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杨瀚
就在杨虎城积极寻求联合张学良共同抗日之时，迎来了1936年。杨虎城1月1日发表《告第十七路官兵书》。他在书中说：“以世界一般情形来推测，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了，我们现在可以从世界各国军备竞争的激烈，推测到将来战争的危险和恐怖，很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所以1936年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年。中国目前忧患频仍，在这样的时代中要争生存，那责任的担负者，不是少数人可以为力。而在于举国同胞一致团结，向着同一的目标努力，才可以成功的。保卫这种成功责任的先锋，更是我们负有‘保国卫民’最大使命的军队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一个民族只要是自己能够团结，能够奋斗，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我们应该深切的知道，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是没有满足的。然而我们自己以为，广大的西北是中国争生存的最后生命线。但以地形和军事说，华北不能不说是西北的屏蔽，若华北丧失，帝国主义的威力马上就可以达到西北，西北的沦亡，自然就是中国整个的沦亡了。国家的危难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了，我们军人应该立刻的觉悟，民族、国家的存亡，即是自己的存亡，我们的血应该为民族国家而流，我们的生命应该为民族国家一掷，要这样也不愧是革命的军人。”他就抱着这种“为民族国家一掷”的决心，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
1．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由于他是初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特别是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竞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所折服。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他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OOO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
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米，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1936年1月底，中共党员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找张学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可巧张当时不在，下属不予接待。杨虎城却将宋请去对十七路军的军官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宋黎后来说：我们代表团1936年1月底到达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秘书长不接待。我们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宣传“一二·九”运动，而主持师生会议的校长罗端先次日即被教政当局撤职。我们深感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公署交际处长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热情……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200块钱。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到：“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内的一个礼堂。
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礼堂内庄严肃穆。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我向军官们讲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杨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②
张学良回来后对宋黎等人也很重视，留他们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出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特务押到宪兵营营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中共党员)立即向杨报告，杨着副官让谢晋生向交际处申伯纯报告，由接申伯纯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即派人将宋黎接回。不料此刻，守候在西北饭店的特务又将马绍周逮捕，张学良将军派随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调查，也被省党部特务捕去。张学良当时非常生气，即在电话里要邵力子放人。而邵答复：中央调查局逮捕的要犯不能放。张学良即派孙铭九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沛苍、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澜波，并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事后张学良为了对应付蒋介石，发了一个请求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明知张学良言不由衷，但苦于当时忙着处理两广事件的善后，腾不出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就回电说：“我弟处理此事，殊失莽撞；惟既知错位，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的审理，准如所拟办理。”表面上了结了此案，但促使他暗下了解决西北问题的决心。张、杨也从同蒋的几次较量中，增进了政治互信，感觉到形势的紧迫而加速了反蒋的活动。
2．救国心切 准备“硬干”
杨虎城一面联络共产党，联络国内的各种进步力量，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抓部队的改造，但他的重点一直放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希望通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来营造出一个西北抗日的局面来。为此，他多次与张学良谈心，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在杨虎城的积极谏言和引导下，杨、张二人逐渐在用什么方式达到抗日目的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
据王菊人回忆，1936年春，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③这时他们两人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在一起研究了好几次。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抗日，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前，杨虎城就与广西的李宗仁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联络。刘仲容1980年1月著文说：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此同时，风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要求抗日。一次，李宗仁同我谈话，他听了我的进言后，要我去西安走一趟，了解一下西北的情况及张、杨的动向如何。是年冬，我从南宁出发，先到天津同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王世英、谢甫生等接头，谈了李宗仁对抗日的态度，然后到西安见了杨虎城将军。次年春，我返回南宁，向李宗仁汇报三点：一是同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方面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了解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不愿为蒋介石再打内战，尤其是东北军热烈响应“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张、杨部队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的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目前，他本人和十七路军虽然处境困难，但表示愿意同广西保持联系。
在两广事件发生前，杨虎城从刘仲容的谈话中得知，广东、广西要联合起来反蒋，但如何行动弄不清除。为了掌握局势，杨就派了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打听两广的情况。同时了解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的情况，如果两广反蒋，他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崔孟博从天津回来报告说：两广发动军事倒蒋很快将见诸行动；韩、宋反蒋也是真实的，但抗日是不可靠的；阎锡山极靠不住；西安方面如能与两广联合反蒋，制止蒋的武力统一，先把内战停止，这是团结抗日的前提。杨虎城听后说：“先打破蒋的武力统一，内战会停止，那时，蒋介石再不抗日，看他往哪里走!”
