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八章 力撑危局 诚心对天
杨瀚
西安事变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60天剿灭红军的美梦；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新的组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牵动了国际大局。14天的拘禁使蒋的气焰收敛，计划泡汤，但未能改变他的根本阶级立场和政治品质。当张学良作为“罪人”到南京表示请罪时，一个报复他、报复杨虎城、报复西安爱国军民的阴谋也随之展开。
1．“负荆请罪” 翻云覆雨
1936年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正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24日，关于有条件放蒋的指示①正在忙着起草的政治文件时，忽见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来告，说张已送蒋去了机场。当周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升空了。周恩来感叹地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②
放蒋的消息在西安迅速传开，犹如盛夏之时给人们的头上浇了一盆冰水，低靡、沮丧的气氛一时笼罩了全城。米暂沉去问杨虎城：“蒋介石走了吗?”杨虎城点点头。等了一会儿，杨虎城又说：“走了一个不算，还跟了一个去。”笔者(米暂沉)更觉茫然。看见杨虎城的表情，极其颓丧、愤懑，也不好再问究竟哪一个跟去了。很快，杜斌丞来了，杜一进门就说：“这简直把革命当儿戏，孺子不可教也。”一气坐在沙发上。他们俩人都不言语，笔者只好退出。察觉到可能是张跟去了，但还不敢肯定。由杨虎城的会客室出来，笔者到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的办公室。李坐在一张摇椅上，两手抱着头，拼命地摇，见笔者进去，也没有理。笔者坐下之后，问“蒋介石走了?”李“嗯”了一声。笔者停了一会儿又问：“还有谁呢!我们的少帅。”③
对于张学良突然释蒋并送蒋，被社斌丞视为儿戏的举动，如何解释呢?
杨虎城说他“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
也有人归咎于“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 (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④
12月25日下午5时45分，蒋介石一行和张学良飞抵洛阳。在飞机加油的过程中，蒋介石就让张电告杨虎城，让杨释放仍然扣留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南京大员和几十架作战飞机。张在“把人情做到家”的思想支配下，立即电告杨虎城放人放机。杨在25日晚接到张的电报后，次日一早就同东北军的王以哲和周恩来等商量。他们一致认为，既然张有电报来，自然应当照办，于是就决定放人放机。
王菊人回忆说：张上飞机送蒋走了。杨回到新城，立即同几个人谈了机场的情形，大家都反对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不过蒋、张已走了，只好商量下一步的办法。杨说：“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万一张回不来该怎么办?”这时大家思想很乱，只是对张回陕还未丧失信心。不久，张又来信，叫放陈诚等人，还叫放被扣的中央飞机。有人主张不放走蒋系高级将领，让他们无形中成为人质，飞机也不放走。杨说：“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张叫放就全放了吧，看他的意思，我们不放，会给他在南京造成困难。”⑤
12月26日下午，杨虎城分别拜会了所有被扣大员，向他们表示歉意，当晚还举行宴会款待了他们。27日一早，陈诚等大员就离开了西安返回南京。下午，被扣飞机也离开了西安。
蒋介石一行25日晚住在了洛阳，蒋和宋美龄26日上午9时左右乘一架飞机在中午时分到达南京。张学良和宋子文乘另一架飞机后离开洛阳，下午到京。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午后2时抵京，寓子文兄处，一切安善，请转告诸同志释念。学良，宥戍印。”
就在张感觉“一切安善”时，蒋介石已命陈布雷为他杜撰一篇题为《对张杨的训词》的文章，一定要赶在27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同时命戴笠对张下榻的宋公馆严加防范，限制张与外界的联系；他还通过宋子文暗示张要有认罪的表示。张就在到南京的当天，给蒋写了一封表示“请罪”的信，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大罪。兹腼颜随节采京，是以至诚，愿领受委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忧。俯乞鉴察。专肃。
敬叩。
学良肃二十六日⑥
张学良这封“请罪信”就成为了他永世不能脱罪的把柄，至今作为证据，保存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
12月27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西安事变对张杨训词》的文章。《训词》称：张、杨是受了“反动派之煽惑，”此次“勇于改过”，是由于受蒋的“精神之感召”。说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等等。蒋介石企图通过这个所谓《训词》，来掩盖蒋与西安方面谈判的真相，吹嘘自己的伟大，迷惑国内外的视听。为其今后的政治企图做好铺垫。为了使人相信《训词》的真实性，在发表时刻意加注有宋美龄笔录的字样。宋美龄也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做了一番似乎确有其事的记述：“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文详附录。)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洞悉蒋介石一贯伎俩的毛泽东，在这篇无中生有的《训词》发表的第二天，1936年12月28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声明指出：“蒋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指出蒋介石是因为保证实行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蒋介石收到张学良26日的信后立即分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展开了对张的迫害。在蒋的策划下，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第31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听取了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情况的简报；否定了蒋介石因为事变而提出的辞职。30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第32次常务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对蒋再次慰留，并给蒋一个月假期。同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第32次会议，决定将张学良送军事委员会依军法处理，并成立高等军法会审，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当天国民政府就发表了李烈钧为审判长的任命，军事委员会又决定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真可谓，紧锣密鼓，一环紧扣一环。
可这时张学良却被蒙在鼓里，继续为维护蒋介石威信和地位而努力。12月27日他写信给杨虎城：
虎城仁兄大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寰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我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仍认为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不清密知可也。此请大安
弟良顿首
二十七日夜中⑦
12月31日上午，对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开场。经过匆匆几个小时的“审理”当天就按蒋介石的授意下，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法庭上，张学良一面据理申诉了发动西安事变的正义性；一面却又承认“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⑧
蒋介石在判处张学良的当天下午又给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
国民政府收到蒋介石的呈文后，立即交司法院进行核议，司法院当日即以“尚属可行”报复国民政府。1937年1月4日，在林森主持下，国民政府举行第22次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给予张学良特赦的决议。当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张学良从此失掉了自由，一直被管束到蒋家两代当权者都死后才恢复自由。
2．不惧压力 奋力救张
蒋介石在刚回到南京时，对西安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12月26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杨主任虎城兄勋鉴：中正于今午抵京，一切安好，请释念。中正，宥亥印。”何应钦也给杨虎城来电，称蒋介石“留余旬多，多得吾兄爱护，此间同仁咸深感念”。12月31日，撤销了讨逆总司令部，宣布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试图安抚杨虎城，分化张与杨，以便抓紧时间集中处理张。但杨虎城不为这些小技所动，在南京发表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后，12月29日以致函陕西各县县长，述西安事变的经过及和平解决情形并告今后施政方针的方式，公布了与蒋宋谈判，蒋所作的政治承诺等真相。以正视听，争取群众的了解与支持，为下一步与蒋斗争做准备。(见附录)
12月30日，杨虎城、周恩来商议，再派人和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联络。向他们说明事变真相，争取政治支持。
12月31日，杨虎城致函孔祥熙：“比闻张副司令自请处分，为国家纪纲计，固属应有之举，惟弟事同一体，亦应分负厥责，庶昭平允。尚希代陈此情，俾免疚心。目前西北军民抗日情绪弥形高涨，奠不跃跃欲试，磨砺以须，务恳密为主持，力促早日实现，以慰喁望，国家民族实拜嘉赐，非弟一隅之幸也。兹因阎宝航兄回京之便，特修芜柬，借布悃忱。”
1937年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举行了盛大阅兵式，以振作精神，向南京示威，声援获刑的张学良。杨虎城当日致电宋子文：“此次举措，弟本应与汉公同负罪责，独罚汉公，至感不安。”“尚祈鼎力运筹，俾汉公早日返陕主持一切，无任祷幸。”再次表达了要与张共担罪责的态度，希望宋能帮助张恢复自由。
