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杨明轩传
《杨明轩》编辑组
(八)寄居上海
一九二九年冬，杨明轩乘一次大雪之机，摆脱监视羁绊，从西安到潼关。为甩开反动的陕西当局派人沿陇海路追捕，他改道山西，经北京到上海。一九三○年底杨虎城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入陕主政，杨明轩于一九三一年冬回西安在省立女子师范和中山中学任教。一九三三年夏，他为医治因误会而受的枪伤到上海就医，伤愈留在上海至一九三六年秋。前后两段都在匡互生办的上海立达学园任教，共五年多。
杨明轩一九二九年出狱后曾多次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共产党员应具有的条件要求自己，以各种形式为党的事业尽责，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杨明轩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不以政治原则作交易，并不怕祸及自身，多方掩护营救革命同志。一九三○年，陈顾远介绍他去上海一个大学讲授教育学，但当校方问他是否国民党员时，便毅然辞聘不就。安徽大学训育长以答应加入国民党为条件约荐他出任安徽大学的教育长，他不顾得罪这位多年来的朋友立即婉言拒绝了。也就在此时，从陕西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性初、彭淑珍夫妇被捕。他奔走于陕西知名人士之间，在于右任的帮助下，彭、张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先后被保释出狱。他去苏州监狱探望了在押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并多次给予资助。魏野畴是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八年春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领导阜阳暴动时牺牲。杨明轩得到南汉宸、王子休等的帮助，将魏野畴生前的著作《中国近世史》和翻译的《美国史》出版，并将全部版权费转交烈士家属维持生活。
杨明轩在上海期间同国民党杂牌军队中的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将领多有交往。他们相互间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国共合作，抗日救亡，杂牌部队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和前途等问题剀切交谈，以至推介进步书刊，共同阅读研讨。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间，他同邓宝珊在沪的私人秘书葛霁云(共产党员)关系密切，并通过葛与邓保持联系，交换对时局和政治形势的看法。一九三五年十月，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的赵寿山，借看病为名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观察政治形势。赵在上海数月，和杨明轩一起看书学习，研究国事，并积极联系反蒋抗日人士，商讨开展抗日反蒋救国活动问题。赵回西安后曾给杨虎城说，他在上海接触了杨明轩、杨晓初、赵葆华等人，读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受到很大的启示，建议杨虎城派得力人员进一步与红军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将来共同抗日，并提议如果蒋介石再来西安威逼打红军，就逼他联共抗日。这说明赵寿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思想起了巨大的转变，是与杨明轩的帮助分不开的”(28)。
杨明轩不论什么时候，他的身旁总有一批青年，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成长。一九三三年夏，青年学生田一明从北京流亡到上海，杨明轩省吃俭用，让田和他同住同吃数月，并帮助田取得陕西的“官费”，在上海继续求学。一九三四年，原陕西靖国军知名人士彭仲翔的次女彭毓泰到上海借读高中，生活困难，杨明轩领他拜访于右任，并要求于负担了彭在沪求学的费用。一九三五年，甄寿珊之子甄瑞麟到丹麦留学，甄出国后写信给杨明轩，请求帮助落实陕西当局原来答应提供的“官费”。为此，杨明轩先后五次和于右任商酌，终于由于右任出面，敦促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及时将落实情况函告甄瑞麟，并寄去国内的报刊，嘱其关心国内抗日大事。一九三六年初，赵寿山离沪时将女儿赵铭锦留沪求学，托杨明轩照管。杨明轩一面辅导赵铭锦学习文化课，一面指导其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鲁迅的著作。杨玉珊、顾红梅、邓惠霖等一批青年学生，也先后在杨明轩的身旁学习或补习功课。还有其他更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同杨明轩保持着师生和友谊的关系。杨明轩还支持旅沪的进步青年成立了陕西旅沪学友会及其所办的刊物《秦声》，指导青年参加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等上海的学生运动。从各个方面关心青年，帮助青年，教育青年，不愧为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和卓越的革命教育家。
杨明轩长于数学，在上海时与共产党员杨晓初合编了《初中代数学》、《高中三角学》等课本，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又将他主编的《右任诗存》征得于右任同意，交世界书局刊印。
杨明轩在上海的五年是艰难的，他主要依靠教书、编书收入维持生活。他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官职和机遇，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坚决同那些开历史倒车的朋友划清界限。他憎恨那种朝三暮四、奴颜婢膝的人，鄙视那些所谓无怨无悔、逆来顺受的人，也鄙视那种满腹牢骚、若痴若狂的人。他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各种挫折，坚定不移地沿自己认准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他应该做而又可能做的事情。历史证明，杨明轩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九)在西安事变前后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十一月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十二月九日，北京的数千名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九三六年春中共西北特支在西安秘密成立，领导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安的抗日救国活动逐步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六年秋，杨明轩从上海回到西安。