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很快成立了考古发掘队及发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有：陕西省文化局局长于哲吉，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主任延文舟，文管部负责人杭德洲，临潼县委宣传部长张志超，临潼县晏寨公社党委书记傅永仁，下和生产大队(辖西杨村)书记和茂林。领导小组的职责是组织、协调解决发掘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考古发掘队的成员有：袁仲一、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等4人，袁仲一为队长。后来随着发掘任务的加大，考古队的成员陆续增多。
　　1974年7月15日下午，考古队一行乘坐解放牌卡车，带着行军床等行李和发掘工具进驻考古工地。当晚在西杨村生产队仓库院内的一棵大树下支起行军床，在树上挂起蚊帐住下。第二天我们察看了考古现场，并与生产大队联系，安排了发掘工人和我们的吃饭问题，决定在西杨和下和两村轮流吃派饭，一家一天，周而复始。每人每天交给农民一市斤粮票、三毛钱。这两个村庄是严重的缺粮村，劳动日值每天八分钱，无钱买菜。但农民仍把我们当成客人，尽量做好一点的饭菜招待我们。
　　考古队员刚来到工地时，未做长久的打算，临时住在西杨村仓库院内的树下。后见发掘工作非短期能完成，经与农民协商，借杨鹏子家放棺材和堆置杂物的一间半破房居住。室内没有一件家具，没有电灯。在地上铺张芦席做坐凳，晚上在一只烂木箱上点着蜡烛整理发掘资料和读书。天冷了在房子的中间用泥土砌个炉子烧烟煤取暖。每天烟尘弥漫，大家的耳、鼻内和脸上都是灰尘。开始我们在农民家里轮流吃派饭，后来变为在我们住处取暖的炉子上自己做饭。
　　当时食油奇缺。没有油怎么做饭菜呢?屈鸿钧想出了一条妙计，以肉代油。于是托人走后门从肉联厂里买了个猪头，把毛拔除后切成细小的碎块放到锅里煮，烂熟后加上食盐，盛在瓦盆内，每次做饭菜时取出一点放在锅里代替食油。为防备猫和老鼠偷吃，就把盛肉酱的瓦盆放在一只破木箱内。此木箱是我和屈鸿钧以前在三原县考古工地用以盛放衣物的箱子，为防虫蛀曾放许多卫生球。谁知盛肉的瓦盆放进箱子后，卫生球的气味为肉吸收。第二天中午做了一锅面条，里面放了一勺肉酱。吃饭时顿感其味浓烈，大家咬牙切齿勉强吞咽。一盆肉酱又舍不得丢弃。丢弃了就无法再做饭菜。只好每次做饭和炒菜时稍稍放一点。如此坚持了一个月，才把肉酱吃完。在此期间每到快吃饭时都心有余悸。尤其是肠胃不太好的杜葆仁更畏惧卫生球的气味，端起饭碗直发愁。后来因有其他的考古任务，杜被调离了兵马俑的考古工地。以后每逢我们见面时，他都笑哈哈地开玩笑说“我是被你们带卫生球气味的肉臊子熏跑的。”
　　1974年7月17日，开始了对一号兵马俑坑的勘探和试掘。首先对已暴露的遗迹、遗物进行记录、绘图、照相，然后在原来已挖掘部分继续清理。清理的范围南北长16.85米，东西宽7.85米。在清理的同时，我们收集农民挖井时已失散在外的文物。在西杨村粮食仓房内发现俑坑的铺地砖五十余块；在西杨村南一南北向土路旁的乱石堆中，我捡回陶俑的残片两担笼；在一农民家厕所的墙顶上找回陶俑的一个胳臂；下和村小学的一个小学生交回陶俑的一只手；有的交来铜镞等文物；在俑坑东端约80米处的一土壕内、我捡回一些陶俑及陶器的残片。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心情异常振奋。
　　考古发掘工地上一些重要的遗迹、遗物不断出土。为确保文物的安全，我们开始用苞谷秆子在俑坑旁边的野地上搭建个简易的窝棚，以备夜间看守俑坑。此处因正对着山谷的谷口，每天晚上狂风大作，窝棚屡被吹毁。经请示领导批准，买了个帆布做的帐篷，周围用木桩和绳索牢牢固定，避风遮雨的困难得以暂时解决。
　　俑坑所在地是一片荒野、树林、沟壑。夜晚周围一片黑暗，静悄悄的，只有呼呼的风声及哗哗的树叶声，偶尔夹杂嗷嗷的狼嚎，令人毛骨悚然。这里紧靠骊山，夜间常有野狼出没。周围的群众不断向我们讲述许多有关野狼的故事，如谁家的羊圈被狼闯入把羊拉走了，谁家的猪娃子被狼吃了。据说前些年一户人家的小孩突然不见了，到处寻找，最后在烂石滩的死娃沟内发现些白骨。开始听人说起狼时尚不在意，听得多了就产生了恐惧感。