这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在为西安的事情忙碌着。他召开了有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靖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解决西北问题的大政方略。会议最后确定了以采取政治解决为主，军事为从的基本方针。但在行动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蒋在确定以上原则后，立刻部署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东西夹击态势。具体部署是：以顾祝同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十个师，东线潼关正面；以卫立煌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师位于潼关以南的商雒一带；以陈诚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十个师，分布潼关、新乡，川鄂边境；以蒋鼎文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五个师又一个旅，据西线甘肃、宁夏一带；朱绍良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九个师，据西线陕南、陇南及兰州附近；空军部队指挥官为毛邦初。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到洛阳代蒋指挥上述部队。
蒋在完成军事部署后便离开南京去浙江奉化老家休息疗养了。
1月2日，西安方面获悉：张学良原住宋子文处，自31日被审后押入孔祥熙宅失去自由。潼关以东中央军业已回师西进，借口是西安方面至今不允通车，阴谋赤化。因此，杨虎城与周恩来及王以哲、于学忠、董英斌等东北军将领研究商定，一面由杨虎城等领卫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等，促使张速回；一面作出相应军事部署做好应战准备。同时并速调红军主力南下栒邑、淳化，做好参战准备。
1月3日。南京方面用电话通知西安杨虎城等，告知南京政府准备给杨以革职留任的处分，以孙蔚如代理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要求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领发通电表示拥护。
同日杨虎城复电何应钦：“关于陕省府改组及人选问题，委座在陕时曾两度垂询，当时张副司令、宋子文兄均主以孙军长蔚如继任，因伊对于行政方面亦颇富经验。惟事关重大，决定自在中央，城不过以当时经过情形奉告，借供参考耳。”实际表示不接受南京的人事安排。
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电话通知杨虎城，中央已决定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驻陕，并要求东北军立即恢复西安事变以前的位置，十七路军主力立即开回陕北。
同日，杨虎城再次致电宋子文：“我兄前电曾谓汉公可于5日离京返陕。现此间一切亟待主持，汉公一日不返，即军民一日不安。务恳我兄眷念西北，始终玉成，就近周旋，促请汉公如期返陕，实深感盼。”
随着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迫害对西安的压迫日益严重，1月4日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与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拟定了三方面的联合作战方案。具体是：东线从渭南赤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配置六个师的兵力巩固正面。同时集结步兵三个师以上及骑兵两个师与渭北，准备向南实施坚决突击，歼敌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为此目的，渭河以南的蓝田、商系一带，以一部兵力依托秦岭，以运动战与游击战，迟阻北来之李默庵之比纵队。红军主力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李纵队，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西线，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学忠两部对胡宗南东西两侧形成威胁，红军一部尾随胡敌钳制之。北线，则主要以孙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线，红军一部警戒瓦窑堡、清涧一线。同时还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张学良为总指挥，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周恩来、博古将这个方案电告了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即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加强“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⑧
1937年1月4日政府公布对张学良的最后处理决定，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慨。
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发出歌电，规定“陕甘军事善后办法”：
(一)人事方面：一、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二、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三、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四、以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
(二)驻地分区：
1．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军，及李纵队驻潼关、朝邑、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西安、雒南、商县、蓝田、富平、三原、泾阳、成阳、兴平、鄠县、醴泉、武功、周至、郿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汧阳、陇县、清水、秦安、天水、通谓、甘谷等县，又胡、孔关各师仍驻原地。
2．第十七路军直属各警备旅、团移驻正宁、枸邑、淳化、耀县、乾县、麟游、永寿、灵台、长武、邠县等县，孙蔚如部十七师移驻甘泉、鄜县、中部、宜君等县。
3．冯钦哉部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韩城、宜川等县。
4．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及一零五师、一零九师、一一二师、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律恢复十二月以前之原位置，以上各项，望即日遵照办理。
西安方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慨。对南京政府采取了坚决抗命的态度。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争取张学良获得自由，1月5日，杨虎城领衔通电中外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挑动新的内战：
“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予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惟我蒋委员长。何幸我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其刍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爱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人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敌，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当无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及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意，恃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昕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赐教言，尤所企盼。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同叩，歌。”
同日杨虎城还领衔发出了一封致蒋介石的电报，强调“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西北军民一日不安。钧座笃爱地方，务恳促令早日返陕，主持一切，实深感祷．如何?敬候饬遵。”
1月6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痛斥亲日派阻留张学良归陕，纵兵西进，希望得到广西的支持。电文巾说：“两兄抗敌先觉，南方础石，气求声应，度必鉴此衷肠，务请通盘筹划，赐我南针，切实策应，实现抗日主张，不胜临电盼祷之至。”
同日，杨虎城致函蒋介石再次要求允张学良回陕：“伏思文日之举，张副司令与城纯出于爱国及拥护钧座之赤诚，业蒙洞察下情，曲予原宥，凡所陈请，悉荷采纳。此诚国家民族无疆之庥，西北军民同深感戴者也。今者，中央诸军西来无已，万一误会，咎何可当。切恳明令制止，一致对外，则自城以下，其孰敢不投殳前驱效命御侮，区区血忱，谅邀垂察。日来一切事宜，均遵钧旨办理，惟张副司令尚未回陕，群疑满腹。张副司令恭侍钧座入京，束身待罪，是其心迹已可表现，且蒙钧座转陈中央从宽赦宥，不惟身受者沦浃难忘，即城亦感深鳌戴矣。目前西北军民望张副司令早旋，处理要务。敬祈钧座促其旋陕，以慰舆情。未尽之忱，概托胡公冕君面陈。”
蒋介石原以为，一面通过审判张学良；一面调集5个集团军40万兵力摆出对西安的夹击之势，就能将杨虎城等吓住，乖乖地执行他制定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不料，这两着只解决了张学良的问题，却激怒了西安方面。使他一直想隐瞒的六项承诺被杨虎城等在全国通电中公布于天下。促使西安方面动员了起来做好了军事准备。形势正如1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时指出的：“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下，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杨虎城等不怕恐吓，与红军结成了更加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摆出不惜与南京方面一战的架势。这实际是蒋介石最怕出现的局面。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调整了策略。
