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二、青年时期的父亲
杨拯民
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野心勃勃， 1915年做起复辟封建王朝之梦，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父亲率领农民军参加了讨袁战争，战斗中屡获胜利，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有了一定战斗力。讨袁战争结束后，部队正式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驻防大荔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后，各省革命党纷纷响应，陕西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井勿幕(蒲城县人)，在渭北一带积极号召、招募组织反清武装。之前，父亲对井勿幕的思想为人略有知晓，他便毅然带领几十名能离开家的“中秋会”成员前去投奔革命军，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秦陇复汉军”，被编入原哥老会头目向紫山领导的“向”字营。井勿幕对父亲这个蒲城乡党也有所期望，认为父亲年少、聪颖、勇敢，对他率“中秋会”参加辛亥革命表示欢迎。革命军11月攻下西安，父亲所在部队与清军作战于陕西乾州、永寿一带，击败了自甘肃来陕西镇压革命的清军。在队伍里，父亲学会了使用枪支武器，接触了军事知识，了解部队的管理，经历了战火锻炼。
在全国革命力量的打击下，清王朝如腐朽的大厦，轰然倒塌。清政府被推翻了，可清军中的一些统领却凭借手握军权的实力，摇身一变，投机混入革命阵营。陕西的政权就落到军阀陆建章的手里，随之，“向”字营解散，父亲和原来一块参加“向”字营的“中秋会”成员退伍还乡，重新务农。可回乡后所见，农民贫苦依旧，地主恶霸照样横行乡里。当时蒲城县东南乡有一个恶霸叫李桢，此人专干勾结县衙，包揽诉讼，欺压百姓之事。而且为地主代办收债收租，经常带着打手，逐村挨户，逼债催租。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当地百姓深恶痛绝。1914年秋日的一天，我父亲因事到姑祖母家，正遇李桢带着打手到村里收租，闹得鸡飞狗跳，全村人惶恐不安。这时村里有人找到我父亲，向他诉苦索求办法。父亲说：“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几天以后，父亲向好友李烟杆子李子高(李德升，因他总用一只很长的旱烟杆子抽烟而得此绰号)借了一杆枪。李子高和父亲关系很好，李子高曾在井岳秀部队干过，父亲知道他手里有枪。然后以送信为名，独自一人闯入孙镇李桢的粮店，将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的李桢开枪打死。
“李桢被杨久娃打死了”!这一消息轰动蒲城县，震动了官府。
“杨久娃这么大胆!了得?”
老百姓则说：“久娃给咱把害除了，真是解气!”无不拍手称快。官府又惊、又怕、随即展开通缉、搜捕。父亲在群众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到处东躲西藏，不能回家。也正因为此事，父亲在陕西东府(西安以东地区)一带一时名声大噪。在逃避官府追捕的同时，他们集合起“中秋会”的一些青年成员(这些成员遂脱离了生产)，专门开展打富济贫的活动，开始在“中秋会”的基础上组建起一支农民武装。官府诬称其为“土匪”。
到1915年，他们在当地农村已聚集起数百之众，拥有长短枪大刀长矛等武器百余件，队伍编为3个连，父亲任营长，孙仓浪任营副，名称定为“人民革命军”，仍延用“中秋会”的会规。另外还规定了部队平日一律不得扰乱市面，保护工商业。队伍所到之处纪律严明，除农民供给的粮食外，其他给养都从打土豪和袭击官府所得。由于纪律严明，不骚扰群众的正常生活，因而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与支持，力量不断壮大。
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野心勃勃，1915年做起复辟封建王朝之梦，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父亲率领农民军参加了讨袁战争，战斗中屡获胜利，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成长起来，有了一定战斗力。讨袁战争结束后，部队被正式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驻防大荔县。
