顾祝同表示服从与欢迎，陪同顾等将领游华山，去临潼洗温泉，请到西安开欢迎大会，整日大小宴会不断。暗地里杨将十七路军布置在临潼、高陵、大荔、朝邑一带，对顾部形成半包围势态。
接着，围绕省机器局工厂的管理问题，杨与蒋展开了一番暗争。杨虎城1930年11月5日任命连瑞琦为陕西省机械制造局局长，就是为了尽快掌控陕西仅有的一点工业。连瑞琦后来说：陕西机器局是由冯玉祥遗留下来的六个兵工厂改组而成的。因为杨虎城计划利用制造农具的名义，可以使兵工厂归陕西省自办，不受南京中央的节制，故改名为陕西省机器局。就是在冯玉祥占领的时候，亦怕蒋介石知道他办兵工厂，对他不利；亦不公开叫做兵工厂。如第一个叫南机器厂，第二个叫北机器厂，第三个叫吉鸿昌修械所(以上三个厂在西安)，第四个叫华阴庙机器厂，第五个叫华山制药厂(生产炸药和弹药)，第六个叫潼关机器厂。这六个厂共有五千多工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大革命时代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这些工人因武汉政府被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统治后，大量屠杀工农干部，所以逃难到西安来，被冯玉祥录用。制造武器的品种是捷克式机关枪、步枪、迫击炮和炮弹等。当时中国新军阀混战，每个军事集团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供给武器。因为冯玉祥盘踞在西北，没有海口，除没收民间枪支(如河南红枪会和民团，陕西土匪等)及苏联帮助武器外，主要是靠自己制造。同时武器进口价钱比较贵，运输义太招摇，常常被其他军阀抢去。至于购买钢材自造，既比较便宜，又比较保险。但钢材亦都购自国外，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殖民地的物资。
杨虎城部队一进西安，杨就派我代表他去机器局慰问工人，要他们安心工作，并表扬工人保厂有功。过了几天，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以电话通知我；杨主席派你担任陕西机器局长，任命状已发出。以后杨虎城又到我家来说：“机器局工人联名要求你去做局长。好领导他们。因为你给工人们讲的话，还有武汉政府时代的精神；同时在机器局内的工人，多数是由汉阳兵工厂过来的，他们认为在大革命时，你曾经做过汉阳兵工厂政治部主任，颇肯关心工人的政治和生活。”杨又说：“这是咱们兵器制造厂，也是咱们军事基地的命根子。”“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阎锡山亦收缩自己的摊子，如太原兵工厂闹裁员减薪。陕西机器局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扩充。通过南汉宸关系，吸收太原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如刘某是太原兵工厂高级技术人员，来担任机器第一厂厂长（第二厂厂长王人旋，德国留学生。第三厂厂长是吉鸿昌之弟吉世昌）。因此生产军火的数量与品种，都比以前增加了几倍。如步枪、水机关枪和子弹等都增加了。这时机器局生产军火，已成公开，杨虎城对外也不隐瞒，当时有人还想偷偷摸摸地干，杨说：“有四五千工人的厂，生产枪炮子弹，要叫人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对生产数量、开支和工人实际数目要保守秘密；尤其是对这些军火的用途，更要保守机密，绝对不能让蒋介石知道底细。他若只知道我们生产些军火，是为了保卫西北治安；使他可以专心在江西与共产党打仗，那他何乐而不为呢?倘若被他知道我们所造的军火，就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打他自己，那他绝对不会应许的。”蒋介石是流氓出身，对杂牌队伍，向来不相信。杨虎城是江湖出身，流氓要比江湖派狡猾得多。蒋派何应钦来西安慰问杨虎城时说：“西北在五年之内，全权交杨主席整理。”并同意机器局划归省办。但是何回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指示军政部来电：“陕西机器局交由中央接办。”杨接电后，十分愤怒地说：“蒋介石欺骗我。”杨认为机器局对在西北建立革命军事基地和反蒋计划，是个关键所在，决不能随便放弃；就派我去南京交涉。我去找军政部常务次长代部长陈仪，要求机器局归陕西省办。陈仪说：“何部长在西安参观了陕西省机器局之后的报告上说：‘机器局就是冯玉祥时代的兵工厂，生产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等大量武器，华阴庙厂还在生产子弹用药。共有五千多工人，合起来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兵工厂；每月开支十五六万元，陕西省政府各厅全部开支每月只有八万多元，而机器局开支比省政府超过一倍之多。陕西在三年灾害之后，人民实不能再负此重担；若归中央接办，可以减轻陕西人民负担。蒋先生已在何的报告上批示：电杨主席，陕西省机器局交中央接办。’”陈问我，杨主席的意见如何?我答；“杨主席的意见，认为这些厂是由陕西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应归陕西省政府接办。而且陕西在三年大早灾之后，农民渴望兴建水利，使旱田变水田，农业机械化，这是陕西800万人民的要求。杨主席体念农民的痛苦，特将兵工厂改为机器局，计划制造农具与水利设备。若归地方办理，可以减轻中央负担。”陈说：“你是自己人(我做过军政部卫生材料厂厂长)，中央把这样大的兵工厂让杨接办，是不放心的。”他还以拉拢我的口气说：“由中央接办后，仍然任命你担任厂长。”我们反复讨论的结果，把华阴庙药厂、机器厂及潼关的机器厂，划归中央接办，改为华阴庙兵工厂，派刘楚才(陕西人，美国留学生)担任厂长。我和杨皆同意这个办法。但我们预先把制造军火的机器和生产弹药的设备，全部搬运到西安。给刘厂长行贿17500元，由他呈报中央，就说顺利接办了事。①机器局的建立为陕西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