3．刚柔互用 针锋相对
为了缓和西安方面的情绪，蒋介石1月7日给杨虎城等复电称：“中(蒋自称)请国府特赦呈文，谅荷察阅。赦令中未提复权字样，当主刑已赦，此节将不难补救。现国府明令有交军委会管束之语，闻开会时多数意见，均以此时暂留汉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汉卿，而原谅与爱护之心，则绝无二致。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但对汉卿务从优待，勿使略感不便，捎缓即为续请，务望兄等放心!国事至此，惟有使救国主旨，贯彻于提高国家纪律之中，而地方元气与袍泽力量使整个保全，各无遗憾。故解决之道，必须公私兼顾，情理两安。愿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陕中各将领均能体汉兄爱国家、爱纪纲之苦心以爱汉兄也。”
蒋一面缓和气氛，一面继续撒谎。同时，充分利用张学良这张掌握在手心的王牌。不是直接压不服你们吗?那我压张，用张来制约你们。
1月7日，蒋介石写信给张学良，除简告“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内容外，主要是让张写信给“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同时威胁张说：“若苒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11)从蒋介石亲自导演的审判戏，到又给张学良写信，使人们深刻地领略到蒋政治手段的高超。
当晚，张就给杨虎城写了这封信：
虎城兄大鉴：
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也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寰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争，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披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专此并颂
近安
弟良顿首
七日⑨
此时，张还相信“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的鬼话。
为了表示诚心，张立即给蒋复信。不但同意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西安，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自已提出了解决西安问题的“意见书”。信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钧鉴：雨农同志交来手示，已遵(嘱)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巨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俯乞鉴宥。如蒙下问，愿述其详。盼钧体早复健康，深望为国珍摄。专肃。敬叩。
学良谨肃七日
附：张学良意见书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却，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商、萧之楚、万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训练完毕，良愿去读书。
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先生协调委员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12)
到1月10日左右，东北军、十七路军已陆续在前线各战略要点与中央军发生接触。红军也迅速开赴渭北前线，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等率领红军2万余人抵达三原、泾阳、富平一带，有力地支持了身处逆境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杨虎城密电三原赵寿山：“着即由三原分库代领七九步枪弹20万粒、机枪弹lO万粒，交左(左权)军团为要。”
1月8日，抗日联军126名将领发表通电，响应杨虎城、于学忠等“歌电”表示：“咸欲至无可忍时，为自卫而战，万死不辞。”1月9日，西安各界民众475个团体15万人，举行武装示威大游行。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撤退人陕各军，惩办挑拨内战分子，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救国大计。表现了西安军民不惧威胁，奋力抗争的决心。迫使蒋介石不敢贸然动武。
这时，蒋介石人虽在奉化养病，但时时在指挥着对西安的政治、军事行动。从1月7日到10日，蒋介石多次给前敌总司令刘峙、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去电，强调“政治解决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同时他也做了大规模进攻的安排，甚至还准备施放毒气。蒋指示“教导总队与三十六师既定为功城队，则在未攻城之前即可作为总预备队，并令其携带防毒面具与即时练习，以免临时不惯也；并令空军充分准备各种瓦斯炸弹，以备万一之用。”攻击令下后， “一面用空军轰炸与劝降，而主力则专意向西安猛进，期速达成攻克西安之主目的。”总之，务求“开战后十日内攻克西安。”(13)
1月lO日蒋再次电示刘峙、顾祝同：“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前，应力避免冲突，勿使接触”，并规定“至总攻击令，必须侯中(注指蒋本人)核定为要。”(14)
第二天他又电示刘、顾：“在前方，对逆方表示，不能不紧张激昂，并须限其解决日期，使其不敢拖。意对派来或我方派去之人，限定铣日(16日)为最后之期，如过此则再无商洽余地之意明告之。”(15)
蒋为了改变西北的局面，尽快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依据张学良的“意见书”制定出了解决陕甘善后的甲、乙两个方案。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远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铁路各系，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系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离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在甲、乙两案中都没有提及让杨虎城出国的问题，但蒋实际上是采纳了张学良的意见，事变结束后即将杨放逐国外。
1月9日，蒋介石派东北籍人士王化一、吴瀚焘携他和张学良的亲笔信到西安。王、吴当天下午到西安后，即向杨虎城等递交了相关信件，并传达了张的口信。张的信已述，蒋的信主要是要杨和各将领息兵听令，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以移防后的优厚待遇等。
1月10日晨，杨虎城再次接见王化一、吴瀚焘，对王、吴说：“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自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16)
10日下午，西安方面与洛阳方而取得联系，前方军事行动停止。西安方面获知，祝绍周11日将代表中央军到西安，协商停战和恢复交通问题，紧张状况有所缓和。11日祝绍周带着解决陕甘善后的甲、乙两个方案来到西安。
1月12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等研究南京方面的甲、乙两案及蒋介石10日来信。来信再次说张学良不能回陕。研究后认为，当时最首要的问题是要争取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杨、王、周决定派十七路军原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和东北军代表鲍文樾赴南京进行谈判。
当日杨虎城对李志刚说：“现在打算请你出去一趟，到南京方面看看情况，你可预先做些准备。”李问出去的目的。杨说：“自从张汉卿送蒋走了以后，已经半个多月了，在这期间，一切发展都出乎我们的意料。张汉卿原说三天至五天可以回来的，现在不但直到今天没有回来，而且遥遥无期。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情很难办。首先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能回来，东北军内部有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间的合作也就比较容易。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所以你这次到南京，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不过我以上所讲的那些情形，是不能对外讲的，对外讲就是坚决要求张回来，扣张是毫无道理的，讲得愈简单愈有力愈好。第二个问题是要质问蒋：顾祝同统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拥进，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还要打内战?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要强硬一些。可以明白告诉他们，因为蒋不履行诺言，扣留张汉卿不让回来，西安方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群情愤激，团结一致，要同中央拼命。特别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采取一致行动。当然，蒋如果真能实行他的诺言，我们一定听他的命令，到那时无论军队怎样调动都可以。现在蒋对自己的诺言既毫无表示，又扣留张汉卿不放，在这种情形下，派几个师开向西安来，我是坚决反对的。第三个问题是要设法看一看蒋和南京方面在政策上有无转变，是否有准备抗日和结束内战的迹象。这一点最关重要。假如经过西安事变，蒋能够把过去先安内然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如果蒋的错误政策仍然继续坚持不改。那么我们的一切就都算白干了。”(17)_
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通电接受“革职留任”处分，并请求蒋介石“迅饬”张学良将军返陕处理一切善后。
委派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持函晋京，向蒋介石呈送解决陕事之方案。方案有二：