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都有密电给杨，要求出兵支援。杨虎城拿着两广给他的电报与信件去找张学良商议。张对杨说：“这事我早有些知道，并派人去见过间和韩、宋。阎自居为我的父执。说了好些打气的话，表示支持我。韩、宋的反蒋态度是明显的，也同意同我们合作援助两广。”杨也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张。当时未作任何决定，两人约定次日再商量。
第二天的晚上，在张学良西安金家巷的公馆里，张、杨商定了以下办法：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免得蒋对他二人有合谋的疑忌，张、杨致蒋的电报，在文句上有所不同。
(二)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求意见。
(三)如蒋继续对两广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的五十一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十七路军四十二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施行警戒，确保西安以及陕县、郑州段陇海线的铁路交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两人商定办法后，杨便积极地暗中部署十七路军，准备行动。④
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件，7月10日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知张、杨参加。张说他想去看看形势，不等散会就回来。并说：“我自己开飞机往来，毫不误事。”张、杨两人商量研究认为，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两人都去参加五全会不妥。遂决定，由张去南京开会，顺便观察形势。杨则请假留在西安。可当张一到南京，除了开会。蒋介石就叫熊式辉、吴铁城陪张去上海休息、娱乐、跳舞，羁绊得张无法自由行动。张在南京好些日子，没有回来的消息。而两广方面屡屡来电要求西安方面给以支援。杨虎城问王以哲军长，王说他也没有张回来的消息，并说我们可以不等他。杨说：“那怎么行，一定要等张司令回来，才能行动。”张在南京、上海待了一个月，直到蒋介石把两广事件解决了。张从南京回西安后说：“我看两广也太无能，经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垮了，所以我也就没急着回来。”但主要还是张没有下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决心。杨对这次坐失反蒋的良机十分遗憾。
响应两广事件的军事行动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却将杨虎城出的“硬干”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纲领。其间，杨虎城派员(张当时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韩复榘、宋哲元进行了联系，并取得了他们共同采取反蒋抗日行动的保证。由杨虎城主持制定了杨、韩、宋都同意的：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五、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六项主张。这六项主张后来就完全应用在“西安事变”时张、杨发表的八项政治主张之中了。由此而见，西安事变的政治军事准备早在半年前在杨虎城的主导下就进行了。
3．救亡运动 推波助澜
陕西以其独有的文化底蕴，抚育造就了勤劳耿直富于革命精神的人民。经过辛亥革命和西安围城的锻炼与经历，普遍有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特别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在杨虎城的带领下，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推动下，抗日宣传教育开展的非常广泛与深入。从十七路军的大小会议，训练、阅兵到中小学生的课堂，处处可见抗日的宣传。虽然1935年秋以后，随着批“剿共”的部队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的大量涌入，但由于有张、杨二人的庇护与支持，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蓬蓬勃勃，而且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促使张学良最后下了捉蒋的决心。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反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很快影响到了西安的学校。在各学校内，开展起了：驱逐反动校长和教员、传播进步书籍、编写抗日宣传品、刊物、传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节目等活动。各校先后成立了教职员救国会、学生救国会。1936年3月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组织下，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国会。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后，西北抗日救国会即改组为，以韩卓儒、杨明轩等为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会与杨虎城有着密切的联系渠道，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了杨的大力支持与保护。同时，东北的刘澜波、宋黎、高崇民、车向忱等组成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也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
西救、东救相互密切合作，在西安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9月，为了纪念九一八事件五周年，西救、东救联合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发出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组织了游行示威。10月IO日以纪念国庆为由，两会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宣传的还是要求抗日的内容，会后仍举行游行示威。
10月中旬鲁迅先生逝世。西安的文教届的进步人士筹备组织了追悼大会。可特务们千方百计进行阻挠，不批准开会。主办人请求杨虎城支持，杨知道后立即派人以他的名义送去一个花圈，张学良闻知杨的举动后也送了花圈。特务们得知张、杨的态度后不敢公开反对了，11月1日召开了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杨的夫人谢葆真出席了这个大会。
11月15日，西安各中小学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当11月日寇侵犯绥远，全国掀起援绥活动时，西救、东救和学生联合会发起了西安各界抗日援绥大会，发表宣言，发出了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的呼吁。会上群众情绪空前高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于这些群众集会。杨虎城都派部队暗中予以保护，防止特务镇压时造成损失。
