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杨 明 轩 传
《杨明轩》编辑组
(一)家世和思想启蒙
杨明轩，名荃骏，字明轩，后以字行，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三日生于陕西省户县黄堆堡。
杨明轩祖上历代务农。祖父恒仁，靠租种土地、为人佣工、打柴卖草，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至父亲宏寿，“自耘薄田，工于作务，含辛茹苦，仅得温饱”①；又因常受土豪劣绅的无端欺凌和勒索，遂立志改换门楣，省吃俭用，送子入学习文。兄荃骥，长明轩十二岁，入学后勤学苦读，为食官粟的“廪生"，崇维新，尚共和，是明轩的第一启蒙之师，也是明轩外出求学和献身于国事的有力支持者。
杨明轩于一八九七年入私塾，半耕半读。一九○六年辍学，先在他人店铺为徒，后替兄长教村学，边教边读。一九○七年初至一九○九年夏，在户县高等小学堂上学。
杨明轩入私塾的当年即一八九七年，维新派领袖广东举人康有为入京上书，恳请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②。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六月开始变法，九月失败。这次的维新变法时间虽短，但影响全国，陕西省咸阳县③举人刘古愚(光蕡)即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说。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专致讲学授徒，继续倡言民主维新，呼号改良政治，“门弟子数千百人，成就者众，而关中风趋一变”④。户县高等小学堂首任堂长赵继声和杨荃骥尤其推崇刘古愚，常以刘古愚的经世治学思想启蒙杨明轩，使他成为颇有维新思想的刘古愚的再传“门弟子”。
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津陷落，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至西安。清廷在陕近年，一面以丧权、赔款、屠杀义和团等礼贡帝国主义乞和，图谋早日回銮和保住皇权；一面依然荒淫无度，搜刮陕西民财白银达六百万两，几乎人均一两，加之又逢大旱奇荒，“致有食人之事”⑤，而慈禧回京时装载“行李”的大车竟达三千辆之多。这是杨明轩童年耳闻目睹印象最深的一件大事。加上其兄荃骥常告以“清廷腐败无能，弄得国家又穷又弱”，“洋人常想瓜分中国”⑥，以及朝鲜亡于日本后的惨状，从而激发了他的“仇洋反清思想”⑦。
一九○八年九月，陕西省蒲城县知事李体仁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县教育分会会长、县高等小学堂教师常自新等师生三十余人，严刑审讯，并殴毙学生一人。激起全省教育界和陕西旅外开明人士的公愤，省内许多学校罢课声援，旅外的陕籍有识之士著文抨击，迫使清政府将李体仁“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杨明轩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对清政府的学生运动，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爱国反清信心和勇气”。⑧
杨明轩在家乡户县上学十一年。学业超群，被视为“秀才”，加入了走向“天子门生”的行列。但国难、民怨和家仇交迫，使他开始踏上了离封建之经、叛忠君之道的道路。
(二)在西安、东京求学
一九○九年七月，杨明轩在其兄荃骥的支持下，抱着“家计不堪，复哀国难，遂生振污世起衰弱之志”⑨，考入西安府中学堂。
杨明轩在西安府中学堂上学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一九○八年冬，中国同盟会陕西国内分会在西安成立。它一方面在会党和新军中开展秘密活动，策划武装起义；一方面秘密发行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同盟会陕西国外分会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秦陇》、《夏声》、《关陇》杂志，及国内分会会员创办的《兴平报》、《丽泽随笔》等报刊，为建立共和国进行革命的舆论准备。杨明轩到西安后，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报刊。他对于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对同盟会陕西会员一九○八年重阳节秘祭黄帝陵祭文中的“誓共驱逐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宗旨，和“共赴国难，艰巨不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誓言⑩，深为赞赏和钦佩。对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甚感新鲜和同情。联系慈禧太后回銮后继续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党的反动行径，以及民不聊生卖儿鬻女的惨状，杨明轩的“思想逐渐倾向于救国必须推翻满清皇朝，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11)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枪声在武昌打响。二十二日，陕西的革命党人在西安发动武装起义，二十三日光复西安全城。但是陕西的四邻河南、山西、绥远(12)、甘肃、四川及鄂西北尚在清军控制之下，清政府便从河南、甘肃等省调集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陕西起义军——秦陇复汉军。光复后的陕东大门潼关要塞三次失守，西路的清军连下长武、彬县、永寿、陇县、千阳，围困乾县城，前敌一度侵犯咸阳。东西两路的战役都极为激烈，一直打到一九一二年春清帝退位方宣告结束。在三个多月的战乱中，西安街头一日数惊，学校难以正常上课，师生大多避乱回乡，但已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杨明轩，当陕西刚刚举义时就剪去辫子，臂缠白布，以示响应，并且踊跃报名参加持枪的学生队，站岗放哨，巡逻街头，风餐露宿，坚持不懈，协助起义军维持革命秩序。持枪的学生队实际上是起义军的后备队，为支援东西两路战役和保卫西安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几个月的军旅生活使杨明轩经受了锻炼，也使他认识到革命是艰难的，复杂的。
陕西东西两赂的战事结束后，时局出现缓和，学校开始复课。一九一二年上半年，杨明轩入陕西法政学堂，下半年转秦省第一中学。但为时很短，陕西的政局出现了新的矛盾。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满清政权，所志已遂”，“兵革不可复用，从此雍容樽俎，百度维新”(13)，或出洋留学，或归隐故里，或以移风易俗为己任，自示“清高”；而前清的遗老遗少则改头换面，乘机钻营，窃据陕西军政的要职，陕西都督亦投靠北洋政府，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辛亥革命失败了，杨明轩感到彷徨不解。中国何以富国强民?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进步的知识阶层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杨明轩也不例外。为求救国之道，他报考出国留学，经考试被录取为“官费生”，于一九一三年下半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但他在日本目击的，无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歧视和侵华的野心，遂与同学数人于一九一四年夏愤然回国，在国内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的群众运动。
