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与杨明轩往来的几件事
关中哲
一九二三年，我到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的正副校长虽然是于右任和邵力子，但实际负主要职责的大都是共产党员，如邓中夏负责校务，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等。一九二三年冬到一九二四年夏，杨明轩任职上海大学并兼附中的主任，和瞿秋白、邓中夏等来往密切。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我们在上海大学读书的陕西人都非常尊敬他，乐于和他交往。他让我在学生中多做些工作，根据他的意见，我担任了学生中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的书记并兼学生会的负责人。
上海大学的进步力量很强大，引起了反动派的不满，准备对校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下毒手。一天深夜，杨明轩到我的住处对我说：“反动派要下毒手了，你赶快离开上海!”说着就把一张船票交给我，要我第二天就走。当我问起他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你先走，不要管我!”
回到陕西后，我去绥德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绥德四师的校长是常汉三，校内有一个党的特别支部，蔡楠轩是书记，何寓础负责组织，我负责宣传。一九二七年秋，宋哲元命令井岳秀在绥德“清党”，我在绥德四师呆不下去了，便和赵少西、雷五斋商量，一起回西安。绥德县长是进步人士韩兆鹗，他给我们雇了三条毛驴。当我们经山西大道，将要进潼关的时候，碰到了从武汉返回的杨明轩。他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任内，推行进步的教育改革措施，多有建树，大革命失败后不能在西安立足，去了武汉。他对我们说，西安还在“清党”，他欲去绥德。我们说了绥德的情况，他便和我们一同进潼关，到了我的家乡华县。他与华县咸林中学的创建人和负责人都有关系，因此我们就吃住在咸中。过了几天，他们三人继续西行，安排我留在咸中教书。临走时，他还嘱咐咸中的负责人注意保护我的安全。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失掉了党的关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间，我在三原中学任校长。当时民盟西北的组织已在各地活动，杨明轩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知道我在三原后，对我十分关心，通过张锋伯给我带话，让我参加了民盟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四八年八月到一九四九年春夏，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西安的几所大学南迁。时在陕甘宁边区的杨明轩对此事十分关心，通过西北大学学生、地下交通丁光(王顺命)、毛西超，指示我在教职员和学生中做工作，阻止学校南迁。我当时在西大任秘书主任。实际上，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反对迁校，学校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些应变准备。即：一方面，派几个最反动的教职员到四川找校舍，以削弱校内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强调迁校需要一大笔经费，天天给南京政府打电话要钱，拖延时日。胡宗南曾当面强迫校长杨钟键迁校，他就以还未找到合适的校舍和没有迁校经费来应付。
解放以后，杨明轩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他的意见还要杨钟键继续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并指示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他到校任职。后因杨钟键要从事他的专业研究，才由侯外庐任校长了。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