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杨明轩传
《杨明轩》编辑组
(十四)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四月二十一日收复了被国民党军侵占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
一九四八年三月，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会上诚恳地表示，愿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一个学生，给同志们当一个学友，给人民当一个忠诚老实的长工，同大家一起努力做好恢复边区生产、支援前线、土地改革等项重要工作。三月十日，《群众日报》发表了他就任后对记者的谈话。他号召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为解放家乡而努力，并表示：“我坚决相信：在人民导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强大人民解放军的继续胜利，中共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定能团结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47)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与早先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央工委合并。杨明轩得悉此讯，即于三月十五日致函周恩来：“听说中央要走，深有恋恋之感，自觉如婴儿之离母亲也。此次宜川大捷，在这一战场说是空前的一次胜利，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林老(48)说，时局开展，就全国着想，中央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更加我恋恋之感。我已担任了实际工作，跟林老学习，还有西北局、联司(49)诸同志指导，尽我的能力，作人民一个好勤务员，殊觉愉快。”(50)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赤诚之心，对解放大西北和解放全国的坚定信心，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一九四八年四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各机关、单位、学校陆续迁回光复后的延安。四月二十九日，杨明轩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准备迁回延安的各单位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要求大家在胜利中正视困难，努力学习，掌握政策，永远保持与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更密切地和人民打成一片。边区政府迁回延安后，在杨明轩的主持与具体指导下恢复了延安大学、延安中学、米脂中学、绥德师范等学校。他还深入到一些学校指导工作，要求各地特别重视加速为解放大西北培养干部的工作。
宜川大捷之后，西北解放战场逐步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打倒胡宗南，解放大西北”，成了西北人民的响亮口号。在解放大西北的斗争中，身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明轩，运用自己同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群众的联系，广泛开展反蒋统战工作。早在宜川大捷之前的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杨明轩再次致函邓宝珊，深刻指出：“世变方亟，蒋亡无日，成败得失，是非功罪，以兄明达谅邀洞鉴，徒以空言无补，犹豫失机，自误晚节，诚足惜耳”。“回忆过去与吾兄叙谈及吾兄革命历史与西北人士对吾兄的期望，总以为吾兄为人民，为国家，必能重返革命道路。年来事实考验，不特使弟渐感失望，即全西北进步人士对吾兄均亦大惑不解。”“日寇投降后，吾兄不特不为全国人民，尤其是西北人民打算，犹复帮凶卖国贼蒋介石，助纣为虐，所得结果如何，吾兄清夜自思，当能恍然。”(51)语重心长，痛劝老友悬崖勒马，当机立断率部起义。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杨明轩在延安的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发表《消灭蒋介石、胡宗南匪帮，建设新西北》的讲话。号召西北各界同胞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干净消灭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争取早日解放大西北，建设繁荣民主的新西北。五月，杨明轩再次在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号召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和劳动人民、青年和学生、教职员、公务人员、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以及回民同胞，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最后努一把力，迎接大西北的解放；规劝国民党部队的官兵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作无谓的牺牲，迅速放下武器，立功赎罪，走向光明。同时，杨明轩通过学校中的民盟成员，联系进步人士，发动西安高校学生进行反迁校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将西安的大专院校迁往陕南、川北的阴谋遭到破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接管广大新解放区的工作提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一九四九年二月，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和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作的闭幕词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准备新区的接管工作，在进新解放的城市之前要对干部进行认真的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进城之后要谦虚谨慎，严肃执行党的政策，要大力发动工人及广大基本群众，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并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社会改革，同时注意争取团结城市中的各界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业家，他还对接管城市工作筹备组的工作给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杨明轩为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五月二十日西安市解放后，杨明轩即从延安出发南下，六月三日、四日在西安相继出席了市军管会讨论接管学校、处理旧机关公教人员办法的会议。六月十二日，他在“庆祝西安解放，欢迎解放军”的市民集会上讲话。指出西安的解放和西北战场的胜利，是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各解放区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斗争的结果。号召大家集中力量，继续努力支前，把胡宗南所部歼灭在陕甘之间。他不辞劳苦，深入到一些学校和文化单位了解情况，登门拜访张凤翙、李虎臣、寇遐、成柏仁等知名人士，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征求他们对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以及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具体帮助解决其中一些人在生活上的困难。经充分准备，又由他出面召集了有百余人参加的西安爱国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到会讲话。他还介绍一些知名人士同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并根据工作需要分别同一些民主人士建立和保持经常的联系。他的广泛社会活动和联系，对于消除一部分民主人士的疑虑，对于稳定社会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四九年九月，杨明轩以西北解放区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十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调政务院机关工作，边区政府的工作由杨明轩主持。一九五○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杨明轩代表边区政府在新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十五)主持西北地区的文教工作