此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前，为加强抗日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著名民主运动活动家杜斌丞推荐杨明轩到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西救会”是中共西北特支成立的，由特支书记谢华总负责。杨明轩到后不久，便以交际部部长的名义主持“西救会”的会务工作，总负其责。杨明轩继续坚持同东北民众救亡会的紧密团结与合作，通过杜斌丞、赵寿山、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与主持国民党西北和陕西军务的张学良、杨虎城密切联系，推举和邀请社会名流出面或领衔，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分别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表示愿意联共逼蒋抗日。在张、杨的同情支持下，在西安逐步把秘密进行的抗日救国活动转向了半公开或完全公开。十月十日，“西救会”和“东救会”联合召开辛亥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号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日寇讨还血债。十月中旬，西安师范学校的十多名爱国学生被地方当局逮捕，“西救会”发表了致省政府主席的公开信，杨明轩奔走于社会名人之间进行疏通，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换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西救会”和“东救会”两次组织追悼鲁迅大会，号召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日救国。为支援绥远抗战，“西救会”等救亡团体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共募捐七千余元，由西安学联派出慰问团携带捐款和慰问品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十二月九日，“西救会”联合各救亡团体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号召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战。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刻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停止“剿共”，枪口一齐向外，一齐抗敌自卫。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冒着刺骨的寒风向临潼进发，要求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促进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发动兵谏，扣留了坚持内战、坚持“剿共”的蒋介石。杨明轩以“西救会”为依托，夜以继日地开展抗日民众运动，拥护西安事变。事变的当晚，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术救国联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十八个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后，“西救会”领衔，十八个救国团体发表了致全国各政党、各将领、各救国团体、各学生救国会、各法团、各学校机关及全国民众的通电；“西救会”领衔，三十多个团体发表了《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西救会”又单独连续发表了《拥护张杨救国宣言》、《告各党各派书》、《解决目前时局基本条件》等文电。十三日，“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组织了三十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巷尾进行宣传，连续多日不断。十六日，西安各界在革命公园举行拥护西安事变大会，数十万群众参加。杨明轩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词，痛斥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反动行径。大会结束后，他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用实际行动支持张、杨两将军的兵谏行动和所提出的八项主张(29)。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接到张、杨两将军给红军的电讯后，立即派周恩来等从陕北到西安参加谈判。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对于放蒋介石回南京，杨明轩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他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任弼时、彭德怀等晤谈后，完全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并奔走于西安至三原(中共和工农红军领导人驻地)之间，周旋于各群众团体和地方各界代表人士之中，积极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西安事变以后，新的陕西省政府组成，杨明轩即协同新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李寿亭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抗战教育，并提出在教育界成立抗日救国的团体。此议得到杨虎城、车向忱、杜斌丞、谢华等人的支持，杨明轩即联络进步人士进行筹备。一九三七年一月，在杨明轩的主持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举行了成立大会，杨明轩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寿亭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通过的“教盟”章程和组织大纲确定，“教盟”的宗旨是“团结西北抗日救国教育工作人员，实施国难教育，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对盟员的十项信条中，要求盟员“联合前进的教育工作者推行国难教育”，“团结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参加民族抗日阵线”，“使教育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使教育机关成为传授大众救亡智能的场所”。“教盟”成立后，杨明轩多次主持执委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并通过李寿亭主政的省教育厅加以实施。主要是：委任进步人士出任一些重要学校的校长，颁发“教盟”草拟的《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接办国民觉CC分子、原省教育厅厅长周学昌任所长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由杨明轩任所长，并且新设立了陕西省教育厅三原初等教育人员训练班，培训小学教师，提高其抗日救国的意识。为了争取“教盟”继续合法的公开活动，杨明轩还会见了新到西安主持国民党西北军务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十)出国“考察”
