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五章 西安事变 震惊中外
杨瀚
70年前的西安，交织汇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抗日，还是继续退让?是民主，还是坚持独裁将内战继续下去?成为当时事关民族存亡而必须抉择与回答的问题。
1．下定决心 促成事变
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由西安飞抵洛阳，请求蒋介石允其率东北军赴绥远前线抗战。蒋则坚持主张剿共，令张即日回陕。张央求释放“七君子”，蒋亦拒不采纳。12月4日晚，蒋介石偕张学良及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等，由洛阳抵达了西安。蒋一到西安就密集地分别接见除张学良、杨虎城以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要他们听话，继续“剿共”。因为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从来不论对内还是对日作战)都是将非嫡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尽量要放在“剿共”的最前线，以达到消灭红军(即使消灭不了起码也消耗红军)；又通过红军进一步削弱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石二鸟的目的。而张、杨的这些下属，在蒋面前都表现的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都不敢将自已心里真实的想法讲出来。这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他还是能够控制、指挥的，只是张、杨有问题。于是对张、杨采取了进一步的高压政策，他要他们明确表态。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前线，向陕北的红军全面“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实为督战和渔利)；二是如张、杨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给中央军“剿共”。蒋介石的办法一提出，杨虎城就认识到与蒋已再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于是就找张学良研究如何扣蒋的问题。
据王菊人说：12月6日上午，蒋介石要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担任警戒。杨虎城就找张学良紧急研究，认为有机可乘，便决定趁蒋由南郊返回临潼时在途中秘密扣蒋，然后送往西安新城大楼，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当时估计在中午时分行动，要求不得开枪，不准断绝交通，不许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汽车开来时，由守候在路旁的东北军，把事先准备的横木突然放到公路上，迫使蒋的坐车停下而采取行动。扣蒋后，由东北军迅速扣押在临潼的蒋介石随行人员。西安方面则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随蒋来西安的中央大员，控制飞机场，解除市内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武装。
杨虎城为了万无一失，亲自安排了行动部署，只等东北军捉蒋成功，便在西安动手。但一直等到下午3点，仍不见捉蒋的消息，杨虎城就亲自去找张学良询问原因。张学良向杨解释，说是他上午突然接到南京一个电话说何应钦当天乘飞机要来西安见蒋介石。他准备等何来了连这个亲日头子一起捉，就临时改变了在南郊捉蒋的计划，使得第一次捉蒋的计划流产了。
从两广事变时的军事行动计划，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与蒋彻底决裂的决心。
王菊人说：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说：“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张坚持这样做，杨只得答应，并约好次日上午张先去见蒋，杨后再去。
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和人们商量，杨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顽固家伙，那能劝得过来。张和蒋的交情虽然可以说深，但他和蒋走的路是相反的，蒋决不会听的。我虽然同意了张去对蒋劝说，但据我看，凭嘴说服蒋不打内战，去抗日，是不可能的事。他同蒋说翻了不好，万一叫蒋看出马脚，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当时张对我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我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①
杨虎城在12月初就密令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以晚间演习为名，为西安事变作军事准备。孔从洲后来说：1936年12月7日晚上，杨虎城先生又叫我到新城绥靖公署去。我一走进他的房间，就看到他正在房里来回踱步，两眉微蹙，显得心事重重。我轻轻说了一声：“主任，我来了。”他嗯了一声，停止了脚步，望了望我，便指着沙发说：“你来啦，好，好，坐下!'他便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然后侧过身子问我：“部队的思想和训练情况怎么样?”我把部队的情况讲过后，他特别强调要我抓紧夜间训练。随后，他又问道：“现在中央军在西安有多少部队，都驻在什么地方，西安市区的交通要道警戒所需要的兵力，这些情况你都清楚吗?”当时，我对杨先生突然提出的这一连串问题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当时，我听了杨的问话，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说：“这些情况，有的掌握了，有的还不太清楚。”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我看他情绪特别急躁，和往常大不一样，就连忙补充说：“中央军在西安驻有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保安团，这些都是公开的单位，情况我都掌握了。至于那些没有公开的特务系统，有的还不十分清楚。”杨先生又追问道：“公开的都驻在哪条街、哪些巷子？”我说：“西安的巷子很多，他们驻的那些比较大的巷子，我能说得出来，住的那些小的巷子，我一下还……”没等我说完，杨先生截住我的话，略带几分不满的口气说：“当然罗，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我要知道的是：他们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这些都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点了点头说：“听明白了!”当时我领会杨先生的意图是，对中央军必须提高警惕，要准备随时采取防范措施，以免而后遇事被动。于是，我便对杨先生说：“这几天我们部队要在城里连续进行几次夜间演习。通过演习，我保证很快把中央军的驻地、番号摸得清清楚楚，请主任放心!”这时，杨先生脸上微现喜色，高兴地说：“那好，抓紧时间，赶快去准备吧!”他还叮咛说：“演习的时候，既要闹清中央军在城里驻扎的具体情况，又不要影响老百姓的休息，务必悄悄地进行，注意保持市内的平静。”
根据杨先生的指示，我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部署了夜间演习任务。
会议刚刚结束，杨先生来电话：“命令演习从11点钟开始!”放下电话后，我一面让参加会议的干部暂时留下待命，一面急忙赶到新城杨先生的住室汇报了演习部署情况，请示他对演习还有什么指示。他目光注视着我，严肃而坚决地说：“你们按中央军警宪特驻地配置兵力，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也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他还反复交代，演习部队必须严格遵守四条纪律：第一，对东北军千万别发生误会；第二，严禁走火；第三，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巡逻队问起来，你们就说是进行夜间训练，是例行演习；第四，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回到司令部会议室，我再次传达了杨先生的指示，并命令参加会议的军官，必须以身作则，严格要求部队，演习结束及时上报。情况务必准确、具体。凌晨5点，“夜间演习”结束了。士兵们回到营地休息，司令部的参谋却更加忙碌起来。他们根据各个演习部队的报告，把中央军以及东北军在西安城内外的兵力、驻扎位置，详尽而又准确地标示在一份西安市区图上。早饭后我便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和标好的地图，几乎跑遍了西安市区的各个角落，一一予以核对，同时察看了钟楼、鼓楼等制高点及中央军主要兵力驻地周围的地形，并在图上补充注记。②
杨虎城的这番安排，表明了他的决心已定，必要时，将单独行动。
1936年12月8日上午，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见蒋介石，10时过回到西安，张告诉杨：我劝说的结果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走一趟。杨去见蒋以前，很斟酌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辞，总以不引起蒋的不满或怀疑为原则，因为他已预料到，劝蒋停止内战是无望的。杨于上午11时左右去华清池，他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表面上蒋的态度很平和，但措辞是骄傲而严厉的。蒋对杨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杨看蒋的态度无法挽回，再谈下去，恐怕造成僵局，就回西安了。
杨回来即去见张，商量怎样立即行动，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变)，不能失去人心。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捉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