1931年春，蒋下令杨虎城部裁减一师的番号并即停发一个师的经费。杨不得已把马青苑的第五十八师改为陕西警备师，由陕西省承担经费。由此，马对杨心怀怨意，1932年调往天水时受蒋介石方面挑拨，最后叛杨投蒋。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弄清蒋介石的今后企图，杨虎城派长期负责与中央联系的李志刚两次去见蒋介石，代他向蒋表示：目前，甘、宁、青、新疆等省还是由地方军阀割据，自己愿将陕西军政大权交给中央，而率部西进，作为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杨虎城这种以退为进的谋略发挥了作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表态说：“告诉虎城安心进行陕西的军政建设，要把他的家乡治理好，切勿三心二意犹疑不定，这样的态度是做不好事的。至于西北的事，将来或许有用他的地方，但那是以后的事。”杨虎城还将对蒋介石的表示告诉了顾祝同以示自己的心迹。到1931年6月，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等在河北举兵反对张学良，蒋介石为了剿灭石友三，不得已将顾祝同部的中央军调离陕西，并将洛阳行营主任遗缺由杨虎城接替。6月16日《西安日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央以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移驻平汉线，特改由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兼代。但事实上杨氏不能在洛行使职权，为求名实相符起见，洛阳行营改称潼关行营。从此杨表面上获得了西北地区的军权。在与蒋介石争斗的这一回合中，杨虎城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主要是由于西北地区在蒋介石的谋国战略中的地位还不够重要；当时陕西经济、社会是个烂摊子(仅救灾就需800万)，无人能收。
2．进出甘肃 经略西北
1931年夏，杨虎城接掌了潼关行营后，对西北各省的地方军事力量积极进行了联系与收编。经过先后联系由蒋介石委任了青海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陇东的陈圭璋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陇西的鲁大昌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甘肃河西走廊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天水马廷贤为陇南警备司令、陇北的石秀英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李贵清为新编第十旅旅长。一时间，甘、宁、青三省的军队都派有代表常驻西安，表示服从和进行联系。
甘肃省自冯玉祥的西北军孙连仲部1930年东调参加蒋、冯、阎大战后，仅留雷中田一个旅和兰州市公安局局长高振邦掌握的一部分地方武装驻守兰州。当时冯玉祥让宁夏的马鸿宾接任甘肃省主席，而马一直因甘肃情况复杂而不到任，只好由民政厅长王桢代理主席职务。中原大战中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往日受冯军压迫的回汉地方武装，纷纷起兵，各据一方。冯、阎战败，1931年元旦，蒋介石先后发表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企图利用回族力量控制甘肃，并以回汉制约以利驾驭。不料马鸿宾到任后，根本无法领导雷中田和高振邦。雷是西北军吉鸿昌的旧部，虽接受了蒋的番号，但始终忠于冯玉祥和吉鸿昌，念念不忘如何恢复旧日西北军势力。在冯玉祥和当地不服回民统治的一些人士和政客的策动下，雷于1931年8月25日将马鸿宾扣留，自行改组了省政府由马文车担任临时省政府主席，雷中田自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之后雷积极扩充势力，准备应付来自各方的压力。这一变化当时被称之为“雷马”事变。
杨虎城在接掌了潼关行营后即派赵晚江代表他到甘肃与各方联系，不料赵一到甘肃就与雷中田勾结。“雷马”事变前未曾报告，事变后居然当上了临时省政府委员。杨得知后十分震怒，即电撤销了赵晚江的代表身份。派行营参议杜斌丞、蒋听松入甘调查了解事变情况。在杜、蒋了解后得悉甘肃政局相当混乱，既有集团利益冲突，又有深刻的回汉民族矛盾，而且各方都在积极备战，蠢蠢欲动，一旦战争爆发，定陷百姓于水火。鉴予此情，杨虎城要求出兵甘肃平息混乱。而蒋介石在甘肃大肆收编地方武装就是为了在自己力量还达不及时，让他们相互矛盾，互相制约，便于控制。特别是可以关上陕西的西大门，防止杨虎城势力进一步向西北其他地区发展。甘肃的混乱符合蒋的战略安排，他就将杨的出兵要求搁置不复，默许了甘肃政局混乱的继续。
1931年8月，在北伐战争中被打败的北洋军直系头子吴佩孚，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护送下，自称兴国军总司令，率领八大处几百人的队伍由川北进入甘肃，受到天水甘军马廷贤的欢迎。马接受了吴所委任的“兴国军骑兵禁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头衔。继而又受到雷中田、马文车的欢迎，11月初进入兰州。吴佩孚抓住当时甘肃政局混乱，首先出面调解了“雷马”事件，恢复了马鸿宾的自由，取得了当地势力派的支持。于是吴佩孚再展威风，一面让雷中田宣布独立；一面让四川刘湘、田颂尧、邓锡侯与甘肃、青海的雷中田、马步芳等18位连衔发出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杨虎城认为进军甘肃的时机到了，将有关情况和出兵要求一并报给了蒋介石。蒋也生怕这个好不容易才打败的吴佩孚东山再起，遂同意了杨的请求。杨即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领所部(缺赵寿山旅)并以潼关行营参谋长的名义指挥甘军陈圭璋、鲁大昌等一起协同平乱。孙部在甘军陈圭璋等军的支援下，经过定西、会宁的激烈战斗，消灭了雷中田、高振邦、王省三等三部，于同年12月初进入兰州，吴佩孚、雷中田等经宁夏逃往了北平。