一九五○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杨明轩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一九五三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杨明轩任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十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正式撤销。杨明轩主持西北地区的文教工作近五年。
西北文教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包括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任务相当繁重。杨明轩献身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愿望，在旧中国的政治制度下，一直遭受排斥和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杨明轩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以教育兴邦”的历史机遇，必须把人民教育工作作为一件国家的根本大事认真来抓，真正抓紧，切实做好。五年期间，他勤奋工作，殚精竭虑，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注意采取座谈研究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发挥他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对一系列有关指导思想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及时有力地指导工作。
(1)关于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问题。杨明轩于一九五○年七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和在西北地区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典礼上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及进行改革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随着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改变，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改革的方针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改革的内容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旧有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目前只能对学校中某些主要的学习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重点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合理精简现有课程，正确调整文化科学学习与政治学习之间的关系；教育方法的改革重点在于反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同时防止轻视基本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他说，搞好改革的关键是团结和改造新区学校的教师。他还强调指出，西北地区实际工作中已出现的改革要求过急，过分地裁并一些学校，过分地裁减教员和降低教师薪金等现象，必须认真加以纠正，以使改革工作按照正确的方针健康地发展。
(2)关于开展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问题。杨明轩指出：我们国家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我们国家的教育也要以工农为主要对象，为工农群众服务。除了大、中、小学要向工农群众开门，并创办新型的工农速成中学外，还必须拿出一部分力量注重工农群众的普及教育，推广农村的冬学和城市的业余补习教育，并准备开展识字运动，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以后，要在普及的基础上，从识字教育和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到高级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教育，使工农群众逐步提高政治觉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武器。
(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问题。杨明轩指出：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全区的总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必须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逐步提高各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对少数民族原有的学校，应采取保护维持、积极扶助的方针，注重争取少数民族原有的教育工作者，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的新师资。一切工作都须按各民族的特点、各民族的要求和觉悟程度，采取十分谨慎的方针，稳步进行。凡是少数民族人民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难以行得通的事情，都暂时不要做。凡是少数民族能接受的可以行得通的事情，也必须通过少数民族的教师和学生自己来搞，反对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求成和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倾向。
(4)关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杨明轩一九五○年在西安市中学教师学习会上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有高度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教育是被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政治内容，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是为进步的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而不是为腐朽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这一点。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培养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的建设人才。
杨明轩指出，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教育；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道德教育。为此，必须首先加强现有的政治课。所谓加强，不是钟点的增多，而是教育质量上的提高。单凭孤立的上几点钟政治课是不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更重要的是在一切课程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讲授知识和思想教育，是一个不能分隔的整体，如果不能在传授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政治认识和道德修养，那就是教得不好的一课。他详细论述了在文学课程里，如何揭示每一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在自然科学课程中，如何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命题；在历史课程中，如何使学生养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爱国主义思想等等，来启发大家的思想认识。他还指出：在不影响正课学习的原则下，应该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使学校生活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仅仅接受教员的讲授和书本知识的灌输，而不使他们同现实生活联系，那就不可能培养成政治上有修养的人。