一为：“(甲)维持中央威信问题：(1)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2)取消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乙)张副司令出处问题：A： (1)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2)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以上两条同时并行。B：(1)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2)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顾祝同、杨虎城为副主任。(丙)军事善后问题：(一)A、为免除国际间误会起见，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其防地划分经三方商定后，呈请委员长批准。B、(1)东北军驻武威、兰州、咸阳、宝鸡、固原、天水一带地区；(2)十七路军驻西安、泾阳、洛川、韩城、朝邑、华县、商县一带地区；(3)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富县、庆阳、淳化一带地区，一部驻洛南，并一部驻凉州以西；(4)中央军护路部队最大限三至四团。(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本部全权负责办理。(三)为免除国人疑惧起见，在承商期间，请委员长令何部长，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附记：委员长在西安所采纳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关于一切善后所需军费及军队编制饷糈，另定方案办理。”
二为：“(一)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十七路及东北军或骑兵一部组织援绥军(但此条仍恐有不完满处)；(二)东北军开甘肃，十七路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三)为建设西北计，陕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营主任，拟请以何雪竹带萧之楚部驻西安。”(18)
同时分函致孔祥熙、宋美龄、于右任、宋子文、贺耀祖、何应钦、戴笠等人，或请“促张副司令早日回陕主持一切”，或期“在三中全会得到一圆满解决”。
李志刚和鲍文樾16日抵南京，17日由南京飞杭州，转乘汽车去奉化。他们一到，蒋立即接见。见面时，蒋因西安事变时腰部受伤，穿着一个钢架背心，正躺床上接受医生的治疗。
李、鲍向蒋转达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西安的强烈要求。蒋说：“我的腰痛，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读书少，修养差。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谈到派中央军大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时，蒋强调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必须在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否则他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声色俱厉。
当天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李志刚。蒋问李：“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样办?”当李按照杨虎城的交代讲道：“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所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中央军又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激奋，东北军、十七路军双方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由床上翻起身来说：“他们要打仗，要打就打，我还怕他们?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李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并不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说：“我并不要打仗，你要告诉虎城，虎城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我要亲自写一封信给虎城。”(19)
第二天，蒋将写给杨虎城的信交给了李志刚，让李赶快回西安，传达他的意思。并表示希望李尽快回来，他渴望了解西安的反映。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信长达2000多字，拒绝了杨虎城等关于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完全否定了杨虎城提出的解决陕事之方案。
李志刚等1月20日回到西安，带回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的信和又经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方案。方案分“甲案”、“乙案”两种。
甲案为：“(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为：“(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在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全部调驻甘肃。”
张学良致杨信的主要内容是：
虎城兄鉴：……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
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弟良顿首
一月十九日(20)
杨虎城在李志刚等一到西安后，立即召开了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会议，由李志刚报告见蒋的情况，当众公开宣读了蒋介石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因李志刚在奉化被蒋单独召见，又带回蒋致杨的亲笔信。杨为表示自己的坦荡。促进两军团结。故即开会、当众读信)。与会者听完蒋的信，群情激奋，“东北军到会的人听了以后，都纷纷地骂蒋介石背信弃义，说他是想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表示“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孙蔚如表示他绝对不就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看东北军方面的人如此激愤，也表示：“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21)会议无果而散。
会后，杨虎城留下李志刚单独又谈了很久，详细了解了李见蒋的过程。杨当时分析，蒋是用两手在对付西安方面。“一手用军事压迫，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问题很严重”。杨并说“我现在真是不知怎样才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看看南京的路线改不改，是否我们真的就白闹了一场。所以你准备再去南京一趟，多我几个人谈谈。明天我们对这个问题再好好研究一下。”(22)
第二天，1月21日杨虎城又召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会议，周恩来也应邀参加。会议决定再派李志刚携杨虎城的信飞奉化，向蒋介石表示接受甲案，但同时要求：(一)中央军暂退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移定后再行动。(二)潼宝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咸阳到兰州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
会议后，杨虎城即派李志刚携带他给蒋介石的复信，于当日第二次去南京。杨虎城给蒋这样写道：“前示甲案应当接受。惟西北情形已趋复杂，执行甲案事。备方实际上之困难仍属不少。凡此情况，谅蒙洞察。谨再派李志刚趋前晋谒，陈述一切。务恳钧座对于此间实际各问题详加训示，俾便遵行。”
同时将西安方面的新意见及时通知了广西方面。复电张学良前派驻桂林之联络代表赵石樵(即解方，秘密中共党员)：“皓午电悉。(一)我方为实际着想，谋解决途径，于鲍志一兄等飞奉化时，确携有解决西北方案。但主要事项仍为请张副司令返陕，请蒋委员长实践诺言，决无陕甘特殊化之意，何氏通报纯系诬蔑。(二)我方在抗日联合阵线下采取联共方式，但绝非容共，更非赤化。对于国民党之地位，固极尊重，在弟个人尤决不愿抛弃本党之立场也。是与李、自两公之主张正复相同，希照此意随时解答为盼。”
当日，阎锡山致电杨虎城，主张应接受甲案，并表示愿代向蒋介石斡旋。杨虎城即复电阎锡山：甘肃境内胡宗南部全部退出。请南京发600万及预发三个月军饷。并派人来陕宣抚。
李志刚到南京后，分别拜会了于又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政要。从他们嘴里没有了解出蒋的政策变化情况。只是冯玉祥作了这样一番表态：“他(指蒋)今后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打不下去了。至于具体情况，我也弄不清楚。虎城这小伙子我从前看他没有多大出息，想不到他真是个好小伙子!有机会我还要到西安去看看。”(23)
1月23日蒋介石派戴笠陪李志刚从南京到了奉化，当晚蒋立刻召见了李。蒋询问了杨虎城和西安方面对他信和话的反应。当他听李志刚说：“大家一致的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不由他也不由我了。”李志刚听蒋如此讲，便改谈顾祝同西进的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调度军队恢复秩序。”蒋让李转告杨虎城，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就要军事解决。并说他已通知顾祝同要相机处理，西安方面要找顾接洽，把真正困难的地方提出来与顾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再由顾请示他，他一定能给解决，以后再不要直接去问他了。最后李志刚又委婉地说：“杨先生极关心委员长的抗日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他自己不能看书，你们也不帮助他看书，他什么也不懂，他不了解庐山军训的精神，他：没有看过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他还在问什么?!你告诉他，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一定对得起他们。”
当下，李志刚即将蒋的谈话要点通过电报，报告给了杨。
经蒋的允许，李志刚见到了被软禁在奉化雪窦寺内的张学良。当李对张谈到西安方面坚持要求他返陕和遭拒绝时，张感叹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回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24)言时神色凄惨。
李志刚在奉化还见到了从南京来此看蒋的汪精卫，汪对李说西安事变虽出于爱国热情，但万一在乱中伤害了领袖，后果不堪设想。汪批评杨虎城现在不该拥兵抵抗，应该服从中央，以免地方涂炭等等。李问汪当前国家政策怎样转变?汪答怎样变动必须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他这次来奉化就是与蒋介石商量召开中央全会事宜。由此李志刚得知南京正在酝酿召开国民党党五届三中全会，将要讨论转变国策问题。完成了杨虎城交给他了解南京政治动向的迫切任务。