　　据说狼特别怕白色的圆圈，我们就用白石灰在帆布篷的周围画了一个个白色的圆圈。为防备狼从门及窗子进入帐篷，用白石灰水在窗子和门上都画个圆圈。晚上出来时手中拿一根木棒，以防不虞。有的老人介绍说：狼吃人时，先用两个前腿扒在人的双肩上，人一转头，狼就咬住你的喉咙，把人咬死。因此要注意千万不能转头后视。说者神乎其神，我们则怕得要死。我一再告诫队员，晚上巡视俑坑及小便时，一定要两人同行。不过，我们除听到过狼的嚎叫声外，始终没有遇到过狼。也可能是我们画的许多白色的圆圈发挥了作用。今天的兵马俑坑周围已不再是一片荒野，而是人烟稠密，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再也听不到狼嚎，嗅不到空旷的野味，讲狼故事的人也不再有兴趣了。
　　我们来工地前，领导曾交代：根据国家文物局陈滋德处长的指示，争取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清理工作结束，结束后写个简报以便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到7月底，坑内的三十余件陶俑的残片及一些火烧的棚木遗迹已先后揭示出来。但是，除坑的东边线较清晰外，其余三面均找不到边。这时我们很纳闷也很着急，怎么找不到边呢?它不可能没有边界。一般地讲，俑坑的规模都很小，现在清理的范围已达百余平方米，应该到边了。焦躁的心情，加上炎热的天气，汗水不断地流淌湿透了我们的衣衫。
　　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为了找到俑坑的边界，1974年8月1日，我们开始扩方试掘。扩方后的试掘面积，南北长24米，东西宽14米，计336平方米。这时我感到考古队人力不足，又先后从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请来程学华、王玉清、杜葆仁等同志，杭德洲同志也经常来工地参加发掘。
　　清理工作进展顺利，不断有重要的遗迹、遗物发现。8月28日，在俑坑的东南角出土了一柄青铜剑，长81厘米。剑是这天下午快下班时发现的，因当时工人和观众很多，为确保文物安全，提前收工。然后我和程学华、杨四娃三人继续清理，并绘图、照相和做文字记录，最后小心谨慎地把剑取出。这是秦俑坑出土的第一柄青铜剑，刃锋锐利，光洁如新。当晚大家欣喜雀跃，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9月26日，在俑坑的东南角又出土弯月形的青铜钩(古名金钩)一件，此兵器为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另外这天又有一些武士俑出土。晚上考古队员聚在一起议论：怎么光出土陶俑，太单调了。如果能再出土些陶马就好了。说来奇怪，9月28日在试掘方的北部出土陶马两匹、铜甬钟一件。10月11日，出土圆盘首青铜剑一柄。捷报频传，令人兴奋不已。到10月底已清理出陶俑、陶马六十余件，并出土了一批青铜兵器和车马器。以剑为例，一号兵马俑坑内出土青铜剑22件，其中17件完整。剑身修长呈柳叶形，通长81—94.8厘米，其中身长64.2—73.2厘米、茎长16—21.8厘米。剑身中部起脊，两面计四纵四锷，近锋部束腰，穿刺力较强。剑的合金配比，铜占73％一76％、锡占18％—21％、铅占0.17％—2.18%。剑系铸造成型后又经过锉磨、抛光。加工工艺精致，两刃及锷部的磨纹垂直于中轴线，纹理平直没有交错，好像是采用简单的机具加工，非手工锉磨。剑表光洁，其光洁度在6—8花之间。剑的表面有一种灰黑色的光泽，经检测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厚10—15微米。似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具有防腐抗锈的良好性能。铬盐氧化处理本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新工艺，而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已创造了类似的工艺，被认为是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兵马俑坑内还出土有矛、戈，戟、铍、钺、镞、金钩、殳等大批青铜兵器，均制作精良，表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俑坑内的过洞、隔梁等建筑结构也局部清出。
　　随着一号兵马俑坑东端试掘方内的陶俑，陶马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好像接生的大夫看到一个个新生婴儿的诞生，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但是如何保护好它，使它免遭风雨霜雪的侵害，却成了心中无法拂去的忧虑。