一九三七年初，杨明轩从西安密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这是杨明轩首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谈话给杨明轩以很大的教育和鼓励。
一九三七年春末，杨明轩从延安回到西安。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进驻关中；东北军已被肢解，分调豫皖等省；杨虎城受迫准备辞职出国，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已被迫撤销，所属部队已被迫缩编。杨明轩系西安事变中的群众领袖，他所担任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职务也被免除，他在群众团体中活动更困难。为了保护杨明轩的安全，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留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筹安排下，由陕西省政府派他为“考察欧洲教育专员”，出国考察。杨明轩又约胡希仲同往。胡希仲系已故胡景翼将军之子，受工农红军贺龙之命，正在渭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周恩来和贺龙也支持胡陪杨出国“考察”。为使杨明轩赴欧考察顺利，周恩来给法共中央和《人道报》负责人罗歇写了信，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军高级将领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信，托胡希仲交杨明轩。就在此期间，杨虎城已被蒋介石威逼辞去国民党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出洋“考察军事”。两人相约，杨虎城先去美国，后到法国巴黎与杨明轩汇合。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杨明轩从上海登轮出国。途中听到“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人举行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适逢国民党特务头目贺衷寒也在船上，他是领着一伙青年去德国学习法西斯主义的。大会开始后，贺衷寒抢先发言，翻来复去讲“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中国”的空言。贺讲毕，杨明轩便站起来发言，大讲只有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抗战，才能打败日本救中国的道理。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八月十一日，杨虎城一行抵达法国巴黎。十五日，中国旅欧各团体发起举行各界抗日大会，杨虎城和杨明轩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热忱的讲话。随后，杨明轩一行赴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匈牙利等国考察。所到之处，他都尽力设法与各界侨胞和留学生接触，与侨胞中的抗日救国组织联系，说明西安事变的真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还参加了中国留学生欧洲抗日学联和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中国学生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联年会并发表讲话，表达了中国学生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取得了国际进步青年学生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杨明轩在欧洲考察期间，还访问了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蓬勃朝气，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参观一个小学时，教师提问学生：在中国平型关打败日本鬼子的是哪个部队?学生齐声回答：是八路军。他对此非常兴奋，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已在世界人民中产生了影响。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墓，参观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并约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战开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最高当局继续对日妥协让步，对内限制爱国军队的抗日积极性和爱国人民救国运动，军事连连失利，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对此，杨虎城和杨明轩难于安心继续在欧洲“考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由巴黎出发，取道马赛乘轮船回国。
