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在中国西北的三秦大地上，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后的村落，名叫西杨村。它位于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东的骊山脚下。全村六十多户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贫瘠、砂石遍野的石滩上，年年缺粮，岁岁要以在乱石滩上产的柿子及用柿子做的酸醋到渭河北去换粮。20世纪70年代初期，连年严重的旱情威胁着全村人的生存，解决水的问题成为燃眉之急。
　　1972年至1973年底，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及副队长杨文学二人带领全村青壮年劳力，一连打了二十多个小井和五个大口井。在这些井中除一个大口井的水较旺外，其余井的出水量极少，远远满足不了灌田的需要。各户农民为了灌溉自留地而互相争水，矛盾尖锐。
　　水，何处地下有水?大家在苦苦地思索着。1974年3月24日下午，杨培彦、杨文学带领几位社员来到村南满地砂石的柿子树林的东端。这里有条古河道，古河道正对着骊山北麓的陈家沟和庞家沟两个山谷口。下大雨时山水从谷口向下流，地下水必定丰富，于是他们就决定在这里再挖一个大口井。杨培彦用长木条做的尺子在地上画了个直径3.85米的圆圈作为井址后，杨文学心里仍惴惴不安，端详了一会后说：“我看井址最好再往西移动一点。你们看那里的一棵大柿子树长得枝叶茂盛，地下水一定丰富；地势也较高，抽水灌溉北边的农田较方便。”于是把井址向西移动了一下，移至大柿子树南边约十米处。事后才知，这个井址恰好位于一号兵马俑坑的东南角，井的一半位于俑坑内，另一半位于俑坑外，真是鬼使神差，促使兵马俑光耀天日。
　　3月25日，生产队的杨全义、王普智、杨志发、杨彦信、杨文海等人带着铁镢、铁锨开始动工挖井。当挖到一米左右深时发现木炭遗迹，挖到两米深时发现坚硬的红烧土块。这的大家有些迷惑不解，是不是挖到砖瓦窑上了?听老人讲这一带曾有砖瓦窑，这红土很像窑顶和窑壁坍塌的硬土块。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惟恐又挖了一口干井。
　　穿过红土层后，他们把井的直径缩小为3米，四周留个宽约50厘米的二层台作为梯级以便用锨向上翻土。3月29日，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杨志发、杨彦信在井下挖土。当挖到3米多深时，杨志发一镢头刨下去发出咚的一声响。两人有些奇怪，再往下挖，露出个陶罐口大的孔洞，他认为可能是个大瓦瓮。杨彦信说：“小心点，不要碰烂了，可以拿回家去放鸡蛋或盛柿子。听老年人讲瓦瓮里放鸡蛋不会坏，放的柿子特别甜。”两人仔细地连扒带刨，把四周及内部的土清理掉，才发现根本不是瓦瓮，而是个像人身躯样的空心的破陶器，心里感到莫名的灰心丧气。他们再住下挖，陆续发现几个残破陶制人头及众多断腿残臂的乱陶片。面对这些残缺的陶质躯体，井上、井下的人都非常惊奇，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说像似“瓦神爷”，可能挖到瓦神庙了。继续往下挖，挖到4.5米深时发现成束的青铜镞、铜弩机等兵器及砖铺地。杨志发兴高采烈地说，这些铜家伙可以熔化了造旱烟锅。杨彦信说，这些砖可以用来做枕头，冬暖夏凉，枕着砖睡觉睡得香，可以治疗失眠和高血压病。他们手、镢并用，一会儿用手捡铜箭镞，一会儿用镢撬铺地砖。井上的人也忙着从提出来的土中翻捡。有个青年小伙把捡到的铜器拿到代王公社(今代王镇)废品收购站去卖，得款14.4元。
　　农民挖井挖出了“瓦神爷”的消息，顿时传遍了西杨和下和两村。大家争先恐后地前来看稀奇。有年纪大的老太太捧香叩头膜拜，祈求瓦神爷保佑全家幸福。也有的说，这是瘟神，多年来我们贫穷，就是因为这些不祥之物兴妖作怪。边说边举起镢头把本已肢体不全的瓦神爷砸得粉碎。乱七八糟的陶片丢弃得遍地皆是。也有些好奇的人把“瓦神爷”的胳臂、手等拿回家去。一时周围村庄的人都被搅得沸沸扬扬。是神?是怪?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
　　不是“瓦神爷”，是文物
　　当时临潼县宴寨公社(今临潼区骊山镇)有位负责水利建设的干部，名叫房树民。他经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各村检查兴修水利的情况。这天他来到西杨村想了解一下打井的进展。生产大队长杨建成一看到房树民就说，老房，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们打井挖出了瓦神爷，还挖出了生锈的铜东西及砖。老房听后，感到非常奇怪，就和杨建成一起去看。远远就看到井上围着许多人，乱哄哄的。老房来到井边仔细察看，又随手从土中捡起几片陶片审视了一会，接着下到井底。他看到井的东壁比较光滑，井西壁的土中仍夹杂着许多破陶片，再看看井底的条形砖，砖为青灰色，质地致密，表面布满细线纹。心中暗暗思忖，这砖和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砖有点相似，可是这里距秦始皇陵很远(1.5公里)，怎么可能也出秦砖呢?房树民从儿时起就生活在秦始皇陵附近，他曾亲眼目睹周围的村民用秦始皇陵出土的陶水道铺牲口槽底，挖秦砖做枕头或砌墙基，对陵园的出土文物比较熟悉。
