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五、母丧东里堡
杨拯民
我正在灵堂玩耍，只见一个穿黑长袍的人跌跌撞撞的进了灵堂大门，直扑向棺材。有人赶紧把棺材盖揭开，来人扑在棺材上大喊一声：“佩兰啊!”就昏厥过去。顿时灵堂上乱作一团，有喊请医生的，有掐人中的，有搀扶的，有劝慰的，刘法也早跑了过去。我在旁看着猜想：这恐怕就是大家昼夜期盼着的父亲吧?父亲可终于回来了!
父亲鏖兵西安时，母亲留在三原县东里堡养病。她患的是肺结核，且已进入晚期。这病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尽管如此，初期她还让人在外县农村买粮食接济西安，后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她身体精神不济而作罢。西安解围，母亲一时间大喜过望，急切盼望着父亲早日回家，可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却失踪了，生死不明。朋友们又接连到家探询，母亲由此心生疑窦：是战死了?还是出了什么麻烦?疑窦种种对她竟是致命一击，加速了她生命的结束。母亲去世时只有24岁。
母亲在弥留之际，让人把我和妹妹拯坤领抱到她的床前，最后看了我们兄妹一眼，这就是我们母子的最后诀别。当时我只有四岁，妹妹才两岁，我和祖母、蕙兰娘刚从北同官逃难回到东里堡。朦朦胧胧记得母亲躺在床上，屋子里有好多人，点着好亮的灯，全然不懂母亲的死对我们兄妹意味着什么。
母亲的葬礼是从旧习，因父亲尚无消息，未归家，一切丧事均是由朋友、部属操办的。大家出于对我母亲的敬重，所以对办丧事很重视，葬仪安排得十分隆重。
依稀记得母亲的遗体安放在大厅正中，前边放着供桌，桌上摆着母亲的遗像、祭器，点着香火蜡烛，好像整个大厅都用白布幔遮了起来，挂了许多挽联挽帐，气氛肃穆悲凉。吊唁的、送香纸、挽帐、挽词者络绎不绝。最引人注目的是于右任先生写的挽联“有灵为我促杨虎，多难思君吊木兰；是巾帼英雄应习鞍马，等革命女子战死沙场。”于右任是位著名的书法家、诗人，他亲为母亲撰书了墓志铭，其拓本流传至今。母亲虽然年轻早逝，但她在我父亲的部队中口碑不错威信高，所以她的葬礼牵动了整个部队，吊唁者络绎不绝，上至冯玉祥、于右任，下到每个团体均有礼仪。
院中有一班吹鼓手，当有人吊唁时他们就吹打奏乐。母亲停灵期间，每天要献两次饭、奠酒，都是我这个不到四岁的“不孝子”磕头跪拜，尽孝子礼。来客吊唁，亦要我跪拜还礼。起初我还听话，由大人支使着，叫干什么就怎么干，可时间一久，就失去耐性，瞅空子跑出大厅，到院子里看热闹，看乐器班子吹打乐器。蕙兰娘和奶妈看我太辛苦，知道我身体弱，怕这样累出病来，以后就改为有重要客人来时，让我在旁还礼，其他就由刘法他们代理了。
据说母亲在病中时，她的弟弟(我的舅父)罗辉铭就从四川广汉启程奔陕西来了。从四川到陕西，途中要翻越巴山、秦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可待他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抵达陕西东里堡时，我母亲却已经病逝了。当时我见他全身上下几无完衣(都被荆棘挂破了)，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却一脸憔悴。他进得门来，捶胸顿足，抱头大哭。他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听他的四川口音，看他那么悲痛，不言自明，大家就能猜出他的身份。刘法很动情地告诉我：“你四川舅舅来了!” (因为我还有大荔舅舅，蒲城舅舅，所以按地域名称来区分对舅舅们的称谓。)罗辉铭是我母亲唯一的弟弟，自他奔丧来陕后，即留在了陕西，由我父亲供他上学。开始在三原县上中学，1933年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十七路军特务营任营副，当时孙辅臣是营长。
母亲过世后，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家里派人四处寻找，几天过去了仍无音信。只好将母亲先行入殓(按旧习，人死三天，必须装棺称作入殓)，但未把棺盖钉死，为等父亲回来后便于再行揭开。
一天下午，我正在灵堂玩耍，只见一个穿黑长袍的人跌跌撞撞的进了灵堂大门，直扑向棺材。有人赶紧把棺材盖揭开，来人扑在棺材上大喊一声：“佩兰啊!”就昏厥过去。顿时灵堂上乱作一团，有喊请医生的，有掐人中的，有搀扶的，有劝慰的，刘法也早跑了过去。我在旁看着猜想：这恐怕就是大家昼夜期盼着的父亲吧!父亲可终于回来了!