杨明轩强调指出：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如果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业务知识不够，而要求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以生动的事例，把问题说得很明了，很透彻。
(5)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二年，杨明轩担任了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于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高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同时还在西北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作了《谈思想改造》的讲话，在《西北教育通讯》上发表了《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方针政策、立场态度、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阐明。
杨明轩指出：人的主观思想意识是随着客观存在发展而推移变化。我们国家在逐步发展变化，我们的思想也一定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要领导这个变化。一切不适应新社会发展的思想必须改造，这就是思想改造所以成为必然的原因。他列举了不少教师一味追求个人名利，把知识当商品，把教书当作贩卖知识；有的抱着拿多少钱，做多少事，以雇佣态度对待工作；有的一味崇拜帝国主义的“文明”，完全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不少教师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等种种现象，说这些错误思想如不彻底改造，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杨明轩指出：这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改造思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立场问题。如果不从根本立场入手，而是就事论事，零零碎碎解决某些枝节问题，那就是“舍本逐末”，就会走弯路，就会使思想改造运动本身缺乏思想性，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他还反复强调指出思想改造的方针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本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互相帮助，分析彼此的思想，并在实际行动中改正各自的错误思想；防止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6)关于学校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杨明轩一九五三年四月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管得很少，甚至校、院负责人也不多管的种种现象，明确指出今后学校工作必须贯彻以教学为中心任务的方针。他说，要明确认识，校、院长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教学，教务处和政治辅导处的工作都要面向教学，都要从不同方面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当然不是说以教学为中心任务就放松政治教育，政治课本身就是教学工作的一个内容，而且各专业课都要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必须防止和纠正单纯业务观点。政治和业务是不能分开的，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政治指导业务，业务体现政治，提高政治水平有助于业务水平的提高，同时通过业务进步也可以提高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必须在教学工作中体现出来，如果二者脱节，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表现。
(7)关于科学工作问题。杨明轩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科学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政治和经济及阶级的关系是有显著区别的。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它本身就是阶级的科学。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所反映的是自然界固有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它并不是可以不受阶级和政治的影响。一方面，在剥削阶级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要把科学导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如为征服世界而发展高技术的军事工业等等；另一方面，科学家的世界观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总是要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科学家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求科学家努力提高思想水平，为当前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杨明轩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和生产是直接联系着的。科学的发展是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而科学的进步也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科学与生产经常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指出：正确认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现在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西北的科学工作者应认清自己在研究和解决生产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应有的重大的责任。
杨明轩在上述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对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有研究借鉴价值的。
杨明轩主持西北文教委员会工作的五年期间，在重点抓教育工作的同时，在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改革工作，使其逐步为新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为后来西北地区文教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六)主持民盟西北区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二月正式成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及其盟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斗争历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下，杨明轩等领导人和一批青年盟员投奔解放区，直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工作与学习；一部分盟员逃亡上海等地；杜斌丞等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留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一九四七年十月杜斌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其他人分散隐蔽。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杨明轩主持，李敷仁、苏资琛、张锋伯等十九人参加，在延安成立了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杨明轩当选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盟地下工作人员和与民盟有联系的地方武装，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进行宣传，号召大家各安生业，进行护厂、护校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斗争。