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一、祖父母与少年时期的父亲
杨拯民
1908年5月31日祖父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父亲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祖父的遗体推回了甘北村。从此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
我们的家原住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甘北村地处黄土高塬，是个贫瘠的小村庄，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我的祖父名叫杨怀福，他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里，我的父亲、叔父也出生在这里。由于地处黄土高塬，常年少雨缺水，收成不丰，家境贫穷。好在祖父有一手木工技艺，会做木工活。平时以租种他人的农田为生，抽暇常做一些农具和木器小件如板凳，小桌之类。在逢集时就拿到附近的集镇上去变卖。农闲时，干脆就到孙镇(蒲城县的一个大镇)去给人家打工，作木匠活。记得小时候，当祖母做针线活时，我经常拿她的针线板把玩。我觉得它很有趣：一小块木头被雕琢成优美的形状，一端用于缠线，另一端中间还被掏空装了一个抽斗，用以放置顶针、缝针等物，既精巧又实用。祖母告诉我，“这还是你祖父留下的念物，是他亲手做的。”说此话时，看她总是有些黯然伤神的样子。
我的祖母叫孙一莲，她家住在孙镇。当时，在蒲城县孙镇算是个较大的镇子。每逢赶集过会，还演唱秦腔，(陕西地方戏)。镇上人流涌动，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祖母信奉佛教，但我不知道她是在祖父被害后信佛的?还是在当姑娘时就信佛了?她对佛祖十分虔诚，常年吃斋念经。令我费解的是孙镇富裕、繁华、热闹，而甘北则是个贫瘠的小村。祖母，她人长得不错，白皮肤大眼睛，眼珠有些显黄色。她怎么会下嫁到甘北那个小村，嫁给贫穷的祖父呢?后听人说，因当时祖父经常去孙镇打工，卖木器活，他有一手木工手艺，为人又厚道在当地也可算是个能人了吧。口碑不错，因而就被镇上有的人相中，从中做媒把祖父介绍给了孙家做女婿。
婚后。于1893年11月26日生下了我父亲，取名叫“长久”。在陕西关中一带有把小孩爱称为“娃”的习俗。因此，父亲就被乡亲们称为“久娃”而很少叫“长久”了。在父亲参加革命活动后，先后起名为忠祥后改名为与忠字同音的*（虎边冬）字，虎臣，虎城。所生第二个孩子，我的叔父叫“荣”也就被人叫作“荣娃”。后取大名为茂二。
随着岁月的迈进，孩子渐渐长大了。祖父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但他一门心思想让我父亲能读书识字，起码能学会记个帐。于是就把父亲送到孙镇的一家私塾去念书。遗憾的是父亲在私塾只读了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难来到了陕西西安，从而加重了陕西人民的负担和苦难。苛捐杂税骤然增加，加之天旱收成不济，要顾及四口之家的吃饭已很不易，怎能再交得起私塾的学费?不得已，父亲只好辍学。之后，祖父又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饭铺当童工。干一些拉风箱、洗碗、扫地等活计，这样虽挣不下工钱，但可解决他自己的吃饭问题。那时我父亲还不足十三岁。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集赶会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甚是繁荣。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父亲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虽然要忙手里的活计，但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后来他提起当童工的那段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他认为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有机会听到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们，添加了许多见识。因此，他常说：“饭铺就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
祖父一年到头劳累辛苦可连一个孩子的读书问题都解决不了。再看到周围乡亲们同样辛苦度日，而官府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因此，不满现状的想法越来越多。遂参加了哥老会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后被人告发被捕，先是关押在蒲城县衙里。家里遭此横祸，父亲只好从饭铺辞工出来。一天，传来了祖父被押解到省府西安关押的消息，祖母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是好。父亲也感到问题严重，即提出，他要立即去西安。到西安，既便于就近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去狱中探望照顾祖父，给祖父些慰藉。祖母虽觉得父亲年幼，不放心，奈何无其他办法，只好由他去了。于是，父亲背了些干粮和几件换洗衣裳，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干粮用以充饥，棍子用来防身打狼(当时蒲城一带荒僻狼多)，就上路了。那时父亲只有 13岁，已经要担负起沉重的生活担子。
甘北村距西安二百多里，父亲到西安后由于没钱就住进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祖父被关押在吕祖庙(西安青年路西头)旁的监狱里，为了生存，他除去打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要使祖父不在牢里挨饿，父亲每天最少要去监狱送饭一到两次，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祖父被杀害。
1908年5月31日，祖父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父亲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祖父的遗体推回了甘北村。从此在他心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
尸首虽然搬回家了，由于没钱买棺木装殓，无力安葬。当时，正是麦黄搭镰的五月天，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尸体也不好再停放下去。这时，真是又悲又急。村里的乡党们正忙着麦收的准备工作。大家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出力出物鼎力相助，总算把祖父草草埋葬了。丧事虽然简单但气氛热烈，全村乡亲出动，景象十分感人。这件事，使父亲深受感动与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穷人才能理解穷人的苦楚和需要，才能在关键时刻伸出热诚的援助之手。“穷帮穷”应不失为乡里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一个好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和切身的体会讲给要好的伙伴们，大家很是认同。于是他和关系紧密的七户贫穷农家的年轻伙伴商议成立一个互助性质的组织。约定当谁家的长辈去世、有人伤病或遇其他灾难之后，其余的人都要尽力帮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共同帮助度过灾难。该组织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
同年10月，蒲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为开展革命活动，在蒲城县策动组织成立了“教育会”，该会因组织学生讲演，宣传民主思想，遭到清政府蒲城知县李体仁的镇压。逮捕了有举人头衔的教育会长常自新和几名学生，并施以酷刑。按清朝的规定，对举人是不能用刑的，结果还有一个学生也因刑伤致死。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蒲城学案”。此案轰动了陕西全省的教育界和在京城的陕西籍人士，纷纷给以声援，要求惩办凶手。清朝政府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罢免了县官李体仁。
“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激励起我父亲蕴藏在心里的斗志。给予怀有杀父之仇、富有反抗精神、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父亲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是可以被斗败的。由此他联想到“孝义会”的宗旨目标有很大的局限性。“孝义会”只能帮助会员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而更应该在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抗争。经与会员们商议约定，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不但不给(也实在给不起)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的含意就由生活互助演变为经济上的维权了。
经过几次成功的抗捐抗债活动后，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孝义会”。到1909年 8月“孝义会”已经发展到有百余人之众。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抗争内容、斗争形式的变化，成员们认为“孝义”内涵已不能再概括反映他们的要求，于是集会商议，改变“孝义会”的名称，商议组建发展大事。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他们聚集到甘南村大郎庙前的一个高地上，当父亲到达时，已先到了上百人，还在会场当中摆了一张木桌。集会上，在推举领头人时，大家鉴于我父亲去过省城有见识，遇事沉着，果敢、不憷头，又能体恤他人疾苦，故一致推举父亲当会长。父亲说：“要我当头可以，但咱们一定要立些规矩定些条条，要有组织有纪律。”大家同意了父亲的这个提议。父亲就说：“第一，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这个会就叫‘中秋会’。第二，中秋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到底。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就这样，一个由丧葬互助开始的农民自助组织，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演变成与旧制度抗争的具有一定规模与纲领的农民团体。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