　　每年的7至10月，是陕西关中地区多雨的季节。雨是秋粮丰收和预示着来年小麦长势良好的象征。农民对雨是渴求的，但我们考古队员却产生了一种恐雨症。每天早晨和晚上必听气象台播发的天气预报，白天还经常注视着南边骊山上云层的变化。当地群众有句谚语：“骊山戴帽，长工睡觉。”如果骊山的顶峰被云笼罩，不久必定下雨。一得到要下雨的信息或看到有雨的征兆，我们就立即用塑料薄膜把已出土的陶俑、陶马盖好；并试掘方的四周筑起防水的土堰，挖掘排水的小沟，以防俑坑周围的水流入试掘方内。
　　最令人担心的是夜间下雨。每逢夜间下雨，我们考古队员就全体出动，手中拿着铁镢、铁锨冒雨到俑坑边巡视。发现坑边有积水，立即开沟排除，发现有土堰被流水冲垮，立即用土填堵加固。记得有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我赶紧把熟睡的队员叫起，拿着工具就往外跑，一路跌跌撞撞，几次倒在泥水中。待到坑边时，看到俑坑的东南角原农民挖井处坑边的土堰已被大水冲开，附近的地势南高北低，落差两米。南边大面积的雨水汇聚北流，水势湍急，无法封堵，开沟疏导也无济于事。眼看挖井处因土质松软，井东壁被大水冲击出现土层崩塌，心急如焚。立即跑回西杨村唤农民帮忙。不久，杨天法、杨柱子、杨四娃……等许多农民前来相助。折腾了半夜总算把水堵住了。但俑坑的南部已进水，于是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积水排干。这时大家已全身沾满了泥水，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内休息。
　　为了找寻俑坑的边界，我们除扩方试掘外，从8月2日开始对俑坑进行钻探。参加的人员有程学华、杨四娃、杨绪德、杨黑志等人，我亦亲自参与。钻探是以试掘方处为起点向周围扩展。采用井字形布孔，间距两米一孔。一般深一米即见红烧土，深2米左右见烧毁的棚木炭迹，深3—4米见陶俑的残片。在钻探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8月8日下和村和万春老人(69岁)讲：在他十三四岁时，他父亲在地里挖井，在井壁上发现一个像人一样的怪物(即陶俑)，并把它的一条臂打破了。过了两三年井里的水没有了，误认为是怪物把水喝了。淘井时把怪物挖出拉到地面上，接着就把它砸碎了。和万春老人带着我和程学华来到他父亲挖井的地方。此处有个小坟堆，坟的东北角有棵沙果树。我们用探铲在此处钻探，发现了陶俑的残片。此处距我们正在发掘的试掘方的西边约150米。根据这一新的线索，我们采用疏探法，间距3—5米一孔由东向西扩探。结果发现俑坑的面积越来越大，把东边正在发掘的试掘方与和万春老人的父亲挖井时发现陶俑的地方连接一起。至1974年9月2日，除一号兵马俑坑的西边因地下砂石太多不易钻探，边线尚未确定外，其余三边的界线已摸清。已探明的兵马俑坑的范围：东西长203米、南北宽59米(不含二层台及门道)。
　　这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钻探是正确的。大家在一起议论：是不是由于我们钻探工作的疏忽，把本来不相连的几个坑误探成一个坑了。不但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大的陪葬坑。我的心情更为复杂，既兴奋，又担心。怕万一出了差错成为考古史上的笑柄。尤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了问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而心里忐忑不安。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俑坑的范围、形制和内涵，一方面利用密孔探法继续钻探；另一方面扩大试掘范围。1974年11月2日，在已发掘的上述试掘方的北侧又开了三个试掘方，计629平方米。试掘前先清除地面上的树木和坟墓。经与生产队商讨议定树木赔偿的标准：大树价800公斤小麦、中树700公斤小麦、小树100公斤小麦。迁墓问题费尽了心力，因农民怕破坏了风水不愿意把祖先的坟墓迁移。经反复说服动员，并每座墓给予适当的迁葬费，才完成了迁墓任务。
