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四、东渡扶桑
杨拯民
日本之行，亲眼目睹了当时日本的一些情况，使我这个14岁青年开始思考，为什么小小的日本国能以坚船利炮打进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并以吞没中国为其终极目的?“将来一定要从事工业建设，以工业救国”，这种思想使我在全国刚解放，就毅然地申请离开部队，谢绝了彭德怀元帅要我从事空军工作的意见，坚决申请奔赴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矿。
我家后院有个长宽约50米的方形场院，原是董福祥家的后花园，园里有座假山，下边有一个养鱼池。假山前边有块小小的场地就成了我的武术教场，园子后面有个小门通向莲湖公园。有个星期天，我拿着大荔舅舅送我的照相机爬上假山学习拍照，却一不小心连人带相机摔了下来，摔成了轻微脑震荡。住进医院后几天睡不着觉，娘一直陪着我，也是通宵睡不好，很是心急。我自己也很懊丧，体质刚有好转，却又摔成脑震荡，医生诊断我是神经衰弱。这一情况报告父亲后，他到医院来看我，随即就决定让我休学去旅行，这在当时可算是贵族化的举措。父亲虽未读多少书，但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思想，却十分尊祟。他对我说，既然上不成学了，不如到日本去旅行，旅行既可以医治神经衰弱。还可以在旅行过程中学习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他那时的随从医生叫于明江，是薛健介绍给他的。于大夫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所以决定由于大夫带我去日本。于大夫原籍山东，其实他是外科大夫，到西安才一年多。他主要任务是陪我去旅游，也就不在乎内外科了，何况当时父亲也不甚需要他。去日本时，要先取道青岛，顺路把于大夫的太太和小孩送回家。那时，陇海铁路刚通到西安，我们要坐陇海路的火车到徐州，然后换津浦路的车去济南，再换胶济路的车才能到青岛。在徐州换车时，中途在泰安下了车，做了三天泰安游和一天曲阜行。于太太带有小孩，上泰山有困难，于大夫就把她们先行打发回青岛。
仲夏季节，我们游览泰山著名景点，看了泰山日出，令我感触深的是，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上泰山时，把山道都修成了梯式大路，所以上泰山坐的滑杆，不是竖着抬，而是横着抬，轿子也可以横着往上抬，只有到南天门后才只能竖着抬。当年冯玉祥将军就住在泰山山麓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后来到1975年，我再次上泰山时，他已过世多年，只能凭吊他的墓冢了。他的墓冢是由约一百平方米大小的整块花岗岩构成，骨灰盒就镶嵌在花岗岩里，似与泰山浑然一体。
那时的泰山，除子有中溪、南天门、玉皇顶等雄伟壮观的景点外，还有个尼姑庵比较出名，我们参观时，庵里还有三十多个尼姑，大多是年轻姣好的女子。
在曲阜参观孔庙时用了大半天时间。说是参观，不如说是一晃而过。对孔陵的规模记忆较深，特别是里面的柏树粗壮遒劲，超过了北京太庙里的松柏。于大夫是学医的，而我是无知少年，年轻气盛，阅历有限，所以对孔老夫子谈不上如何敬仰，没有心思仔细研赏，只能算是慕名到此一游罢了。
在泰安、曲阜盘桓了三天之后，就从济南转车到达我们去日本的出发地——青岛。青岛对我可说既熟悉又陌生，其实就是陌生。 1929年我因患肺结核曾在青岛同仁医院住了一年多，当时七八岁，整日住在医院里面，出院后也没去游玩，所以对青岛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于大夫回到自己的家，以主人姿态对我热情地接待，非让我住在他家里。他有个大哥叫于明山，曾在美孚石油公司当过代理人，其时已退休在家。他家是一栋两层楼房，坐落在青岛市东镇区，这幢房子是临街转角的半楼半院式，院子在里边，楼房则临街。他们原是山东即墨人，于明山当洋油买办起家，成了东镇的名人。于明山有两个老婆，一个女儿。因为有钱，能供弟弟于明江学医，去日本留学。而今弟弟在陕西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侍从医生，每月薪水不少于三百大洋，这次又要带着绥署主任的儿子去日本旅游。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西安绥靖主任就是五年前曾在山东剿匪的杨虎城，朋友们闻讯，一时趋之若骛，宴请他们兄弟。他俩总要带我同去，结果在青岛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应酬，宴席上，除谈些父亲在山东剿匪时的轶闻趣事外，他们大人之间的一些活动也不避讳我，例如吃花酒、叫条子(在纸片上写某某妓女的名字，指明让她来陪酒)。
