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七章 谈判起伏 最终释蒋
杨瀚
西安事变就犹如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所形容的如同“一场精彩的好戏”。随着国际间各种力量的不断介入，剧情更加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使得主要的“演员们”不得不变换和不时的调整着自己的表演角度。
1．共产国际的意见
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达西安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的意见尚未传达到。这就为刚刚通过“遵义会议”走上正确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制定和实施对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的时间与空间。
据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
1936年12月13日
有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
斯托马尼亚科夫①来见。他对张学良作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
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12点，斯大林来电话：“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3点半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②，别人不用来!”
(有库西宁③、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④、王明、邓发、爱尔科利⑤、曼达利扬⑥参加。)
1936年12月16日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⑦。)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由于这一行动已经作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1．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2．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4．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⑧
在共产国际的电报到达(12月20日)前，18日晚和l9日白天，南京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苏联《真理报》严厉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这个广播，不仅陕北中共中央听到了，而且西安方面也听到了，就连地处甘北前线的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听到了。周恩来当天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这件事，电报称：“闻，《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无形中帮助日本侵略之发展”。同样，在中共中央当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到了这一消息，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20日，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央去电询问：“南京新闻谓，《真理报》载西安事件是挑发内战之烟幕弹，将来利于日本进攻，张学良之举动乃投机行为云。中央对西安事件意义及前途估计请详告，张之扣蒋乃逼不理已之行动，应告国际”。⑨苏联的行为给西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于19日紧急召开了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讨论中，与会者一致同意，事变发生后没有估计到南京方面以及地方实力派“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以致形成一个拥蒋潮流，使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空前严重。鉴于此，张闻天明确认为此前的方针有问题，指出：“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毛泽东批评苏联对事变的态度时说：“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杀”时，张则认为：“对苏联的舆论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是有些妨碍的”。尽管，我们自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我们今后的做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在会上取得了两项共识，一是否定了任何反蒋的可能性，承认对蒋生命安全的任何明显的威胁都只能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二是否定了原先在西安成立政府的设想，承认否定南京政府的做法也要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关于如何避免内战危险问题，会议上尚为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毛泽东总结说，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有两种方法，一是文章调停；一是武装调停，内中是很复杂的，要转很多弯子的。特别是在南京和西安两方面，我们固然应当争取南京，但更要争取西安。会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停止讨伐、和平解决事变的四项建议。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一)我们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发动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准备在南京“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这种防御战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毛泽东删去了一段足以让西安张、杨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转告了张、杨：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⑩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和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总体态度没有变化，但实际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中共中央在18日给国民党中央的通电，事实上仍站在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说话，通电中虽然已经开始承认可以保蒋安全，恢复其自由，但前提仍然是必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且不愿承认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介石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而在20日之后，中共中央的通电站在第三者立场说话，向西安和南京，双方提出建议，而且建议也不再为保证蒋安全问题设置前提条件了，甚至张、杨所提议的改组南京政府、召集救国会议、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条件也不再提了。建议的主旨只希望南京政府能够同意停止进攻，立即召集一次和平会议，来讨论抗日救亡及蒋先生的处置问题。
杨虎城为了国家民族促成张学良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在他来说，干得好，国家得救；干得不好，失败了，也落得个轰轰烈烈的下场。从他的思想上原来是没有继续拥戴蒋再做领袖的概念。所以蒋被扣后，他一直不去看望。在政治理想上他是希望在中国搞民主政治，结束独裁专制，所以他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这次的“兵谏”行动。打算通过“兵谏”实现多年的政治理想，以他主导制定的《八项政治主张》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如何处置蒋，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他深知蒋介石驾驭权力的能力和不讲信义的一贯作风，所以中共一开始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方针时，杨是很赞同的。当时，其部下有人问到如何处置蒋时，他回答很干脆：“交给中共去处理。”但是随着形势发展和各方态度变化，事变的结局有可能脱离他所设计的初衷时，使他颇感烦恼。
