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六章 坚持与争取
杨瀚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达到了扣蒋、控制西安、阻止对红军展开大围剿的第一预定目标，但是整个国内形势并不由他们所控制，而且愈来愈复杂。出现了蒋介石拒绝谈判；南京政府仍然尊蒋对西安实行讨伐；东西方列强(包括苏联)都反对事变；各地敢于公开支持事变的甚少；内部发生了冯钦哉、黄永安叛变，东路防线大开，士气受挫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但张、杨二人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和外界巨大的压力所吓倒，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撑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力量的支持下，为争取“八项主张”的实现，展开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 大力宣传 争取舆论
为了改变当时西安在政治上被封锁被孤立的不利局面。张、杨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发表了多次广播讲话，以阐明事变真相与目的，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挫败对西安的“讨伐”。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在电台先发表了广播讲话：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决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用在抗日疆场上。
……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割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
12月15日，杨虎城接着发表广播讲话：
各位听众，全国同胞：“国难日亟，自12月12日张副司令与虎城应西北各界救亡的要求，毅然树起抗日的旗帜，其重大的意义，已于文日(12日)通电及昨日(14日)张副司令广播词中，很诚恳的说明了，全国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今晚虎城特再郑重的来向大家报告一下。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着就要亡国灭种了?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抗战以外，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他们所号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呢?蒋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张副司令就很恳切地诤谏过多次，无奈他不但不能采纳，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学生群众请愿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对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实行枪杀，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蒋委员长是我们平素所拥护的，我们拥护他是希望他能领导我们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他这样的政策错误，我们决不能以感情作用，使总理首创的中华民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忱，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不但是不分派别，即就是不抗日的，我们也希望唤醒他们来抗日，纵然他是汉奸，我们也还要拿出良心来激动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条抗日战线上来。‘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至于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昨天张副司令已经在广播上向全国同胞说明了，现在此间，已组织了抗日联军，准备先向目前侵略我们绥远的敌人抗战，希望我们的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这个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南京政府对我们这次的行动，听说还有不谅解的人。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所以张副司令昨天说的话，我们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也是这个决心，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的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的。”
张、杨接受了中共的建议，12月17日宣布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委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进一步向全国表明要抗日的决心。
为了加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他们还邀请了当时在西安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等国际友人参加，用外语进行广播。贝特兰后来写道：“……但XGOB电台(当时西安的广播电台)正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我的朋友张君是无线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他的雄心很大，要用法、德、俄等语言广播消息，每晚再用英语广播。西安无线电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电台，但结果不能实现原先的计划。南京电台、汉口电台或其他更有力的电台故意干扰电波，使有名的西安电台广播十之八九都听不清楚。”①
另外，张、杨还说服被扣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在电台发表了一番表示理解张、杨行动，希望南京方面进行协商的广播讲话。曾也因此得罪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后被蒋关押了相当时间。
南京政府在发出军事“讨伐”令后，不断地派飞机到西安上空进行骚扰恐吓，地面上桂永清部还向守卫西安东部的东北军发起了试探性进攻，企图以武力征服西安。结果适得其反，激起了张、杨和西安军民的更大义愤。12月16日西安各界数万人在革命公园举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大会通过“立即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权”等十项提案。张学良、杨虎城出席并讲话。