1936年11月28日是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日。以往，每年在杨虎城的主持下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为了配合当时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由西北抗日救亡会发起成立了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拟扩大纪念。筹委会开始认为这个活动，以陕西地方单位参加为主，就没有通知东救会和东北军的相关单位。但在开会前夕，张学良闻悉此事，立即告诉筹委会，说：届时他要参加，并说“竞存”、“东望”(东北子弟)小学和部分东北军将士亦去参加。大会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会场中，东北军的将士和十七路军将士并肩列队。东北“竞存”、“东望”小学的学生和西安各校的学生们站在一起。会前，在“竞存”小学的领头下，全场大唱抗日歌曲，气势十分壮观。
米暂沉回忆说：当杨虎城陪同张学良在大会主席台出现时，全场欢呼，掌声经久不息，大会首先请张学良训话。张对杨坚守西安，策应北伐倍加赞扬，并予以高度评价。嘉勉十七路军以更坚决的意志与牺牲精神准备与东北军一起对日寇作战，引起群众雷鸣般的掌声。双方部队的掌声更为热烈。
杨虎城的讲话，首先感谢张学良莅会训示，表示十七路军愿在张副司令领导之下共同抗战。
他再次回顾了坚守西安的艰苦历程，发表了《坚守西安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书中强调了“现在危害我们幸福的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比军阀更十百千万倍的可怕，这是亡国，这是灭种，同胞们，这不是虚声恫吓。九一八后，我们的东四省怎么样了?是不是土地被他们侵占了，房屋被他们居住了，同胞被他们赶走了！冀察又怎么样了?是不是主权被他们侵蚀了，经济被他们掠夺了!领空中他们的飞机可以自由来往，都市中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演习，所谓塘沽协定，所谓某某协定，哪里是协定呢，这真是我们忍辱含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又驱使着匪伪来侵占我们的绥远，以完成他们的大陆政策。什么叫‘大陆政策’?就是将我们赶了，他们搬进来。我们倘再不起来争这一个最后的生存，将来地图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华民国，世界人种表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国人种。古语云：‘毁家纾难’。难来了，要不自毁，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毁的。又云：‘舍身卫国’。国危矣，要不自舍，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舍了。现在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给我们解除这个亡国灭种的惨祸。我们要一致起来，作政府的后盾。我们的办法，是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完整了我们的主权，不使再受敌人侵略，这是我们合理的要求。总理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国人在世界上求自由，求平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同胞们，要认清现在世界上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已到了非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清算，不能生存的时候了，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的胜利终竟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就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一城与守一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杨虎城的讲话，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米暂沉说：大会气氛之热烈，在西安以往是罕见的。会后群众分路游行，高呼抗战救亡口号。⑤
可以说，杨虎城、张学良在当时支持顺应了人民群众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民主要求。同时他们也作为人民的一分子，被这要求而形成的时代巨浪所冲击，所推动，所震撼。西安事变的真正发动者应该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
4．谋划兵谏 令挟天子
失掉了利用两广事变发动反蒋行动的机会后，杨虎城一面向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行动的建议，另一方面他自己仍在努力找寻解决问题的新途径。1936年10月，曾请假离开部队近一年时间的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返回了部队。他一回来就急切地找杨虎城汇报自己的想法。
赵寿山说：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的朋友和干部中，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时日寇灭亡中国的企图迫在眉睫，他的部队面临被蒋介石消灭的威胁，在联共这一点上，他基本上已没有问题。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这时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反蒋联共抗日，对他来说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1936年10月，我在省外治病回到陕西，脑子里有很多问题想和杨谈，同时，也急于想把自己在各地所见所闻及一些想法汇报给杨，因此我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话，谈话中，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榘见过面。也接触了其部下许多人员。杨以询问的口气说：“听说他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我回答说：“在将领中．坚决抗日的只是个别的。”杨又问：“听说张自忠很积极，是不是这样?”我说：“是的，张是积极的。但萧振瀛派是多数，是亲日的，很坏。”谈到韩复榘时，我说，韩在被日寇欺压得无可忍耐的时候，也曾经吓唬过日本人，说他虽然打不过日本人，但是可以在一日夜之间，把他防地内的日本人杀光。虽然韩的话是这样讲，但是还是没有决心抗日的精神准备。最后我说：“总观韩、宋两部的情况，他们内部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已没有冯玉祥当年在南苑练兵时那种精神了。”杨略显惊异地问道：“那不是华北形势相当危险么?”我说：“我看如果一旦日寇进攻，华北有很快失掉的可能。”接着我向杨汇报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特务横行，怨声载道的情况。杨问我：“听说蒋最近严办了几个人，你是否听说过?”我说：“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争权夺利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气，不是惩办几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有一个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曾对我说，不管共产党怎么样，国民党是腐朽了，像一座梁柱已被蛀空的大厦。