西安解放后，杨明轩主持，于六月八日在西安召开了有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干部和原在西安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了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杨明轩继续担任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并决定成立了以杨明轩为首的审查委员会，对老盟员进行审查登记。同年十一月、十二月，民盟举行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和五中全会，杨明轩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解放后，杨明轩主持民盟西北区的工作五年多。在此期间，他总结民盟西北组织的历史经验，又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出发，以民盟必须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必须加强盟内外的团结为重点，领导各级盟组织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加强盟内团结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团结，成为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面前的首要问题。在西安解放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杨明轩主持，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十多次委员会议和干部会议，及许多小型的座谈会和学习会，学习文件，交流思想。他还登门拜访，同一些人促膝谈心。从而促进了盟内的团结，改善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为发展盟的组织和加强盟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日，民盟西北区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杨明轩致开幕词，并代表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西北民盟在以往八年当中，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曾有不少贡献。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实现《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以往八年我们和中共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合作，才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今后，我们还必须更加虚心地向中共学习，诚心接受中共的领导，防止并克服个别盟员中存在的‘分庭抗礼’或‘作客思想’，使我们的盟员和中共党员团结得更好，合作得更好。”(52)这次盟员代表大会决议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杨明轩当选为主任委员。大会之后，杨明轩领导盟的组织和盟员，在进行自我教育、推动各种政治运动，发展巩固盟的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民盟机关和西北区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等处，多次以“谈思想改造”为题，阐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确的方法，推动民盟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从中学习，提高自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题为《为开展经济建设时期盟的工作而奋斗》的报告。他说：从一九五三年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教育工作的紧密配合，因而文教建设也将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面，民盟必须更好的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以适应祖国的迫切需要。今后民盟的工作方针就是建立和加强盟的经常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服务。他还特别强调：民盟工作必须与党和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密切结合；盟的组织必须与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密切联系，关心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盟内必须团结，而达到团结最根本的方法是从工作出发，为做好工作而正确地开展盟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领导者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推动盟内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领导者更要以身作则，先学一步，学好一点。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后，杨明轩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民盟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广大盟员要认真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用总路线的精神改造思想，认清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引导盟员准备过好社会主义关，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一九五四年十月西北大区撤销，杨明轩奉调到民盟中央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民盟陕西省支部筹委会和西安市支部联合召开茶话会欢送杨明轩，杨明轩应陕西省支部筹委会负责人成柏仁之请，就盟员的思想修养问题作了长篇的临别讲话。他说：从盟员的思想修养方面讲，第一，要加强革命事业心。革命事业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觉悟的问题。我们国家当前的任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民盟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政党来说，每个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部分，兢兢业业地当做终生的事业去完成。第二，要切实发挥集体主义精神。这就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只有集体的力量才是伟大的，个人在革命事业中不过是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分子。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就要提倡相互爱护、相互督促的优良作风，严格遵守革命法纪和盟的纪律，祛除一切个人偏见，诚恳共事。第三，更要老实和谦虚，反对虚夸和骄傲。有了虚夸和骄傲，就必然不愿意虚心学习，就必然容易过高的估计自己，有人也必然会发展到追求名誉、地位，妄自尊大，甚至陷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杨明轩的这个临别赠言，实际也是对民盟西北组织五年来政治思想建设的总结。
(十七)在民盟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