　　他爬上井口后说“我看不像是瓦神爷，可能是文物。你们暂时把挖井的工作停一下，我回到公社向领导汇报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向下挖。”房树民回去后向公社书记傅永仁做了汇报。傅说：“你给临潼县文化馆打个招呼，让他们下来看看。”他先让文书李淑芳给文化馆打电话，但没有人接。于是就骑上自行车亲自到文化馆去。适巧在路上碰到文化馆的干部丁耀祖。丁听了老房说的情况后，立即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及管文物工作的干部赵康民汇报。王、赵及丁耀祖三人火速骑自行车去西杨村。
　　他们来到打井处，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的躯体及遍地的残陶片，十分震惊。初步推断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这里距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一时还不易判断。他们决定先让农民停工，并把已出土的东西集中一起保管。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把已散失的陶俑头、残俑体及碎陶片收集起来，并让农民用铁筛子把井上堆积的土过筛，把搅在土中的陶俑残片及铜镞等文物筛选出来。他还到代王废品收购站把农民已卖的文物收回。最后把收集来的残陶片装了满满的三架子车(即平板车)，由杨志发、任彩兰、陈菊梅、陈菊兰、任菊琴等人拉到县文化馆，放进库房内。赵康民给了他们30元人民币。回到生产队后，他们把钱如数上交，队里给每人记了五分工。
　　赵康民把从打井处收集来的陶片，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清理、拼对。为了弄清俑坑的情况，5月初又来到现场做进一步调查和清理发掘。发掘的范围南北长16.85米、东西宽7.85米。工作了二十多天，又出土了一批遗物。这时因农民急于准备夏收，只好停工。此后，赵康民每天钻进库房，对已出土的陶俑残片继续进行拼对和修复。不久经黏接复原了两件基本完整的武士俑。这两件俑和真人一样高大，如此大的陶俑为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赵康民面对武士俑，一再仔细观赏，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
　　新华社的一则内参
　　赵康民整天钻在闷热的库房内修复陶俑时，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即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他夫人孙凤云在县文化馆管理图书及负责内勤。1974年5月底蔺回家探亲住在其夫人处，从夫人口中得知文化馆里有几件农民挖井时新发现的陶俑。有一天蔺安稳来到文化馆，在陈列厅后边的房子里看到两件修复好的武士俑。另外还看到待修复的一些俑头及残破肢体。眼前的情况令他十分震惊，这是从未见过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他多次与赵康民交谈，了解陶俑出土的经过，及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他还到西杨村考察了陶俑出土的现场，向村民了解挖井时发现陶俑的情况。
　　6月24日，蔺安稳从临潼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就找到人民日报杜评论部的王永安，向其讲述了秦始皇陵附近发现大型武士俑的情况。王听后很高兴，认为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但考虑到这一重大发现尚未经中央和省上的文物考古机构确认，不如先发个内参。蔺安稳回去后立即动笔，26日把稿件交给报社。6月27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全文刊发。这是关于兵马俑的第一篇报道，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巨大的反响，故全文转录如下：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
　　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俑。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中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烧焚，房倒屋塌，埋藏了两千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临潼县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上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丢来抛去。临潼县文化馆馆长李耀亭同志说，关于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曾专门向陕西省有关部门打过报告，并建议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当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报告送上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这则内参资料，概括地介绍了秦始皇陵武士俑的出土情况及其意义，并指出对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遗迹、遗物没有予以妥善保护等一些问题。全文只有五六百字，却像一部宏篇巨制，引发了一阵波澜。