(三)在北京求学
一九一五年秋，杨明轩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
杨明轩在北京高师上学的四年期间，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发生的时期。在新的思潮影响下，他积极地参加了新的群众运动。
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于一九一五年发动的，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引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时的北京虽在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之下，但它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杨明轩深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个时期，他先和湖南匡互生、贵州刘薰宇、江苏周为群等同学组织了少年中国会，试图通过教育工作培养青年，改革社会。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又和匡、刘、周等同学，成立了同言社，通过讲演会、辩论会等形式，宣传和交流反帝爱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后来又以少年中国会为核心，成立了工学会，出版《工学》期刊，主张改造社会必须打破劳心与劳力的界限，提倡学生学会做工，并帮助劳动者求学。工学会设立了平民学校，吸收校内工友和学校附近的居民参加学习。
一九一八年，投靠北洋军阀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收买旅京陕籍学生中的少数人，分化旅京陕籍学生的反陈斗争。杨明轩对此深感不安和痛心，挥笔撰写《敬告旅京陕西学生》，提出“学生时代修养高尚之品格为第一要事”，“学生时代宜培养纯正之良心”，“学生时代宜锻炼坚强不挠之意志”，“学生时代宜顾惜名誉”(14)。满怀激情敬言同辈共勉，并旗帜鲜明地抨击陈树藩的卑劣行径。在省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的五、六月间，北京爆发了从五月四日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杨明轩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成为斗争中的英勇闯将。五月三日晚，北高师的工学会开会，一致主张发动全校同学参加次日北京学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杨明轩写了遗书，表示愿以鲜血生命“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月四日晨，杨明轩代表北高师参加了北京各校代表会议，决定是日下午上街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中，他不断领队高呼“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口号，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宅院，他和其他同学痛打了尚未逃脱的章宗祥，并同竭力掩护章宗祥的日本人扭打在一起。这一天杨明轩等三十二人被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方面的营救下，他们于五月七日获释。杨明轩出狱的当晚即出席了北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的会议，会上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六月三日，杨明轩带领讲演团在西城区的街头向群众宣传。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亡国迫近，灭种眉睫，国难当前，我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贪官污吏当道，卖国贼丧权求荣。我们的国，将不成为国；我们的家，将不成为家。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收复青岛。”(15)讲者听者的情绪溶为一体，齐声高呼“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这一天，他第二次被捕，至六月七日才同其他被捕者一起出狱。为了迫使北京政府同意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和其它地方的学生于六月二十七日在新华门前集会，要求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接见学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已两次坐过牢的杨明轩，再次参加了这次彻夜露宿街头的请愿集会。当他得知学生代表之一屈武血溅总统府，向徐世昌慷慨陈词的壮举后，振臂高呼：国之将亡，种之将灭，代表已献躯身，难道我们还能静坐长等?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宁愿血溅新华门。正是在这样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杨明轩参加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经过这次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锻炼，他的“思想更加接近于激进的民主主义”。(16)
(四)在西安、三原、上海从事教育工作
一九一九年七月，杨明轩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陕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二○年秋以前在西安，一九二○年冬到三原，一九二一年秋再回到西安，至一九二三年夏，任教共四年。