到了12月9日，西安的形势更加紧张。首先是蒋介石决定要在陕西召开西北“剿共”会议，蒋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已陆续抵达西安。同时传出许多关于中央军军事调动消息，旨在逼迫张、杨就范于蒋的“剿共”计划。同日，蒋介石秘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递了蒋介石的密嘱，《大公报》在12月12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绥东军事 蒋鼎文负责剿共 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 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密嘱的主旨。遗憾的是这条消息刊出已晚，此时蒋在西安已被扣。蒋给邵力子的密嘱，是杨虎城的部下在逮捕邵力子时在邵的办公室中查抄到的。事前，张、杨对此并不知情。有人说这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其实此事根本构不成“导火索”，但可以说明，蒋也是要对张、杨下手了，只是张、杨快了一步。而西安事变的“导火索”在“两广事变”时就安装了，只是由于张学良的犹豫不决一直没有点火罢了。促成张最后下决心的人物一个是杨虎城，杨一方面不断地敦促张实现两人要实现抗日的约定，另一方面也开始了自己的部署，给张造成一定压力；但更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本人。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湾过89岁生日的晚宴中，张学良意外地说：“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12月9日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事情的经过是，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1万多学生为纪念12．9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清晨当游行队伍在集合的过程中却遭到警察的阻挠，警察竟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激起了学生更大愤怒，要求惩办公安局局长马志超。游行队伍上午先到南院门向西北剿总请愿，张学良不在由交际科长代见。后到北院门省政府，省府主席邵力子在省府大门外对学生讲了话，但学生们对邵的讲话甚为不满。下午1时，游行队伍至新城绥靖公署。当时杨虎城也不在，由参谋长李兴中代为接见。之后，游行队伍前往蒋介石行辕临潼请愿。蒋介石历来对内都是凶神恶煞的，但他本人从来都怕见学生游行。当他听说学生们要来临潼找他时，非常紧张，让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立刻电令军、警、宪各部门，只要学生到临渣就“格杀勿论”。蒋的宪兵二团已在临潼前架好了机枪，设置了路障。当时天已薄暮，学生们忍着饥渴，顶着寒风行进到了城东十里铺。当张学良闻知宪兵二团即将执行蒋的命令大开杀戒时，就急忙乘车去追去临潼的学生。张在十里铺追上了请愿的学生队伍。他对学生们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就要流血了。学生们说：为抗日，我们不怕流血，我们就有鲜血。说着痛哭流涕。张学良当时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流着眼泪对学生们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们听到张学良这样肯定的答复就没有继续去临潼回了西安。
2．一场虚惊 最后准备
12月9日，一场大规模学生流血事件避免了，但捉蒋的行动却因误会，险些再次提前。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易俗社陪同随蒋介石来西安的中央大员们看秦腔。看戏中间，杨虎城突然接到他机要秘书王菊人的电话，说有要事汇报，要他立即回新城绥靖公署。杨就中断看戏回到新城。原来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西安绥靖公署报告：
说他到东城门楼去看东北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在城坡上碰见孙带“自来得”枪两枝，说“去临潼”，还看见城下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士兵，准备出发，据他判断，孙是去捉蒋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发生的又紧迫，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可这时候，杨正在请蒋系高级将领在易俗社看戏。便请杨回到十七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杨听了情况后(当晚，张学良因去劝阻学生，后又到临潼见蒋故去戏园较晚，杨接电话时还未到)就相信张在当晚有行动。马上决定配合东北军行动，按以前与张说好的十七路军的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机关并逮捕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他为了不使蒋系方面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高级将领看戏了。当夜的兵力部署是：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部（共三个团)和炮兵团(归孔指挥)担任西安城内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四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两个连，包围易俗社担任逮捕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各部队于8时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候蒋捕到后立即开始行动。杨虎城在部署完后，又回到易俗社继续看戏(观察动态)，这时看到张学良不但到了戏园而且边看戏边与陈诚、朱绍良等有说有笑，看不出有行动的迹象。等到10时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送来，杨就从易俗社又回总部问情况，决定请陕西几位士绅再点几段戏，以延长蒋系将领看戏的时间，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他仍回到易俗社陪客看戏去了。王菊人说：过了11时，宋文梅去东城楼见了孙铭九后回来报告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睡了，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临潼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有学生请愿，叫我劝回来，我才巡路回来，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回来报告。这时，杨还没有回来，大家相对愕然。正好当夜下命令时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便不等向杨作请示报告，即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杨于深夜1时前回来，听过情况报告后，斥责办察人员把大事当儿戏。③
9日晚发生的事情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是很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箭已上弦，不得不发。而且也使张学良感到了，不能再犹豫下去，否则十七路军有能力也有准备要单独行动了。
12月10日一清早，张学良得到了昨晚十七路军有所动作的报告，就立即要十七路军方面负责行动的人去面谈，而且要求很急，连着来了两个电话。看到张这样，杨虎城就说：“还是我去吧。”杨向张讲了9日晚所发生的一切过程，并对张说：看近日的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都是愤恨的，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捉蒋的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住，发生骚乱，那更危险。张学良同意杨的分析。两人当即决定：12月10日准备，11日晚行动。
这一天蒋介石也紧张地准备着，他召集了随他来西安的全体参谋人员会议。决定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攻击命令，明确指出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两部不服从命令，即解除其武装。
当日晚，张学良未带一人亲自驾车来到杨虎城的新城官邸，与杨密商捉蒋的安排与分析捉蒋后的政治形势。王菊人后来说：1936年12月10日晚，张学良亲自驾车，未带一人来到杨虎城的新城官邸，谈至深夜1时，张才离去。张、杨交换意见的估计和安排是：（一)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是可靠的，刘湘也会积极响应，但远水不救近火；韩复榘、宋哲元曾经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是较为有力的；阎锡山是靠不住的，但不以兵力威胁河西和豫西是可信的。(二)蒋军陆续向陕西开进，豫西一带正在行进中的部队不到10万，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无立即集中对我方作战的可能。(三)确保潼关，才有时间从陕北和陕甘宁边界调集我们的兵力。估计前线部队日夜行军，要集中到西潼路上，平均约5天左右。(四)使用于迅速袭占潼关的部队，只有驻在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可能担任，此外无其他部队。(五)商请中共派红军一部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潼关右侧的安全，估计红军在lO日左右可以到达商洛一线。这时蒋军在商洛无军队，红军到商洛的行军距离比蒋军短，行动比蒋军速，红军对商洛的地形熟，且有群众基础，希望红军担任的任务主要在于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六)希望红军以一部兵力进出于西兰路甘肃境内，以监视蒋系胡宗南、关麟征等师的行动，使其不能向陕境进逼。(七)对驻在咸阳的蒋军第十三师之一部，由十七路军警三旅采取迅速行动包围缴械。对于蒋军在汉中之王耀武旅等，我军只在宝鸡一带布防，防止其北进，因其兵力不大，对我们威胁较小。（八）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获得人民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确保潼关及迤南商洛一线。同时，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要巩固西兰路的布防。北面是红军，是可靠的友军；汉中蒋系王耀武部，一时尚无力进犯关中地区。(九)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交通，以迟滞蒋军西进的行动。(十)预计蒋一被捕，南京政府必然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有蒋介石在手中作抵押品，南京政府方面也必然不敢认真地向我们进攻。韩、宋如果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南京政府也必然不敢孤军深入。这些，对我们集结兵力进行防御是有利的。(十一)政治目的，在于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造成西北、华北、广西、四川分立形势，使南京政府对于西北方面没有武装进攻的可能，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召开各有关方面参加的救国会议(在西安召开)．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反动国策，并确实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才放蒋走。④