一九五五年春杨明轩奉调到北京工作。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民盟“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同年五月在民盟中央常委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民盟“三大”和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民盟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杨明轩在民盟中央工作十三年。民盟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群众都是知识分子，杨明轩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始终把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九五六年一月，杨明轩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他参与起草了民盟中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参与起草了民盟中央在民盟二大作的《全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改造自己，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是民盟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他在民盟中央监委主任任职内，坚持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精神办事。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过去盟的地方组织对盟纪处分多有轻率情形，不重视受处分人的民主权利，不从教育出发，不体谅受处分人在政治上所受的损失，今后应扭转这些偏向。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为了保护一些同志，杨明轩对上级的某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保留，使下边受屈的同志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保护，尽可能缩小“左”的影响。一九六二年，《光明日报》曾刊发《刘志丹》小说中的一章，内容无问题，而有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杨明轩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保护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张毕来，应约为重印《孽海花》写了前言，对该书的内容作了评介，以后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孽海花》，祸及重印时的前言。张毕来受到很大的压力，杨明轩和胡愈之据理直言，明辨是非，保护受屈的同志。
杨明轩主持民盟中央工作的时候，国家经济刚刚渡过困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突出，影响广大盟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波动较大。面对这一情况，杨明轩以一贯稳健持重的思想作风，与民盟中央其他领导人和衷共济，协同努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领导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工作，并将“推动盟员发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做好岗位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出成果、出人才，做出积极贡献”，列为全盟工作计划，推动盟的工作做出了成绩。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在民盟三届三中全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民盟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并提出了民盟当前要做好的三大工作，即：推动和帮助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推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增产节约号召，做好岗位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继续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充分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要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这就要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协助共产党做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反映合理的意见和正当的要求，协助党调整党和盟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调动盟员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他还要求民盟各级组织不断改进工作，健全和巩固组织，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作用。
杨明轩主持民盟中央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依照盟章总纲“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贯彻集体领导，实行分工负责，发扬民主协商精神”的要求，在领导制度形式和方法上作了重要的改进。一是在主席的参加下，在京的副主席按月轮流值班；二是两周举行一次主席办公会议；三是主席和副主席分工领导组织、宣传、文教、行政等各部门的工作。这些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增强了团结和领导力量，活跃了盟中央机关的工作，同时也对推动盟的地方组织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执行这些制度中，他以身作则，率先执行，一丝不苟。每次举行主席办公会议，他多半是第一个到会，如因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政协常委会不能到会，一定事先请假。他总是以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对待自己，从不摆主席的架子，发号施令。副主席主持会议决定的事项，他带头执行。主席和副主席互相尊重，共商盟务，气氛十分融洽。
杨明轩从一九五四年起，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多年间，他忠实地履行人民代表的职权，广泛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进行调查，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他到甘肃进行视察，重点调查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回京后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上以《我所了解的农村的粮食情况》为题发言，一方面肯定人民群众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指出由于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主观估计，评产偏高，购了一些农民的口粮。一九五六年，他到广东、广西视察，发现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如期召开，非共产党员的行政领导人有职无权，党委往往代替人大和政府决定应由人大和政府决定的事项。回京后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集中谈了“党政不分”的弊端。他说有些地方的党政不分已经到了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程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的，有法制的，也是讲民主的，但由于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结果干了不少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事情。他还就基层政权的选举问题向内务部负责人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要真正发扬民主，把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选上来；二是要采取可行的措施，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加于民；三是要正确处理党、政、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党支部不要替代政权，把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不一定好。一九六二年，他到云南、贵州、四川视察，告诫一些负责同志要注重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说老实话，否则就会失去人心。到云南后，他提出去临沧地区调查，当时正是该地的瘴气和虐疾流行季节，许多人劝他不要去，但他说正因为“要下临沧坝，先把婆娘嫁”，那里特别困难，我们更应当去。回京后他把亲眼看到的情况反映给卫生部，并多次在人大会议上呼吁关心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民生产和生活。一九六四年，他再次到云南视察，发现一个乡村小学在语文教学中增设了普通话课，因陋就简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回京后就立即向教育部反映，建议加以宣传和提倡，办好乡村的小学校。他不仅坚持到各地视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还利用其他形式广泛联系社会人士，了解情况。邓宝珊、孙蔚如等民主人士每次到京开会，他都要登门拜访，有时还请到家里便餐聚谈，交换意见，并且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这些人士，替他们服务。