十一月二十一日，轮船到西贡。二十二日，旅越侨胞西堤抗敌后援会聚会欢迎杨虎城和杨明轩。杨明轩继杨虎城之后作了讲演。他指出，当今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用什么办法做到： (1)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象钢铁一样的坚固；(2)把抗战到底坚持到十二万分。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做到： (甲)拥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还有少数分子破坏统一，为日寇效忠，我们应消灭他们。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族主义。(乙)积极要求民主、自由。抗战是艰苦的工作，不实行民主、自由，就无以组织群众，武装民众。这也是现在那些少数官僚分子所阻挠的，而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主张的。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就是在救亡团体里，我们也是要实行民主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权主义。(丙)改善人民生活，以便加强抗日力量。因为只有民众生活改善，才能保证抗战的持久。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民生主义。(丁)积极参加世界和平阵营，特别应与苏联进一步联合。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所提到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最后他又强调，我们不应因小败而垂头丧气，应该看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的讲演受到与会旅越侨胞的热烈欢迎。
十一月二十六日，轮船抵达香港。杨虎城落入国民党的特务魔网，遂遭囚禁。杨明轩于二十九日乘飞机回西安，结束了五个月的赴欧“考察教育”。
(十一)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一九三八年春，林伯渠和李初黎在西安通知杨明轩，中共中央已批准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并指示他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主活动。(30)他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肩负起党所赋予的新任务，运用自己的特殊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以多种形式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安进行抗日民主活动。
杨明轩从国外回西安后，以《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说到我们的对日抗战》为题，以向友人谈话的形式，介绍了西班牙人民一九三六年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他说，“由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可以供我们抗战之学习者甚多：(1)政府要坚决抗战，并能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2)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尽量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拥护政府，知抗战是自己的事。(3)我们对日抗战是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我们的各种建设要适应抗战，并在抗战中进行建设。(4)建立战时教育、民众教育，激发爱国热忱而参战。(6)国际宣传是我们的斗争武器，向全世界作有力的控诉，唤起国际的同情和援助。”借此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全面抗战，并对蒋介石限制人民积极参加抗战的错误做法给予了鲜明的而又婉转的批评。得到了抗日爱国志士的热忱欢迎。
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陕西逐步形成了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它们在宣传抗日、组织救亡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的春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取缔西北青年救国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并逮捕了几个团体的五名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抗日救亡团体同这股逆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杨明轩从自己的特殊条件出发，积极有效的配合了这场斗争。一九三八年五月，世界学联代表团在赴延安访问途中抵达西安，陕西国民党当局组织隆重的欢迎活动，但却把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视为异己，或排除在接待委员会之外，或取消其在欢迎会上发言的资格。杨明轩在巴黎参加世界学联的活动中，同这次赴延的代表团成员柯乐满等相识，便从中联系，请代表团出席了由西安学生分会和已被陕西当局下令取缔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代表团听取了关于陕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支援抗战的事迹介绍，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赞赏，并索要有关资料，表示要在国际上宣传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的英勇事迹。一九三八年暑期，西安学生分会组织了由留校和家住西安的学生参加的学术研究会。杨明轩除自己到会讲课外，还帮助学生分会邀请时在西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会讲了话。由于有于右任的支持，学术研究会还公开组织学习讨论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大家的收益很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料。此时，顽固派对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压制也随之而来。杨明轩坚持团结李寿亭等陕西教育界的进步力量，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主持召开了“教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一百五十余名盟员的三十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陕西省教育界当前的情况，确定了“教盟”应持的正确态度。杨明轩再次当选为“教盟”的主席。一九三九以后，杨明轩等“教盟”的负责人为适应新的形势，把“教盟”的工作由教育界逐步引向其他各界，推进社会抗日民主运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31)为宗旨的《老百姓》周报面世。《老百姓》周报是李敷仁、武伯纶、何寓础等“几个在业和失业的教员，拿自己课余的时间，剩下的金钱”(32)主办的。