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五、从日本归国
杨拯民
父亲就问我，那你对阎老西的印象如何?我说他像个杂货店的老板。父亲则笑说，你可别小瞧他，在修同蒲铁路时，他曾一宿未眠，竟想出个主意把同蒲路固定铁轨的铆钉用直型钉代替了螺丝钉，就此项措施就节约了20万现大洋。所以对人不可貌相，看问题不能肤浅。
父亲这次山西之行，与阎锡山谈得不错相当融洽，在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可阎锡山终究是个老谋深算、看风使舵、言而无信之人，到了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他却背弃诺言，摇身一变，转舵变卦了。
我们离开长崎登上回国的轮船，已是初冬时节。经过一天一夜风平浪静的航程，顺利回到上海，使我对“一衣带水”的含义和此语描述的真切有了感性的体会。到上海看报纸才知道，南京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在闭幕时，发生了刺杀汪精卫的闹剧。还得知我父亲此时也在南京，是来参加五中全会的，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我们就向南京十七路军办事处发了电报，告知我们已回到上海，想在上海玩几天，可下午就接到回电，“着即去南京”，因此，我们在上海只住了一宿就赶去南京。到车站来接我们的是白志钧副官，告诉我，父亲到南京已一个多月了，和新娘住在安乐酒店，说父亲很想见到我。于是我就随白副官去安乐酒店，于大夫则去了陕西绥署驻南京办事处(即十七路军办事处)。
当晚已经11点多了，我见到匆忙回来的父亲。他看到我身体状况恢复得很好，甚为高兴，问我在日本怎么样?写了日记没有?我拿出日记本，他让我读几段给他听。又问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我就不知深浅的说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日本的工业很发达，但军阀势力军国主义思想太浓重，侵略中国的企图怕不可避免。父亲点头似乎表示赞同我的看法。他还问我日语学得怎样?我不好意思的回答，说一路都有于大夫代劳，所以不需要我讲话。父亲批评说，你可以学习听人家说嘛，听不懂可以问嘛。他对于大夫对我生活上的照料表示赞赏，但对于没有引导启发我学习日语又深感遗憾和惋惜。
第二天早晨，我随父亲去西安绥署驻南京办事处。那时办事处的代表是李志刚，处长是苟尧钦。李志刚是河北人，曾代理过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其父李锡九是主张抗日反蒋的，曾参加过张北事变，即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和孙殿英一起进攻宁夏等一系列抗日反蒋活动。苟尧钦是陕西省三原县人，在关中某县做过县长，后调任驻南京办事处作处长。那时周梵伯秘书和白心镜、李云台等人也都住在办事处。早饭后，父亲带我去他在办事处的办公室，一到办公室就看见我小姨罗志钧也在那里，顿时令我又惊又喜。父亲当着我姨的面对我说：“我太忙，没时间陪你，让你姨领你到各处走走，在南京好好玩几天。”随之给了我姨些钱，就匆匆离去。
这个姨姨是我母亲的三妹，我记得她是1933年从四川来到陕西的，由父亲供她读书。姨姨和我排了个在南京的活动日程，又约上于明江大夫，一起去逛了中山陵。这令我回忆起在1928年时，我和蕙兰娘、拯坤妹在南京某旅馆的窗口观看安葬孙中山先生的情景。还参观了明孝陵、燕子矶、雨花台、夫子庙、莫愁湖和玄武湖等许多名胜地方。我们一起看电影、吃馆子，悠哉游哉地玩了四、五天。每天晚上回来，父亲就让我读旅日日记给他听。当听到我们在九洲受到警察监视的种种情况时，父亲不胜感叹地说：“想不到现在变成这样了!七八年前，我去日本那阵子还不是这样的。这都是因为东北沦丧，建立伪满洲国所致，日本人更看不起中国人了。亡国奴的滋味的确不好受啊!”说到我们在南京所看电影时，父亲说昨天他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部片子非常好，是苏联拍摄的，名叫《夏伯阳》 (即《卡巴耶夫》，让我们也去看。第二天我们去了大光明电影院，根本没有这部片子。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父亲所看的《夏伯阳》，那是陈立夫他们给国民党五中全会中监委们的专场放映，对外界民众是禁映的。此后直到1939年，我在延安学习时，周恩来同志从苏联带回来许多影片在延安放映，我才看到了《夏伯阳》。回想起父亲为什么对《夏伯阳》那么感兴趣，力促我们去看呢?也许是他从夏伯阳的经历，联想到自己的往昔。