杨明轩在北京求学时就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发表《养成适应之人才》、《人格感化为教育第一要义》、《教育者宜认教育为终身事业》、《爱情在教育上之价值》。阐发“国民之愚昧如故，国步之艰难日甚一日，谓非教育腐败致之欤”(17)的思想，认为救国富民之道首在兴办教育。同时，他躬身自行，抱着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宏图大愿，回陕从事教育工作。他回陕后又撰写了《教育与社会》、《催进户县教育的意见》等文章，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是造成完美社会的利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先河”(18)，“教育不但在已往的社会演进上占优势，我们也可以断定在将来社会中，教育仍然是有力的原动力”(19)，“决不能使教育成为私人培植势力的工具，而必须使教育出来的人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骨干力量”(20)。大声疾呼各方重视教育事业，尤其重视师范教育事业。
杨明轩一面阐发“教育救国”的思想，一面在教学中实践“教育救国”之道。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并兼附设小学主任时，联合一批青年教师，在校长王庭萱的支持下，推行白话文，传播新思潮。省教育厅厅长对此视为异端，兼因杨明轩在北京求学时公开反对过陕西督军陈树藩，数事并发，结果同王庭萱一起被迫离职。杨明轩不能在西安立足，于一九二○年冬到陕西靖国军管辖的中心区域三原，就任渭北中学的教务主任，力聘思想进步的教师，推行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一九二一年夏陈树藩垮台，陕西督军易人，杨明轩于同年秋回到西安，先在省立二中任教务主任，一年后任省立一师校长。他尽力聘请进步人士担任教职员，并亲自主讲“社会进化论”、“三民主义”等课程，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学校的面貌大有改变。但新任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扩充其镇嵩军，屡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弄得学校难以维持。杨明轩挺身而出，以省立一师为据点，联系西安教育界人士多次实行罢教，进行斗争。因此，他再次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遭到打击迫害。
一九二三年学年考试时，省立一师为检验学生真实的学习水平，防止纨袴子弟从中作弊，决定实行一生一桌的考试办法。省教育厅便利用少数学生对此不理解、不满意的情绪，一改反对学潮的常态，指使其亲信煽动一师的少数学生闹事。继以杨明轩不能处理“学潮”为由，声言要派军队进驻学校维持秩序。在此情势下，杨明轩坚决表示：“我宁愿不当校长，也不能让军队进学校!”(21)于一九二三年夏毅然辞职离校。
杨明轩一九一九年秋回陕后，旅京陕籍学生主办的进步刊物《共进》杂志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北京创刊，继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北京成立了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共进社。杨明轩负责主持陕西关中的社务工作，联系回省社员，发展新社员，推销《共进》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书刊，宣传共进社“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宗旨，向学生介绍《共进》针砭陕西时弊的激扬文字，为共进社在省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杨明轩被迫离开陕西教育界后，一九二三年冬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任讲师兼附设中学部主任。在这里，他经常阅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史》、《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又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受到很大的帮助和影响。
(五)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教
一九二四年七月，杨明轩应李子洲之请从上海回陕，到绥德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至一九二六年底。共两年半时间。
李子洲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杨明轩一起参加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三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回陕在渭北中学任教；一九二四年春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同年夏到绥德接任四师校长。李子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决心将四师办成团和党的干部学校，为陕西的革命培养骨干。他聘请常汉三任训育主任，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荫、韩叔勋等为教员，形成了能够进行革命教育的骨干队伍。他就职后就明确宣布，四师的教育宗旨是“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还提出了“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的办学原则(22)。他同杨明轩、常汉三形成三位一体，同心协力，苦心经营，办好学校。他们改革教学内容，政治课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为课本，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同时重视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直接参与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学生在城乡开展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帮助农民办冬学、夜校，成立手工业会、妇女会、脚户会等，帮助老百姓谋利益。由于教学内容新，教学方法新，四师的面貌焕然一新，蒸蒸日上。同时，李子洲和王懋廷在进步师生中积极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建立了四师团和党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和核心，创建了团和党的陕北地方组织，为后来的陕北和陕西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
杨明轩在绥德期间，通过参加四师的革命教学实践，联系以往舍政治革命而进行教育改革的苦痛，正确理解了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关系，身体力行，一往无前。正如他后来说的：“在绥德四师期间，我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他们都是陕北党组织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逐渐的认识到自己脱离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并且向他们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23)。