一开始就在组稿、编辑、校印、发行，特别是经费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支持和帮助报纸出版，杨明轩在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执委会上提出，在经费上“教盟”要尽可能的多津贴《老百姓》周报，在人力上“教盟”盟员凡能帮忙的都应乐于尽义务，并对报纸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他首先自己解囊把节衣缩食的三百元接济给报社，并四出奔走为报纸募捐经费，后又同杜斌丞、韩望尘等各界知名人士共十七人组成《老百姓》周报董事会，其中十二人每人每月捐资报社二十元。在大家的支持下，《老百姓》周报愈办愈好，远销英、美、法、苏等国。一九四○年四月，陕西地方当局无故扣押李敷仁，报纸被迫停刊。在两年五个月中，《老百姓》周报共出刊一百一十三期，总发行百万份以上，并发行小丛书十五种七万册以上，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宣传团结抗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杨明轩为推动西北军的进步将领靠拢革命，警惕蒋介石，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为了做好赵寿山的工作，杨明轩先后担任了国民党第十七师、三十八军的参议，并长期住在赵在西安的家里，便于多方的工作与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十七师参加山西娘子关战斗，后转移到晋西整训。杨明轩专程从西安到绥德与赵寿山会晤，商量坚持抗战问题，并支持赵到延安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杨明轩同南汉宸等建议赵对部队进一步实行政治改造，办教导大队，培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各级干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具体办法后，蒋介石对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三十八军进一步采取渗透、分化、削弱、破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每当三十八军处境危急之时，杨明轩都要到部队驻防地与孙蔚如、赵寿山等共同商讨对策，帮助部队应付环境，度过难关。一九四一年，杨明轩同杜斌丞、赵寿山商议，拟在军内吸收进步分子，组织新中国大同盟，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拟订了包括十六条内容的纲领，电呈中共中央，此议虽未获批准实现，但充分说明杨、杜等在三十八军是有很好的影响的。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赵寿山，调胡宗南的嫡系第三集团军任总司令。赵的处境十分困难。杨明轩亲至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甘肃武威，与赵商议对策，并对随赵在武威坚持工作的原三十八军干部做思想工作，帮助赵克服困难。抗日战争期间，邓宝珊先后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部驻防陕西榆林，但邓的家较长时间住在三原。杨明轩多次到三原与邓会晤，分析蒋介石排斥消灭异己的策略，商量与陕甘宁边区处好睦邻关系，与八路军团结抗战的办法。一九四三年，胡景铎与胡希仲决计率部队从关中北上榆林，在条件成熟后起义参加八路军。为此胡希仲先后分别与习仲勋、杨明轩商议，得到习、杨的积极支持。一九四五年春，胡部北上榆林，为一九四六年在横山起义作了准备。杨明轩还和甘肃的吴鸿宾、王新潮等保持有工作方面的联系，支持他们在地方武装部队中进行活动。为了更广泛地团结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坚持抗战，杨明轩又于一九四四年底与杜斌丞、屈武、杨晓初等提出组织西北军人大同盟。这些，对于推动西北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抵制蒋介石的瓦解吞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十二)参与创建民盟西北总支部
杨明轩一九三七年底回国在西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将近九年间，一直和杜斌丞亲密合作，甘苦与共，为组建民盟西北总支部，领导开展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斗争，呕心沥血，不屈不挠，舍死忘生，坚贞不渝，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民盟西北总支部是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准备和细致周密的组织工作而成立的。一九三九年春，杨明轩去成都广泛接触西南地区的民主人士，商讨了加强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互相声援、呼应的问题。一九四一年春夏，杜斌丞先后到湖南、广西进行抗日民主活动，同年秋到重庆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任陕西组组长。杜回陕后即介绍杨明轩等加入“小民革”，并与王菊人、武伯纶、张光远、成柏仁、李子健、张性初、马文彦等建立了联系。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一九四二年派郭则沉，辛志超、叶笃义等来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秘密联系，商讨建立西北民主运动的组织问题。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十月派中央委员郭则沉持主席张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邀请杜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与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发起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杜为总负责人，杨明轩协助杜做组织工作，并提出了“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一九四六年二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杨明轩任执委兼组织部部长。民盟西北总支部“对外公开了组织，但盟员中除杜斌丞同志一人以民盟中常委身份公开出现外，共他同志均仍在半秘密状态中，从事民主活动”(33)。民盟组织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甘、宁、晋三个特派员办事处，在陕西建立了西安市支部和二十七个县的分部，共有盟员千余人。民盟还联系和影响了几支地区性的武装组织，有一部分武装盟员。杨明轩在民盟主持组织工作是有特殊作用和贡献的。曾经有人提醒杜斌丞，杨明轩是共产党员，不宜出任盟的组织部长，杜斌丞毫不犹豫地回答：“盟的组织工作就要共产党员来干，你、我都没有这个经验嘛!”(34)