在与宋家兄妹谈判前，杨虎城与张学良在12月20日晚再次统一思想。王菊人后来说两人在分析了形势后认为：
事变一起，形势大变。
先是十七路军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蒋军樊崧甫的董钊二十八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一个营随即进至赤水一带。接着蒋军迅速大量西进。冯饮哉叛变后，我军在渭河北岸，已无险可守，军事危急。
外援上，阎锡山背弃诺言，只是不出兵攻我们便是。韩、宋态度犹疑按兵不动，李宗仁、刘湘积极响应，但无法以实力援助我们。
不久，在咸阳的蒋军十三师万耀煌部被陕警备三旅解除武装，一小部分逃入秦岭。驻甘肃的胡宗南等师尚无异动，汉中王耀武旅亦无向北进攻模样。红军迅速大兵南下，日夜行军，某部已进入商雒地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
我们的兵力弱于蒋军，但抗日反蒋的士气是高的，如桂永清的装备精良的教导总队向我军进攻时，被我一击即溃，即其例证。
但，外援无望，内部可虑之事尚多。在对何应钦、汪精卫等亲日派的活动进行初步了解后，觉得把蒋长此拘留，这个人质也会失去作用，使蒋回去，反而可以造成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至少亲日派汪、何等人拿不到实权。自然放蒋回去对我们也不利的方面，但两者相权取其轻，放蒋之害还是轻些。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提出后，放蒋、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但杨的主张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放蒋，即：(一)蒋介石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表明(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以上各项是1936年12月20日在杨的官邸，张、杨商量后统一了的意见。(11)
2．谈判破僵 张、杨起隙
宋美龄、宋子文一行12月22日飞抵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均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将南京来的这一行人士安置在了自己的公馆内住下。宋美龄稍事安顿后，就去看了近在咫尺但在另一栋楼房的蒋介石。
宋美龄回忆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滑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日：“我来视君耳。”蒋向宋诉说了被劫持的经过。开始还是作出坚持在“劫持中决不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的姿态。在宋美龄将国内、国际的形势以及外国政府的态度告知后，蒋介石转换了态度提出了两个谈判前提条件，一是他不直接出面，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是谈定的所有条件他都不签字，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执行。
张、杨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蒋的要求，正式淡判从12月23日上午开始。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鉴于张、杨是蒋的部下，就由周恩来代表他们提出六项条件：(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告蒋介石。关于放蒋的条件，宋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沈钧儒等七位爱国领袖。张、杨、周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才可回南京。
宋子文在日记里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l．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23日下午四方继续进行谈判，宋子文根据蒋的意思对六项条件提出修改意见。周恩来对这次谈判的情况，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做了如下记载：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辙、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或阎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寄宽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序幕拉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七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12)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13)
12月24日上午，四方继续进行谈判，不同的是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又经过一个上午的谈判，到中午基本结束，大致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
(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
(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
(六)分批释放政治犯。
(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
(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
对于放蒋的问题，两宋要求在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京，张表示同意，杨、周答应再考虑。
放蒋，杨虎城原则上是同意的，他在谈判前就与张统一过思想。杨之所以没有立即同意，主要是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放最有利。周则是还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关于他“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14)的指示。
宋子文对谈判的结果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 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 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 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l. 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 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12月24日下午，张、杨分头去处理其内部事务，委托周恩来与宋子文继续接触。周恩来单独向宋提出了要见蒋介石的要求。经蒋同意后，当晚，由宋氏兄妹陪同周见到了蒋介石。对这次周与蒋的会见，一直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有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作了如下描述：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两宋告诉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谈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坐。周这时看清蒋的形容衰老憔悴，满嘴没有牙，难看得很，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
周向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用眼睛直看着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立即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听了这句话，沉默了一下，好像有很多感慨的样子，然后向周表示以下三点：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3．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谈完以上三点，蒋坐在床上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多谈一谈。”周于是向蒋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连说：“好，好。”周就此辞出。(15)另外，在见蒋时周恩来还告诉蒋他儿子蒋经国还健在苏联，中共可设法让其回国。