在青岛除了应酬外，就是做一些去日本的准备工作，如买皮鞋，订船票，学习日本习俗。我还曾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吃日本饭(料理)，学习日本人的礼节。其间，我们还用三天时间逛了趟崂山。一行有四人；一位是胶济铁路工务处长的夫人钱太太，五十来岁，她两个儿子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据说我们到东京后拟和她儿子同住；另一位是钱太太的朋友，三十来岁，是陪钱太太并帮她料理生活的，姓名已忘记了，再就是于大夫和我，于大夫曾对我说，钱太太有恩于他可未讲什么恩，他们两家是至交。我们四人乘坐了一条木船，沿海边划向崂山，划船划了两个多小时。一条木船，两个船工，载着我们四个人就像大海中漂浮的一叶，感觉着实奇妙。木船在海边划，虽然未遇风雨，但海浪却汹涌不已，对船工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则觉得心惊胆颤。船随浪走，忽高忽低，浪花溅得一身是水。那位钱太太的同伴开始还笑声连连，继而大叫，到了最后简直怯得魂不附体似的，好在这时船即将靠近海岸。
从木船上下来，大家身上都湿透了，狼狈不堪，尽快找了家旅馆安置下来。换过衣服，稍事休息后，两位太太和我们上山(没走多少地方)游玩了一个下午，傍晚她们就乘汽车返回青岛了。我和于大夫在山下住了一晚，第二天背上背包，拄着棍子，又上山游览。我感到崂山的风景特别秀丽，山上绿树葱茏，远眺是望不到尽头的蔚蓝色海水。在崂山看日出，其壮观不亚于在泰山观日出。山上的各处景点，虽没有如今的服务设施，但招待工作，服务态度甚为周到。翌日晚上我们就住在山顶的寺院中，设备虽简陋，但很干净，铺盖设施齐备。僧侣管庙超凡脱俗，有他们一套特殊的规程。到了第三天，我们下山走到公共汽车站，乘汽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回到东镇的住处，我对崂山的印象十分美好，觉得一些地方胜过了东岳泰山。
1957年我有机会再次上崂山时，却很失望。由于解放后长期被作为战备防区，道路、寺院和各景点已年久失修，给人一种破败倾圮、不堪回首的感觉。
80年代后我又到过崂山，山上的景点虽修缮一新，但游人如织，商业气氛太浓，缺失了虚无缥缈的道家仙境之感觉。
过了几天，就买到了去日本的船票，那是一艘约七百吨级的小船。我们住的是二等舱，两人一间小房。第一次远航，我心里特别兴奋，不愿呆在船舱里，整天在甲板上跑上跑下。当船驶进公海，我看到许多日本人都把自己的行李搬到甲板上，翻箱倒箧数银元，原来他们都是从中国收购银元回日本的。那时正是中国南京政府宣布收购银元交国库，发行法币，改行法币政策的时候。有的日本商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收购银元带回日本。按中国政府的规定，是禁止携带大量银元出境的。开船前，中国海关也曾对所有旅客的行李进行检查，但只是做做样子，走个过场罢了。日本旅客为了万无一失，到了公海上才自行仔细检查清理。这真令我大开眼界，亲眼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侧面，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掠夺竟然不放过一切机会，到了无孔不入之地步。傍晚，船驶近朝鲜海面后，突然风浪大起，海船前后摇摆，人在甲板已不能站立，只能躺在床上，可仍感上下起伏，摇荡得很厉害，我就在这摇晃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起来，看到全船大多数人都晕了船，吐得一塌糊涂，连于大夫也晕船呕吐，在二等舱只有我和五个美国人没有呕吐。
两天一夜的航海生活终于结束，总算到了日本的门司。下船之后，过海关办手续，坐了一次摆渡，到了“下关”，“下关”就是本州火车的起点。“下关”又称“马关”，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签订和约的地方，也是李鸿章被日本浪人行刺的所在地。我们利用时间去参观了签订《马关条约》和李鸿章被刺的地点，再次感受到丧权辱国之痛。参观后，在本州上了火车，才知道日本的火车全部都不设卧铺，因为他们的国土有限，不需要在车上过夜。坐了五小时火车抵达东京车站，看见钱家的二少爷果然在车站迎候我们，遂一同坐上汽车，直奔他家所在地，叫做大冈山区是东京的郊区。他们家有三间房子，他哥嫂住着一间，我们三人住客厅，还有一间住着女佣。没有床铺，睡的是榻榻米，白天把铺盖放入壁橱，夜间睡觉时再拿出来。进门要脱掉鞋子，席地而坐。这是一种节约建筑面积的日本式房屋。
那时还没有地铁，到市里去要坐高架电车，然后再转有轨电车。于明江熟悉东京地理，他带有一张地图，我们只要花七分钱买一张电车票就可游遍全城。