杨虎城在会上发表讲演说：“全体同胞：今天开市民大会，兄弟受着各位同胞热烈的欢迎，觉得是非常之惭愧。我们应该知道，12日的举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义举，经过的一切情形，方才张主任委员已经报告得很清楚了，现在不必再来重说。兄弟现在所说的约有几点，希望全体同胞加以特别注意。第一点，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方开市民大会!(市民一致答：是在革命公园。)大家既知道是在革命公园，就应该知道革命公园这个地方，是许多民众的鲜血和许多民众的头颅所换来的，死难的先烈，都是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求解放而牺牲的爱国志士。现在我们既然在这富有革命性的地方开市民大会，我们惟一所认清的，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目前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武装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了。所以今天在革命公园开会，我们的同胞就不要忘记了先烈的伟大精神，大家都要踏上先烈为我们打开的血路，一致团结起来，努力抗日，才不负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意义了。第二点，兄弟今天看到会场的热烈情形，不觉得大为感动。我们记得从前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每次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的这些口号。群众受着环境的压迫，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自由的。切实地说，若干年来也就是在这些好听的口号当中，几乎将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才得真实的来表现我们救国的意义，毫无虚伪的提出了我们的主张，这才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民众大会，第一次的民众得到自由的大会，这是兄弟今天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二·一二’的义举，我们应该知道是真正民气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动地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有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的劝谏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的兵谏了，所以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这一点是张主任委员与兄弟都是可质之天日无愧怍的了。在过去国家的形势上说，西北各省，只能算是抗日的后防，但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攻夺我绥远以来，于是西北也就随着而变为抗日的前线了。我们的民众，在这种形势之下，就应该认清西北民众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众就要团结起来，巩固西北的国防力量，担负起西北的责任，要拼命的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去牺牲，去抵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能保全我们的中华民族。兄弟相信西北的民众是早已认清了革命的时代的，是决不怕牺牲的。（民众高呼：不怕牺牲。)再一方面，在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印证，凡是一个革命，不只是由空谈的言论，虚伪的呼口号所能成功的，是要拿血拿头颅去硬干才能胜利。我们的张主任委员很坦白地表现了他爱国的虔诚，并认清了西北民众革命精神的伟大性，是极力帮助我们。我们更要拥护保障东亚和平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拿出铁和血的牺牲精神，领导我们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西北民众来完成我们革命的光荣史。我们知道‘一二·一二’的举动，其更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将这种使命更扩大起来，希望全国同胞，大家都能团结起来，抱着绝大的牺牲精神来完成中国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当日张学良、杨虎城还发表了《告将士书》：“我们亲爱的将士们；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发动?为争取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服的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这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也许有人在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实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地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的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说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十几万大军!由这样事实，他们所谓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的吗?双十二事件爆发的一天，中央的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抗日的血战中，只看见日本飞机，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做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非等着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的并吞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才以极大的热忱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去抗日则生，不去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方能收复我们的失土!方能洗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期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去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须要不顾一切之精神来冲破我们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的忠诚同志所必需的精神和勇气!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2． 多方用力 迫蒋转变
12月14日下午，宋美龄的特使端纳带着宋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来到了西安。宋美龄致张学良的信是：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奋密。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夙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借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惊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另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自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③
