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三、父亲和母亲罗佩兰
杨拯民
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
我父亲是在1916年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长，驻防大荔县时与母亲罗佩兰结婚的。当时，父亲22岁，母亲只有15岁。就母亲而言可属于早婚了，那时妇女早婚是普遍的现象。
我的母亲名叫罗佩兰，本是四川省广汉县人氏。因其家境贫寒姊妹又多(她排行老大，除一弟弟外都是女孩)，听说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人较木讷，家里无土地耕种，又不善于从事别的营生。他妻子就帮人打工挣钱补贴生计，她常为一个叫张西铭在四川做生意的陕西商人当雇工，做一些的洗洗缝缝的事情。她的大女儿(我母亲)罗佩兰虽然年龄不大但很懂事，看到母亲的辛苦就经常去张家给她母亲帮忙、打下手。时间久了，张西铭观察罗佩兰年龄虽小可聪明乖巧，令人怜爱，就将罗佩兰认作义女。当张西铭年龄渐届衰老，要歇业返回故里陕西时，提出将罗佩兰带回陕西的想法。经征得我外祖父母同意，母亲就随义父张西铭来到了陕西大荔县张家。那时我父亲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营长，驻防大荔县，经常与一些地方士绅往来。父亲与张西铭相识，常去张家做客，就有缘认识了罗佩兰。一来二去，两人相互倾慕，产生了感情。那时不兴自由恋爱结婚，为达与母亲结婚的目的，父亲托请媒人到张家提亲。当时张西铭觉得自己不是母亲的亲父，将义女嫁给一个军人作妻，以后生活不会稳定还要吃苦，有点顾虑。但他与父亲的交往中看出我父亲是个正直的军人，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况且他也感觉到两个年轻人乃互有恋意。经思量后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我父母的婚姻，实为相互恋爱，可形式上又为媒妁之言，婚后夫妻感情弥笃。母亲慧敏机智，生性好强，小小年纪离乡背井，辞别亲人，跟随义父翻越巴山秦岭。那时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跋山涉水来到陕西关中，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可算是有性格、有勇气够坚强的。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1922年父亲所率靖国军败北，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当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母亲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给父亲以支持和帮助，为父亲排忧解难。为此，父亲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
武功距陕北榆林约一千余里，又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陕北在陕西属高寒地区，部队行军艰苦不说，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井岳秀的态度。当时母亲怀孕(怀有我)且即将临产，被留下而不能随父亲同行。这是他们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她的心绪很乱，很是忧愁。
母亲及祖母、叔父和其他部属的家眷被安置在高陵县通远坊镇，通远坊镇有一座天主教堂，有洋神父，附近老百姓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不敢轻易去骚扰。
1922年末，父亲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就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至卧床不起，经吃药治疗却不见起色。部属们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来。
我是1922年12月5日在通远坊这个小镇上出生的。生下我不久，当我母亲知道父亲在榆林患病的消息后，坐卧不宁，焦虑万分，很是放心不下。做事一向果断的她，遂决定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父亲。可祖母认为，三个月大的婴儿，不宜长途远行，劝母亲缓行，母亲探夫心切，末听祖母劝阻，还是起程了。
那时候，关中至陕北的交通很是不便，如走肤施 (后改称延安)、绥德、米脂……一线，路难走不说，沿途还不时有土匪、北洋军出没。母亲经打探、问询考虑再三后，决定取道山西省赴榆林。于是我们便从陕西的韩城县禹门口东渡黄河到晋南，沿着汾河北上，经过太原等地，又由山西省的离石西渡黄河转到陕西吴堡县，再经米脂县到榆林县。这样经过二十多天迂回曲折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榆林县见到了父亲。那时，父亲还病卧在床，据说夫妻二人相见，涕泪交流，激动不已。
父亲的病原来由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观此情形，母亲决定另行延医治疗。要另换一位大夫，可她有顾虑，为了不由此引起井岳秀的多心和不悦，母亲便采用扶梁换柱的办法；即不辞退原来的大夫，白天仍由其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由父亲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来家诊治。山西大夫经号脉，了解询问病情，又查阅前任大夫所开的药方，经过中医的“望、问、切、闻”，认为父亲患的是伤寒症。服了七副药后，通了大便，热度才渐渐减退。症状诊断对了，对症下药，父亲的病终于一天天好起来。由于母亲的机智果断，父亲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我懂事后，父亲提起此事，深情的说，你母亲那时只有22岁，竞有如此魄力和心计，真是难得!