(十八)人民公仆，永垂不朽
杨明轩是全国有名的学者，是二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建国后是西北行政区、民盟西北区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功高位显，但他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品德。
杨明轩出身贫寒。他在家乡上学时就半耕半读，出外上学逢假期回家也常随父兄参加田间劳动，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品德。他一生生活艰苦朴素，不忘劳动人民。他的夫人李青俊是家庭妇女，料理家务，克勤克俭，同情革命，辛劳一生。杨明轩在西安工作时夫人在户县农村，他到北京后夫人大部分时间仍住在农村；他的子孙也都全在京外。他在北京的“家”里，个人家产只有一床旧被褥，一条旧毛毯，一只皮箱，几架书籍。“家”里的成员，除了他，就是几个服务人员。他和服务人员一起吃饭，服务人员每人每月交十二元伙食费，其余开销全由他包支。他每月工资三百七十元，除了交党费，给夫人寄五十元生活费，大都用在这个“家”里了。他没有积蓄。他逝世后亲戚到京奔丧返回时没有路费，还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借资解决的。他在农村的家里也是这样，未盖一间新房，陈旧断垣的房子几十年一个样子，看了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土墙土炕寝室，真是感人泪下。家乡的父老无一不称赞他清廉直正，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的模范。
杨明轩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安于清贫，一生清白。但对他人则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他追念战友，关心烈士遗属。一九三一年，他得知魏野畴烈士的母亲及妻、子生活十分困难，立即把魏的孩子接到西安设法安置，并和南汉宸等一起筹集一百多块银元，使魏的一家人放下了讨饭的篮子。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由延安到即将解放的西安，途经三原登门拜访了史可轩烈士的夫人，帮助她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他重德重义，世交广而情谊深。胡景翼病逝后，他多方关照其子、孙，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建国前，他在西安长期寓居赵寿山、韩望尘家，在三原住在邓宝珊家，既是同辈的良师益友，又为晚辈人的家庭教师，教书补课，以至为其主婚、证婚，亦师亦友，亲同一家。他爱身边的青年工作人员如子侄，常在繁忙的公务之暇，讲授课程，批改日记，使其努力学习上进，其中有的上速成中学，有的在他资助下读完了大学。他高风亮节，为坚持正确路线不怕涉嫌受牵连。一个时期，一些老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他一如既往，逢年过节登门拜访，有事情相托尽力而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大地全面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就在这灾难临头的时候，可恶的癌细胞，又在杨明轩的肌体内开始作恶了。
杨明轩从一九○七年参加反清政府的学潮开始，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美好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整整六十年的艰苦曲折斗争。他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忧虑，激愤，感到十分痛苦，以致病情日趋严重。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杨明轩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破坏，在他逝世后仍遭受了不白之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八○年清明节举行庄严的悼念仪式，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杨明轩的骨灰盒上。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杜斌丞殉难三十五周年、杨明轩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称颂杨明轩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对杨明轩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
杨明轩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树德树人，诲人不倦，终生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
注释：①⑨转引自常黎夫、姬也力：《杨明轩关于教育改革和思想改造的论述》。见本书一九八页。②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三一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③咸阳县，今分设为咸阳市秦都、渭城两个区。刘古愚籍秦都区。④转引自《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之《刘古愚传》(七五卷第三页)。⑤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三八三页。⑥⑦⑧(11)(16)(23)(25)(30)转引自杨明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写的《自传》。⑩转引自《辛亥革命在陕西》一○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12)绥远，原为省治，一九五四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3)转引自《辛亥革命在陕西》二一页。(14)见本书二八七、二八八页。(15)转引自屈武：《革命一生两袖清风》。见本书八六页。(17)见本书二九三页。(18)(20)见《催进户县教育的意见》。(19)见本书二九八页。(21)转引自原政庭：《回忆我的老师杨明轩同志》。见本书一○五页。(22)(24)转引自常黎夫：《回忆母校缅怀师长——纪念杨明轩同志百年诞辰》。见本书一一九、一二九页》。(26)见本书三○一页。(27)见杨季符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致杨钟健的信。(28)转引自赵铭锦：《怀念我的恩师杨明轩》。见本书二二七页。(29)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31)(32)转引自《西安党史资料》第一五辑二页。(33)转引自杨明轩：《民盟西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见本书四二二页。(34)转引自王维祺：《杨明轩同志对民盟西北组织创立和发展的贡献》。见本书一八一页。(35)参见本书三七五页。(36)杨明轩离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抵达延安的时间，杨在陕甘宁边区写的《读书札记》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写的《自传》记述稍有差异，本文以札记载的月日记述。(37)见本书三六七页。(38)(39)(41)见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写的《读书札记》。(40)见本书四七九页。(42)见本书三六八页。(43)见本书四八○页。 (44)榆寨，即榆林。(45)开国，指参加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46)见本书三六九、三七○页。(47)见本书三七七页。(48)林老，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9)联司，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50)见本书三七三页。(51)见本书三七○、三七一页。(52)见本书四一九、四二○页。
(执笔：贾自新 朱新民 贺克毅)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