给蒋介石的信大意是：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因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信的最后一句是：
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④
这封信当时先被张学良看过并由秘书抄录后仍还给了端纳，后由端纳交给了蒋介石。遗憾的是这封令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信的抄件在后来也遗失了。张在会见端纳时，首先对他在非常时期来西安表示了欢迎，接着介绍了蒋的安全状况。说明他对蒋绝无恶意，只要蒋能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表示愿意尽力去说服蒋。张还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事情告诉了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家，端纳也都答应了。
当晚，端纳由张学良陪同去见蒋介石。端纳讲英语中间也夹杂着几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由张学良担任翻译。端纳见到蒋首先握手问好，随后递上宋美龄给蒋的信件。蒋在看完信后突然咧开嘴当着张和端纳的面哭泣了起来。这可能是被蒋夫人温馨的劝慰和对他的亲情所感动，也可能是被“南京的情况是戏中有戏”所刺激，更可能二者兼之吧。蒋在一阵感情宣泄后止住了抽泣，端纳开始对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委托而来的，我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示英、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伟大的伟人(说着将手高高举起比画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将会变为小小的人(说时还俯下身子用手往地面比画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了。”蒋介石在看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又听了端纳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外国势力的一番劝说，更通过事变的刺激与几天的思考，脸上露出笑意，嘴里接连发出了几个“啊！啊！”似乎被端纳所感动，态度有所变化。
端纳见蒋介石的态度已有变化，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舒适的地方去住。蒋见有外国人保驾也就欣然同意。张学良便马上与端纳一起陪同蒋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当晚，端纳也住在了此处。
12月15日，端纳乘飞机离开西安去洛阳。准备第二天一早飞南京去向宋美龄汇报，不料天气条件太差不能起飞，只好在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详细报告了在西安会晤张、蒋的经过。并强调了西安方面的善意及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宋美龄听了端纳的报告“惊喜欲狂”。
她后来回忆说：“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⑤
端纳于12月16日飞返西安，向张、杨讲了宋希望通过蒋来制止“军事长官”即将发动进攻的意图。张、杨同意了这一意见。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第二次见到了蒋介石，向蒋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请蒋下手令停战。张学良当时也用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对蒋表示：“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蒋介石表示下停战令可以考虑。
第二天，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关于暂时停战的信，全文是：
敬之吾兄：闻昨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12月17日。⑥
这就是蒋介石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他个人虽丧失了人身自由，但却不轻易就范；运用固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失时机的努力恢复失去的权利。他一方面运用西安的张、杨作为制约南京“戏中有戏”的一张牌，下达了停战令。同时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进攻作为压迫张、杨，保证自己安全的一张王牌，所以停战令只限3天。当时张学良认为3天太短，还与蒋理论，但蒋不肯让步，在蒋百里的建议下由被扣的大员蒋鼎文亲自送信去南京。
12月17日中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分致何应钦、宋美龄的信件，乘飞机离开西安，当晚宿洛阳，18日上午抵南京。在此前后，端纳也回到南京。
蒋介石的停战令在南京发挥了效果，对西安的轰炸暂时停了下来。但是何应钦并未罢休，公开扬言：“如果张逆以此缓兵，不送委员长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订计划，彻底扫荡。”内战仍有爆发的危险。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议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同时，还推举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赴西安进行所谓宣慰活动。行前，于给杨发过电报。12月18日杨虎城致电已到达潼关的于右任说：“巧电奉悉。此次西安事件，自有其客观环境决定之因素，决非偶然，亦非弟等个人行动，实系应全国民意要求，不得已之最后办法。先生高明，谅能洞悉无遗。城追随先生多年，服膺信仰，始终如一。惟据昨晚中央广播消息，先生此次西来，系负宣慰使使命而来，致此间同人满怀热望尽为‘宣慰’二字而消失。尚希将宣慰之命辞却，以私人名义前来指导，决当竭诚欢迎。至城前所谓中央政策，系指为国为民之中央政策，非目下之退让屈辱亡国灭种政策也。至奉先生速将宣慰使设法辞却，以释群疑，无任盼祷。”⑦表示了婉拒的意思。
时在第十七路总部、西安绥靖公署任处长的王维之后来说：于右任奉南京国民政府之派，偕同张钫、王陆一、曹世英，以及叛杨分子马青苑、毕梅轩等人，顶着“西北宣慰团”的头衔，17日离开南京。于右任到潼关后，即电杨虎城派车接他，杨接电交张学良看，并说：“于右任要来西安宣慰咱们了。”张问杨打算怎么办?杨说：“不理他，让他住在潼关去。”张赞同杨的办法，并说：“给他吃个闭门羹。”于见杨不复电，又打长途电话给杨虎城，说明来陕的目的和愿望。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西北6千万军民，也不答应你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于右任不听杨的劝告，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起初，杨还是“嗯，嗯，嗯”的敷衍着，后来听得有些厌烦了，干脆把电话挂了。后宋子文来到西安，受到张、杨热烈欢迎。事被于右任得知，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质问为什么迎宋而拒他?杨说：“宋子文来西安，是以私人资格来探视蒋介石的，他没有担负任何使命。你是奉命来西安进行宣慰的，所以我们就要劝你回南京，不要前来西安。假如你这次来陕是想去三原扫墓和探亲，或者赞同我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想参加我们的这一爱国行动，共同起而抗日，那么，我们还是竭诚欢迎的。”没等于右任回答，杨又把电话挂了。
3．初见周恩来 “三位一体”