1月24日杨虎城电复蒋介石，同意派代表赴潼关直接与顾祝同商谈。同日致电李志刚即回陕汇报，并赴潼关参加与顾祝同商谈。
1月25日，李志刚飞回西安。杨虎城立即召集召开了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听取李志刚第二次去南京、奉化的情况汇报。听了李的汇报后，众人对张不能回来，都感到很失望。杨虎城表示，他同意冯玉祥的说法，蒋是不能再打内战了。他对汪精卫住在奉化很注意，认为蒋必将与汪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间关系如何转变的问题。所以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可能的。杨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分析后，会议即转入了讨论如何与顾祝同直接谈判的问题。决定李志刚、谢珂(东北军代表，前“剿总”办公厅副主任)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
蒋介石在奉化接见李志刚的前一天，就决定由顾祝同在潼关和西安方面谈判，并电告顾：(一)东北军可留一师在咸阳到兰州段，第十七路军可留一二团在西安附近；(二)张学良问题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后另定；(三)中共部队将通过杨虎城接济。蒋介石做了一些让步为谈判创造了一些条件。
4．和战之间 难于抉择
自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南京与西安方面之间的关系到了剑拔弩张，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程度。1月10日，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携他和张学良的亲笔信到西安，接着提出了解决善后的“甲、乙”两案。同时电示刘峙、顾祝同；“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前，应力避免冲突，勿使接触”，并规定“至总攻击令，必须侯中(注指蒋本人)核定为要。”表明他并不希望打，而是要通过军事压力来迫使西安方面接受他的善后方案。
西安方面原本就是自卫，用武装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而当时西安方面在与南京方面进行斗争时，最大的顾忌与顾虑，就是张学良被攥在了蒋介石的手心里。用“投鼠忌器”来形容杨虎城等人当时的心态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西安方面“三位一体”的精神领袖是张学良。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改变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本来是爱国进步的行动。可由于通过无条件的释蒋、送蒋、请罪、审判这一系列的动作，却使西安“兵谏”在政治上失掉了正当性，处于了劣势。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不做抗争，却遵照蒋的意思，接二连三地给西安方面来信捎话，要求服从中央。对“三位一体”造成了内伤，最终导致“三位一体”解体。
东北军是张作霖创建经营多年的一个封建武装集团，整个团体只对张氏头领负责。整个集团没有政治联系，只有个人情感和利益联系。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是靠封建的父子相袭，当上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他依然继承了父亲的思路与方法，整个东北军团长以上(包括团长)的任命都直接掌握在张一个人的手里，提升前都要到张的身边当一段时间的副官、侍从，接受张的直接考察同时培养个人情感。用这一套办法，也保证了东北军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热河抗战、鄂皖剿共、陕甘剿共这一系列的变迁后依然存在。形成张在东北军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除他之外没有人能统率的局面。东北军到陕甘剿共后，在十七路军、红军的影响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部队开始接触抗日思想，中下级军官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形成推动和参加西安事变的一股力量。1937年7月张学良以这股力量为骨干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张自任主席。初创时有15人，后来发展到70余人，书记长应德田、行动部长孙铭九、理论部长苗剑秋、组织部长刘澜波、宣传部长苗勃然，大部分成员都是中级军官。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还掌管着张学良的警卫和一些机密工作，主要有：秘密的抗日救亡活动；与共产党的联系；东北军的人事安排(调配青年抗日军官替代老年军官)；以及其他一些东北军内部的机密工作。在张的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团体，被称之为少壮派。在西安事变前已与以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军官层存在矛盾，在张学良被扣后，矛盾加剧并表面化。当时的焦点是以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军官主张先接受南京的谈判条件，再设法救张回来；以孙铭久、应德田为首的少壮派则主张，先要南京放张，否则保持对中央军的战斗势态，不接受南京的条件。随着潼关谈判进行，双方的争论愈发激烈，矛盾也愈加深。
杨虎城在张学良离开时被张临时授权指挥东北军。张当时想的是他三五天就能回来，杨是当时来不及反应，勉从其命。但杨深知，在放蒋后，要争取“八项主张”的落实，维护自身利益，对抗蒋介石的报复，一定要坚持“三位一体”，东北军的统一与团结是“三位”其中的关键，而张学良能否回来，又是东北军团结的关键。所以杨虎城在与南京方面的交涉中，始终都把要求放张放在所有问题的首要。始终视张为自己的上司，对张传来的意见，都认真研究尽量执行。自李志刚从奉化带回张学良给他的亲笔和听到张让他“多容忍”的话后，便认真开始与顾祝同在潼关的谈判，力图为西安方面多争取到一些有利的条件。但这时他被东北军的两派夹在了中间，左右为难。
潼关谈判12月24日开始，李志刚从奉化回陕后26日加入谈判。谈判中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要求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不能达成协议的分歧点主要是如何对待张学良的问题。西安方面坚持：(一)首先要给张以名义；(二)中央军离开甘肃，至少天水以西不驻兵；(三)红军一部驻陕南；(四)十七路军在西安驻两旅。顾祝同开始时同意：(1)给张名义问题撤退后即可照办；(2)中央军原驻陕甘十四个师，可调三十个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十个师，可调三十个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十个团；(3)红军不能驻陕南；(4)十七路军只能在西安驻一个旅。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25)
面对这种情况，东北军中没有人敢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上层的将领变得犹豫畏缩，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以少壮派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则坚决反对，非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问题作出明确担保。
东北军的分歧，也影响到杨虎城，他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会更加动摇，使蒋介石的分化政策得程。于是在12月26日下午，杨虎城与何柱国联名致电顾祝同再次要求南京“早日发表张一名义，因东北军中下级长官甚不放心，恐政治解决后张无一保障。”(26)毋使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闻知上述情况后，十分恼火，他还是采用两手策略：一手运用军事的优势，下令至次日(27日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阵地和前方司令部。顾祝同即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须接受南京条件，否则即告破裂。另一手是将情况告知张学良由张向西安方面施压。
张学良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焦灼。27日一早，在蒋的同意下，张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军长与师长，恳切要求部属“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执误事为要”。电报中还直言不讳地埋怨其下属“固执误事”。称：“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处境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同一天，蒋介石态度也有松动。他致电顾祝同，要其转告东北军将领说：“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可保证，必为其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杂，更不成问题。但在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也”。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又从谈判代表米春霖处了解到蒋对张问题处理的解释意见后，又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7天为限。对于这个结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也是完全赞同的。
之前，1月2l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关于西安问题与蒋介石交涉，须考虑“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徵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西路军东进，十天可达古浪处，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从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共这时的对策基本上还是立足于“打”。蒋介石在西安时作了那么多的承诺，回去就不认了，他们又如何能够相信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真的会对红军表示诚意呢?他们惟一能够依靠的只有目前西北的这个“三位一体”，一旦三位一体被破坏，等着他们的多半又是中央军的大举进攻，那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或被调走或遭分化后，红军的处境肯定要比西安事变前的境遇还要危险得多。