当部队攻占会宁后，胜利的消息报到西安时，杨虎城正在与友人卧榻谈天，闻讯后一骨碌坐起来，连声说：真的吗?!①表示极惊异和兴奋。杨虎城的兴奋不在战斗的胜利，而是打开了他实现“箱根计划”的西进的通路。在孙蔚如部进入兰州后立即扶植马仲英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向新疆发展，希望通过马仲英占领新疆后与苏联打通关系。
赶跑了吴佩孚、雷中田等，甘肃无人主持行政。杨虎城就电令孙蔚如暂代甘肃省政府主席并报蒋介石备案，意在试探蒋介石的意图。果然蒋很快复电，仅明令发表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表明他不同意孙主甘的态度。杨虎城为了维护已经在甘肃取得的军事利益，向西继续发展，无奈之下向蒋介石保荐了蒋的亲信，一向作为蒋杨之间政治桥梁的邵力子。这样一来，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头一天，杨的电报发出，次日蒋即复电照准。于1932年4月下旬正式对外发表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邵5月上旬到兰州上任。同时撤销了甘肃宣慰使署，免了孙蔚如的甘肃宣慰使，升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孙交出政权后移驻平凉。
蒋介石通过杨虎城图甘的过程，看到了杨的发展企图，于是想方设法削弱杨的权利与力量。先是于1932年5月将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限制了杨经略西北的权利。接着10月策动陕西警备师马青苑在天水发动叛杨兵变。马青苑在杨的亲自剿灭下失败，只身逃到南京，蒋介石先安排他进陆军大学深造，以后又派任平汉铁路警务署署长，彻底投靠了蒋介石。
1933年红四方面军向川北发展，建立川陕边区根据地，陕西汉中情势紧张。蒋介石先调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汉中。
2月间又下令孙蔚如的三十八军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防地。
这样，蒋一下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将杨虎城军事力量平稳地移出了甘肃；二是将自己的嫡系揳进了西部，看住了杨虎城西进的通道；三是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进一步削弱杨的力量。三十八军主力调汉中后，杨虎城仅有两个补充旅和一个炮兵营留驻平凉，由杨渠统以陇东绥靖司令的名义统领。杨渠统将部队由原来的每旅2个团扩编为每旅3个团，还收编了当地土匪成立了骑兵，另外增编了工兵、辎重营连同原来的特务营形成了一个整编师的规模。杨渠统看到蒋介石对杨虎城的限制，认为自己在十七路无再发展的空间，于是向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蒋的嫡系)表示希望向外发展的意向。他没有采取公然叛变的举动，而同时向杨虎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为朱绍良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1934年，蒋介石将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从杨部肢解了出去，调到河南归刘峙领导。当时十七路的许多人对这件事都很气愤(明知是蒋在捣鬼)，主张将杨渠统部原来比较精锐的一个团留下来，拨一些较差的部队过去。杨虎城则不同意选样做，他说：“子恒(杨渠统号)参加我们部队，一贯勤奋服从，并屡立战功，今天是蒋介石要把他调走，其用意不只在削弱我们的力量，还在于挑拨我们与子恒的关系，甚至会利用他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果这么处理，势必使他成为我们的敌人，恰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坚持把那个团让杨渠统带走，并把原配属的炮兵营也一同让杨带去。②这是杨渠统万万也没想到的，使其深受感动，敬佩杨虎城的为人。
随着杨渠统部的东调，杨虎城的军事力量彻底退出了甘肃。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1月整整3年时间，他企图掌握甘肃军政大权，建立西进基地的计划遭到了失败。随之，马仲英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在新疆被盛世才消灭；青海的马步劳、宁夏的马鸿逵都被蒋介石用金钱和地位拉了过去。1934年4月，蒋介石在事先毫无通告的情况下，解除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邵力子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可以说这是自1930年以来蒋对杨最重的一次打击，从此，蒋介石的政治势力正式进入了陕西。