12月11日，杨虎城多次赴玄风桥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密商捕蒋的具体事项。到11日下午2时。张、杨确定了三件事：(一)决定于12日上午6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行动。(二)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在我们行动时间以前，如果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和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驰往临潼逮捕蒋，如果由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县内之刘多荃部，火速执行逮捕的命令。(三)如果情况无变化，12日凌晨在临潼捕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张对杨说，他有几个作战有经验的老军官，只是在捉蒋的这件事上，他觉得没把握；青年军官可靠的有几个，但没有作战经验，所以请杨派人到临潼捉蒋。杨说：“这事我有把握。”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后立即作了必要的准备。着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成一个加强连，每人配备手电筒一个，随时准备出发。决定派大卡车四辆，随时载兵往临潼捕蒋。午后，张叫在临潼担任外围警卫任务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王玉瓒营长来西安，准备告诉他，叫他在十七路军捕蒋部队到达后，把该部队接应进去。张以此事先同杨商量。杨说：“王营长固然是可靠的，但这种事先告诉王的做法有泄漏机密的危险，不可不防，王营长既来了，甚好，可以临时给他任务，让王营长随捉蒋部队一同回临潼。”张也赞同这个慎重做法。同时，杨恐怕宋文梅在指挥军队的经验上不如许权中，又把许接到新城，让他秘密的住在电务科科长原政庭房中，等候命令。杨回新城后，给宋文梅下了到华清池捉蒋的命令，并叮咛宋说：“你和许权中都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是为了国家大事，对蒋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捉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蒋介石，如果打死了蒋介石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又说：“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逮捕。”还叮咛宋要服从许权中的命令，先不要告诉许，等临出发时他亲自告诉许。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候了。杨反复考虑，总感到这方面的部队安排不够妥当，双方军官平日都不相识，共同执行这个任务指挥上不方便，如果发生误会必致贻误大事，还是叫东北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去为好。杨又拿这个办法同张商量。张说：“孙铭九没经验，我加派几个得力人去。”于是又变更了去临潼捉蒋的部队，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
两人还约定，行动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的官邸，张学良于晚12时前到新城与杨共同指挥；张到后，十七路军各部队才能按预定计划行动。
在与杨虎城最后确定了行动计划后，11日下午，张学良仍旧去了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周旋。晚上还安排了与杨虎城联名宴请南京来西安的文武大员。
1936年lO月到12月，蒋介石前后两次到西安，其行辕均设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自己只带了20名贴身侍卫，外围警卫都是由张学良的卫队一营和宪兵二团的少量宪兵负责。
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说：“我根据命令要求，派连长王世民率其步兵第一连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及其附近公路；派连长邵兴基率其骑兵连驻十里铺，担任十里铺至临潼公路的巡逻警戒；又派排长金万普率其手枪排驻灞桥镇，担任灞桥镇地区的警卫任务。蒋介石到达后，由他自己带来的卫士负责二道门以内和五间厅的守卫。”12月11日下午4点钟左右，张副司令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去。”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⑤
这时，捉蒋的行动已经布置就绪，只等最后下令动手了。
虽然，在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和张学良分别都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秘密的联络渠道，中共分别派有代表住在西安，进行联系。但发动西安事变的任何信息，张、杨都没有向中共透露，连张学良以为是杨虎城身边亲信的王炳南都毫不知情。直到捉蒋的行动开始后，12日凌晨才电告中共中央。
3．捉蒋兵谏 共举大义
12月11日晚，杨虎城在宴请完南京来西安的文武大员后回到新城官邸的办公室。9时许，先召集赵寿山、孔从洲、王菊人后又扩大为孙蔚如、李兴中布置第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军事行动。
赵寿山说：1936年12月11日晚9时许，杨虎城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我在外室见了王菊人和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王说：“主任有话要亲自对你讲。”我便想今晚可能要行动。又见孔在一旁低头沉思，我向孔说；“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他说：“我这里有。随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我。我正在看地图，杨就唤我“快来。”到内室后，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准备。”我问杨是否已通知冯钦哉，杨说没有，来不及。我又问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兴中(绥靖公署参谋长)是否已经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我说：“冯远在大荔，来不及可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约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我：“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我说：“孙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谈到李兴中时，我说：“时甫(李兴中)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心赞同的，没有问题。”杨听了很诧异她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把孙、李接到绥署。他们到后，我们就分了工。杨与孙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我和李商定。杨命我与李提出一个军事计划。我即到李的办公室，并把孔从洲请来，三人共同商议。当时西安的敌我兵力是这样的：我们方面；十七路军的主力均在外县和陕北前线，只有西安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团、卫士队和陕西警备第二旅三个团等少数兵力在西安。这少数部队中，有些还是靠不住的。如教导营营长李振西是黄埔学生，思想反动，态度暧昧，有可能和军统特务有关。孔带领的警备二旅除了郑培元团可靠外，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均系新由张鸿远的地方团队改编，军纪不好，旅长孔从洲到任仅两个月，还未来得及进行训练，对这个部队的使用尚无把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两个团叛变投蒋)。总计起来，可靠的部队官兵还不到3000人。此外，东北军卫队第二营孙铭九部在西安市东南一隅，不归我指挥。敌人方面：蒋系在西安的单位，包括特务机关，约有120个，有武装的为42个。其中以宪兵第二刚(团长杨镇亚)、保安司令部(司令张坤生)、西安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警察大队、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武装最多，枪支在3000枝以上。其他特务机关(国民党省党部等)和蒋系各军、各师的留守处、办事处的武装尚不在内。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部署是：命陕西警备二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时，我们即派武装士兵一名监视，为了加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团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命西安绥署卫士队(两个队共20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派绥署参谋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的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军事计划拟定后，我即向杨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命我任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共同确定，与临潼统一行动。”⑥