问题是1月20日左右，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该指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前此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二是建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指示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能受挫，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亲日派在搞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中共中央固然改变了以前力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的方针。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所确定的方针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方针实际上决在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变其间同蒋介石达砀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所有这一切，极能助长亲日派的气焰并为其制造肉战提供借口。指示明确要求，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只是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为这种借口提供口实。”(27)接到国际这个指示后，中共中央开始明确地把争取和平视为其中一切行动和政策的依据了。
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
之前，周恩来明确提议：(一)接受蒋之甲案；(二)妥协达成要求允许张学良随顾祝同来陕一行；(三)推王以哲为甘肃省主席。
为了推动和平解决，彭德怀和任弼时利用到西安会见杨虎城和东北军高层将领的机会，曾于1月22日上午邀请了和、战两派军官进行了座谈，希望能说服大家接受蒋之甲案，彭等谈了近两个小时，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无人发言，只好散会。这反映出众人对已跟不上中共政策调整的速度，对中共产生了看法。
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无沦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协，准备与南京最后达成谈判协议。对于三方上层的妥协，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一批人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居多，十七路军中层军官也有一些参与)反对向南京妥协，要求推翻潼关谈判达成的协议。
米暂沉说：1月底的一天晚上，东北军一大批团、师级军官月五六十人，来到新城杨虎城的住所。他们情绪激奋地对杨说：“张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从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的头头们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了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张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他们一边说，一边哭，最后形成全体一致的放声大哭。这种激昂悲愤的场面，使杨和在场的十七路军干部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事后他曾向人谈过他的苦衷。他说：“事变不是我们一家干的。我们不能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考虑到东北军和红军的意见。红军方面还好办，有周先生在这里，随时可以商量解决。问题是东北军，上下既不一致，上层也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对周先生当面不肯多表示意见，但对我的说法，往往和对周的表示有所不同，这是我和周先生谈话中发现的。今天张先生走了，东北军这个队伍谁也抓不起来。于学忠名义上是个头头，那也是名义而已。我这个代张行使职权的人，更无能为力。但是就军事力量来说，他们又是最大的一方，决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究竟怎样考虑呢，那又很难说。我对张先生跟蒋走很不理解，现在他被扣了，我对他非常同情。我们两个人共同搞了这么一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挑这个担子，力不从心啊!在东北军干部营救张先生的活动中我怎么能漠然置之呢?!我和他们一样流了泪。但我又不能撇开上层直接对中下层有所表示，我的这种心情，曾和周先生谈过。他不仅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替我出主意和解除困难，我很佩服他，也很感激他，目前只有加强同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来挽救整个局势，我们对有军要忍让，一定要顾全大局。”
从政治的常理和以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判断与处理，当时以战逼和、以战释张、以战促进三位一体的团结是为西安方面争取最大政治成功的正确选择。所以开始中共中央是坚决支持这一策略的。另外从对手蒋介石南京方面看，也是反之而使用这一策略。正如毛泽东后来讲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西安方面一武装游行，红军开赴前线，蒋就派人来要谈判；西安方面进行军事部署，蒋就不敢下总进攻令；西安方面坚持自己的要求，蒋就不得不几次修改谈判条件。在杨虎城的思想上，一直是想运用这一策略，以三位一体(当时有20多万兵力和陕甘两省群众支持)为基础，以不惧战为前提，迫使蒋介石让步。杨虎城一度希望，即不撤兵，也不主动挑战，利用对峙的局面(时间)，由各地方实力派出面进行武力调停(对此韩复榘、刘湘等人都有过积极表示。同时使蒋感觉到，如果不放张，他将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但是随着张学良立场的变化，不断地对西安进行干预，促使东北军意见分歧；中共方面又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调整了策略，又迫使杨虎城不得不向南京作出妥协。这时候他出于极度矛盾之中。
1月27日张闻天到西安，坚决主张和平，提出用红军不参战的办法来劝告激进分子放弃战争的想法。少壮派军官很快就得到消息，当晚派应德田、孙铭九等50余人前往中共代表住处集体请愿，提出4个问题，态度颇多挖苦。周恩来虽大发脾气，对方仍毫不示弱，有人竟扬言：如果红军不敢打，我们自己打，到时候别怪我们和你们翻脸。从晚上9点钟开始，一直闹到下半夜。最后周恩来表示：共产党是有纪律的，这样重要的事，不仅我们要好好商量，还要请示，然后再答复你们。
1月28日凌晨3时，杨虎城将南汉宸从睡梦中唤起，郑重地对他说：“我今天有要紧的事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有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当时宁愿离开我的部队，去了日本，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蒋介石命令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搞不好。因此，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结果如何，现在我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关系。现在的局势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南听杨说后，便对杨说： “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这样丢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28)南汉宸说完，就去找周恩来汇报了杨虎城对他讲的那番话。周恩来听完汇报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这时中共代表团认为，惟一可能制约左派的就是张学良。为了缓和左派的情绪，于是就亲自出面请蒋介石允许张学良回陕对部下训话一次。这首先是基于因为张学良力主和平，而且因为一旦蒋保证张学良回陕训话，少壮军官一时也就不能采取激烈行动。对此，毛泽东也颇为赞同。毛泽东27日晚上接周电后立即打电报给已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求他向蒋介石及南京方面提出此一要求，以缓和西安内部的矛盾冲突。毛电称：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于、孙、何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为东北军面子起见，蒋先生不妨让张来一次，立即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的解决此问题。(29)
1月28日，周恩来也致电潘汉年并转蒋介石：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唯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会，并许张回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30)
对于中共的要求，蒋介石迟迟没有回复。只是张学良29日又有手书来，要求部属务必遵照蒋介石之部署及商定办法迅速实施。到这时，远在奉化的张学良也遥控不住西安的局面了。一些少壮军官甚至赶至前线，将前线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组织起来，一致抵制西安对南京的妥协决定，坚持非张学良回陕不撤兵。
这时的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一样，也处在两难的境地。支持与南京方面抗争吧，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与南京妥协，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对左派力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到议事日程。而对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他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缓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张闻天1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称：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心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业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服的过激分子应予斗争。 ．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后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少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31)