3．国难当头 请缨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到蒋介石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大肆镇压工农运动和各种进步力量；对外奉行投降卖国主义，维护各国列强在华利益，特别对日本军队的多次挑衅不敢反应。为了将日本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侵占中国，悍然向沈阳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错误的指挥下，东北军没有抵抗就弃守沈阳。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不抵抗战略的鼓励下，进一步扩大事态与战争规模，几天时间就占领辽宁和吉林的主要城市，而且侵略还有扩大之势。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政权的卖国、无能，杨虎城忧心如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5天(9月23日)公开发表了《杨虎城泣告全国书》。在书中他说：“连奉副司令(指张学良)指皓、号两电，通告日军侵据沈阳、营口、安东、长春等处，解除我国军警武装，噩耗传来，发指皆裂。日本帝国主义素以强暴凭陵我国，甲午已还，侵略日亟，历数吾国痛史，率由日人构成，五卅之血迹犹存，万宝山之惨案又起，今竟乘我洪水浩劫之际，义昧恤邻，狠同下石。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无端称兵，侵占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迫眉睫，刀砧鱼肉宁无噍类。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强暴。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夫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印度、朝鲜，可为殷鉴。吾国频年祸乱，实足启侮召亡。迩者军事未战，战云密布，内争不忍，外患随生。言念阽危，可为流涕。伏愿各省袍泽，全国同胞，懔阋墙御侮之训，为安内攘外之图，亿兆努力，挽救危亡，庶几戢强邻鲸吞之心，免神州陆沉之祸。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痛心外患方深，惟冀同仇敌忾，披历陈词，只希垂察。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叩，漾印。”③
这是当时国民党中首位发出抗日要求的高级将领。从那时起杨虎城就走上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坚决抗日的不归路。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计划与活动都纳入了抗日救国的大方针和目标下。此后他的讲话，特别是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定要讲抗日问题；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从造福桑梓转为建立可靠的西北抗日后方基地等等。
对于青年学生的抗日要求与活动，他都给予支持暗中保护。1931年12月，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举行游行示威，有5000人参加，先到陕西省政府门前请愿，继到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新城请愿。杨虎城带病到新城大操场向学生讲话：“今天听说各位举行爱国运动。精诚救国，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时我的病也可以轻一点。至于请愿呈文亦经看过，所列各条，我均即转呈中央办理，毫无疑问。”④12月18日陕西全省学生抗日救国会在西安骡马市口举行扩大宣传周，到会5000多学生。学生捣毁阻拦学生举行抗日宣传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碎党部负责人田毅安住宅之什物。对于学生的这些行动，杨不但没有镇压，还让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出面与学生认真对话，满足了学生们的抗日要求。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袭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抗战，开始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中，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人民的支援和全国爱国力量的声援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从1月28日到5月9日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其间日军增兵达六七万之多，且有大量海空军的配合，而十九路军仅得到张治中第五军的支援。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当时战场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经向南京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军政部甚至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南京军政部还克扣军饷截留各地民众给十九路军的捐款。
杨虎城对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南京军政部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他违抗军政部的命令，秘密地将十七路军从国外购买刚运抵上海的一批武器，送给了十九路军。有力地支援了一·二八抗战。