直到20年后的1942年，我从延安马列学院结业，分配到米脂县工作，在与该县的士绅姬伯雄、冯舍臣、杜子卿、李鼎侯等人的交往中，他们谈起1923年母亲北上榆林时的一些情况，一再称道母亲是一位聪颖干练的女人。说我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由人抱着。
父亲在榆林养病期间，结识了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米脂县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当时正值共产党人魏野畴也在榆林中学任教，经杜校长介绍，父亲又结识了魏野畴。这是父亲与共产党人的初次交往。
杜斌丞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多年，延聘进步教师，传播革命思想，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学生中共产党员也不少，较为知名的有刘志丹、谢子长、阎揆要、郭洪涛、张德生……魏野畴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创办过《秦钟》杂志，宣传革命思想。魏野畴是我父亲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他常给父亲介绍马克思主义，魏的精辟见解和渊博学识深得父亲敬重。
在榆林的几年，与杜斌丞、魏野畴一起交流思想，评论国事，对父亲一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后来父亲主持陕政后，当即聘任杜斌丞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在陕西推行了不少新政。
1924年，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高潮。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父亲派姚丹峰赴广州参加大会。会议期间，孙中山先生接见了姚丹峰，并为我父亲正式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提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以后，父亲下定决心追随中山先生，以实现新三民主义为己任。
同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改称国民军，通电拥护孙中山，同时电邀中山先生北上，晤谈南北统一。此时的陕西省的政权仍把持在北洋军阀手中。
这个时期，井岳秀部也随之改称为陕北国民军，井担任总司令。我父亲审时度势，考虑自己的部队经过在陕北休整训练后，官兵素质有了提高，他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为配合孙中山的北伐，应该打回关中去与盘踞西安的北洋军阀势力决一雌雄。他的这一决定得到杜斌丞、魏野畴的支持。
1924年深冬，父亲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高擎国民革命军杨字旗，率领着原来自己的部队和由井岳秀部划编给他领导但仍由左协中所率领的一支队伍，大约两个团的兵力冒着凛冽寒风，从天寒地冻的陕北挥戈南下，回师关中。
这次回师关中，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拯坤(1923年在榆林出生)，还有两个奶妈及其他眷属随军同行。此时母亲的身体由于多年的操劳健康情况已不如前了。和前一年北上榆林时相比，路线不那么迂回曲折，还有“架窝子”可坐。“驾窝子”也叫驮轿，是用两根木椽扎绑起来的，下面用绳子木板相连铺上毡子、被褥，上边用席子弯成弓形与两椽相连遮风避雨，前后由两匹骡子驮着前行，人在其中可躺可坐，这是当时一种适用于山间小道的交通工具。自榆林起程，经米脂、绥德、清涧、洛川，在蜿蜒的山道上鱼贯而行。途中还发生一起火警，有人抽烟不慎，引燃了驾窝子的毛毡，幸好驮夫有经验，及时卸下两匹骡子，没有引起灾难，算是有惊无险。
回到关中，父亲有段时间暂住在耀县的药王山上，该处距县城约十华里，传说是医圣孙思邈采药讲学的地方。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以及其他眷属住在耀县城内，我们常上药王山看望父亲。有一次，父亲的“马弁” (现称警卫员)刘法带我骑马从山上返回城中，中途马肚带断了，马因受惊而狂奔，把我和刘法掀倒在山坡上。我惊慌地大喊“马跑了，快捉马!”其时大人都在担心我的安全，听到我在喊捉马，都放下心来，母亲抱起我笑着说：“我们正担心把你摔坏了呢，你可倒好，却操心马跑了。”可能是我出生后常在马背上颠簸，所以从小就爱马，喜欢骑马，那时刘法常常抱我骑马玩，我也格外喜欢他，乐意和他一块骑马。
1925年7月，父亲住在耀县时，仿照黄埔军校的形式，设立“三民军官学校”，从社会上吸收了一批青年，还从部队中选调一批青年军官和士兵进行训练。聘请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等)任政治教官，吸收一些黄埔军校毕业或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人员任军事教官，进一步提高自己部队的素质。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