在南京玩了几日，有天父亲却说祖母、娘都想我了，要我先回西安，说他在南京有点事，还得再呆几天，于是我和于大夫搭档回西安。后来我想“祖母和娘想我不假，”早日回西安怕是父亲的意思。也确实，他工作忙，我们一行呆在南京对他工作上有干扰，多少有所不便。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回来与家人重逢，自是喜不自胜。娘是问这问那，方方面面，作娘的就是心细。在家呆了两天，就急不可耐地找同学们欢聚畅谈去了。
1935年初冬，开完国民党五中全会，父亲从南京返回西安后不几日，就又同张学良将军去了榆林，会见井岳秀、高桂滋，又从榆林飞往山西太原会晤阎锡山。
父亲到太原三天后，突然给西安发来封电报，说他在太原害了病，让郭增恺和我赶去太原。勤务兵在同学家找到我说：“郭参议有要事找你，要你赶快到他那儿去。”我未敢怠慢，随即赶到新城南门外交际处——郭增恺的住处。郭对我说：“你父亲在太原病了，要我俩去，石介人院长己乘飞机去了，我俩乘火车去吧。”还说同蒲路火车上尚无暖气，把衣服穿厚些。我当即就赶回红阜街家中，向祖母、蕙兰娘作了汇报，娘为我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起程，奔赴太原。
郭增恺是河北省人，生于1902年腊月十三日，殁于1989年7月2日。北京大学肄业，1933年到陕西就任绥署参议员。他过去曾给冯玉祥将军当过秘书。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时与阎锡山合作过，所以他不但在冯玉祥的属下有很多熟人，而且和阎锡山部的一些大员也熟稔。
郭初到陕西时，父亲为了多了解他，就争取和他多接触。说是，有次乘小飞机去陕南视察，因飞机小仅能坐三个人，只能轻车简从，他就把自己的秘书留下，带郭增恺和副官白志钧去陕南活动，来去约两个月，视察了汉中各县又到安康，由安康回西安，乘着小飞机逾越了秦岭，非常辛苦。一回到西安，他们就住进了医院，做身体检查和休养。
经过陕南之行，父亲对郭的了解较前深了一些。父亲曾告诉我说：“郭参议的学识不错，有机会可多与他接近，向他学习。”所以那段时间我去医院看望父亲时，同时也去看望郭参议。也许是父亲要我向他学习的意思，也曾给郭流露过。后来郭有空就带我去书店购买书籍刊物赠送给我，领我去东大街新开的西餐馆吃西餐……渐渐的我俩成了忘年交。他比我父亲小几岁，我称他为郭叔。那时他尚未结婚，我看他一个人生活得自由自在，还以为他崇尚独身呢。可到了我和他去太原时，他已和马彦冲的女儿马咨芬(曾在南京读过高中)结了婚，正是新婚燕尔之际。
乘一宿火车，天尚未大亮，我就醒了，但郭叔未醒，不好惊动。挨到他醒后，问及潼关已过，怎么不见换车?他说同蒲路尚未通车，现在走的是郑太线，到郑州转车，经平汉铁路到石家庄再换车到太原。因为换车，我们在郑州和石家庄各住了一宿。
在石太路乘的是二等车厢，一个房间坐六个人，一边各三个。时值冬季，车上无暖气，大家又都穿的很臃肿，郭叔穿了件水獭皮的大衣。不知何故，我没注意到，他竟和坐在对面的一位乘客争吵起来。平时接触中，看他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一派书生气，这时吵起架来，口出粗语，大骂“混蛋”，让我看到他性格的另一面。后来在车厢服务员(那时称茶房)的调解下，给对面乘客换了个房间，事情才算平息。事后茶房向郭叔讨要名片，他递给了一张。茶房恭恭敬敬接过名片，看了一会，谦恭地说：“哎呀!赵先生是南京青年会总干事，甚是幸会!幸会!”当时我确实看懵了，莫名其妙，困惑不解，又不好问，过后听人说，他有许多不同职务不同姓名的名片，是专为旅行中的应付而备的。
石太路是窄轨铁路，是阎锡山为闭关自守而采取的措施，别省市的火车不能在山西境内行驶，据说同蒲路轨比石太路还要窄。在太原车站迎接我们的是山西省交际处的一位官员，他和郭增恺相熟，另一个人是父亲的副官申明甫。