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倒下来。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杨说：“这个人可算是深知国民党内情的。”我同时又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向杨汇报了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许多事实，以及自己思想上得到的感受。杨听了关心地问我：“你在外面这样长的时间，都接触了些什么人?，'我说：“各方面的一些朋友，主要是在上海的一些陕西同乡，如杨明轩、杨晓初、赵宝华等进步人士。”杨又问：“你对共产党和红军是怎么了解的?”我说：“我这次出去，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受到了很大的启示。我是穷佃户家庭出身，一家人靠父亲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母亲给地主家做杂活，不料地主中途把地收回，父亲被活活气死，因此。我从小就对富人十分痛恨，就想打富济贫，给穷人出气，这次读了三本书，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建立了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强信念。”并说：“我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力量。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有最新的东西，人民非常拥护，红军是一定能够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杨注意地听我说着，还不时点头。当说到十七路军的团结问题时，我请杨考虑是否可以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借以加强杨与各部队军官，尤其是与冯钦哉部队军官的关系，杨说：“绥署有一个步训班。”我说：“那个步训班不解决抗日救亡的思想问题。”杨当时对这个问题没有立即回答，表示以后可以研究。我又向杨建议要搞好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交往，密切联系，以便随时互相沟通意见。杨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同东北军合作。以前我们两部互相间有过一些猜疑，虽则经过东北军方面高崇民先生的联络解释，情况好转，但两部的关系还不够十分密切，你也要注意这个工作。”并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最后谈到联络红军问题，我知道杨与中共中央早有联系，我的部队在汉中时与红四方面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杨也是知道的，只是彼此没有直接谈过。我就直言无隐地说：“红军虽然今天只有几万人，但它是会发展的，将来整个江山会都是它的。我们的部队都遭受过红军不同程度的重创，我的队伍由于与红四方面军有密切联系，贯彻执行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才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我的部队虽已调到陕北前线，但全部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听了略微停顿了一下，沉静地对我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要慎重考虑。”
在最后一次和杨谈话中，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听了显得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你把当年打李桢的精神拿出来(李桢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我便进而表示：“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我们就背靠北山，全部集中到耀县以北。或者干脆就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就像当年由武功撤到陕北，然后又打回来一样。”最后杨很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又说：“国内外形势相当险恶，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举一动要慎加考虑。国家好了，我们才能存在，国家亡了，我们不是死就是去做亡国奴!你近几日所谈的，有些是对的，有些很冲动，要冷静些，咱们以后再谈。”并命令我说：“你离开部队很久了，赶快回去看看部队，安慰安慰官兵。对红军可以用你以前在汉中的办法，但切莫令人看出破绽。把你的部队先整理好。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咱们整个十七路也要作一番整顿。”我听了之后很高兴，第二天就回部队了(当时旅部驻在白水县)。以后听说杨和我谈话后，告诉他左右的人和杜斌丞说；“寿山变了”，表示很高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他处事慎重，又机密，事先不会向我讲。我去部队不久，杨便把我叫回西安，要我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当训练班正在积极筹办中间，各部队的学员名额已经分配下去，第一期学员正待集中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⑥
杨虎城表面上对赵寿山所提出的“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的意见没有表露出更大的热情。但实际里，他接受了这个“天大”的主意。杨虎城没有文化但他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善于汲取智者的智慧。在他思考了一段时间后，于11月初向张学良正式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扣蒋’迫其改变政策的建议”。1956年，在台湾蒋介石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⑦
根据蒋介石要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的指示，张学良1956年12月15日写给蒋的交代中说：“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产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日：‘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必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⑧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白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他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⑨