在东京，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吃完早点就出发，这样几天即游遍了东京市内的各种寺庙、神社和名胜、大的百货商店。这是1934年的秋天，东京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自行车的世界，早上7点是自行车的高峰，上学、上班的自行车在马路上犹如潮涌；其次是有轨电车，高架电车，车上比较拥挤。无轨电车不多，小汽车寥寥无几，其繁华程度，我当时觉得还不及上海，为了防地震，高层建筑甚少，东京最高的建筑物是证券交易所，也只有六层高，其他房屋大多是两三层的木质结构。据说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东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对东京建筑物破坏很严重。到了1982年我第二次去东京时，其市容已经大变，眼前到处高楼林立，都是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在东京参观了几座博物馆和公共场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明治维新、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和从这些事件中产生的一些日本大人物，如伊藤博文、乃木、东乡大将等。这些都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一些中日关系史，感到日本侵华野心蓄谋已久。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参观这些历史展览时，常会碰到一些日本学校的老师领着学生参观，学生一边观看，老师一边向学生讲解，经于明江向我翻译，他们竟是从“侵略有理”、“侵略者是爱国英雄”的角度向学生灌输的。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向学生灌输大和民族至上、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思想了。
在东京我们还参观了日本的最高学府——日本帝国大学。学生一律着校服。比其他大学学生显得神气许多。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都是知名大学，我们只看了一个表面，论其规模、设备，均可称上乘。
在东京期间，还趁便游览了箱根、热海等风景区。第一次领略了爬山电车和空中缆车的滋味。看了日本最大的瀑布，高达70米，气势磅礴。于大夫还带我到他在箱根的一个日本朋友家做客，住了一个晚上，体验了日本人家里的沐浴，就是在一个大木桶里洗了日本的传统浴，并由他家中的姑娘照应我们沐浴。我感到很不习惯，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人家都无所谓，习以为常，毫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喝了十多瓶日本清酒，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这是我第一次醉酒，半夜醒来口渴至极，却没有水喝。主人本来在房里留了一壶水，可于大夫捷足先登把水喝了个一干二净。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全家人出面接待。使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主人家有个妹妹是艺妓，还专程赶回来和我们会面。这件事我原先很不理解，听到艺妓的“妓”字，有点大惊小怪，后得知日本把艺妓竟是当作一个正当职业(卖艺不卖身)，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低贱。热海是个温泉风景区，在大浴池中男女同浴，也令我大为惊讶。后来才知道，当时日本到处都是这样，只是在东京市内，男女才是分开沐浴的。收费者也是个女的，坐在出口前边，不论男女统一由她收费。开始我感到很别扭，过了一段也就习惯成自然，入乡随俗了。若不到东京郊区的小城镇，还看不到这种习俗。这是在当时卫生条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习俗，用中国话讲，这叫约定俗成。现在不同了，日本家家户户都有了卫生设备，男女共浴这种习俗也就逐步化入了历史的年轮。
