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十九章 事变落幕
杨瀚
1． 国家为重 事变落幕
“二·二”事件发生，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的分裂使潼关谈判一度中断，使西安方面失去了从南京方面所争取到的有利条件。但是为了推动西安事变的最后解决，1937年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
自九一八以来，瞬逾五年。此五年中，强敌侵凌，得寸进尺，淞沪、滦东、长城各役，屡经抗战，究以限于局部，未足以戢其吞噬之野心。策动犯绥，又已数月，曩虽未逞，势将再举。张副司令及虎城、学忠等，鉴于时势所需，舆情所向，非集合国力积极抗战，无以挽救危亡。而具有举国共仰之才力威望，足为领导抗敌之惟一领袖者，厥为我蒋委员长。爱于对内和平、对敌抗战之救国意见，于近数月中，反复陈述，期获听从。幸经双十二后，我委员长俯鉴赤诚，明察现势，表示容纳所献各项救国意见；张副司令遂于12月25日躬送入都，束身归罪。试一回溯当时情况，应知我委员长之虚怀纳谏，与夫张副司令之为国忘身，洵为前史所无，旷世仅有。只此一事，已是使国际观听为之一新，而憬然于中华民族之不可侮矣。凡此经过，前已迭电宣陈，第恐道途遥阻，或有未达，故复简述一二。自委员长返京后，此间军民唯冀救国政策立即实施，并盼张副司令早日承命返陕，躬自领导，为援绥复土之前驱。不图于委员长休假返里之际，中央军复西进，入陕甘境者几达四十师。张副司令虽邀赦典，而公权未复，无行动之自由。陕甘人事命令与军队部署同时颁发，而关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措置尚无所闻。遂致西北人心忧惶郁愤，莫测中央用意之所在。虎城、学忠等对于我委员长备极信仰，矢志靡他，然处此情形，亦殊无词以解一般人之疑虑。为安定人心计，不得不于渭南一带酌布队伍，借示保障，但仍严加约束，力避冲突。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岂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此区区相忍为国，酷嗜和平之苦衷，当为海内所共见。至积极抗敌主张，则基于一致爱国之热诚，始终未敢放弃。业经承蒙委员长复示，以国策攸关，心于三中全会提请会议，决不抹杀。此外关于陕甘善后重要各事，尚有向委员长请准及与顾主任祝同商定者四端：甲，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乙，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丙，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时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丁，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上述四端，连同其他纲目。商定实施后，兹事遂告一段落。自双十二以来经过大略及决定办法，愿向全国人士郑重宣告者也。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冀其后。中央鉴其愚悃，或予留任，或免置议，感奋之次，图报益殷。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而拥护统一，拥护领袖之素志，尤必始终不易。事实俱在讵待烦言。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合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①
杨虎城还先后致电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何应钦等，再次力求张学良能回来训话一次，以安定东北军。对与他的这些努力南京没有理睬的，因为蒋介石破坏三位一体，分化东北军的策略与计划已经奏效，决不会停下来。
2月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徵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有的将领，公开表示不愿留下，是怕部队被赤化。周恩来曾力劝东北军高层，希望东北军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相互支持，以便以后共同抗日，但都不为这些人接受。
在东北军的坚持下，西安方面在潼关谈判中达成了接受乙案的协议。东北军2月5日撤离西安，第十七路军的大部也离开了西安。
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②2月6日颁发“安民布告”。全文如下：“去岁双十二之事，原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主张一贯，始终弗渝。张副司令既于12月25日躬送蒋委员长回京主持大计，集合国力，一致御侮。一月以来，本主任与各将领仰体领袖救国苦衷，振导祥和，载戢干戈，期达救国之目的。中间因蒋委员长休假返里，中央军队偶尔西进，一时人心忧虑，不得不予渭南一带酌驻部队，保障和平。兹本积极抗敌主张，业蒙蒋委员长复示，以国策所关，必于三中全会提请公议，其他关于西北军政大端亦皆商定实施，兹事遂告以段落。当此前线各军复员之际，诚恐各界不明真相，未免惊疑，尤虑奸人造谣，耸惑观听，致滋意外，合亟布告民众。务望各安生业，毋自惊扰。倘有造谣惑众者，一经查出，定予究办。为此布告，俾众周知。切切，此布。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③
