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不尽的思念
杜松寿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从“牛棚”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就接到杨明轩同志逝世的噩耗。我放下电话，立即去北京医院向他老人家告别。一进灵堂，看到杨老安祥的躺在花丛中，面色蜡黄。我不由得一阵心酸，哭出声来。呜呼!一位受到人们尊敬爱戴的革命老人和我们永别了，一颗德高望重的文教界巨星从此殒灭了!
杨老是五四运动中的勇士。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走上街头演说，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以及到总统府请愿等各种活动。运动中曾两次被捕。我至今还珍藏着杨老被释放后同学们将他高举过顶的一张照片。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珍藏留念，也是杨老革命生涯中的真实写照。五四运动以后，陕西旅京学生中的进步学生建立起革命团体——共进社，杨老是创始人之一，并且负责主持共进社在陕西的工作。他跟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杨钟健等同志齐心协力地把共进社办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为党培养了大批党、团员。在李大钊同志领导发动的几次北京群众对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共进社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共进社还出版了《共进》半月刊，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对促进陕西的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二七年初，杨老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他对陕西教育事业功绩显著，多有建树。如反对读经，反对尊孔，反对奴化教育等。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党部委员，作了许多积极配合大革命的工作。记得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反动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代理省主席石敬亭召集赵守钰、邓宝珊、杨明轩等人会面，国民党省党部的赵葆华不在，由秘书长刘光智代替，省农协的王授金不在，由我代替，意在给革命派“打招呼”。石敬亭拿出一束电报，念了电文，内容完全是由国共合作倒向国共分裂。听完电文，谁也未说话，尤其是杨老，更是泰然自若。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被捕的政治犯实际上操在冯玉祥的军法处手中。军法处处长肖振瀛说，他管犯人的手段是“内宽外严”。高墙、哨楼、戒备森严，谓之“外严”，对待犯人态度“温和”，有时候看守所所长和看守士兵还把犯人叫出来，在一起开“说笑话会”，谓之“内宽”。实际上，不过是企图迷惑笼络人心、瓦解政治犯的斗志手段罢了。
狱中的“说笑话会”，给我的印象最深，许多情景记忆犹新。杨老的笑话幽默含蓄，寓意深邃。他曾讲过一幅对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三家南腔北调人”，横额是“和盘托出”。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幅对联暗喻着革命形势遇到困难。它也体现了杨老在紧要关头，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与国家的命运，包含着藐视、讽刺反革命的丑态罪行，鼓励同志们坚定革命信念，体现了杨老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杨老还讲过一个笑话，内容是：士兵甲说：“那是司务长!”士兵乙说：“不!司务长不骑马。”接着两人舌枪唇战。甲说：“那是骑兵司务长，怎么不带枪?”乙又说：“那是便衣马队司务长”。非党的难友张孝直对杨老的笑话作了很高的评价，连声说：“多有价值啊!笑话中讽刺的主观主义达至极点，也影射着国民党反动派不管怎样伪装狡辩，其反动本性不变，终是一丘之貉”。在那样的环境中，杨老仍对难友们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张孝直后来牺牲了。当时通过早晚的两次“放风”，杨老还不断与被捕入狱的中共陕西省委的同志们交换信息。
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在党的领导下，杨老担任了以往由省教育厅厅长兼任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他担任所长后，极为重视聘请合适的教职员。当时我由上海回到三原，在省立三中任教。杨老来到三原，坚持要我去师训所，意在为全省多培养掌握、宣传新文字的师资。杨老对中国文字改革工作是极为重视、多方关注的。师训所的注音字母课，一律改为拉丁化新文字课，当时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在杨老的支持下，西安师范的石校长在西师开了新文字、世界语、英语选修班；西北联大、西安高中开了新文字课；西安成立了新文字促进会。为了出版新文字读物，杨老还从银行某机动款项中提出了三百元，以推动西安的新文字运动。直到解放后杨老对文字改革仍很重视，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期刊写过几篇文章，其中“鄠县应改为户县”一文最引人注目，他认为“户”字不仅好学好写，而且是常见字，并考证出最早的“鄠”字本来就写做“户”字。这是为中国地理学名写法立了一功，也反映了他对汉字简化问题的关注与赞许。
几十年来，我多次受到杨老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得到他的亲切指教、帮助，实在获益匪浅，感触极深。解放后我在西北军大工作，一天，在悼念、安葬杨虎城将军遗骨的大会上见到杨老，我曾谈到调换工作一事。不久，调令下达了，我先在出版局、出版社工作，后又到国家文改会，包括去北京时间的具体安排，都是由杨老悉心考虑安排后告诉我的。杨老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党籍问题。这里可以告慰杨老的是，我这个长达二十七年的冤案，一九七九年得到了平反，杨老在天之灵，得知此事也会高兴的。
杨老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人，他的博大胸怀、高尚情操、廉洁作风、治学态度，是众口皆碑的。他崇高的精神境界，从几件小事中足以窥见一斑。他坚持实事求是，不喜欢人云亦云。一次他嘱秘书起草文稿时，特别叮咛说：“我的文章就是我的意见，不要写上读了某名人对某问题的说法之后，如何如何。”他一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生活一贯俭朴，饭桌子上总是面条，一盘辣椒、一盘黄豆、一碟小菜。杨老的老伴多住在家乡农村，只是隔个时期到北京小住一段。老伴不习惯睡床，杨老就在西侧的一间屋子里盘了个土炕。杨老一生没有积蓄，病危时曾对儿子士伟说：“我留给你们的，就是这几架书，主要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还有一些历史书。”但他对他人关心备至，记得有一年春节，我给杨老拜年，他让我们全家都去，并用车来接，待人真是情深义重。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天，杨老约我去他家和胡愈之谈话。胡老半开玩笑地说：“杨老的家成了跟‘造反派’斗争的立足点了”。此后，我和杨老再未晤面。在他的重病期间，也未曾尽慰问之情，至今深感愧疚，万分遗憾。
谨回忆如上，寄托我对杨老不尽的思念。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