杨明轩是学校的教务主任，首先在教学安排上支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四师的政治空气极为浓厚，每遇大的节日、纪念日和重大政治事件，都要组织纪念和宣传活动，杨明轩多是这些纪念和宣传大会的主要讲演者之一，有时还扮演角色参加戏剧演出，并带领学生到农村进行宣传和调查。学校有共进社的秘密组织，也有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教育会、陕北青年社等进步社团的基层组织。为使这些组织开展积极的活动，又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他协助校长主持召开教务会议，同教师和学生代表一起共商课程的设置和调整；坚持从严办学，按时进行严格的月考、期考，优秀的考卷“贴堂”或传阅，以示鼓励；三门主课不及格者留级；严禁学生吸烟、赌博。杨明轩又是多才的教师，除主授数学，还代临时有事的教师补授其他课程，不因教师有事而使学生误课。他还为平民学校和农村的冬学、夜校编写教材，研究教学方法。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第三十号通告，要求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国民党员，即速成立国民党的县、市、省党部。此时，国民党中央的右派陕籍人士回陕活动，企图建立并控制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为了限制右派的活动，李子洲和王懋廷考虑到杨明轩在陕西教育界和青年中的影响，建议他参加国民党，南下关中，联合革命同志和其他进步人士组建陕西国民党组织。杨明轩即函托在北京的屈武为他办理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在暑假期间回到西安开展组建国民党的活动。八月二十二日，他和刘含初具名，在《新秦日报》刊登启事，宣布陕西中国国民党员俱乐部已经成立，要求回陕的国民党员到俱乐部签到。九月五日，六十四名国民党员聚会，公推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等为书记，并经杨明轩提议会议决定将省城分为六区，每区设干事二人，进行宣传。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员谈话会公推杨明轩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杨明轩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在当选的九名执委和五名候补执委中，绝大多数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革命性质，和坚决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方向。杨明轩并担任了国民党陕北二十三县的党务特派员。他回绥德后，在李子洲的统一安排下，把四师学生中的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派往各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亲自到榆林、佳县等地推动工作。杨明轩还在筹建陕西国民党组织的期间，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参加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在魏野畴主办的《西安评论》发表文章抨击军阀政治，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进一步发展。
杨明轩在世时常说，“第四师范既是哺育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摇篮，也是改造人的思想，树立革命世界观，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熔炉”，并说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24)。事实也正是这样。杨明轩在第四师范学校的两年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经王懋廷、李子洲介绍，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履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手续，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25)
(六)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任职期间
一九二六年秋，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步进入高潮。国民革命军进军胜利，九月攻克汉口、汉阳，十月攻克武昌，十一月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封建军阀的主力。十二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在此期间，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援助的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于九月在绥远五原誓师，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向陕甘进军。十一月二十八日，援陕的国民军联军击溃围困西安城八个月的北洋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刘部败溃退出潼关。一九二七年一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的陕西省军政府国民军联军 (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区委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区委加强陕甘的工作。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杨明轩于一月从绥德南下到西安，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国民革命在陕西的深入发展努力奋斗。
杨明轩在主政陕西教育的半年里，以革命的政治家、教育家的胆略和勇气，对陕西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教育厅拟订的《整顿陕西教育计划大纲》和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决议案》，训令全省九十一县公署、县教育局及省立各校遵照执行。其中提出，“按世界潮流与中国目前需要”，改定“教育以发扬民族精神，培植民权基础，增进民生程度，完成国民革命及世界革命为宗旨”。为了实行新的教育宗旨，杨明轩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1)实行教育革命化。教育厅训令各级学校一律加授三民主义，中等以上学校一律设政治训练科，增设社会科学课程，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为规定教材。不少学校成立了列宁主义研究会，和以孙中山、廖仲凯、李大钊命名的图书室、俱乐部，进行国民革命思想教育。