我和于大夫在东京呆了40天，随后向关西进发，第一站是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老京城，是以皇宫为中心来布局的，有点像中国北平的样子，只是规模、气派都无法相比而已。名古屋给我的印象最好，我觉得这是当时我看过的日本最美丽的城市。也许因为我是中国陕西人，对受到大唐长安影响深远的这座城市，有种特殊偏爱的情结吧!遗憾的是，战后，我曾几次去日本，都没有机会重游名古屋，就无法今昔比照。到名古屋，也是于明江的朋友来接待和陪伴的。他这位朋友住大阪，特意坐一小时的车赶过来接待我们。随后我们到神户住了三天，神户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大港口。由于和北方的天津、青岛、大连、烟台等地直接通航，所以中国人在神户聚集的很多，有一条街几乎全是中国人。神户由于靠山临海，和其他沿海城市一样，也是高低不平的，风景也十分美丽。1982年我随夏衍夏公访日时，重游神户，看到了神户填海筑造的几个人工大岛，还修了电车直通到岸上，不由地钦佩他们改造自然环境、扩展使用土地的坚强毅力和聪明才智。当然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随着世界人口增长，人类只为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而忽略了改造自然所引起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又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接着我们到了关西的中心——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工业城市，这里全是木板建筑，街区特别拥挤，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晚上我们住进一家二等旅馆，因竹板墙不隔音，吵嚷之声不绝于耳，几不成眠。我对大阪当年的印象甚为恶劣，本来想看看工厂，记不得到底看了没有，已没有印象。1982年再到大阪可惜只待了三个小时，包括吃一顿午餐的时间在内，所以只看了大阪的地下城市，规模十分可观。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轰炸大阪，木板房引起大火，几乎烧掉了半座城市。大阪人重新建设就大建地下城市，其光线、通风等各种条件竟与地面设施没有什么差别。
从大阪上船去九洲，我们在福岗、熊本等地仅作短暂逗留，这一路上风景一般，除了熊本的温泉颇多之外，其余都和本洲相似。当时从本洲到九洲要过海，必须乘船。不料上船后不久就来了一个日本便衣警察，查看我们的护照，并检查行李。当他看到我的旅行箱里装了不少火柴盒，感到惊异，一再仔细观察，盘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这是一种爱好，由于大夫翻译给他听。因为一路上每家旅馆都有自己的火柴盒，设计图案各有特色，我觉得有趣，从到日本那天起就开始收集，一路走来已收集了近百盒，想不到竟使这位警察大起疑心，认为值得追究。我感到很气愤，当着他的面就把这些火柴盒统统扔进海里，那个警察顿感索然无味，悻悻地走了。但我们下船时，又看见他在船头和当地的便衣警察指指点点，似在叙说我们之事。
我们下船后一上火车，坐在对面的一个年轻人便拿出他的证件，又将我们盘问一番。在途中还让我们下了火车，等他去打电话，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让我们乘下一趟火车去九洲。上车后又来了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坐在我们旁边。过了一会儿，他主动开口说：“现在正值日本皇军秋季大检阅，日本天皇要亲临鹿儿岛，所以九洲地方处于戒备状态。你们两个单身青年人在九洲地区旅游，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我们难免会给你们添些麻烦。”话是说得还算通情达理，但随后又再次验看我们的护照、行李，这些举动引起全车厢乘客对我们的注视。我当时感到异常屈辱、气愤，日本鬼子这样欺负中国人，真恨不能马上离开日本!这时正是日军在中国大搞所谓“华北特殊化”，加速扩大侵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不断恶化的当口，日本帝国主义视中国人犹如亡国奴，中国人在日本到处受歧视。在火车或电车上，只要一说中国话，旁边的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愿与中国人坐在一起；饭馆里也是，一听你是中国人，日本人会马上换个位置，做出一副瞧不起中国人的样子。
在东京时，本来有人建议我留在日本读书，这样到20岁就能大学毕业。可我在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所搞的军国主义教育，亲身经历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之后，留日读书的想法就动摇了。到了九洲，我便下定决心回国，决不留在日本读书。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歧视、侮辱!