3．顾全大局 决定释蒋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团结是西安事变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和事变之中，两人一直都是以一种同生死、共荣辱的心态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杨虽年长，经验丰富，但他从来都以长官来尊张；张也不以部下来对杨，重大问题都与杨事前沟通仔细商量。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使他们共同闯过了：临潼捉蒋，部下叛变，南京讨伐，国际指责，朋友背约等接连不断的困难艰险。但自宋美龄到西安后，张将宋氏兄妹安排住在自己家里，这使杨心中不悦。在一些张、杨和宋氏兄妹都在的场合，张用英语与宋氏兄妹谈话，更使杨非常尴尬。
12月24日上午，张先表态同意先放蒋回南京。下午，张又单独在他的办公楼里召集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得田、卢广绩等设计委员会成员开会。因为前一天，设计委员会开会曾就在什么条件下放蒋进行了讨论。会上大家发表了各种意见，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没有保证，蒋不能走”。也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提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他干掉”。(16)
当这些意见报告到张、杨那里后，杨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没有表态。而张听了异常紧张，就召开了24日下午的会议。会上，张先将几天谈判的情况向到会人员作了扼要介绍，并透露很快就要放蒋走，他自己还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然后很严肃地对与会者说：“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边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当有人问到：“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张声色俱厉地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17)当人们将考虑的保证条件说出来后，张很自信地说：“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有人问：“副司令还要亲自送他回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万万不能为再难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乱闹。”最后有人问说：“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顾全大局的。”(18)
王菊人说：关于“放蒋”问题，张、杨还谈过几次。张说，蒋对他表示过几次，蒋是赞成我们主张的，但蒋不在南京，没有人能作主张，这关系到国策的变更，得在中央全会通过才行，不过只要蒋提出来，不会通不过。蒋说他对抗日是有准备的，只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不采取稳健的办法。张还说，蒋屡次表示他以人格作保证．看来他不至于欺骗我们。杨说：“放蒋是一定的，你不要着急，看看下一步再说。”(19)24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因为张学良主张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而发生激烈争吵。对于这次争执，杨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却在与杨吵完后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据宋子文在12月24日西安事变日记中记载：
“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认为， “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20)
张学良在《警告世人》一书中说：杨虎城反对蒋委员长返京，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
12月25日，当张知道杨还坚持要有条件放蒋，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下午三时过后，张打电话叫杨去他公馆。杨以为张改变了想法，兴冲冲去了张处。等杨赶到时。看到蒋已出门准备上汽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当时事出突然，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与张决裂，将张和蒋都扣下来；另一是服从张的安排。杨虎城丝毫不了解张这两天背着他已多次与蒋宋策划离开西安计划的情况。为了顾全和张的团结这个大局。选择了后者，没有与张争执，随张到机场去送蒋。不料到机场后，张突然给了杨一个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蒋介石一行到机场后，看到有2000多人的群众队伍聚集在那里(为了欢迎傅作义将军)。蒋见群众就紧张，以为是要阻止他离开呢。一下车就赶忙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我答应的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的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21)
12月25日下午4时。随着飞机马达的轰鸣，蒋介石离开了让他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西安，结束了14天的囚禁生活。张学良也送蒋离开了西安。当天是圣诞节，37岁的少帅以他的自由与政治生命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宋美龄。为西安事变这场惊险大剧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①斯托马尼亚科失(1882—1941)，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马努伊尔斯基(1883—1959)，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③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1881—1964)，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④M．A．莫斯克文(1883--1940)，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成员。
⑤爱尔科利，即帕尔米罗·托利阿季(1893--1964)，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
⑥曼达利扬，季米特洛夫秘书处工作人员。
⑦缺席者为伏罗希洛夫。
⑧《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
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第330页。
⑩《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1)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81--182页。
(12)蒋中正、蒋宋美龄著：《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Ol一59，正中书局1975年版。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l—72页。
(14)《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1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157页。
(16)同上书，第158页。
(17)同上书，第159页。
(18)同上书，第159—16l页。
(19)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陡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82—183页。
(20)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第21页。
(21)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的结果》(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