12月17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中共中央组成了周恩来为团长，有博古、叶剑英、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的东楼。
当晚周恩来先会晤了张学良，次日又与杨虎城进行了诚恳的谈话。周与张已不陌生，事变前张曾数次飞往陕北与周见面，达成了双方停战协定；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而杨虎城虽然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与共产党人合作，但却一直没见过中共的领导人。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由中共驻杨虎城部的代表张文彬陪同下前往杨的公馆“止园”与杨虎城会见。周见杨后，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对杨表示问候；对杨与中共的长期友谊表示肯定；对中央红军到陕后的一年多来双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杨也回顾了与多年来与中共的关系与友谊，并问候了中共中央各领导。接着周向杨通报了17晚与张学良会晤的情况；代表中共中央阐述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对前途发展的估计和解决事变的方针；听取了杨对事变发展的看法，研究了紧迫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应对的措施。
谈话中杨虎城再次提到张汉民被红军杀害和红四方面军撕毁合作协定，袭击十七路军的问题。他说，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对红二十五军有曾取得联系并又所帮助；为什么被俘后一定还要杀他?这件事是他一年多来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过去他也曾向汪锋、王世英等提出过，但他们的解释都不能令他信服。周恩来对杨虎城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答复的非常坦诚，承认问题的发生都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所致。周在解释时还提到中共处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犯了同样的错误。对张汉民问题，周恩来说：“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是张汉民同志一个。”周还向杨说明了中共如何在遵义会议后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现在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杨向周还问及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周也详细向杨说明了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道的情形和张国焘所犯错误的问题。杨虎城被周恩来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感动，他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
周恩来的真知灼见和真诚坦荡的政治家作风，使杨虎城非常钦佩，对人称周为“周圣人”。此后，经常派王炳南代表他去向周恩来报告情况，进行联络。许多事情杨都要征询周的意见，周对杨也很尊重，重大问题也认真听取杨的意见，帮助杨。为了加强与杨虎城的联系，在杨的要求下，周恩来在见杨后迅速将南汉宸从天津调到西安，协助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处理西安事变。从此杨、周两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为西安事变的最后解决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西安前确定的方针是，一方面建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一的政治军事机制，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采取南京对立的形式，促其变化。对蒋介石则是，“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所以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南京的“讨伐”和随着端纳的联络与南京政府的谈判问题。
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中，建议可以明确提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来稳定局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同时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支持张、杨同南京政府接触联系。张、杨对周恩来所提出的建议与方针都表示赞同。经过协商共同针对当时形势作出以下的部署：
(1)以十七路军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准备应战。东北军一部集结固原、平凉监视胡宗南军。抽调红军主力立即南下渭北，参加对中央军的决战。东北军南调所留肤施、甘泉等防地由红军接替。
(2)三方结成西北抗日三角同盟，作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坚。(也就是后来称之的三位一体)
拟定了与南京政府谈判谋求政治解决事变的初步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撤出潼关；
(二)援绥抗日；
(三)改组南京政府；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
(六)召开救国会议，确定国是。
同时。还决定：如果日本及亲日分子硬要挑起内战，则三位一体，只有采取坚决防御方针，坚持抗日原则，争取各方同情，分化南京，缩小内战，争取将内战转变为抗战。⑧
12月18日，蒋鼎文拿着蒋介石的停战令回到了南京，但当天中央军刘峙部仍然向华县发动了进攻。防守的东北军士气高涨，三个连就打退了中央军一个团的进攻。加之空中停止了轰炸，使东部紧迫的军事形势稍微趋缓。为东北军主力的集结布防和红军的南下争取了时间。
4． 两宋抵陕 谈判开始
蒋鼎文和端纳回到南京，向有关政要介绍了西安并不是外界宣传的那样。“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⑨但何应钦等主战派坚持，如19日下午6时前蒋介石不能被释放，他们将恢复军事行动。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派根据西安的情况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没有转变立场的情况下，○19日他是不会恢复自由的。西安与南京间的联系已恢复，应该延长停火；并进一步派人去联络创造谈判的基础。于是，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与蒋是亲戚又与张、杨私人关系都不错的宋子文要求担当了去西安的任务。但遭到了何应钦等人的阻挠，理由是宋子文是官方身份，如去与“叛逆者”谈判，有违“纪纲”南京的“战”、“和”两派斗争激烈，一时陷入僵局。端纳1936年12月19日在合众社南京电讯中描述道：“……张学良致电南京，欢迎派人磋商释蒋问题。但南京无人愿意入陕。反之，南京要人复令陆空军立即进攻。因此遂与西安断绝一切交通。南京并禁止任何人进住该处，初阻宋美龄前往，继复图制止宋子文首途。在宋家兄妹的坚持下，何应钦等人在孔祥熙家商议时不得不让步，最后决定两项：1．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2．准许至12月22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⑩