在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同时，杜斌丞和杨明轩于一九四四年冬派王维祺到四川，与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联系，商讨在陕西建立民主青年运动的组织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杜斌丞的支持和杨明轩的具体指导下，西北民主青年社成立，同年秋“民青社”集体加入了民盟。“民青社”以青年学生为主，并有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和其他职业青年，共约七八百人，同民盟初期发展的“高”(职位)、“老”(年龄)、“大”(名望)相结合，充实和扩大了民盟的组织力量。
杜斌丞、杨明轩在加强民盟组织发展的同时，又特别重视了舆论宣传工作。一九四五年秋，他们按照周恩来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扩大民主救国思想宣传影响的建议，同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使陕西的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并支持盟员主编的《民众导报》、《经世》、《新妇女》、《儿童旬刊》、《孩子报》。这些报刊广泛宣传坚持抗日、团结、民主，反对投降、分裂、独裁，广泛宣传反对内战，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民主舆论。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组织反苏反共游行，旨在配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按照中共陕西省工委的指示精神，杨明轩指导“民青社”在学生中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西安反动当局精心筹划的两次反动游行遭到可耻的失败。
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西安反动当局于四月二十三日公然杀害了民盟盟员、《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法律顾问王任，五月一日绑架暗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五月三日再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乃至全国的“西安血案”。反动派当得知被暗杀的李敷仁未致命而得救的消息后，再次写信威胁杨明轩“必须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将给以李敷仁同样的‘待遇’”。(35)中共中央对杨明轩的安危极为关怀，指示西北局妥善部署，尽快将杨明轩安全接回陕甘宁边区。
(十三)进入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六年七月，唐磊(韩夏存)受中共中央西北局之命，负责护送杨明轩回陕甘宁边区。他们原拟从铜川方向进入边区，但上火车后发现有特务跟踪，遂中途在三原下车，去邓宝珊家小住数日，折回西安，住在赵寿山之女赵铭锦的家。七月十九日晚，杨明轩由赵寿山的副官袁德启护送，唐磊暗中陪同，乘火车离开西安，在兴平下车，由唐磊护送北上。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化险为夷，二十五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马栏。八月七日从马栏出发，十三日抵达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36)。
杨明轩到达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关怀。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李维汉、谢觉哉、刘景范等分别会见了杨明轩，其中有些人是多次会见。西北局还邀请他多次向机关干部作报告，讲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他的报告深刻、生动，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
杨明轩脱身虎口，投入党的怀抱，他以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歌颂了党中央和边区人民。说他这次离开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政策逼出来的，也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爱护和同志们的关切才得脱身出来的。他一进边区就象到了另一个世界，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真是“一方面生产工作，一方面荒淫佚乐；一方面安居乐业，一方面民不聊生；一方面夜不闭户，一方面行旅裹足；一方面野无闲人，一方面饥民遍地。一句话，一方面过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的生活，一方面在独裁、暗杀、痛苦、破灭中讨生活。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自杀政策、笨拙政策，使得他的统治区岌岌不可终日，人民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37)杨明轩说：“借此机会亲眼看看民主模范的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革命设施，看看边区人民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的实际生活，也是我多年来的宿愿，也是我的一种幸运。”(38)满腔热忱，溢于言表。
同时杨明轩提出了他到边区之后的愿望、目的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他“久居虎口”(39)，“十多年来始终只是充当革命战场上的一个小游击队员”(40)，“很少过正规的革命生活”，“只是初知革命道理，总觉得肤浅”，“这次到边区，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实践革命行动”(41)。他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把重新学习放在首位，虚心地、认真地、系统地进行再学习。