1932年3月日本为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满洲国”。杨虎城闻知于3月25日发出《声讨东北叛逆通电》。通电说：暴日侵据东三省，遂欲长期占领，夺我主权。亦知国际责言，无术掩饰，乃不恤祷张为幻，荧惑观听，嗾使奸人，组织政府，拥溥仪为傀儡，建伪都于长春。噩耗传来，不胜愤慨。……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迫切陈词，祗祈垂察。⑤再次表达了他要求抗日的决。在他的带动下，3月26日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发表宥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发表唁电，响应杨虎城之讨逆电。
1932年夏，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再侵热河。8月4日杨虎城致电军事委员会，再次要求率部参加前方抗战，未获批准。
同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伙同美国人艾克佛(译音)，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被杨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的地图和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径，他明知“涉外无小事”，但如将这三个外国人交给南京政府，惧怕洋人的蒋介石一定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决定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后来，果然引起了外交交涉，蒋介石也很重视，并以处理不好要撤杨虎城的职务来威胁。此事虽在杨虎城的巧妙应付下，最后不了了之。但蒋介石心中又多了一件嫉恨杨虎城的事情。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进迫长城各关口，蒋介石亲到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去见蒋。见蒋后他对记者发表关于在石家庄晋见蒋介石的谈话：“本人此次前赴石家庄谒见蒋委员长，除报告陕中政情而外，其最大任务在抗日、救灾两项。（一）关于抗日方面。刻下已有五六师之众加入最前线作战，蒋委员长亦在保定、石家庄主持。以鼓前方士气，颇为振作，虽牺牲极大，亦均乐于为国拼命也。本部参加抗日，在热河失陷前，业经发出养电，此次谒见蒋委员长，首先请示抗日办法。盖本人感于外患日亟。陕灾近更严重，饥兵灾民，情况极惨，参加抗日实于减轻陕省负担之外，借尽军人天职也。但请示结果，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刻正集结输送中。此点关于全部军事，未便具然发表，请原谅。(二)关于救灾者，则吾人尤觉痛心。盖陕西目前情形，已成非外力不能自救之局面。但自热河失陷以后，国事至此，虽吾人拼命呼吁，终无法引起各方面之注视。然吾人静心以思，国土沦胥，亦实际较陕灾更为重大，所痛心者，因外患所迫，至今日吾人即呼吁亦感困难耳。本人负治理桑邦之责，且分属军人，两方交迫，欲哭无泪。情势至此，悲愤之外，尤其伤心。但国难当头，卸责不能，惟有在可能范围以内，为国家为地方拼命耳。”……⑥杨虎城在对记者的谈话中仅透露了蒋“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的态度，没有对他整体要求抗日的答复，实际上蒋对他的抗战要求反应十分冷淡。陪同杨去见蒋的李志刚说：在听了杨的抗日要求后，蒋又慢又低地对杨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同时告诫杨：“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例如，胡逸民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以前我告诉过你，你还用他，以后用人的事，要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⑦蒋的这种态度使杨虎城的满腔抗日热情被浇了一盆凉水。
此前，在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就一直关注研究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与战略，希望蒋能领导全国军民抗日。1932年年初，他派人到天津，找陕西同乡，与蒋介石关系很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希望从张那里了解蒋的真实态度。张季鸾对来人说：“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于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来，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希望虎城先生注意，不必多所主张！”⑧张季鸾的这番话道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统治集团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他们的利益划分上，东北早就不是他们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还可以削弱张学良的力量，利于国家统一呢。要究责任去找清政府吧。就是这种荒谬的历史观一直有人继承，台湾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纪念抗战的电视记录片《山河·岁月》就宣传着这种错误观点，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开脱。同时也表明当时张季鸾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很大幻想，这些人一直到十几年后才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封建、独裁的本质。张季鸾本人在西安事变时发表了一篇反映与此谈话观点相同的文章来谴责西安事变，也就不足为怪了。