(2)收回教育权。教育厅明令，凡教会或外籍人士借不平等条约，专为宣传束缚人民思想行动的教义在陕西设立的学校，应一律按照私立学校的向例，办理立案手续。禁止教会或外籍人在在陕西境内新设任何学校，并不准外籍人士在陕西境内的学校充任校长。
(3)整顿全省中等教育。由教育厅制订，经驻陕总部命令颁行的《整顿全省中等教育办法》，要求全面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宗旨。规定学校要辅助学生组织或发展学生会，极力提倡学生为有生产之操作，革除学生的不良习惯。一律组织有校长、主任、专任教员、校内国民党部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每月底露布当月的经费收支，共谋学校之进展。
(4)整顿全省小学教育。教育厅发布训令，要求全省各小学认真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宗旨。规定各小学一律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一律按照学生程度分级教授，不得沿用私塾式的教学方法。完全革除学校的教会仪式。学校要指导学生组织各种团体，以养成适于社会生活的自治能力。要提倡学生为有生产的操作，以养成劳动习惯。要尽力筹设学校游艺场及有益于儿童的设备。
(5)引导办好私立学校。教育厅训令私立各中学校长，要求按照新的教育宗旨增设社会科学课程，支持学生团体的有益社会活动，妥善解决经费困难。并明令停办“经费无着，且教员多未聘妥，课程未授齐全，借此贻误青年”的私立乐育中学。
(6)提倡群众捐资兴学。由教育厅拟订，经驻陕总部核准命令公布实行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凡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得由地方长官开列事实呈请褒奖，其以私财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诸有关于教育事业者，亦得照前项办理”。对于捐资者，依捐资多寡，分别奖给银色褒章、金色褒章或匾额。
(7)运用行政手段推行平民义务教育。教育厅拟订了《强迫义务教育大纲》和《平民教育办法》，平民教育委员会拟订了《平民学校简章》，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大纲和办法规定，“陕西人民凡在学龄期内，均须受义务教育。学龄期为儿童自满六周岁之翌日起，至满十二岁止。”“凡陕西人民已逾学龄期限而未曾入学者，均须受平民教育”。教育厅联合各方力量，于四月三日、十日、十八日三次举行“强迫教育运动大会”，大造舆论，推行义务教育。平民学校“以养成国民常识，了解革命意义为宗旨”，设国文、算术(或珠算)、政治常识三个学科，修业期为四个月，一律免费入学，并发给毕业证书。如雇主、号长无故阻挠工人、店员入平民学校学习者，得由其主管机关处以罚金。
(8)保障教育经费。教育厅训令各商税局，“全省商税统拨教育经费专款，无论军政各费如何支绌，丝毫不得挪用”，擅自挪付其他机关者，由商税局局长照款赔偿。教育厅还呈报驻陕总部，训令各路军司令勿再挪用或截收教育专款，如再挪用或截收定予严惩不贷。
(9)制订教育行政机关的办事法规。教育厅明令颁布了《教育厅组织法》、《教育厅办事细则》、《教育厅值日规则》、《教育厅会计出纳规则》、《教育厅教育督察员规程》、《县教育局规程》、《学生成绩考核规定》、《小学毕业证书查验程序》等，横扫旧教育行政机关的衙门化官僚作风，为学校和教学服务。
(10)整顿提高教师队伍。杨明轩任全陕教育人员讲习委员会委员长，统筹教育人员的培训工作。教育厅拟订了《陕西教育人员考绩条件》，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依条例对县长、教育局长、教育视察员、教育委员、各级学校校长、教员、职员的实绩进行考核，奖优罚劣。教育厅又拟订了《教育人员保障条例》，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规定“教育人员无故不得免职”，“在一学校或一学区办学至二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得按年酌增薪金”，“服务至一年以上在职病故者，得酌量给予恤金”，“因从事教务受意外伤病者，由学校支给医药费或残废恤金”。教育厅还发出训令，宣布教职人员“凡有吸食鸦片及沉溺赌博者，立予免职，不许聘用”。为了掌握教育行政领导权，杨明轩还通过合法的途径，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一些地方任县教育局局长、学校校长、教务主任，或到省教育厅及其直属单位任职。
上列改革措施，是杨明轩从多年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取得的，涉及教育工作的各方面。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及其主政陕西教育的时间过短等方面的原因，或其中有些措施难免失之过急，未能完全贯彻实行，但它却有现实的积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充分反映了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杨明轩在教育工作中的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及其励精图治，迎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
杨明轩在大力改革陕西教育的同时，又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群众运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在西安妇女协进会主持的国际妇女节大会上讲话，驳斥“女子要平等只有受教育一条路可走”的片面观点，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他任命吴碧云为教育厅编审科长，时论“吴碧云为陕西女子入政界第一人”，“杨明轩是有胆有识的教育厅长”。(27)他在陕西省学联第二届代表大会、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青年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立“大钊纪念室”大会上发表演说，称颂李大钊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锋，北方革命的领袖，又为忠实的教育家，从事革命的人自当对他尊敬，师范学校为养成革命教育家的场所，尤当以李大钊为模范，号召青年、学生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习。杨明轩还到中山学院、长安农运班、学联组织的暑期讲习会等短期训练班授课，扩大革命的影响。足见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不辞辛劳的可贵精神。