父亲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和对西安守城民众巨大牺牲的内疚，在西安胜利解围时解甲隐居，失去了和母亲诀别的机会。所以他看到亡妻时极其悲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他33岁。
出殡那天下着雨，夹着雪花，似乎老天也在为母亲年轻早亡而惋惜落泪。从东里堡家中到坟地约三华里，棺材放在绿色轿子里，轿前系一条白布带子。听说按习俗应由死者的儿子(孝子)牵着带子走在灵柩前面，以示为亡灵引路这叫作“扯纤”。当时我三岁半，太小不能承担拉纤的任务，父亲就承担了孝子的角色。他从头至脚一身重孝，拉着纤绳引路。下雨道路十分泥滑，由均娃(白志钧)和铁娃(张国光)(以后都做了副官)扶着他。他上身湿渌渌的从膝盖以下都是泥浆。刘法一手打了把雨伞一手则抱着我，象征性地拉一根小纤绳，跟在父亲身后。沿途遇到设有路祭时，就停下来向设祭者致谢。
我父亲这样为妻子披麻带孝，打幡引路，如此执孝子之礼，在陕西关中一带实属罕见，一时间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街谈巷议见仁见智。多数人只是觉得新鲜、好奇，少数人看作是妇女地位提高了。
埋葬母亲后，1927年2月，在于右任、冯玉祥的诚恳召唤，一再督促之下，父亲回归了部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东出潼关北伐，参加了豫东战役，在河南与北洋直鲁联军作战。10月下旬又移师皖北太和。
父亲走后，我和妹妹跟蕙兰娘和奶妈留住在三原东里堡家中。那年我约五岁，被送到东里堡外一所学校念书，可我经常跟着四川舅舅去城外半耕园玩耍，玩耍的时间远远多于上学的时间。
半耕园，原本是唐朝名将李靖的私家花园。据说园子建于唐贞观年间，原有南园、北园、西园。历经了千年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当时留存下来的只有南园，占地约50亩。靖国军时，于右任先生将它修缮改名为靖国公园。这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古园林，园里有假山鱼池，小桥流水，古树怪石，名贵花木；有着江南建筑风格的亭台楼阁，还有长安八景的微缩景观。我非常喜爱这座园子，长大以后每回东里堡必去半耕园，有时还邀约同学、朋友去玩。
东里堡，是陕西关中地区别具风情的一个村子。全村近百户人家，以刘、李两姓为主。据说刘、李两姓祖上从清朝初年从事盐业，因经营四川井盐发财致富后，又开设当铺、钱庄。康乾盛世时期，也是他们兴旺发达的鼎盛时期，据传每月都有十余匹骡子驮回票银。所传东里堡原居民发家致富的途径颇似现在所传的晋商一般。
东里堡的房子，大都仿照北京王爷府四合院的规格建造，听说盖房的木料是从南方运来陕西的，一律水磨砖的墙，五进院落，五间大厅，后楼是砖石混合结构三层楼，后花园、养鱼池、假山等等。有的院子还有演戏的戏楼，就像颐和园中的戏楼，但规格比较小。当时财主的标准是尽量模仿北京城的样子。他们主要靠商业资本发达的，十分富足。村里修了一条水渠，引山涧水穿村而过，正常年间用以调节气候，天旱时用以浇灌田地，所以村子周围土地都是旱涝保收，产量稳定。由于经济富足，生活殷实，人们的文化程度也相应较高。有赴日本留学的，有在上海、北京读大学的，衣食也相当考究。
时世变迁，朝代更迭，待我们家搬进去住时，村子已显衰败之势。有的人家把祖辈收藏的古玩字画、当铺出当的玉器、首饰拿出来典当、变卖。