张学良对杨虎城的这段评述，有对有错。对的是，捉蒋的主意的确不是杨虎城想出来的。但是被张认为一向草莽的杨虎城却想出了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典故来推动张。张更猜错了所谓“那些小家伙们”不是王炳南，因为杨对王虽然器重，主要向王了解一些政治理论问题。王炳南并没有进入杨的决策核心，更主要的是王在共产党严格纪律的束缚下，不可能也不能够向杨提出捉蒋这样一个“天大的”建议。而真正提出这一建议的人是杨虎城的亲信赵寿山。
5．苦谏无效 再欲“剿共”
9月初，杨虎城去上海治疗牙病和检查心脏。在上海拔掉了5颗坏牙并查出患有期外收缩性不整脉的冠心病。在他治疗期间，10月14日蒋介石突然将他召到杭州见面。接见时也没讲什么重要问题，主要是观察杨的态度。因为前不久，西安相继发生了《活路》和查抄省党部事件。蒋派在西安的特务头子曾扩情曾专程飞赴广州去向正在处理两广事件的蒋介石进行了汇报。曾报告蒋，张、杨有联共的迹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际已与红军停战，西安局势不稳。于是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急于去西安了解实际的情况，他的幕僚有人劝他，在中央军还未大量入陕的情况下去西安有危险。但那时的蒋介石正处于统治的高峰。在国际，他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巨额经济援助，就连暗中指挥和支持中共的苏联也对他有所倚重。在国内，他用金钱收买的办法解决了“两广事变”；迫使长期的政敌汪精卫出围；特别是将红军逐出了原有根据地。他自认，红军和地方势力都对他构不成严重的威胁了。但审慎起见，他将杨虎城叫到杭州见面，为的是观察杨有没有异样，蒋很明白，张学良在西安有用的部队只有一个警卫团。西安的实际控制权是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当他感到杨的态度依旧时，就在10月22日偕钱大钧等飞抵西安。布置剿共军事。
蒋介石到西安后的头两天，显得若无其事让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着游览名胜，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在游览中，蒋介石问张学良最近在看什么书，张直言说：“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听后面颜顿变，厉声对张说：“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种书，这些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你以后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公全集》等书，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张听后笑而未做声。
蒋经过几天观察后才分别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讲了他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剿共”的计划，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张学良对蒋的计划直接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并说这是整个东北军的意见。杨虎城则委婉地表示，他个人服从命令没有问题，但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而“剿共”士气低落，是值得忧虑的问题。而蒋介石不为张、杨的意见所动，强调彻底“剿共”势在必行，决心决不动摇。为了提高“剿共”士气，10月26日他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五六百名军官进行训话，宣传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
时值蒋介石50岁寿诞，国民党当局，为了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和威望，在全国范围搞起了所谓“祝寿”活动。蒋介石则故作姿态，10月29日以避寿为名由西安飞抵洛阳。他在洛阳前后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他对解决西北问题(“剿共”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问题)作了大量和周密的部署。
lO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举行了庆祝50大寿的活动，接受全国被以“祝寿”名义而要求捐献的飞机。11月17日飞往太原，当时绥东抗战战事正紧，蒋原想将傅作义叫到太原当面告之，绥东抗战不许扩大，并要尽快将战事停下来。无奈傅因前线离不开，就委托阎锡山派员去传达他的旨意。阎锡山很听话，立即按蒋的意思办理，果然绥东抗战在收复百灵庙后就停止了。
11月18日蒋回到洛阳，19日又飞往济南。因他得到情报，原冯玉祥的旧部山东的韩复榘、北平的宋哲元在日本人的策动下酝酿在华北反蒋，不久前韩、宋两人为此事还在河北南宫秘密会谈。蒋到济南后对韩复榘说，他如何信任韩、宋，如何依重他们支撑华北危局等等。目的是要稳定住韩、宋，不要趁他在西北大动刀兵之时，在背后捣他的乱。韩复榘在蒋的拉拢下表示“一定听从委员长吩咐，一定听从委员长吩咐”。
在政治方面，制造了一个更加利于“剿共”的政治氛围，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次日，李公朴自投法院，史良(女)因故躲避未到案，被通缉，造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同时还查封了14种国内著名刊物。
外交方面，蒋介石委派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了会谈。目的就是希望日本理解和支持他的西北“剿共”战争。
军事上，将刚调到湖南、湖北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中央军约30个师的兵力调至平汉线汉口至郑州问，陇海线郑州至灵宝问，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开进陕西“剿共”。同时还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飞机场，要求要有能满足100架战斗轰炸机的作战地勤设备。并内定了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职驻前方指挥“督剿”，樊崧甫、万耀煌为总预备队司令、副司令。计划以为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时间，便可剿灭红军。一番精心安排后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驾临西安，要亲自组织对红军的最后一战。
①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6l—162页。
②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2页。
③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56页。
④同上，第158—159页。
⑤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36页。
⑥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36—139页。
⑦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炎黄春秋》，第11期。
⑧窦应台：《张学良遗稿》，《张学良幽禁期间给蒋介石的七封信》作家出版社，第168—169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