见到父亲时，看他一切正常，并没有生病的迹象。在我纳闷之际，父亲说明了原因：“这次来山西为要说服动员晋阎支持、参加抗日。这就需要多接触一些人，做多方面的工作，张副司令不便在晋久留，就要我多留几天。为了遮人耳目上，正好那两天也有点不适，就借患病之名多留几日。要郭先生和你来，一方面是为了造舆论，证明我确实病了(后来有的报纸还真的登出了“杨虎城在晋患病，其子来晋探视”的消息)，另一方面山西方面人士情况复杂，需从各方面多作接触，以求取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鉴于郭先生在山西的熟人多，正可以协助我做工作。”
我和郭先生抵达太原的当晚，即逢山西省府主席徐永昌请客，除阎锡山外，各方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二天、第三天，杨爱源、孙楚又分别宴请了一次。
在晋期间，我和申明甫同去参观山西省的工业展览馆，游览了太原的市容。
父亲整天忙着会客，此时的阎锡山已看清日本的侵华意图，感到华北可能不保。他想到若日寇进攻山西，陕西不失为其后方。因此把他的主要大员都约来与父亲会晤，以表示晋陕友好。
父亲任务完成，离开山西返陕时，阎锡山还特别准备了一个七节车厢的专列。一节作卧室，一节做起居室，一节是餐车，警卫、随从各占一节，路管人员占一节。上午9时，阎锡山亲临车站送行。他穿一袭羊皮长袍，着黑色马褂，留着八字胡须，发际已泛白。在太原时，他曾让人代他送给我一套文房四宝和一块手表。在车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真容，我向他鞠躬问好，可就是没有当面对他所送礼物表示谢意，为此父亲后来还批评我不懂礼貌。
阎锡山带着他的一班人来送行，在车站安排了热烈的欢送场面，军乐队排列在站台上，当火车徐徐启动时，军乐大奏。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领略。因路轨是新铺设的，所以走得很慢，每小时才行驶25公里。
无知者无畏，在晋的短短几天，我就对见到的人妄作评论。我说徐永昌这个人，深沉、待人和善、稳健，没有武将的那种味道。孙楚，拿个相机到处拍摄，太活跃，不沉稳。父亲就问我，那你对阎老西的印象如何?我说他像个杂货店的老板。父亲则笑说，你可别小瞧他，在修同蒲铁路时，他曾一宿未眠，竟想出个主意把同蒲路固定铁轨的铆钉用直型钉代替了螺丝钉，就此项措施节约了20万现大洋。所以对人不可貌相，看问题不能肤浅。
我对父亲讲的故事有点纳闷，他从哪知道阎锡山铁轨改换铆钉的事情?后来听说，父亲一直将交通建设作为发展陕西的主政之一，倾注了他很多心血。他修通了西安至兰州的公路，将铁路从潼关修到了西安。为把铜川的煤运出来，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利用江浙四大银行的投资，修筑了铜安(铜川到西安)铁路。他不仅为筹集资金费心，对建设的新技术新工艺也很关注。所以阎老西为“铁轨换钉”之事也被他注意到了。
父亲这次山西之行，与阎锡山谈得不错相当融洽，在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可阎锡山终究是个老谋深算、看风使舵、言而无信之人，到了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他却背弃诺言，播身一变，转舵变卦了。我们从山西回到西安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途经运城盐池时，停了半天，参观了盐池，陪同参观的是孔祥熙的一个堂弟。
火车到了黄河风陵渡，时值寒冬十月，车站尚未修成。白志钧带一连人过河来接，下火车后我们是步行至黄河边，乘渡船过黄河。渡船是一艘大木船，一次可载百余人，还可载汽车马车，比咸阳渭河上的木渡船约大一倍。近岸处，河水已结了冰，我们一行是从冰上走过去上的船。
风陵渡是晋、陕、豫三省分界处的一个安全渡口，只有在七八月份，黄河涨水时，摆渡才会有危险，下船上岸就是陕西的潼关，乘上陇海铁路的火车，两小时即到达西安。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