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四、坚守西安
杨拯民
国民军为了纪念守城军民的牺牲精神，在市中心的新城，过去称为皇城，现在省政府的北面，辟地建了一个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冯玉祥亲自题写了园名。园内建有革命亭。并将坚守西安时的部分死难群众的尸骨埋在亭子的两侧，堆成两个大冢(群众称之为“万人冢”)，异常醒目。父亲送了对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从中可感悟到他的矛盾心情。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直、奉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联合反攻北方革命力量(国民军)，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北口。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积极组织北伐，而拥护广州政府的陕西国民军就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心头大患。为阻止革命军北进，吴佩孚一方面以其主力布防于长江一线固守，同时委任刘镇华为所谓的陕甘剿匪总司令，以消灭陕西的国民军，清除其侧背之隐患。刘镇华在豫西纠集原清朝“镇嵩军”旧部，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为号召，收编豫西土匪、红枪会一些地痞流氓，组成八个师，号称十万人的乌合之众，向陕西西安进攻。
当时驻守西安的是原国民革命军二军第十师，师长李云龙(字虎臣)及陆军第四师，师长卫定一，两部总共约五千余人。此时我父亲已率部移驻三原县。李虎臣刚刚从豫西惨败退到西安，心有余悸，西安的一些旧官僚、劣绅组成所谓“和平期成会”，劝说李虎臣退出西安城。面对如此情势，李虎臣感到困难颇多，一时拿不定主意。
刘镇华所率“镇嵩军”向西安东郊防线发动进攻，西安告急。李虎臣遂派特使朱子敏连夜赴三原县向我父亲求援。李又发电报催促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
父亲认为，要支援北伐军，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必须粉碎吴佩孚、张作霖派刘镇华入陕的阴谋，一定要坚决地守住西安。遂在三原县召集所部将领李子高、姬汇伯、孙蔚如、赵寿山等开会，讲了李虎臣的困难情况和来电的意思，取得一致意见，随后又对部队进行动员。于1926年4月6日毅然率部五千余人开进西安城，给李虎臣以支援，从而坚定了李、卫守卫西安的决心。我父亲进城后，立即和李虎臣等商议决定：加强各处的防御工事和做长期坚守西安的准备，要有与城共存亡的决心。
为了有利于团结三部兵力共同一致对敌，父亲拥护李虎臣担任司令，他自己甘居副职。并在服装上和李、卫的部队保持一致，父亲命令自己的官兵将从靖国军时期就佩带在军帽上的红圈摘掉，以示通力合作之诚意。
围城初始，刘镇华阴谋从东、北、南三面进攻，留出西关不动。自以为守城军队在他的攻击下会从西门败退撤出，届时就可消灭之。不料到5月15日，守城军队没有任何撤出的动静。刘镇华这才把西门也围了起来。至此，西安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但城关附近的红庙坡、小雁塔等处仍为国民军所控制，西安四周相继成为战场，郊区民众扶老携幼，纷纷进城避难；城内民众因为缺粮，又欲逃往城外。城外的想进来，城内的想出去，真是“围城”的写照。
直到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于右任率国民军打到西安支援解围为止，西安被围历时八个月。西北群众将此战役称为“二虎守长安”，后来还编为秦腔上演。
坚守西安之役异常艰苦，刘镇华用以包围西安的兵力号称十万，而城内守军兵力只有一万。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援助下，加上阎锡山供给的大量军械火器，装备远较守军为优。在这样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艰难情况下，西安军民进行了守城之战。200多个日日夜夜，几乎天天有战斗，其中以东关的地道战、东北城角争夺战、小雁塔争夺战……最为激烈，双方多次肉搏厮杀，反复争夺。
刘镇华久围西安而不能破城，其部队士气逐渐低落，军纪更加败坏(原来纪律就差)。他自己也气急败坏，当他闻知我父亲是个大孝子，对母亲极其孝顺这个消息时，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企图以扣留祖母来胁迫父亲就范，动摇其守城的决心。为此，父亲曾经下令，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有关他母亲的任何事情，违者重罚。
刘镇华派人到处搜寻祖母孙一莲。为了避难，当时祖母和蕙兰娘带着我正由富平县向北同官(现在的潼关)转移。有一天，我们正奔波路途中，突然遇到一小股兵士拦截盘查，和护送我们的卫兵交上了火，枪声乒乒乓乓。祖母把我抱到一个崖边，背靠着土崖躲避。祖母怕我的耳膜被枪声震坏，就用手将我的两耳紧紧掩住。过了好大一会枪声才平静下来。得知原来对方是从井岳秀部划过来的由左协中率领的那部分队伍，他们正在巡逻。本属一家人却闹了个误会，虚惊一场。
躲过风险，总算到达北同官。同官县县长孙仲毅是父亲的好朋友，我们就住在他的县衙内。有天，我跑到判官司的大堂玩耍，看到堂上摆设着一些好怪的东西，感到好奇。经衙役解释，原来都是些处罚犯人的刑具。现只记得有个打手板的刑具，一条木凳上钻有两个洞，用绳子穿过洞可将犯人的手牢牢地捆在凳子上，然后再一五一十的打。
西安守城八个月，将北洋军刘镇华的十万之众死死地拖在陕西，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八个月中，西安城内几乎弹尽粮绝，树皮草根都被老百姓剥食一光。饿死的人数以万计，白骨累累。
守城能够坚持八个月之久，是与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也是以军民大众的惨重牺牲换来的。为此，父亲的心情万分沉重。他思绪万千觉得愧对西安父老，遂滋生了弃戈归隐之心。加之他不愿意见冯玉祥，因为对冯的为人人品还不够了解，于是在西安解围后只带副官曹润华一人，悄然离开西安，住到富平县一位友人家中休息，意欲脱离部队，解甲归田。
国民军为纪念守城军民的牺牲精神，在市中心的新城，过去称为皇城，现在省政府的北面，辟地建了一个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冯玉祥亲自题写了园名，园内建有革命亭。并将坚守西安时的部分死难群众的尸骨埋在亭子的两侧，堆成两个大冢(群众称之为“万人冢”)，异常醒目，父亲送了对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从中可感悟到他的矛盾心情。
父亲主陕期间，每召开群众大会多在革命公园。如每逢坚守西安纪念日，都在革命公园开会纪念，以鼓励士气。据说，1936年守城十周年纪念日时，为了配合当时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北抗日救亡会发起成立了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拟扩大纪念。在开会前夕，张学良将军闻悉此事，立即告诉筹委会，说：届时他要参加，并说“竞存”、 “东望” (东北子弟)小学和部分东北军将士亦去参加。那天，我的父亲和张学良在会上都发表激奋昂扬的讲话，张对十七路军坚守西安、策应北伐倍加赞扬。我当时随校参加了那天的集会，场面非常热烈。记得他们在会上都谈到，西安守城的胜利是各路革命军团结奋战的胜利，是军民合作的胜利。他们要求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团结协作，准备对日作战。
据说1936年12月12日抓了蒋介石之后，数万民众也在革命公园举行盛大的抗日集会，张学良和我父亲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二位将军的发言激愤有力，如惊雷掠过古城，更大规模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革命公园是西安民众追求民主进步，支援北伐战争，众志成城，英勇牺牲，终于创造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革命伟业的永久纪念；西安革命公园也是父亲热爱民族、忠于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纪念地；也是他投身国民革命为北伐做出贡献的历史标记。
1993年11月26日父亲百年诞辰时，我们为他在革命公园塑建了一座铜像，作为纪念。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