他对抵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四日的两个月学习，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中有如下的记载。(1)八月十五日，阅读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指示；(2)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听西北局负责人的演说，会见中共中央和边区的党政军领导人；(3)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听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阅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4)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阅读党内文献汇编《六大以前》；(5)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阅读党内文献汇编《六大以来》； (6)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阅读《红军长征记》、《中国政治思想史》；(7)十月一日至三日，阅读《党建论文集》 (一)；(8)十月四日至十四日，阅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文艺作品《李有才板话》、《腐蚀》、《前线》。札记的另有一处记载，他还重点反复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一九四二年编的《整风文献》。做到了他对自己规定的，“有计划地学习、挤时间学习、守时间学习、时间无停止、学习无停止”的要求。
杨明轩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未能参加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边区内进行的整风学习，他的这次重新学习，实际上是他自觉地进行整风补课，自觉地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学习。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干部会上说：“人类也是物质的一种，也常受惰性定律的支配，加之囿于自己的环境，总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对的，是好的，常常想循着旧路走，甚至硬拉着别人也走那条熟路，这都由于有所被而不自知其非。我离革命之群索居于反动之区久矣!错误实多，有的是自己知道，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希望各位同志时加指导，不客气的批评，多给我加些外力，打破我的惰性，校正我主观的错误见解和行为”。(42)他在《共进社与西北革命》的讲演中说：“新旧斗争，从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如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一样，旧的衰退着，新的增长着，去掉旧社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过了时代的陈腐的东西，才能产生出新的社会”。“为使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更合理一点”，“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人”，“便常常起来和旧的一部分人去斗争。斗争的结果，总是新的胜利。即或中途不免有些困难波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就全程来说，旧的总是灭亡掉，让新的来代替它。”(43)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大家很有启发和教育。
杨明轩在认真学习的同时，继续关心西安国民党统治区民盟组织的斗争。他到延安后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七日，复电王菊人：望告杜斌丞，由王菊人主持武，武伯纶主持文，文武配合，盟共配合，派得力青年学生入国民党部队，以“陕西人民自卫军”的名义作号召，组织武装力量。八月十九日再电王菊人：国民党特务注意已进入解放区的赵寿山之女赵铭锦，应同杜斌丞的一群孙子，王菊人的夫人一起统筹，相机进入陕甘宁边区。八月二十三日再电王菊人：将秘密电台移至乡间，电务人员确保安全送进边区。九月二十一日，王菊人回电：杜斌丞在西安坚持斗争，暂不进入边区。十一月十二日，杨明轩再电王菊人，要求相机进入边区。但由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特务控制，杜、王等已难以脱身，于次年三月遭敌逮捕。杨明轩对驻防榆林的邓宝珊也甚为关心，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月两次致函：“抗战期间，吾兄坐镇榆寨(44)，安定边陲，为国为民，功诚不可殁灭。今者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内战祸国，出卖民族利益，举国痛愤，中外唾弃，败局已定”，“吾兄开国(45)勋老，西北物望，絜量轻重，补救有方”，“环顾陕甘，声望智能，体强力健，能领袖群伦，解倒悬之厄者，舍吾兄其谁属?”(46)规劝老友不失时机率部起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胡景铎率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新编十一旅和保安九团的二千余人，在横山起义。十二月起义部队到达延安，杨明轩多次到官兵中进行思想教育，并协助边区政府对起义军官的家属作了妥善的安置，对进一步稳定这支部队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之后，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三月十三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军二十三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十八日，中共中央率中央和边区机关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的战争环境里，杨明轩经常和林伯渠等人一起行动。据他在《读书札记》中记载：三月十三日到白家坪；二十二日到塔桥峪；二十六日到三十里铺；二十七日到安定旧城。四月二日到董家市，四日到白庙岔。六月三日到柳沟；七日到北羊嘴；八日到火石山；九日到刘家辛庄；十二日到绥德庙岔，谒李子洲、常汉三墓；二十五日经绥德，抵子洲县；二十六日到马蹄沟。八月四日到绥德小崖嘴；十六日过黄河；十七日到渍口、侯家山；十八日到马树峁；二十八日到高家坪；二十九日到南圪渠。九月二十四日赴兴县。十月十八日回，途经双土塔、三交、都督村，吊续范亭；二十五日过河西，住阎家川乡雷家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去杨家沟；二月七日返；二十六日在绥德参加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二十八日赴杨家沟送别毛泽东主席。他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经受酷暑严寒，风餐露宿，历尽苦辛。但他精神矍铄，在战争中实践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正规军”的战斗员的愿望。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