在东京时，我们也曾几次到中国同学会去过，这是东京中国留学生最活跃的地方。当时在留学生中间有反日派和亲日派，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听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九·一八”纪念会上，请郭沫若先生讲话，亲日的国民党分子在讲话中间捣乱，向先生扔梨子、苹果等物，故先生后来有一联登在留学生报纸上：“妄把梨儿作炸弹，误将沫若当潘安”，以嘲讽那些领取国民党津贴，不让他讲话的留学生。同期报纸还刊登过蒋经国致其母毛夫人的家书，揭出蒋介石对其发妻毛福梅的冷淡和愚弄。回国以后又看到有的杂志上说蒋经国的信是苏联共产党编造的。我想，如果不是蒋经国本人所写，别人是无论如何编造不出信中所罗列的那些事实的。时隔一年多，据说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主动和蒋介石谈过让蒋经国回国的问题。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要回了儿子。离经叛道的蒋经国回国后，在其父的言传身教下，经过溪口训诫，终于成了他父亲的孝子和接班人。
从踏上九洲起，我们就一路在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下，做了一趟极不愉快的旅行，这使我感到困惑和愤懑。
日本国民对日本军人特别尊重。火车上，电车上主动让座，买东西碰到军人就自动让一条路。日本军人在中国人面前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我们在日本最后一站是长崎。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城市的人对中国人比较友善，这也许因为长崎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城市之缘故吧，那时乘400吨级的海轮，从上海到长崎不过24小时。在长崎，于大夫有个同学也是山东人名叫王启，负责接待我们，带我们参观了长崎的风景名胜，介绍我们品尝了用金锅子做的“斯克亚克”，即烧牛肉。一般烧牛肉用的是铁锅或铜锅，但在那里有一家饭馆只有三口金锅烧肉，锅的含金量是75％。据说金锅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可能是皇宫流失的御用品。以金锅做招揽，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既为品尝金锅烧牛肉的味道，也是为了亲眼看看、亲手摸摸那金锅， 饭馆的生意火爆兴隆。我们在这家饭馆屹了两次牛肉，其实我觉得那味道也没什么特别，只是金灿灿的金锅子看起来很气派罢了。
在兵连祸接、民族危亡之时，经过日本之行，亲眼目睹了当时日本的一些情况，使我这个14岁青年开始思考，为什么小小的日本国能以坚船利炮打进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并以吞没中国为其终极目的?我想，除他们以反动的大和民族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贯彻教育，激发全民的侵略思想之外，另一条就是他们努力发展工业，规模宏大的厂矿随处可见，铁路四通八达，这一切带动了农业的发展；武器军备走在前列。由此我的头脑里就产生了“将来一定要从事工业建设，以工业救国”，这种思想使我在全国刚解放，就毅然地申请离开部队，谢绝了彭德怀元帅要我从事空军工作的意见，坚决申请奔赴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矿，干了八年的石油工业。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