杨虎城在部署完后就与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李兴中等人在新城官邸东边客厅内。边等张学良边谈论起“兵谏”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势来。王菊人后来说：将到12时了，张还没有来，杨很着急，也有许多疑虑，他说：“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介石如果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捉来个活蒋介石，必须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杨又说：“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只要把蒋捉来，他预定的一切军事部署都会落空，内战自然就停止了。不抗日，蒋介石没路走。我们除抗日外，也没路走。那时候，谁不抗日，百姓更会反对谁，举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自然会形成。”杨谈到这里，心情极为乐观。他又说：“这回事情，政治上是成功的(指主张抗日)，军事上可能失败(指十七路军这个部队)，我们的抗日主张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只是在军事上，我们处于蒋介石部队的东、西钳制中，我们的部队，一时集中不起来，一旦要打仗，对我们是不利的。蒋跑了，或者把蒋打死，立刻会有战事。”他叫拿地图来，详细问了蒋系部队和东北军的位置，认真地思考了如果战事爆发应该作的军事部署，以防万一。他说：“如果蒋真要死了，国内各地方实力派都会起来的，那时，南京方面会自顾不暇，对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后来杨想了想又说：“万一蒋死了，开始打一下免不了，头一仗一定要打胜。头一仗一定能打胜，也必须打胜，打胜才能稳住局面，促进南京内部和国内各方面的变化。请李参谋长准备三个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一是我们单独应战的方案，三个方案都要在咸阳、渭南阻击东、西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并以强有力之一部(最好由红军担任)进入商洛地区，以确保我右翼的安全。”杨又慨然地说：“我进陕西后，没有像在山东那样训练军队，步兵训练班的政治训练也做得迟了。十七路这个团体，已是将骄兵惰。一些中上级官佐，置地买房，娶小老婆，开商号，做生意，发财的发财,享乐的享乐，到了拼命的时候，谁跟上我来呢?借这个机会，整顿一番，抗日的来。不抗日的走，这个团体当初还不是几根破枪干成的吗?整顿一下，走新路，会成功的，即使失败，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这时候，杨谈得很兴奋，他的精神，紧张而严肃。接着，他问了东北军高射部队的情形，又叫把十七路的自造高射机枪分配在新城四周城墙上，他笑着说：“咱的那些有钱人，最害怕飞机炸弹。把他们也保护保护吧!”这时曾有人问：把蒋捉了，其他实力派不响应怎么办?杨说：“实力派不响应，我们照样单独干。我们干的是老百姓愿意干的事，百姓一定会响应我们，老百姓的力量比任何实力派的力量都大得多。”⑦
这时张学良在公馆也在召集有关参加捉蒋的人员，部署捉蒋的行动。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⑦出于对他一贯行为处事的了解，缪澂流就提出：“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张学良这样一番安排后，晚12时许率领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等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的寓所。
赵寿山说：张一跨进杨的内室，就带开玩笑地高声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当时我和孙蔚如都在左右，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接着杨和张就立即着手研究具体行动问题。张说他已派刘多荃、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⑧
西安事变的第一枪是东北军在临潼捉蒋的过程中打响的。西安方面在听到临潼方向的枪声后，赵寿山请示了张、杨后下令施放了信号枪。十七路军所部同时开始了西安的围歼行动。
执行捉蒋任务的王玉瓒说：12日早2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一连——引者)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50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⑧
东北军的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卫队团的王玉瓒、孙铭九营长负责执行捉蒋的任务。当时他们冲入华清池五间厅蒋的卧室，未找到蒋，急向指挥部打电话报告。张、杨听到报告说，蒋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亦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远。杨虎城当即指示扩大搜索范围，搜山。同时又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带队搜寻快至临潼华清池时，突然碰到一架飞机，落在了公路上，白当即扣留了驾驶员和飞机。据驾驶员讲，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命他架机来临潼接蒋委员长。他把白志钧一行误以为是蒋委员长了，因而降落下来了。这是黎明时发生的情况，消息报到指挥部，张、杨估计一定是有人泄露消息给洛阳了。经张、杨检查各自的通讯部门，果然不出所料，就是出了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把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延迟发出，却抢先给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祝绍周才从洛阳派飞机来临潼救蒋。
临潼方面的捉蒋出现了波折。西安城里虽然敌人多，情况复杂，由于战前准备充分，战斗进行的还比较顺利，到12日早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后来派许权中上去指挥，半小时就消灭了新城北门外的这股敌人。早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捕捉了在陕的南京方面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张冲、万耀煌等，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参谋长晏道刚等。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邵元冲逃跑时被流弹击毙。解除了蒋系部队、宪兵、警察、特务的全部武装，扣留下机场的全都飞机，控制了全城。
蒋介石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清晨天未亮。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蒋介石闻声。慌忙下床，穿着睡衣就跑出屋门。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就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锁住了，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比较容易，可到外面，就显得颇高了。所以当蒋在慌乱中爬上墙头，往下一跳，想不到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内，只听蒋“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个卫士连忙过去扶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咧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斑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了起来。
东北军搜了好大一阵子，却仍不见蒋的影子。这时天也大亮了，他们发现了蒋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蒋孝镇。当时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正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蒋孝镇吓得脸色发白，索索发抖，嘴张了几张，却语不成声而止，但他慌乱的眼神，却满怀狐疑，并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张化东知道那里一定有情况，就急忙快步跑过去,并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此时的蒋委员长只穿一件单薄的绛紫色的睡衣，白单裤，光着两只脚，他面容枯槁，两腮深陷，由于连惊带吓，再加天气寒冷，他早已冻得浑身发抖。东北军的官兵将他用棉衣裹上，背着下了山，架上汽车，送往西安。抓到了蒋介石，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官兵都兴奋异常，号兵在蒋上车时居然吹起了一阵接官号，这对蒋可真是一大讽刺。
找到蒋介石的消息很快报到新城指挥部，张、杨都很兴奋。张学良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动的“兵谏”行动，在不到6个小时中就胜利完成。中间由于枪战，和误会也造成少量的人员伤亡。其中蒋介石的卫士就被打死7人；省主席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的手臂被流弹击伤；特别还发生了东北边业银行行长王景越被十七路军士兵枪杀的事件。时任西北“剿总”第四(行政)处处长的卢广绩说：张学良在东北办有边业银行，总行设在沈阳，九一八事变后，将总行迁到北平。1935年，东北军开赴陕甘，边业银行也在西安设立一个分行，办理一般银行汇兑存放款的事。经理王景越人极老实，当12日早，杨主任的部队来搜查在西安的各银行时，也把边业银行同样加以搜查。当时西北“剿共”总部一位职员张乃强，寄居在行内，当部队搜查完毕即将离去时，张说些不太礼貌的话，被搜查部队的人听见，返回室内，便掏出手枪把张乃强和王景越经理打死。当有人报告，我即赶到行内看到两尸横卧地上即入棺殓掩埋，并报告张，张当时唏嘘不已，杨虎城闻之，也极为惋惜，并厚恤其家属。⑨