杨虎城2月7日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
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
到此为止，这场震惊中外由张学良、杨虎城策划、领导中国共产党参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爱国将士和西安爱国民众参加的西安事变。经过58个惊心动魄，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落下了大幕。
杨虎城到三原后，首先紧张地进行了对十七路军的部队重新做了部署和善后安排。经过这场变革，十七路军虽然整体没有垮掉，但由于冯钦哉一个军，后又有警三旅两个团、王劲哉的四十九旅相继叛变，几乎拉走了一半的力量，剩下了3万多人。虽然事变发动时杨也作了“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的思想准备。到这时，看到这么一结局，也非常伤感。其中王劲哉的叛变对他的精神打击最大，时任十七路军宪兵营副营长的谢晋生说：据杨的随从参谋兼特务营长宋文梅告诉我：“冯(钦哉)的叛变杨主任感到很伤心。那几天他愁眉不展，沮丧达于极点。不久，王劲哉也叛变了，他却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竟痛哭流涕了。”杨虎城为何对王劲哉看得比冯钦哉还重要呢?因为王劲哉原是杨的随身弁目，过去对杨是忠诚的，绰号叫王老虎，打仗极为勇猛，杨之所以信任他，把他不断地提拔，官升的很快。后来，王升到了团长，在杨的面前仍如做弁目时那样谦恭有礼。如有一次，杨虎城到汉南去督战，因公路遭到破坏，杨坐的小轿车无法开回西安。王劲哉竟派士兵将这辆轿车抬走十多里。还亲自护送到西安。这样，杨怎么不认为他比任何人更忠实可靠呢?所以冯钦哉叛变后，杨虎城还敢手拍着胸脯向左右说：“我不怕，只要有王老虎这一旅人(这时王已升了旅长)，我还可以干他一番。”可见杨对他期望之深。可是，在那紧急关头，王老虎叛变了，这对他不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么，焉能不特别伤心?军事上的斗争失去一只腿，自然感到无所措手足了。后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不得不出国去考察时，他召宴了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将领。他在席上作了个临别赠言，还伤心的谈到这件事。他说：“我即将出国了，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最痛心，就是我养了一只老虎，他不去咬别人反转过来倒把我咬了一口，我怎么不痛心。”话没说完，眼泪就籁籁而下。可见他对此事余痛犹在。④杨将剩余的部队重新调配了干部，将一些在事变中过于暴露的干部疏散到了外地。并将十七路军的财产和装备做了分散和隐蔽，据杨的副官苏庭瑞后来对笔者说：杨派贴身卫士去南山埋了一个团的武器。为今后的发展做最后的努力。
2．救母
杨虎城做事向来机警沉稳，大事前声色不露，而且公事私情分得很清。西安事变前他未向家人透露任何消息，使大儿子杨拯民孤身一人在北平很是危险；“二·二”事件发生母亲又被东北军骑兵十师扣作人质，使他这个孝子十分担心。但他都以大局为先，集中精力处理“二·二”事件引发的危局，在事变落幕后才设法营救母亲脱离险境。
杨拯民回忆说：事变前我祖母由叔父陪同住在蒲城甘北村老家。事变发生时，他们以为城内可能比农村安全，所以就迁到城里东槐园的家中居住。结果城里并不安全，东北叛军把东槐园包围了起来，并抢走了祖母的一些财物，限制了祖母和叔父的自由。父亲得到檀自新叛变，祖母被扣的消息，很焦急，担忧祖母的安危，便找何柱国军长商量，有无解救办法。何柱国很重视，立即找来与檀自新交往很深的东北军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让杨去蒲城找檀交涉。杨大实二话没说，带了个警卫员，坐着父亲派的专车直奔蒲城。到了城门口，守卫不让进，他把信件交给卫兵转送檀自新。檀还够朋友，让杨大实进了城。当杨大实向檀说明来意后并讲了释放祖母的对檀部的安全有利的一番道理后，檀与亲信经过一夜的考虑后终于放了祖母，由杨大实把祖母护送回三原东里堡。
当父亲带着副官赶到东里堡迎接祖母时，看到祖母脸色阴沉，还以为是受惊所致，遂深情的喊了一声“娘”，并欲上前搀扶，可谁知道却引起老太太一顿数落：“你们干的这是啥事?亏你还五短长枪，打了几十年的仗!一不做，二不休，你们既然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随便放他，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呢，就这么糊涂?!”老太太把拐棍在地上敲得直晌，“你们这是放虎归山，是造孽啊!蒋介石今后能不报复?”