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可惜革命并不彻底，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依仗军事实力窃取了国家政权。后来袁世凯虽死，但北洋政府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废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孙中山先生举起维护“民国临时约法”的大旗，开展护法运动，并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时年于右任先生以陕西省临时参议会的名义，在三原县宣布成立靖国军，以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当时全国的形势复杂，革命与反革命割据而立，由北洋军阀分裂而成的皖、直、奉三派军阀掌握北方；南方诸省大多为原清廷的督军分治；只有广东、广西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控制。陕西的靖国军是北方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支由革命党人领导并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武装力量。
靖国军成立后，我父亲率部参加靖国军，被编入第三路军第一支队任司令。陕西靖国军分为六路，是个成分比较复杂的军事集团。另陕西地处中国西北，贫瘠落后，辛亥革命后，始终处于新旧势力、先进与落后的尖锐斗争之中。一方面是拥护辛亥革命的以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杨虎城等革命党人为首的靖国军，另一方面则是代表北洋军阀的陆建章、刘镇华、陈树藩、麻振武之类的督军、省长之流。他们以渭水以南的陕西省会为中心，以省军为主体；靖国军则活动在渭水以北的三原、富平一带，总部设在三原县。由于地形梗阻，陕南与陕北又是各自割据的局面。
1922年，广州革命政府遭受挫折，5月间，在八省援陕反动军队的包围中，在直系军阀的威逼利诱之下，靖国军所部有的也分化瓦解。以“依人不降”、“从权受编”、“忍辱待机”为借口，纷纷改旗易帜。当时，只有我父亲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拒不受降，被称为“最强硬的反受编派”。吴佩孚、曹锟曾派童蒲生一伙规劝他接受改编，并以高官厚禄相诱惑，都被我父亲以“人各有志”而拒绝。就在靖国军斗志涣散各找出路之际，却收到了孙中山先生给曾经参与组建靖国军的邓宝珊的来信。来信中嘉许：“于总司令(于右任)及靖国各统领咸明大义，势不附和，为之欣慰。尚望足下坚持初志，百折不挠。”孙中山先生的凛然正气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我父亲的信念与斗志，他率领靖国军第三路军三千部众，高擎靖国军大旗，在陕甘交界及武功一带，艰苦卓绝地坚持斗争。他设法将躲在三原东里堡的于右任接到武功，重建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置行营于武功。恰在此时，甘肃军阀陆洪涛从北洋政府领到一批军械，在由西运途经乾县铁佛寺时被父亲率部全部截获(计有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六十万发)，这对部队是一次及时的补充。最后，终因孤军作战，粮弹无继，伤亡过重，军力军心受到挫伤。经与于右任及部属商议决定，派小部士兵护送于右任经甘南绕道重庆去上海，向孙中山先生请示机宜；我父亲则率第三路军其余主力杀出重围向陕北转进，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以保存革命实力，为西北保存革命火种，徐图再起。
井岳秀是蒲城县人，和父亲与参谋长蒙浚僧(蒙发源)、李子高都是老乡，与蒙浚僧还是好朋友。其胞弟井勿幕又与我父亲杨虎城交好。井勿幕思想进步，深受我父亲的敬佩。李子高也是蒲城人，曾是井岳秀的部下。由于上述诸多渊源，井岳秀同意让父亲的部队进入他的防区。父亲率部抵达榆林之后，派参谋长蒙浚僧去跟镇守使井岳秀洽谈，经双方协议商定了三条协议，即：(一)我父亲目标过大，宜暂时离开部队，住在榆林县城里； (二)把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德升(李子高)为团长，孙蔚如为副团长，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别驻在定边、靖边、安边等地，即陕北的三边，传说中的“沙陀国”。这时，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看到部队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栖息休整的地方，有了训练、休养的机会令他欣慰；另一方面，想到原有六部之众的靖国军，现已作鸟兽散。就连自己一手创建，长期生死与共，本欲将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的这支队伍，也不得不易名而寄人篱下，心里甚不是滋味。
就这样，靖国军三路军千里奔波一路血战而退至陕北，暂时隐入了“沙陀国”。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