　　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刊发的《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周总理及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6月30日，李先念副总理做了重要批示：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
　　7月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及《情况汇编》的报道资料，既兴奋，又有些茫然。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自己怎么一点情况也不知道。他立即打电话把当时的文物处长陈滋德叫到办公室询问，陈也全然不知。陈滋德随即给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陈梦东打电话了解情况。陈梦东说，未见下面汇报，不知道有此事。接着陈梦东急忙给陕西省文管会打电话，得到的答复也是不知道。陈梦东又给县文化馆打电话询问，得知确有此事。此时大家都感到很被动，对县上的某些领导对重大的考古发现秘而不宣，不向上级报告，说了些埋怨和不满的话。
　　县文化馆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真是有苦难言。据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秦始皇陵很远，当时对坑的大小、内涵、时代和性质等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说不清楚。他们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暂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弄清情况后再汇报。再者，当时正是轰轰烈烈地搞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时候。万一把农民挖的“瓦神爷”误当成秦始皇的武士俑，岂不造成很大的笑话和极坏的政治影响?1964年，他们从农村把两尊北周时的石佛像运回馆内收藏，被“四清”工作组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予以批评。旧的伤痕仍隐隐作痛，此次怎么敢贸然行事呢。
　　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因而对内参上《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报道很感兴趣，认为这是批儒评法的实物资料。另外，她对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未能及日上报，非常恼火，指出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幸亏国家文物局没有把这一指责直接传达给陕西有关部门，不然，将会给下面的工作人员造成更沉重的思想负担和不可预测的后果。国家文物局在8月初向国务院写的《关于秦始皇陵出土陶俑情况的报告》中说：“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在非常的时刻，国家文物局保护下面的文物干部的精神，令人发自内心地敬佩。
　　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为彻底了解陶俑的出土情况，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派陈滋德处长，带着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及内参资料，于7月6日乘飞机从北京抵西安。第二天即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马德志及陕西文物部门的领导、专家来到临潼县文化馆。文化馆的同志先在会客室内简要地把陶俑出土的情况做了汇报，并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领导的反应。汇报后陈滋德说“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陶俑的出土情况，并与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接着，大家来到北边的一修复室内，看见两件和真人似的武士俑迎门站立，不由自主地惊叹道：“噢!这么高大！”俑未穿铠甲，着齐膝长衣，胫缚裹腿(古名行滕)，头顶绾结圆髻，双臂自然下垂，左手作按剑状，右手作持弓弩状，长方面庞，五官端庄。陶质为青灰色，由于修复时陶片不全用石膏修补，全身颜色灰白斑驳。室内还有几件完整的俑头及许多破碎的残陶片。