12月19下午2时，宋子文带着两个秘书和刚被他从“军统”监狱要出来的，杨虎城的高级参议郭增恺乘机飞往西安。行前，当宋见到郭的第一句话是：“想不到你还活着！”
郭增恺后来回忆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即1936年12月17日，宋子文深知我和杨将军有密切交情，他以为我是最能在杨面前说话的人，宋就借机将我从狱中要出来。一见面宋子文就说：“蒋先生有些事做得太冒昧，不和别人商议叫你也受委屈了，我们大家既往不咎，这一次救救他吧(指蒋介石)!”宋子文约我同机到西安，宋在飞机告诉我说：“此行很困难，我料到张、杨的话很难说，你先争取虎城的意思，只有你能和虎城说话，虎城只要愿意，我们再做张学良的工作(其实这时我们在被人监视)。”(11)
宋子文一行20日上午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经拟好了谈判条件，准备与南京方面展开谈判。宋子文在张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并获准单独与蒋谈话。在西安期间，宋子文曾两次单独见蒋，向蒋递交了宋美龄、孔祥熙给蒋的信，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
据不久前公布的宋子文日记披露：“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12)
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l．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惟一结论：“和平解决”。“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郭增恺说：到陕西后，我首先见到杨将军。杨对我先有戒心，以为我和宋偕行，又系在押犯，唯恐我替蒋讲话，可是我对杨说：“蒋之国策，我们早已反定，我因为反蒋联共抗日被蒋关押，现在为联合抗日救蒋而陪宋先生前来西安。我赞成的。既然扣蒋，就得有个具体的做法，就得联合全国一致。”我就为杨分析宋哲元、阎锡山等人的态度，杨将军问我宋子文的看法，我直言告说：“宋子文有抗日的要求，当然，他此来是以救蒋为目的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不是蒋的武力所能消灭的，蒋光想靠武力灭共，所以才有今天(即蒋被扣起来)。”杨对我说兵谏是为了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你可告宋好好劝劝蒋。我把杨的话转告给宋子文。
杨将军和宋子文有相当的交情，杨把希望寄托于宋，宋对杨之希望也最大，因此．宋又希望做杨的工作释放蒋介石。当时我哪里了解到周恩来来西安。我就向宋子文说：“周恩来现在西安，不管周之主张如何，周是关键性人物，你要首先找周。”宋子文说：“周一来，西安的事情就更难了，我料周不会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我说：“共产党是始终主张团结抗日的，他们早就发表了宣言，不会记私仇的，不妨试一试?我认为共党和我们的意见一致，张、杨两将军的工作是易于着手的。”从西安飞回的途中，宋子文把蒋介石给他带回南京的手令拿出来一看，上面写的主要内容是“主张继续用武力威胁”这一手令与余日章的女婿黄仁霖带的手令一样，宋子文气愤得将手令撕碎，一边撕一边说：“我们当做他(指蒋)是病人。”说着就把令纸屑从飞机上抛下去。在第三次飞回西安的路上，宋子文讲：“我们除了鸦片烟不干，什么都是人干的(指共产党也是人干的)，没什么奇怪。”他还讲：“他们以为我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我说：“民族资本家也是抗战的。”回到南京，宋子文对英国大使兰青说：“现在决定抗战，你借给我一千万英镑吧!”英国大使兰青表示赞助中国抗战的态度。(13)
宋子文在西安没有多待，21日就匆忙飞返南京。他的西安之行非常重要也很成功。在西安他单独会见了蒋介石，了解到了蒋既怕死，又好面子作出种种姿态；想与张、杨谈判妥协又不愿直接出面；想用武力来压西安放他，又怕压急了危及自己生命的复杂矛盾的心态。同时了解到张、杨和中共方面都希望通过政冶谈判来处理西安事变的愿望。增强了他制止新的内战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心与勇气，才有把蒋的“主张继续用武力威胁”手令撕毁的举动。
宋子文回到南京，即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了西安的情况。使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坚定了排除干扰尽快与西安方面谈判的决心。宋美龄回忆称：“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粱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14)她决心立即飞陕完成最后的和平任务。宋子文回京的第二天，1936年12月22日，宋氏兄妹力排非议，率领端纳、蒋鼎文、戴笠、郭增恺等飞往西安，开始与西安方面进行认真的谈判。
就在宋子文穿梭于西安与南京之间，搭建和平之屋之时，20日中央军加强了地面进攻，华县失守，战事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张、杨与周恩来研究后经讨论后，共同决定：除红军以一部尾随胡敌牵制其行动外，红军主力全部由废阳、西峰经正宁、分系在咸阳过河转到蓝田、商系以南地域，在此期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尽力迟阻刘敌于临潼、渭南，等东北军主力集中，红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即与东来之敌进行决战。张明确提出：此役之“决定关键在红军”，红军务必于十天内集中长武、分系，再十天赶到咸阳与平补充被服、子弹。周恩来据此电告毛泽东：“此间力求艰守渭南、临潼线，待红军来会战”。(15)毛泽东得电后，于22日迅速复电周恩来，说明：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进轮亦加入。(16)
至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共同对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格局迅速形成。在与宋家兄妹谈判的同时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
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②《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第81页。
③佟静：《宋美龄大传》，团结出版社，第190页。
④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142页。
⑤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⑥《国闻周报》，第l4卷第1期。
⑦《致于右任电》1936年12月18日，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89页。
⑧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⑩《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11)郭增恺：《西安事变中我与宋子文到西安的活动》，《文史资料存搞选编》，第684页。
(12)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第17页。
(13)郭增恺：《西安事变中我与宋子文到西安的活动》，《文史资料存搞选编》，第684页。
(14)蒋中正、蒋宋美龄著：《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正中书局1975年版。
(15)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第312页。
(16)同上。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