4. 通电全国 昭示政见
在临潼和西安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由杨虎城和张学良身边亲信秘书、幕僚王菊人、高崇民等紧张地起草出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的通电。这个西安事变的纲领文件在早晨6时前完稿，上午捉住蒋后即发出通电全文是：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立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文。”⑩
关于“兵谏”名词的确用和“八项主张”的起草过程，王菊人回忆说：蒋介石被捕后，需要立即由《西北文化日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机关报)出号外，通告市民；还应立即向全国发布通电，说明事件的真相和政治主张。这时，设计委员会(事变后成立的政治咨询机构)商未成立，一些人便立即商量这件事。
(一)对这个事件怎样称呼?有人主张叫“12.12革命运动”,名称定不下来，号外、通电元法拟稿，时间又刻不容缓，后来高崇民主张用“兵谏”二字，大家觉得合适。所以在号外第一号中这样说：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醒悟；
(2)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请南京政府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4)此后国是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
(二)关于八项救国主张的商讨。这是在两广发动反蒋军事行动时，杨曾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见韩复榘和宋哲元，当时经过协商提出的了三方一致同意的六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释放一切政治犯；
(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6)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天早晨，十七路军方面，便将这六条提出商量。大家对这六条无异议。后来觉得这是一个爱国运动，对沈钧儒等人须积极营救，便作为第三条列了进去。对于后来公布的八项主张的第七条大家商量较多。因为估计到南京政府一定戴个“赤化”的帽子以此在国内各实力派中孤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同时国内各实力派也必然注意到我们同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加了“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一条，以表明这是国民党范围内的事，以防止南京政府的造谣，也有利于争取国内各实力派的同情。(11)
当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
在八项救国主张发布后，张学良、杨虎城指定杜斌丞、高崇民、申伯纯、应德田、王炳南、李维城、王菊人等组成“设计委员会”。高崇民为召集人，作为他们的政治咨询机构。“设计委员会”的设计下，张、杨又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主要有：
(一)改组陕西省政府。杜斌丞受任新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是日上午即接收陕西省政府秘书处。
(二)委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统一节制西安城郊的各部驻军。
(三)委任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省会公安局长，负责西安市的治安。
(四)释放西安及权力所及地区关押的政治犯，共约350多人。
(五)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任主任，杨虎城任副主任。
(六)将原为蒋系势力控制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促进舆论宣传。
(七)调动东北军主力由陕北“剿共”前线到渭南一带，负责陇海线的警戒；十七路军负责警戒兰田、商县和蒲城、大荔两个侧翼。准备抗击中央军的进攻。
在进行以上部署的同时，张、杨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等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对他们阐述发动“兵谏”的原委与宿求，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其中张学良给宋美龄的电报有：“学良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给孔祥熙的电文有：“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三，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张、杨还分别致电李宗仁和白崇禧，冯玉祥和李烈钧，程潜和唐生智，刘湘等地方实力人物。陈述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要求各方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
杨虎城分电兰州邓宝珊、漯河杨子恒。除电白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还指示邓在朱绍良、于学忠返兰前负责甘省军政各事，示杨子恒将发动西安事变之主旨转知各旅团营长及全体士兵。
迅速派出代表赴外地进行联络。张学良、杨虎城13日接见了外出联络代表解如川（赴广西)、蒲子政(赴北平)、苗勃然(赴太原)、金锡如(赴山东)。张、杨对联络代表提出的任务是，除了说明西安情况和兵谏的主张外，请阎锡山来领导，傅作义来共商今后大计，对李宗仁、白崇禧、韩复榘、宋哲元主要是争取能以行动支援，争取冯玉祥来西安，希望孙夫人在上海对中外有所策动等等。
这些措施的采取有力地扩大了西安事变在全国的影响，稳定了西安的局势，发动起了西北民众，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民主运动。“西救会”的组织迅速扩大，工作深入到社会的许多方面，西安的广大民众都被发动发动起来，坚决支持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12日当天，当各报纸的号外出来后，扣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人们纷纷涌向大街，自发的形成了游行的队伍。只要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都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张、杨‘兵谏’”，“打倒蒋介石”，……各种口号都有。人民对蒋介石统治的长期不满和抗日热情，一下倾泻了出来。这个群情激荡的场面一直持续到天黑。
5．不卑不亢 与蒋周旋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之故浑身发抖，不住地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数杯白开水。当杨虎城派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杨未穿过的新衣服(因杨与蒋的个子相当)送给蒋去穿时，对蒋说：“这是张副司令、杨主任给委员长送的，请委员长更衣。”蒋介石却摆出了架子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苏副官无奈，只好退出。这可让副官们犯了难，如何完成杨主任的任务呢?有了解蒋为人的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苏副官按这个主意过了一会将原套衣服又送进蒋待的房间，对蒋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蒋一听这么说，就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我穿。”换完衣服，蒋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等等。在解决了衣的问题后，接着又出现了食的问题。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未及带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蒋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的等流食，暂时解决了委员长的饮食问题。张学良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已安顿好了的报告时，立即就对杨虎城说：“虎城，走，咱们去看他。”杨虎城则后退了一步，摆手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张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杨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么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见杨执意不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
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这么快来见他，而且态度恭敬，就感觉张的底气不足，蒋于是就摆起了长官的架势对张大声斥责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张听了这些话后对蒋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蒋听了张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见此状，还以为蒋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在试探张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蒋两次，使蒋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的态度证实杨虎城对蒋的判断。