　　从文化馆出来后，大家到西杨村陶俑出土现场进行考察。此处遍地砂石，西边是一片柿子树林，东边有一条大沟。当地群众称之为死娃沟。陶俑出土处已被挖成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为132平方米。大部分尚未清理到底，堆积着大量的红烧土块，局部地区陶俑已暴露出来，但破碎严重，成为无序的一堆碎片。井底处由于俑片及砖地被揭取，已见黄土。
　　大家边看边议论：从大量的红烧土看，像似瓦窑?但瓦窑内不可能有这么多陶俑，也不可能有砖铺地。这附近没有大型墓葬，只有在1.5公里外有座始皇陵。但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众说纷纭，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以及坑的大小、形制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断语。只有进一步再做些工作后，才能对上述问题做出较准确的判断。
　　当天下午回到西安后，陈滋德与大家商讨后决定：报请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委托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并决定由省、县、公社、生产大队的有关领导组成发掘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和组织好发掘工作。争取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完成发掘任务，把发掘的结果及时写成材料上报。这时省、县上的领导和文物干部才长出了一口气，多日来郁结心头的怕因陶俑的发现未能及时上报，而受上级追查责任的恐慌感得以舒缓。内参报道引起的波澜暂告平息。
　　历史上兵马俑曾多次被发现
　　1974年，西杨村的农民打井发现了秦武士俑。事情看似偶然，其实又隐寓着必然。因为陶俑埋在地下只有5米左右深，且规模宏伟，只要在此处动土就很容易见到陶俑。根据后来在发掘过程中见到的一些迹象，推测自公元前210年到1974年的两千多年间，人们曾经三十余次看到了兵马俑。在一号俑坑上发现西汉后期的墓葬一座，在二号俑坑上发现东汉时的墓葬五座；在一、二、三号坑上发现近现代墓葬二十余座、古井3个、大扰坑1个。这些墓葬、井、扰坑都挖出了兵马俑。下面略举几例：
　　二号俑坑的西端，在试掘方内发现一座东汉时的夫妇合葬墓。墓室呈方形，长宽各约3米，距现地表深约5米。墓室正好挖在四匹骑兵鞍马及4件骑士俑的身上，把陶俑、陶马打碎移置于墓室的东北角。墓室的底部是利用俑坑原来的砖铺地面作底，把两口木棺左右并列置于砖地上，可谓是巧妙的旧物利用。
　　二号俑坑中部有一口百余年前的古井。井为圆形，直径一米余，深12.6米。此井正好挖在一辆战车前的一组陶马身上。我们在清理井中填土的过程中，发现从上口直到底部的土中都夹杂着大量的陶马碎片，井周的壁面上仍凹凸不平地嵌有陶马的残片。井的底部淤泥较少，这说明此井出水量极少，没有使用，或使用的时间很短，即用原挖出的土回填，故从上到下的填土中都含有陶马残片。
　　一号俑坑的东端有一清代墓，出土有康熙、乾隆时的铜钱。墓的洞室(即放棺材的地方)挖在俑坑的夯土隔梁内。墓道挖在俑坑过洞内的陶俑身上，把俑打碎移置于墓道口，墓上的封土堆中亦杂有陶俑的碎片。
　　二号俑坑的西北角有一大型扰坑，面积近百平方米。扰坑的底部是大片的陶俑、陶马，俑马的上部堆积着厚约1.5米的一层层的淤泥土。淤泥中出土民国初年的铜钱一枚，为判断扰坑的时代提供了依据。根据淤泥的情况推断，此扰坑内众多的陶俑、陶马曾较长时间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定不是个别人而是许多人都看到了它。
　　还有其他许多事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说明两千多年来，兵马俑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它们存在的信息，可惜每次都与人们擦肩而过，未能走出黑暗的幽宫，享受人世间温暖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
　　庆幸历史的老人，把帮助兵马俑光耀人间、走向世界的殊荣留给了我们。但在兴奋之余，不由得令人深思：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与兵马俑失之交臂，并使它多次遭到破坏和泯灭?原因是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是认识不到它是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反而认为它是不祥的怪物。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广泛地普及文物知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才能使祖国大地上丰富的文化宝藏，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才能使兵马俑不幸的遭遇不再重演。

秦兵马俑/袁仲一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