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回忆我的老师杨明轩同志
原政庭
一九一九年秋，杨明轩同志从北京回到西安，应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庭萱之邀在该校任教并兼其附小主任。我当时在该校读书，杨老师给我班教物理。他一副书生模样，沉默寡言，但讲起课来却十分风趣，我们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课。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属封建守旧派，因杨老师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回陕后又主张教白话文，就千方百计地排挤杨老师，一九二○年，郭希仁撤换了王庭萱的校长职务，杨老师也被迫离职，去三原教书。
不久，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下台，政局发生变化，杨老师又于一九二一年秋从三原回到西安，先在省立二中任教务主任，后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校长。他聘请进步人士常汉三任教务主任，请来的其他教员，也大都是比较进步的，使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的堂哥是省长刘镇华的秘书长，他们结成了一股顽固的守旧势力。刘镇华操纵教育厅多次克扣教育经费，挪用教育经费，杨老师便挺身而出，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据点，联合教育界人士，发动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迫使反动当局答应不再扣留教育经费。经过这些斗争，反动的守旧势力更是把杨老师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排挤他。
一九二三年，反动当局在第一师范学校阴谋策划了一次“学潮”。杨老师在学业上要求学生很严格，学生考试时，他为了防止流弊，规定一个学生坐一张桌子。低年级几个班有的学生反对这种办法，省教育厅就利用学生这种情绪，煽动学生罢了课，闹起“学潮”来，其目的是为了把杨老师的校长换掉。
杨老师看透了反动势力的阴谋，对闹“学潮”的学生进行耐心细致地说服工作。他有一次上课，把自己同乡的一个名叫严品纪的学生叫上讲台，面对黑板站着。他和严品纪的父亲是朋友，知道严品纪也参与了“学潮”，就以严品纪为例对大家进行教育。他把严品纪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说：“你父亲担柴卖草，省吃俭用，是打发你上学来了，还是打发你罢课来了?”他又面向全班同学说：“你们的家庭大都和严品纪差不多，难道都愿意把父母的血汗钱拿到这儿来用罢课浪费掉吗?一人一桌的考试办法，是为了你们的学业，而罢课却是毁坏你们的学业，孰是孰非，请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杨老师的话把同学们感动了，有的学生还流下了眼泪。
学生一闹事，反动当局便借口“杨校长解决不了学生问题”，要派军队进驻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军队进驻学校还没有先例。杨老师坚决表示：“我宁愿不当校长，也不能让军队进学校!”这样，省教育厅就以“杨明轩既解决不了学生问题，又不同意军队进驻学校协助”为理由，于一九二三年夏免去了杨老师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职务。
一九二三年秋，我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要到北京上学，碰巧杨老师也要去北京，我们便结伴同行。我们步行到河南陕县以东的观音堂，上了北去的火车。到北京后，我住在蒲城会馆，杨老师住在前门外的天达店。大约三、四个月后，杨老师就去了上海，任上海大学讲师兼附中部主任。他到上海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教育我努力读书，以便将来报效祖国。
一九二八年初，杨老师在户县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押解到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同年三月，我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和杨老师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杨老师被监禁在“优待室”，我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敌人看管得很严。每天放风时，我们对面相望，虽不能说话，但常用目光交流感情。我一看到他那泰然自若、沉着冷静、青松不可低头的样子，就觉得倍受鼓舞。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