正是这种“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违背了红军当初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结为“三位一体”的诺言。激怒了少壮派，出现了如前所述的“集体请愿”，引发了杨虎城对南汉宸的谈话等情况，使局势更加复杂。 1月29日东北军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因生病)在渭南主持召开在渭南主持召开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何柱国、马占山、缪徵流、刘多荃、鲍文樾、高崇民、卢广绩等40多人出席。会议原本是想说服少壮派军官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从渭南前线撤兵，结果却作出了“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到会的全体军官还都在决议上签了名。
渭南会议的结果使周恩来意识到，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周恩来等为了劝说中共中央改变“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当天傍晚，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专程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问题。会后致电毛泽东、朱德等：“(甲)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乙)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丙)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同打。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丁)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戊)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放张学良回西安，则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使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已)打有二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在陕北的毛泽东等立即复电表示同意，称：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
(乙)在我们与张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立而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的条件。(32)
当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从云阳镇连夜赶回西安，将红军云阳会议的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和少壮派军官。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采取一致行动，并与你们坚持始终，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和战，红军都是最靠得住的朋友。(33)
周恩来通过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中共的态度使有解体危险的三位一体又稳定了下来。但危机仍没有解除，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
5．“二·二”事件
东北军的高级军官大多为张学良父子两代所培养也有些是半路归并过来的(于学忠、何柱国、沈克等)，这些人久而久之已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中多数依靠张学良，也敬服张学良却未必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在张学良被扣留后，蒋介石运用一贯使用的金钱、地位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使一些人抱定了要与南京方面进行妥协的立场。为了否定渭南会议的决议，他们1月31日派飞机将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西安。于学忠到西安后先到王以哲家探望了病中的王以哲，在王家，王以哲、何柱国向于学忠说明了他们反对渭南会议的决议，主张与南京方面进行妥协的意见。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旁听会议的张政枋后来说：1937年1月31日下午8时，在粉巷王以哲宿舍召开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因王以哲患病不能出席在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于是大家才驱车前往王宅开会。出席这次高级会议的有杨虎城、周恩来、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应德田，旁听的有张政枋(粮秣处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等。因王以哲的东里屋房间太小，仅能容下几位高级将领开会，我们便在外屋旁听。于学忠主持这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第二个发言的是杨虎城，他说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第三个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说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第四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说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第五个发言的是王以哲，他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第六个发言的是董英斌，他说必须打，不打，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应德田同意董的意见。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10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旨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因此，当周恩来回西安后，发现整个上层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30日晚所准备的方针虽仍可用于表示诚意，实际上却几乎已经派不上用场。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四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和南京方而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因此，现在只有在一事上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了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进退的决定，据周报告说：“我方同进乃退的主张相当的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 (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中，只有王以哲态度动摇，讨论竟夜，时间长达六个小时，最终会议仍旧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34)
1月31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同意中共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的经费。李克农到潼关后，顾又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2月1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继续谈判，中共方面派李克农一同前往，当二李一行早上出城时受到了孙铭九指挥的部队的拦截，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收回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训斥，要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撤去。但这些事情的发生已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上午，李志刚等到潼关，向顾祝同具体提出履行甲案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联军方面从2月1日起开撤收前线警戒部队到本阵地，准备续回渭北地区集结。
二、俟张学良回来训话以继向甲案指定地点移防。
三、各军向渭北集结地域为：
东北军：富平、高陵驻五十七军，田市到监镇驻骑六师、骑十师、咸阳到乾县驻一零五师，监军镇、开头镇、廟湾驻一一师，麟游驻一零六师，固原、平凉，西峰驻六十七军一零八师及东三师，邠县、泾川驻总部。
十七路军：蒲城、白水驻警三旅，三原，泾阳驻三十八军，长安驻警一旅，与平、耀系驻警二旅。
红军：灵台、崇信、高鉴镇、天堂镇驻罗、宋部，淳化、口头镇、叱干镇驻一、四方面军、同官、美原、高阳镇驻二方面军。
南京方面具体答复发下：
一、同意张复权授职并出席三中全会。
二、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案地区移防。
三、东北军在咸邠间暂驻三到四个团，移防毕可增加两团。
四、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驻一旅，如须增加时则加驻两团，东北军可驻一团。
五、西安城暂由绥靖署负责，以后共同负责。
六、中央在西安不驻有威胁的兵力。
七、善后费二百万，续请核发。
八、东北军、十七路军各发足经费一个月，移防后再发一个月。
九、第三者(指红军)经费杨虎城先发五十万元。
十、移防时组织视团。(35)