为了推动事变向前发展，实现八项救国主张。13日深夜，杨虎城约集第十七路的几个人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王菊人后来说：杨先让大家说。有人主张立即杀蒋，理由是：蒋很顽固，他是不会改变反共政策的，要反共便无力抗日，因此不杀蒋便无法实现抗日；鉴于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不杀蒋，难免将来出毛病；不杀蒋，国内各实力派将采取骑墙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利；杀蒋，共产党是高兴的，同我们的合作将更真诚；十七路军内部有的人庇护特务，暗送秋波，为自己亲蒋预留后步。冯钦哉的事已出现了，不杀蒋，难免第二个冯钦哉出来，杀了蒋，就断了这些两面派亲蒋的念头，可以巩固十七路军内部。立即杀蒋的办法，以蒋夺枪自杀对外宣布。有人认为，杀了蒋无用，放了蒋危险，南京政府如不照我们的主张改组，不明确表示抗日态度，中央军不开到抗日前线，我们就不放他，即使南京政府对我用兵，战事对我不利，我们走到哪里，便把蒋介石带到哪里，也要坚决达到上述目的。估计南京政府内部会有分化，打一下是可能的，持久打，他们打不下去。我们的士气比他们高，能打胜。蒋军即使打仗，也不过是姿态。有人主张放蒋，但要有保证有条件才放。主要的是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坚决抗日，并有确实的抗日部署，中央军要调到抗日的前方，绝对不许蒋介石个人专权，要照我们的办法成立联合的抗战政府，到了这个程度上再放蒋。至于如何实现上项条件，大家一时也定不下个什么方案。杨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12)这段话表明了杨对放蒋的基本态度与原则。但也反映出杨也是缺乏对付蒋介石这种政治家的手段与办法。
12日晚，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策动李营救蒋介石，李将匿名信交给了张、杨。张看信后认为，绥署地方大，人员多，成分也就复杂，蒋住在那里不很妥当。提出将蒋移到他住宅旁的高桂滋里去住的意见，杨也就同意了张的意见。13日晚12时许，刘多荃、宋文梅来到蒋住的房间，请蒋搬家，不料却把蒋吓了个半死。因为蒋自己知道国民党秘密处决政治犯一般都是在深夜，所以半夜突然来了两个，腰上还带着枪的军官要他搬家，不能不使这位在《西安半月记》中口称“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的蒋委员长想到了死。立刻脸色大变，浑身发抖，躺在床上用手支在腰上不停的声唤。当刘多荃再次说明搬家是为了他的休息与安全时，蒋不等刘把话讲完就大声哎呀起来。一边哎呀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哎呀之中带出了哭泣声。众人劝了好一阵，蒋还是唠叨着死的问题，话也不成句，也听不清，看来是恐惧到了极点。刘、宋只好先退到屋外。后来孙铭九来催搬家的事，几人再次入屋去做蒋的工作，蒋显得更害怕了，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呻吟呜咽。等了好一会，几个人都没办法，只好分头去向张、杨汇报，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13日，蒋要求见了邵力子。14日提出要见杨虎城。杨与张学良商量后，杨虎城14日下午穿着军装，单独去见了蒋介石。杨对蒋行了军礼，站着同蒋讲话。蒋对杨的态度却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谈话。蒋问杨：“此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究竟是为什么?”杨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在1933年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候，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谁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蒋听了杨的话就转变口气说：“那么你们这样做就对吗?你们今后打算怎样收拾这个变局?”杨说：“我们这次做得太鲁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伤亡，并且惊动了委员长。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一点我们要负责任。至于今后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请委员长熟察舆情，有所决定。”蒋接着又问说：“你们最初决定要干这样的事，究竟听了什么人的话?”杨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杨站起身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13)与蒋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都摸到了彼此当前的态度。
6．战、和纷争 南京混乱
12月1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获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举行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决议：
(一)决议：
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该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邵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二)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交军委会直接指挥。(14)
接着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随即下令陕、甘、宁、绥、豫之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对西安取包围态势。
此时，南京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主张对西安实行讨伐。康泽在回忆资料中说：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后，……他(即戴季陶——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狠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15)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也出来支持“讨伐”。国民党中常委、司法院院长居正在14日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时的讲话中说：张、杨的目的“第一要颠覆国民政府，第二要打倒中国国民党。”“我们为本党、为国家、为民族、为礼义廉耻，必要遵照中央的决定。予以严处。”他还号召黄埔系将领应当起来，“不要命令去打”，“马上去打”!在这些人的鼓动下，在南京主战的意见一时占了上风，黄埔系的一些青年将领甚至发出了“血洗长安”的叫嚣。“黄埔同学会”等还召开会议，支持武力解决事变，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对处理事变负总责。何应钦也真在这一片叫嚣声中做起了取代蒋介石的美梦，不听其他意见，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讨伐西安。
另一派以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则主张和平谈判。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他们和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12日晚，孔祥熙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即与宋美龄会面(当时二人均不在南京而在上海)，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不能有过激的反应。当日孔祥熙致电张学良称：顷有京中电话告之，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决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甚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乡商，苟能有利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云云。
13日一早，宋美龄、孔祥熙就赶回了南京，展开了推动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规范之中。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规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15)
在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要求下，曾担任过张学良顾问的英国人端纳被派往西安，担任孔、宋的信使。12月14日下午，端纳乘坐的飞机飞到西安，由此开启了西安与南京方面谈判的大门。
7．立场不同 反映各异
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和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使得全国民众不能得到西安事变真实全面的消息。当时在西安的英国记者贝兰特在1937年所写的First Act in China一书中写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西安跟外界隔绝开来，张学良一定很知道他的举动为人们所误解，但他无法向外界解释他的动机。举个明显的例子吧：他于委员长被扣后第一次发出的通电的全文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报纸上披露过，而同时又没有外籍通讯记者把它寄到国外去。(16)
就是这样，西安事变仍然犹如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很多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青岛全市纱厂工人联合会专程派出代表，穿过层层封锁来到西安，向张、杨表达了青岛工人的坚决支持，他们在声援信中这样写道：
听到你们12月12日的消息和你们的八大原则，我们真是万分高兴!
日本帝国主义年来侵略中国更加疯狂了，眼睁睁中华民族就要变成他们的奴隶。听到你们抗日救亡的吼声，相信全中华民族，一定都能跟着你们走，民族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谨以至诚庆祝你们成功!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位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所以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啊!
