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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回忆学友杨明轩

张耀斗

                          
  一九一七年下半年,我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一次学校里的陕籍同学聚会的时候,认识了杨明轩,他是数理部的学生。初次见面,他那小小的个儿,黝黑的面庞,浓重的关中口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明轩就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在我们陕籍的学生中,明轩是高年级,是老大哥,也是主心骨。他学习刻苦,数理成绩很好。同时,他对社会科学也很感兴趣,并十分注意时事政治,是一位爱国忧民之士。当时,科学与民主思潮已蓬勃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我们都能看到。课余饭后,明轩经常和我在一起谈论,我受他的启发和影响很大。我们谈论的中心是国内外大事,如陈独秀、李大钊写的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等等,谈论比较多的还有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明轩认为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因此,他和匡互生等同学,仿照意大利“复国三杰”组织的“少年意大利”的形式,组织了“少年中国会”,并以此组织为核心成立了“工学社”,出版了《工学》期刊,宣扬教育救国。同时设立平民学校,吸收校内工友和附近居民晚间读书识字。想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我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正义要求被拒绝。帝国主义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后,首先引起北京各校学生的强烈不满,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我们陕籍同学在一起聚会谈论的时候,大家都十分激动,明轩的情绪最为激昂,认为必须对反动当局采取行动。他还利用课余和晚上的时间去北京其他学校串联郝梦九、呼延震东,陈兆枢等陕籍学生。在他的带动下,五月四日,我们都去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明轩和匡互生等高年级同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一路上高呼“打倒卖国贼!”“要民主、要科学!”等等口号。会后,我们又去赵家楼巷找曹汝霖。赵家楼巷很窄,巷口还有守兵。有人从窗户爬进曹宅,从里边打开了大门,我们一涌而进。由于我们不认识曹汝霖,让曹混出去跑了,把章宗祥搜出来痛打了一顿,接着又引火点着了曹宅的厨房。我出了曾宅走在街上,看见警察列队走来,那时明轩还和一些同学没有出来。五四运动中,明轩是策划者和带头人之一,于五月四日和六月三日两次被捕,在全国舆论和学生坚持斗争的压力之下才被释放。
  “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明轩吸收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同言社”。“同言社”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化,同时也探讨中国的文字改革,主张用拉丁字母拼音注汉字,也可以说这就是现在汉语拼音的先声。
  一九二○年秋,我毕业回陕,在三原渭北中学任图书馆长兼教英语。明轩在西安因联合一批青年教师推行白话文,得罪了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被迫离开西安,于同年冬也来渭北中学,任教务主任。他不仅讲数学课,而且也讲社会进化论。他要求教师经常互相听课,他自己更是经常听别的教师讲课,对其授课方法和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他工作很认真,教师和学生怕他更爱他。他常说,要把书教好,教师必须懂得三理:伦理——进化论;论理——逻辑学;心理——教育心理学。他主张学生学习理化,要多作实验,以培养动手能力;学习文史,要多写文章,多开讲演会,以提高表达能力。
  旅京陕籍学生组织的政治性社团共进社成立后,明轩介绍我参加了这个进步组织。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明轩组织成立了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他任主席,李寿亭任副主席,我是执行委员兼管总务,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教盟”在筹备成立的时候,明轩就向党组织汇报过,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和支持。当时,明轩声望很高,教育界人士都愿意跟着他干。“教盟”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陕西很多学校据此改革了课程,修订了制度,对于提高教育界人士的政治觉悟、培养和教育广大青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还将几千份《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发往全国各地的一些大、中学校,以扩大影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大军入陕,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教盟”很难活动了。为了适应、应付局面,在一天晚上,“教盟”领导人开会决定,派明轩去见顾祝同,并派一名便衣卫士在明轩身后十步左右护卫,如遇有人逮捕明轩或遇其他危险,卫士即先开枪,准备两个人都牺牲。如果杨明轩牺牲了,“教盟”就另谋对策。明轩见了顾祝同,顾表示很“客气”。次日报纸上披露了这条新闻,“教盟”暂安了一时。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公开诬蔑《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是反动书籍,连明轩担任的省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职务也被免了。一九三七年六月,明轩被迫去欧洲考察教育,“教盟”的印章由我保存(一九六一年,我把它交给了西安市人民委员会何寓础秘书长,他是“教盟”的组织部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李敷仁创办了《老百姓》报。这个报纸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为宗旨,文字又通俗易懂,影响很大。但在经费和人力等方面遇到很大困难,明轩便和我们商量后,确定由“教盟”支持办下去,经费由我筹措支付,明轩也亲自为报纸募捐。    
  一九四二年以后,明轩和杜斌丞先生共同创建西北民盟,他负责组织工作,又介绍我参加了民盟组织。
  在我的一生中,明轩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待人诚恳、热情,善于在政治上关心、帮助别人。不论是在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中,还是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环境里,他的躯体里总有散不完、发不尽的光和热。他不仅是一位英勇的革命战士,而且还是我和他周围很多知识界人士政治上的引路人。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