鉴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当天下午向前线指挥官正式发布命令。命令他们立即撤退警戒部队，2月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河以北，2月3日撤到渭南。命令同时说明，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央军2月5日将进驻渭南，2月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2月1日下午，在渭南前线的缪徵流致电杨虎城，说他从刘多荃电话中“籍悉一切”，请杨保护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诸公安全，并望杨和于学忠“以国家团体为重，坚决主持，勿乱步骤”。此前，杨也接到说东北军有人要闹事，并订有暗杀名单的报告。但此事重大，搞不好要造成两军误会，影响团结，所以杨不好动作。当缪徵流来电后，杨有了预防的理由。于是杨立即派人将于学忠、何柱国、马占山、孙蔚如、周恩来接到新城严加保护。杨曾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都被他拒绝。傍晚，杨亲自登门动员，也被王拒绝。因为王对杨有猜忌，怕杨吞并东北军。结果第二天（2月2日)，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就是他被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于寓所。
时任杨虎城卫士长的白志钧后来说：2月2日拂晓，我正在新城杨主任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那时杨主任还没有起床，我推门报告，主任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我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主任说：“接他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我就在新城杨主任的住所门口加派了双岗，院中也派了流动哨。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4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来接何军长。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主任说：“他们真是胡闹！”我下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宋说他要见主任当面报告。我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面见。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宋看事已暴露，他又接不去何柱国，这才无可奈何地退出。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去枪毙。过了一会儿，何柱国的参谋处长何镜华来了，说要到东北军总部各处长的办公室去商量什么事，走到通杨主任住的偏门口，又说要进去见何军长有事报告。卫兵来对我说，我赶去时看他带的有枪，便叫卫兵先把他的枪下了，领他到另一间房里坐。我去报告杨主任，主任说不能让他见面，叫我把他打发走，并叫我把何桂国安顿到主任后边的住房里严密保护。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二·二事件后，何柱国曾送杨主任一个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以表达他感激之意。
孙铭九等人枪杀王以哲，不但没有控制住东北军，反而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刘多荃率部自动撤出渭南，立即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之后又杀害了根本没有参加孙铭九等人密谋的旅长高福源。东北军骑兵军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在蒲城背叛张学良、杨虎城。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纵兵在县城抢劫还扣留了杨虎城的母亲作为人质。几乎与此同对，驻周至、眉系的东北军一○六师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3日上午，发动事件的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他们的行动已经造成及其严重的后果，后悔莫及。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助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云阳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诉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勿要秘密，目前不可于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36)
2月4日杨虎城约见了张学良东北军总部第四处处长卢广绩，要卢见孙铭九问何以善其后。卢后来说：二·二事件后，杨虎城找我谈话，很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军即将进驻西安，你去问问孙铭九团长和刘启文师长，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离开西安?他们几个人（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打算怎么办?”我也不愉快地说：“副司令走后，叫我们听杨主任的命令，主任叫我做什么，我当然要做，但我上面还有秘书长和参谋长，不应一切都由我来做。主任既有命令，我可以去找孙铭九团长，问他怎么办?”我随即往见孙铭九，传达杨主任的意见，孙当即表示：“我以听副司令的命令来听杨主任的，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叫我死，我就自杀。”我说：“你可以写封信，以便我向杨主任复命。”当我把孙的信交给杨主任，并口头报告孙的话时，杨冷笑说：“他能自杀吗?那很好，有日本少壮军人的精神，只怕他不能吧！”从杨那里出来后，我即去见周恩来代表，向他复述了杨和孙两人的话。周当即毅然回答我说：“可以叫他们先到陕北去。”我问怎么走，周说可以派刘鼎同志送他们。至于驻西安的东北军一一五师和卫队团，经请示董英斌参谋长，即由董率领并与原西北总部人员一同西行，先到彬县集合。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杨虎城在二·二事件中，不避艰险和猜忌以对朋友的赤诚保护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同时以十七路军的力量压迫少壮派的部队离开西安，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也保护了这批爱国分子。
①《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第93--94页。
②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③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205页。
④李永山：《西安事变：张学良扣放蒋介石之谜》。
⑤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183页。
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⑦窦应泰：《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27页。
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起的审判笔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速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⑨窦应泰：《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复周、博电》1937年1月5日。
(11)《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12)同上，第96—97页。
(13)同上，第193—194页。
(14)(15)同上，第194页。
(16)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二卷)，第56页。
(17)申伯纯：《西安事变绝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18)《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69页。
(1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l979年版，第180—181页。
(20)窦应泰：《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29页。
(21)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页。
(2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页。
(23)同上，第183页。
(24)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25)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49—150页。
(26)同上，第148页。
(27)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第408页。
(28)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199页。
(29)《毛泽东致汉年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引自《毛泽东年谱》(上)第648页。
(30)《周恩来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28日引自《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1)《洛甫致毛泽东电、周恩来并告彭、任电》，1937年1月28日，《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32)《周恩来等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月30日日引自《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33)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3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第418—419页。
(35)《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36)《周恩来年谱》第349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