……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冲吧!全国最大多数的大众，都翘望着你们、准备应援你们呢，最后的光明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事变后作出要求：1.立即对日宣战；2.改组政府；3.反对以任何借口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内战；4．蒋介石与张、杨合作抗日；5．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全部抗日要求；6．召开各党派、军队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
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14日发表宣言，逐条分析和论证了张、杨的八项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最后还提出：1．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2．要求政府接受张、杨的救国主张！3.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4.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8)
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靖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县、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
西安事变前，张、杨对各地的实力人物都进行过联系，也商讨过反蒋和抗日问题。但事变发生后，他们表现得非常活跃但态度却不甚明确。只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绥远的傅作义表明了对张、杨的支持态度。李宗仁、自崇禧、李济深等于16日发来联合通电，主张：1．西安事变用政治解决；2．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3．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4．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李宗仁、白崇禧在给张、杨的电报还有“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的明确支持的表示。李济深15日致电南京政府各要人提出：
顷闻陕变，震惧莫名!诸公国家柱石，定能措置裕如。惟际兹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矣。……18日他又致电各地领导人：
陕变事起，曾于删日通电主张，集中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以免再起纠纷。不图讨伐令忽然而下。值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方谋解救之不暇，何忍再为豆其之煎。况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决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以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用于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务望顾念大局，收回成命，国家民族，实利赖之!事关存亡，直言无隐。临电不胜迫切之至。务祈以国为重，一致主张，督促政府，以挽危局，切祷。(18)
在绥远的傅作义，早在1928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此，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他对张、杨派去的代表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12月24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要与张、杨共“患难”。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二人才没有见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四川的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代表黄慕颜去西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还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后来，南京及孔祥熙不断有电报给刘，迫其公开表态，刘便于12月18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
“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表现得左右逢源。他原来就对蒋介石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将蒋系势力挤入四川，十分不满。趁西安发生事变的机会，收缴了蒋介石派驻成都的宪兵的武装，并控制了在成都的中央军校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基本上都采取了和四川刘湘一样的立场。
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虽然他们对蒋介石恨之入骨，也畏之如虎。尽管他们在事变前数月就与张、杨达成了反蒋抗日六点共识，但在事变发生后却迟迟不予支持，甚至还支持对张、杨的所谓“讨伐”。
新疆的盛世才，表现得更为投机。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以为盛世才会发通电支持张、杨。虽然他在当时也有表示赞同之意，但是当他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日本策动的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时，他又立刻改变了态度。对盛在西安事变时的投机表现，周春晖有如下记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19)
山西的阎锡山更是表现了他老奸巨猾的特点。事变前，当他得知张学良苦谏蒋介石屡遭失败时，曾拍着张的肩膀对张说：“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使张还以为阎锡山是个同路人。事变发生，阎迟迟不表态。在张、杨再三催促下12月14日发表了一个致张、杨的回电，态度含糊不清，令人无法把握他的真正态度。他还曾想让张、杨把蒋介石交到他手里，由他来控制。张、杨看出了他的用心，说：“绝不能让阎老西捞这一票。”没有理睬他。
而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湖南的何键则是坚定的拥蒋派，反对西安事变，主张讨伐。
从各地的反映看，下层的爱国民众都是支持张、杨的行动和八项主张的；当权者公开坚决支持和坚决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是在观望，看国际态度和张、杨如何处置蒋介石。应该承认，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独特的政治家。他娴熟的政治手段和驾驭能力，不能不使这些地方人物敬畏三分。当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在既得利益和权力的迷信下，对蒋介石也是大加拥护，反对西安事变的。
曾积极主张抗日，并与此同1934年带头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字的马相伯，12月14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
闻抱知强留介公，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如楚人之杀之玉也。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家为重，使东西洋各国知中华民族想忍为国之道德。老夫为国说项，非为个人，想世兄能谅解也。(20)
北平一些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通明、李燕、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称：
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21)
《申报》则发表时评，提出“蒋委员长是我国最高的军事领袖，他的威望一向是全国军政的惟一重心”，希望张、杨“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条件地使委员长等早日恢复自由”。同时也要求南京政府“保留对张学良方面接洽途径”，避免流血。
《大公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抨击西安事变，吹捧蒋介石的文章。甚至说张、杨比汉奸王英、李守信等“祸国其结果更严重十倍”。说蒋介石是“实中国近世杰出之领袖人才”，以纯中国人之精神，拥护中国利益，因此强调恢复蒋之自由是解决事变的前提条件。《大公报》还撰写了《致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被南京政府视为瓦解西安军民思想意志的有力武器。曾被大量印刷，用飞机在陕西空投散发。该信对西安事变的歪曲与抨击至今还被一些人用来攻击张、杨与西安事变。
这些理论与说法表而上没有像何应钦的“讨伐令”造成的威胁那么大，但实际的潜在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超过了军事的压力。后来的张学良只身送蒋回南京；东北军的内讧；都与其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8．举世关注 反应强烈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不断逐步地扩大侵华战争。将中国这个本已沦为东西方列强瓜分过的半殖民国家，视为应由其独占的势力范围，企图独霸中国。对欧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和苏联的国土安全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导致英、美、苏联等国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同时这些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威胁，就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来支持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希望通过蒋介石来与日本角逐，以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西安事变的爆发，特别是扣住了焦点人物蒋介石，自然成为了牵动国际风云的重大事件。
日本政府在事变发生后，非常聪明的地采用了不公开评论的静观态度。因为其深知，事变的起因就是抗日问题，如果过分介入，只会给火上加油，促进全国对西安的支持，促使南京与张、杨妥协，甚至还会联共抗日。因此，他们只是对南京政府施压，日本外相有田对中国大使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坚决反对。”日本军方更直接威胁，如果“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的话，则“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为了拉拢南京政府的亲日力量，降低中国的抗日情绪，他们停止了在绥远的军事行动，提出要恢复已经中断了的中日间谈判，声称日本将改变对华基本政策，放弃使用武力，实行“亲善提携”。同时明确提出“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
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绝对不愿意由他们支持以旧的蒋介石政权垮台，更不愿意由亲日派控制南京政府。因此积极谋求一个既能保持其利益和对中国政府影响力又不让亲日派得逞的解决办法。因而，英、美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活动，并通过其驻华使节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调停。英国大使直接致电张学良提出：与蒋介石的分歧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讨论”，并说西方的舆论一致反对这次只能造成损害的事变，希望张能够“彻悟”。英、美、法等国大使还联合向孔祥熙建议，他们的国家可以提供各种便利，以“有助双方协议”。并派出具有深厚英国政府背景的端纳冒险前往西安，以沟通南京与西安的联系。同时，英、美在财政上及时地支持了南京政府，维持了事变期间的金融稳定。
当时实行的法币制度，是英国人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的，与英镑直接挂钩。因此，法币能否稳定很大程度取决英国的态度。事变初期，法币也曾出现不稳的情况，但在汇丰等大银行的支持下就恢复了稳定。另外在债券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法国对事变的态度基本是与英、美一致的。
德国、意大利，则采取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德国报纸发表评论说： “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仅系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曾是张学良朋友的墨索里尼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直接致电张说：“阁下为吾挚友，倘参加共产，即为吾敌。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
最令张、杨和西安民众不能接受和理解的是苏联的态度。早在一年前，是苏联帮助中共中央转变了政治策略，提出了“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发表了《八一宣言》。之后，中共分别与杨虎城、张学良建立起秘密联系通道，一个在西北地区联共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张学良甚至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些情况苏联方面都是很清楚的。张、杨从策划事变开始时，对其他国家没有抱任何得到支持的希望，惟一希望能得到支持的就是苏联。不料西安事变后最早，而且跳出来指责最凶得却是苏联。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司皮扎瓦尼克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判定张学良之行动，徒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同时《真理报》、《消息报》等苏共重要报刊还发表了大量抨击西安事变，污蔑张、杨为“叛徒”、“强盗”的文章。其中一篇评论这样写道：
此次张学良兵变之与著名亲日派汪精卫有密切关系，实非偶然之事。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士兵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最近在迅速发展之抗日运动下，南京政府已走上用一切办法，努力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势力之路。日方军阀当然认定目前蒋介石政府统一全国之过程日益发展，且有极大成功，此乃彼等使中国殖民化计划之极大打击，故彼等乃煽动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并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
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22)
苏联的错误态度与做法，助长了南京主战派的气焰；对中间力量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到了误导作用，影响很坏；迫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对待西安事变的方针，直接打击了张、杨和西安爱国军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其他任何力量都做不到的破坏作用。高崇民说：“苏联对西安事变的错误看法。苏联当时对中国一向是重视蒋介石的政权，而轻视所谓地方实力派，故对于西安事变之发生，误认为是一种军事阴谋，非正义的举动，甚至认为可能与日本军阀相勾结。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
12日凌晨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给十七路军属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打电话，命令他率部队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但这时冯钦哉公然抗命，与杨决裂投向蒋介石阵营。后来冯钦哉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拂晓，杨虎城将军打电话给我，说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张副司令已下令扣蒋实行兵谏，要我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当时我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有和我多说什么了。我和杨将军通电话后，就立即命令我的四十二师(辖七个步兵团、四个独立营)由朝邑等地向大荔集中，并召开了有副师长郭仰汾，旅长柳彦彪，团长李子清、王饮轩、王明勤、刑海亭、黄维华、潘禹九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另一旅长武士敏在南京陆大学习，团长张之亭在宜川尚未赶到。在会上，我首先讲话，大肆诬蔑张、杨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破坏抗战”等等。并号召大家拥护蒋委员长，反对张、杨。当时有团长李子清、王钦轩积极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我的主张。于是我当即任命李子清为大荔警备司令，指挥该团及四个独立营担任城防。其余六个步兵团布置在城外，由副师长郭仰汾指挥，准备配合中央军进攻西安，营救蒋介石。当时大家的意见是，为了分化张、杨，对十七路军暂时采取和平态度，争取他们倒过来，合力消灭东北军。(23)