杨明轩又是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大无畏的勇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十八日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四月十七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其本兼各职，并令全体将士及革命的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条例惩治。消息传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通电讨蒋，《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蒋，省党部和西安市党部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召开党员大会或群众大会，坚决拥护打倒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杨明轩在反蒋斗争中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从而深遭蒋介石的忌恨，被其非法宣布开除国民党党籍。但其时陕西为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区域，因此杨明轩继续但任党政各职，积极开展各项革命工作。
正当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继续推进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先后在郑州、徐州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会晤，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流。七月十八日，反动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代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七月二十六日，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决议改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左派被排除尽净。此时的杨明轩，虽然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尚未暴露，仍被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委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但已在被怀疑之中，行动受到监视。在此情势下，杨明轩密赴武汉与李子洲相遇。李子洲书面报告中央：“杨明轩同志去年十二月在绥德加入，他的个性甚强，但生活很规律，作事很认真”，“现已来此，住在于宅，未带介绍信，故未与兄方发生关系”，“我特此郑重证明并介绍之，请派人谈话，并决定他的工作。”杨明轩在等待中央派人谈话分配工作期间，身染重病，继续住在于右任家大为不便，且在武汉又无其他适当去处，遂在报告李子洲后秘密回陕，隐蔽在户县的亲朋好友家养病，与中共陕西省委保持着联系。
(七)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一九二七年的秋冬，陕西当局利用法西斯组织“铲共团”四处侦察破坏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捕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杨明轩在户县黄堆堡被捕，二十日押解到西安，关押在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狱中。鉴于杨明轩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反动当局也想争取他为己所用，所以将杨明轩单独关押，以示“优待”、“照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多次着人“规劝”杨明轩，要他爱惜个人的名位，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杨明轩明确回答，他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任职期间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训令，以及冯玉祥总司令的训词为依据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为共产党所利用”的问题。
一九二八年秋冬至一九二九年春，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等相继被捕，与杨明轩关押在一个狱中。杨明轩利用“放风”的机会与战友互通消息，商议对策。由于杨明轩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反动当局又未抓到真凭实据，战友们便要他继续坚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争取合法出狱，保存党的骨干力量。
杨明轩在狱中生活了一年又八个月。他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一次，监狱长要杨明轩给同狱的政治犯讲解三民主义，妄图借此使杨明轩“反省”、“认罪”。他看透了监狱长的阴谋，便利用这个合法机会，大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愚蠢的监狱长始而手足无措，哭笑不得，继而穷凶极恶，拍案狂吠，骂杨明轩胡说八道，蛊惑人心。杨明轩则轻蔑地反问道：请问狱长先生，我讲的哪一句没有根据?哪一条不对?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宋哲元主席不也是曾经大讲特讲过吗?你们说要拥护三民主义，为什么又要反对提出、解释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及其主张呢?你看，是谁在反对三民主义呀?是我杨某，还是你监狱长先生?监狱长被问得无言以对，奈何不得。以后监狱长又要他研读孙中山的文章，并把要点圈点出来，想再从中摸他的思想底子，抓他的话柄。而杨明轩有的是对付办法，他从文章的头一个字圈点到最后一个字。监狱长问他为什么这样圈点，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孙总理的话都是说得好的，所以我都圈点了。难道你认为孙总理的话还有不对处、不值得圈点的地方吗?监狱长又碰了壁，狼狈不堪。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再度混战，控制陕西的冯玉祥系当局又一直未获得杨明轩是共产党人的任何证据和口供，经陕西地方人士的斡旋，由户县王富德等人出面保释，于八月二十三日释放了杨明轩。还给杨明轩以“陕西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命住西安，监视其行动，妄图控制使用。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