靖国军时期，由于总部设在三原县城，母亲随军活动于三原一带，曾去过东里堡，对那里的环境、民居留有美好的印象，因此她于1925年在东里堡买了一栋相对来说较小的院落，一家人便先后移居到东里堡居住(叔父是在母亲去世后搬过来的。父亲主持陕政后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也常在此接待宾客(于右任、张学良……)，商议军国大事。我的母亲、祖母和一个婶母都是病故于此。东里堡在我家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是我的第二故乡。
西北刚解放，我时任大荔军分区司令员，带着妻子、大女儿偃武回西安探望我蕙兰娘。途经三原，特意绕道去东里堡(叔父一家当时还住在东里堡)，因为天色已晚，还在东里堡住了一宿。因急于看到娘，第二天就直奔西安，也没有顾上去半耕园，每每忆起，尚觉遗憾。
祖母1943年谢世，那时我还在延安。祖母去世后，惠兰娘独自一人由东里堡迁往西安红阜街 64号居住。1936年西安事变后把原来租住董福祥家的房子退了租，我娘回西安后所居住的房子是早先由孙辅臣转卖给我家的，就在董福祥家的隔壁，但规模和质量都不能与董宅相比。
1950年土地改革，我家在东里堡的房子被没收，叔父一家迁往西安。佩兰母亲的坟茔被毁了，就连尸骨也荡然无存。坟冢被平掉了，李元鼎先生撰写的墓碑也不知去向，真是“了无痕迹”!
八十年代，三原县有位姓金的县委书记，具体名字记不起来了，来北京时曾到家和我商量，提出在我母亲坟茔的原址上再堆起一个土冢，重新立块碑。我考虑，尸骨已然无存，堆个土堆还有什么意义，还要占农民分到手的土地。就顺便建议他们可在靖国公园(半耕园)里立块碑，以做纪念(辛亥革命党人史可轩就埋在半耕园)，事后也没有下文，多年人事变动，我也没有再过问，这算是个憾事吧!
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去东里堡。1958年至1963年我在陕西省任工业副书记、副省长期间，虽因公务去过三原县，但无暇去东里堡。
八十年代，有次从北京返西安探望因腿病长年卧床的蕙兰娘，听到有人议论说，解放后，当地群众陆续把东里堡的房屋院落都给拆了，将原房屋的木料拿去变卖换钱。此事若属实，如所讲的那样，那可真是一大憾事!陕西关中东里堡多为明、清年间的古民居建筑，如能像山西的乔家堡、安徽的西递、宏村那样，把这个堡子、古宅保留下来，不失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
提到东里堡，又想起我和我奶妈分别的情景。1928年初春，祖母认为我和妹妹长大可以离开奶妈了，决定让奶妈们回归故里——榆林和家人团聚，把我和拯坤妹妹交由蕙兰娘抚养。因为我幼年时曾在榆林待过，拯坤妹妹又生于榆林，所以我和妹妹的奶妈都是榆林人。家里人称呼我的奶妈为“茄子妈”，因为她的孩子(男，比我大一岁，)名字叫茄子，所以都叫她茄子妈。妹妹奶妈的孩子叫罗有，故称为“罗有妈”。记得与奶妈分别时，真可谓难舍难分，奶妈哭得一塌糊涂，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也是又哭又闹，拉着奶妈不放，一再央求把奶妈留下来，显然这是无济于事，因为祖母的决心已定。这样的别离场面竟引起家里有些人的伤感，怜悯我们是无亲娘的孩子。
1942年冬天，我从米脂县到国民党辖区榆林县给邓宝珊先生贺寿，就借机托人帮我试着寻觅奶妈，还真幸运，终于找到了。相见时，她还是那样亲切慈祥，我看到她身体健朗，只是面容已显苍老。当谈起她的家庭情况时，她说一家还过得去，生活不成问题，“茄子”和你一样长成大人了。茄子妈是个淳朴、厚道的陕北妇女，待我如同亲生，我始终没有忘记她的哺育之恩。我从榆林回到米脂后，还和她保持有通信联系，后因解放战争的影响，我随部队的辗转迁徙，联系又中断了。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