当时周围的人都惊呆了，父亲也不敢吱声，低头听着祖母的责怪，心中有着难言之隐。其实祖母哪里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儿子的能力和处境?可是她对蒋介石的品行、为人却倒看得很清楚。
杨虎城在2月9日给西安顾祝同的电报中也提到了母亲的事情：“弟因各军复员与处理善后问题，虞日来原。诸务纷纭，尚未告竣，致本日未能前来迎候大驾，歉疚实深。顷接西安电话，悉兄于明日将派连云兄等来原，接弟前往西安，实不敢当。我母在蒲，承兄电檀师本日业已迎接至原。因在蒲稍受惊扰，心境不佳，涕泣教训，责令弟引咎辞职。弟对国家民族始终如一，固愿尽个人一切牺牲到底，惟老母谕诲殷殷，实深令人感动。一俟家母精神稍安，当即侍奉来省，并面聆教益也。至关十七路各种事宜。请就近托蔚如办理为祷。”
3．继续努力 促成转折
蒋介石非常清楚，当时中央军是第一次正式进入陕西，在与东北军、红军同在的情况下在能否控制住陕西还不一定。以杨虎城的地缘优势和在陕住政时的显赫成绩，在地方百姓中的威望，都不是一下可以消除的。因此需要稳住杨，等中央的力量站住后再逐渐收拾他。顾祝同在进入西安的前一天，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令顾入城后要做好杨虎城的工作，应把杨看做是“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拖也”。⑤顾祝同遵照蒋的指示，2月10日派黄杰、王宗山、卢广绩分别代表顾祝同、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同赴三原请杨虎城回西安绥靖公署视事。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刚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⑥
这时，杨虎城最关心的是他在西安事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能否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纳，多少能够得到落实。遂于2月14日由三原返还西安绥靖公署后。第二天就与于学忠联名向全会提出了一个提案。⑦这个提案再次重申了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改变政策。提案由何柱国于14日飞携南京。
2月16日，派李志刚赴京，持函分陈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蒋介石、何应钦、邵力子、宋美龄、孙科、冯玉祥、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焦易堂、王陆一、张继、戴季陶、汪精卫等人，做这些人的工作。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红军广播，发表了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当杨虎城看到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后，认为这个文件十分重要。但根据他的判断，蒋介石未必会让中央委员看到这个文件。为了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传中共的新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于是他找来马文彦，派马到南京去见于右任试图通过于打开南京的宣传缺口。
马文彦回忆说：杨将军来了，他让我到南京去，见于右任，通过他了解一些南京方面的动态。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生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了一个铁筒香烟，亲自镟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来，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杨将军才把它交给我，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气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既：“杨先生派我给你送这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递给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实验工厂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一个办法，亲自用糨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我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们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在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⑧杨虎城的机智与不懈的努力下，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冲破了蒋介石的思想封锁，在国民党中央大员中流传开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吹入一股春风。2月1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报告了这一成功，电报说：“我党所提四项保证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既不能封锁，亦不好再‘剿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会议期问，蒋介石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除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提出了关于“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李宗仁等9人，向会议提出了有关反对独裁政治，保障人民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爱国群众运动的议案；孙科、冯玉祥、于右任等几人在《请特赦政治犯案》中批评了国民党近十年来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设嫌疑，因为反对，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致流离失所，或者幽羁囹圄。”
与之相反，汪精卫在会上也提出了一个要坚持“剿共”的议案。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在西安事变的鼓舞与推动下，国民党内进步民主力量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多年推行的反动、卖国、独裁政策的一次大批判。
会议对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作出了“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不容，应不予致理，以绝效尤”的决议。但是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冯玉祥等16人提出的《促进救国大计案》，决定“密交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分别切实办理”。该议案要“努力收复失地，首先督助华北军队，并增派劲旅，先行收复察北、冀东以为收复东北四省之准备”；在外交方面还提出“今后应采取积极方针，以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占之领土”。⑨
对内政策上，宣布放弃以武力安内政策。会议宣言提出：“此后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
国民党五届三巾全会主席团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不做公开正面的处理，同时以主席团名义提出了一个“根决赤祸案”并获得会议通过。在这个提案中虽对中共多有攻击之词，但它再没有拒绝中共提出要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而且因应中共的“四项保证”提出所谓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变相地答复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以隐晦的形式接受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代表全国爱国力量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积极准备对日作战的新时期。此后国民党的新政策得到了全国各种力量的(包括共产党)的支持，国民政府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是西安事变的继续与政治延伸。它的结果标志了中国民主运动取得一次历史性胜利。用杨虎城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白忙活”。
4.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过去整整70年了。当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在西安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当局，改变了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了半年后的全民抗战的新局面。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是什么角色呢?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张?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而海外和在台湾的人们大多只知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自蒋介石回到南京也就结束了。随着世界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国共两党的历史文件和参加西安事变一些重要当事人的私人文件，不断公开，杨虎城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
蒋介石把杨看做是“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
张学良恢复自由后终于讲出了：“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啊，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的话。而1980年，作为经历了贝特兰在为《杨虎城传》英文版写的序言中，再次谈到他对杨虎城的一些认识，原文节译如下：
作为碰巧亲眼看到西安事变的部分真相的一个英国记者贝特兰，在1980年他为《杨虎城传》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谈到他对杨虎城的认识：如果有人问我：“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什么主要作用?”我想我应当这样来回答：第一，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
第二， 正是杨虎城坚决反对在没有作出书面保证、改变其政策的情况下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来是周恩来说服了杨接受口头保证，以代替书面保证。
第三，正是杨虎城在1937年1月间担当了西北地区的主要发言人，而且他通过与王炳南及其他共产党人的联系，鼓励着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以维持公众的士气，并对统一战线给予支持。
第四，正是由于杨虎城精明地处理了第三次西安武装政变，即1937年2月2日孙铭九与“左翼分子”企图清除较为保守的东北军指挥官，才制止了另一次流血事件，并且使和平解决军事争端成为可能，这样就最终地解决了西北的全面危机。
作为一个在短暂时刻掌握人民命运的人物，杨虎城并没有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从本性上说，他远不及少帅那样富于理想、豪侠尚义的话，但从他坚决要求民族团结抵抗日本侵略这一主要威胁来看，他毕竟是一位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⑩
①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2月5日。
②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③同上，第462页。
④谢晋生：《西安事变中的点滴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74页。
⑤《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⑥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5页。
⑦同上，第237—239页。
⑧马文彦：《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04—207页。
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全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67页。
⑩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