冯钦哉的叛变，使十七路军的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影响了整个军事部署，严重地损伤了整个十七路军的士气。
东北军驻洛阳的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在事变当天接到张学良命他占领洛阳，切断陇海线，解除中央军驻洛部队武装的电报后，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将电报交给蒋军在当地的负责人表示孝忠。这两支部队的叛离，使西安东边的门户打开，军事危急。
9．支持张、杨 响应事变
中共中央虽然对杨虎城、张学良策划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不知情。但是在事变前夕，与张、杨的合作已进入佳境。12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写信给杨虎城说：虎臣主任、总指挥阁下：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五年前革命大义，快何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纫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蒋介石孤行已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月来欲前又却，垂丧之态可掬，银样镴枪头可恨复亦可笑。张文彬君他适，兹派李涛君来见，幸赐接洽。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面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此救亡之大计之宜商酌者一也。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30万元。除以10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20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谨约明年3月，决不失信。另备轻机关枪100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此款弹亟须谨以奉商者二也。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在未与南京订立合作以前，无论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此项方针一俟确定，即以奉告。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此双方行动之务求协助者三也。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立即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12月15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此外，甘肤道上抢案时出，竟有伤人劫车之事。有由苏区地方游击队因约束不严发生者，敝方深为抱歉，查明属实，愿出抚恤赔偿费，一面已下令严禁，期于弊绝风清。有由东山土匪散兵所为者，亦请贵方派队剿办，务期维护交通毫无阻碍。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者四也。上述四事，或关抗日大计，或属军需紧急，或系两军行动，或为通信联络，敬以鄙意披沥奉商，务祈审察示复。朔风加厉，为国珍摄。
肃颂公祺不赘
弟毛泽东手启
十二月五号
由于当时此信是由人亲送，杨虎城收到未及答复，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毛泽东回应了杨虎城早前提出的“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同时也反映了红军准备要应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6次大围剿，筹措经费和弹药的急切需求。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张、杨发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急电后，立即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首先肯定了西安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决定给予全力的支持。给西安方面回电时建议：(一)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主力调集西安、临潼一线，由红军担任钳制胡守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二)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部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三)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当晚，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关于事变情况的更确切的通报，同意周恩来尽快到西安来。据此，中共中央于当晚24时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A．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
B．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
C．我们的计划：(一)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二)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召开会议。(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进攻。(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上海与南京，准备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五)争取蒋介石全部军队。
D．请你们支持我们上述行动，特别是： (一)在世界与论方面援助我们； (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 (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25)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进一步向中共北方局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紧急提出更具体的工作方针，明确主张争取南京及各地方实力派支持事变，揭发蒋介石的罪状，以及争取罢免蒋介石的宣传任务。这包括：
(一)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
(二)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
(三)号召人民及全国军队，积极注意日本以及汉奸之行动，防止并准备抵抗他们趁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与晋绥。
(四)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并严重对付亲日派。
(五)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六)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七)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赞助。(26)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12日晚上在陕北保安的红军中传开的，不论从普通红军战士到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级领导人都表现的兴奋异常。许多人听到蒋介石被扣，半夜兴奋得起了床，跑到屋外。有的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还唱起歌，跳起了舞，庆祝了大半夜。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报告，肯定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和它的纲领都是积极的，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有历史功绩，应该拥护。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与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
在要不要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上，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但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但张国焘又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中心的政权的意义”。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需表示。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的问题。”“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我们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显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只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话都不好说的太绝了。
13日中午12时，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式向全军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的通告。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主张，保安亦召开军民干部大会声援西安义举，声称蒋介石的罪恶。毛泽东与周恩来更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祝贺。他们提醒张学良，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致于民众运动的基础上，才有胜利可能；而迅速向全体官兵宣布蒋介石的罪状，则是最紧急的任务之一。至于军事上，当前最重要的是“刘峙指挥的在河南的集团军进占潼关极大可能，是以提起杨虎臣(城)兄注意，与主力集中潼关而艰巨之。”毛泽东随后还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将于20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27)
签于13日南京方面发布了“讨伐令”军事情况迫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即变原先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电报同时主张：
(一)立即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抗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刚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何统一，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主力应集中于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何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而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远，以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卢、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远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既有若干势力，已于大局无疑。(28)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红军迅速开进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以之靠陇，(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后来，由于苏联方面通过广播发表了反对西安事变言论，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无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
为了进一步支持西安事变，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负责人的电报说：“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良，陕甘宁绥豫的中央军，已开始调动，向张、杨进攻；即已开绥远前线之汤恩伯部，亦将开始撤回陕北，以扩大内战。日本方面更公开宣称张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但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运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必须多方面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29)
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改变了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公开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于国人裁判”，这样既为张学良、杨虎城撑了腰，也借此表明了自己与西安事变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还同时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周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使遭受多面攻击的张、杨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了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争取事变圆满解决，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信心。
①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63页。
②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③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66—168页。
④同上，第180-181页。
⑤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26--228 页。
⑥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40—143页。
⑦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72—174页。
⑧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29—230页。
⑨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7页。
⑩《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11)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76—177页。
(12)同上。
(13)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4)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162页。
(15)蒋中正、蒋宋美龄著：《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正中书局1975年版。
(16)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171页。
(17)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172—173页。
(18)同上，第168页。
(19)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中国文史出版社《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24页。
(20)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21)同上，第176页。
(22)同上，第160—161页。
(23)冯钦哉：《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56页。
(24)《丹心素裹》之四，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3页。
(2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第298页。
(26)《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汇编》(中)，第299—301页。
(2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第298页。
(28)《毛泽东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936年12月13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29)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185—186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