　　陕西的关中地区，每年11月就寒风凛凛，预示着进入了冬季。这时我们考古队员的心情，随着气温下降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陶俑、陶马受冷热的变化及霜雪的浸渍，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何为兵马俑防寒、防霜雪，又成了当务之急。经反复商讨后决定用草帘子覆盖。派人奔波百余里到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县)、户县一带出产水稻的地方收购稻草帘子，用架子车(即平板车)一趟一趟地运回，然后铺盖在陶俑身上。我记得1975年有一场雪下得特别大，草帘子上堆积了一二十厘米的皑皑白雪。如果雪融化后水透过草帘子浸渍下部的遗迹、遗物，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情急之下，就动员大家下坑仔细地清扫积雪。
　　兵马俑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同时也带来了忧虑和沉重的思想负担。今天我们在俑坑遗址保护大厅内从事考古发掘，已无风雨、霜雪、寒暑之虑，再不用因天气的变化而担惊受怕。
　　参加试掘的人员有袁仲一、屈鸿钧、程学华、王玉清、赵康民，杭德洲，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刘土莪先生带着四位学生也前来帮助发掘。工作进展较顺利，到1975年3月试掘工作结束。至此兵马俑坑的东端已全部揭示出来，计出土陶俑五百余件，战车6乘，陶马24匹，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及车马器。
　　采用密孔的复探工作，到1975年6月底结束，基本上探清了俑坑的范围和内涵。它是个东西长230米(包含门道长)，南北宽62米，距现地表深4.5—6.5米，有东西向的10条隔梁、11条过洞，东西两端各有一南北向长廊，是个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的大型俑坑。此即一号兵马俑坑。根据已出土的陶俑、陶马的排列密度推算，一号坑内有陶俑、陶马约6000件。并对俑坑的时代、性质做了判断，认为它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定名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这一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闻讯前来参观者很多，每天都把发掘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一方面发掘，一方面维持秩序，向观众做宣传讲解。我在1974年12月19日的札记中记载，已接待观众5万人次。
　　为了加快发掘进度，我们请当地农民帮助开方。白天搞发掘时，我们热情地指导农民如何发掘，并挑选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培养使其成为技工，协助我们工作。为贯彻领导的指示与农民同劳动，我们和农民一起挖土，拉架子车从坑中向外运土，或农民拉时我们帮助推车。当挖到两米左右深时，要留二层台向上采用阶梯式翻土。翻土的活只有棒劳力才能胜任。有个别调皮的农民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是否带头干。你如不干，他也不干。又批评不得，只好咬牙带头用锨向上翻土。不久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从两米多深的坑下可以熟练地把土翻到坑上。一两个小时下来已浑身是汗水，休息时往树荫下的泥土地上一躺，就酣然进入甜美的梦乡。一天杨培彦看到我戴一顶破旧的草帽，穿一身散发泥土味的破衣服，开玩笑地说：“袁师，我看你像个老农民，甚至比老农民还老农民。”
　　“某师”，是农民对我们考古队员亲切的称谓。从1974年至今日的25年间，周围村庄的农民一直叫我“袁师”。有天杨鹏跃对我说：“你们博物馆的人都叫你袁馆长，我们怎么也叫不出口，总觉得不如‘袁师’叫起来顺口、亲切。”西杨村有个农民叫金柱子，四十多岁了也未找到对象，孤身一人，家贫如洗。他家有棵柿子树，结的果子像枣一样大，火红透亮，味道甜美，名叫火罐柿子，全村仅此一株，十分珍贵。每年柿子成熟时，他经常怀藏一些柿子，远远地高喊：“袁哥，你过来歇歇。”接着就偷偷地把柿子给我，惟恐别人把柿子抢去。金柱子早已作古，但却给我留下了永恒的美好记忆。

秦兵马俑/袁仲一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