杨虎城从张季鸯处摸到了蒋介石的底；通过在石家庄面见蒋，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更主要的是从九一八、一·二八、日本间谍案和镇压抗日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事件中认识到指望蒋介石主动抗日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民族不抗日就会灭亡，他和他的团体也会灭亡。蒋介石如果坚持对内搞独裁，对外搞投降，只会被人民所抛弃。从此下了“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于我们的”抗日决心。⑨
蒋介石也通过与杨虎城几年的磨合较量，特别是在抗日问题上，杨屡次犯上给他出难题，使他认识到杨虎城“不但不粗”，而且政治军事上都有一套，需要认真对付。所以蒋在石家庄接见杨虎城后不到两个月，1933年5月l日就免了杨虎城的省主席。算是给杨一个明确的警告。杨虎城没有被蒋的警告所吓倒，反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本军队展开进攻，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其后，日军和“满洲国”军队两万人对多伦进行反扑，同时，南京政府以军令统一为名，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冯玉祥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接收。在同盟军抗日期间，杨虎城首先在舆论上遥为声援，并通过他的老部下许权中当时任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向同盟军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去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充实许的实力。
1934年10月，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战争的胜利，红军开始长途转移。蒋介石逐渐关心起西南、西北地区来。10月1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张学良一起驾临西安。这是蒋历史上第一次到西安。而且为了拉拢杨，到西安的第三天就专程到杨虎城家中看了杨的母亲孙一莲。杨拯民回忆说：蒋到西安的第三天，通知我父亲说，他要到我家谒见祖母，父亲感到突然，遂诚恳致谢，苦苦劝阻，但劝阻无效，只好通知红阜街家里做准备，让我和坤妹别去上学，在家里等候。蒋到西安后天气连阴，接着又下小雨。记得那天下午三点钟，在父亲和葆真娘的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大驾光临舍下。在大厅里向我祖母行三鞠躬礼后，即延请至客房坐下。蒋和祖母分别坐在方桌的两旁，宋美龄和新娘坐在床上，父亲坐在祖母旁边一把椅子上。后由叔父领着我和坤妹晋见。我们进客房后，先向蒋、宋行鞠躬礼，蒋笑问我们年龄、学级，我和坤妹一一作答。蒋介石说了一句客套话，夸我们聪明；宋美龄则奇怪地询问客房里为何设有床铺?父亲解释说，若有客来可以在此住宿，床是为备用而设。蒋连声说：“好！好！这样很好!”
蒋介石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脸形瘦削，那天穿着长袍马褂，披着斗篷；宋美玲年轻美貌，穿着高雅，头发后边有一个小发结。
蒋在我家前后待了约有一个小时。也许有人会认为蒋的莅临是父亲和家里人的殊荣。其实。蒋介石是个玩弄政治权术的高手，他到西安后就听说父亲是个孝子，于是才萌生了谒见祖母之举。他用这种方式向父亲示宠，进行拉拢，真正的目的是想让父亲拥护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
尽管蒋介石又是打又是拉，终究未能改变杨虎城的基本政治立场。蒋、杨在抗日问题上分歧与矛盾随着红军到达陕西和东北军入陕日趋尖锐。
①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①王子义：《十七师入甘和离甘》，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15页。
②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③《杨虎城泣告全国电》，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49页。
④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⑤《西安日报》1932年3月25日。
⑥《西北文化日报》1933年3月7曰。
⑦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第61—62页。
⑧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⑨同上。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