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1975年6月，我们把一号兵马俑坑的范围、形制和内涵等问题基本勘探清楚后，即开始整理发掘和钻探资料。8月初由我执笔写份勘探、试掘情况的材料，向陕西省文化局及国家文物局汇报。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正在北戴河休养，看到报告后十分高兴，思考着如何对它进行妥善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正好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也在此休养。一天王冶秋在海滩上与聂帅不期而遇，就把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考古的重大发现，向聂帅做了汇报。聂帅听后异常兴奋地说：“不得了啊!这是个庞大的地下军阵，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王冶秋听后非常高兴地说：“我也有这个意思，但考虑到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未敢提出。”聂帅说，“你打个报告给国务院，让大家讨论一下嘛!”王局长喜出望外，连连称是。
　　第二天，王冶秋即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着手起草报告。并先后向谷牧、余秋里两位副总理做了汇报，呈交了根据聂帅提议建立兵马俑遗址博物馆的报告。两位副总理一致表示赞同，又把报告提交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讨论。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通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最后，李先念副总理把拳头一挥说：“好！这件事就算决定了，咱们干。”并决定由国家拨款150万元，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建设工程。
　　1975年8月26日，王冶秋飞抵西安。当晚在西安人民大厦前楼二层中间的一会议室内，召集陕西文物考古及建筑设计部门有关人员的会议。会议由省委副书记章泽主持，延文舟、王修、陈梦东、杭德洲、袁仲一，以及陕西省第三设计院的张子平等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王冶秋传达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决定，要求一周内把初步的设计蓝图搞出来由他带回北京，并要求考古队进一步落实俑坑的边界及陶俑的分布情况，为博物馆的基建工程和今后的全面发展提供确切的资料。
　　8月27日上午，王冶秋到秦俑工地考察。考察后说：“余秋里、谷牧同志都同意了，先念同志拍板了，所以我才来的。搞个永久性的博物馆。你们先搞两个方案：一是没有柱子的，一是有柱子的。但柱子只能立在俑坑内的土隔梁上，要尽量少用柱子。”又说：“博物馆是世界第一流的，为秦始皇恢复名誉的，反映秦兵强马壮，统一中国，不要一看像个大纱厂一样。注意防雨，周边要摘排水道。内部不搞装饰，也不搞绘画。”“先盖房子，再发掘。今年动手，明年完成，后年参观。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
　　8月27日晚，又在西安人民大厦开会，研究两种设计方案的大体结构、用材和造价。
　　一号方案(房内无立柱)：面积：18000平方米。结构：75米跨度，钢材1800吨。造价：每平方米160元，共288万元，加上钢材价总共306万元。
　　二号方案(房内有立柱)：面积：18000平方米。结构：三跨，柱子40根，高8米。钢材：1080吨每平方米造价120元，总共216万元。
　　上述方案是设计人员张子平等人初步提出的粗线条的构想。经与会人员讨论后，王冶秋说：“回去后，你们把这两种方案进一步完善，搞出较详细的具体方案。”
　　俑坑的复探
　　国务院关于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决定，使考古队成员喜出望外。当一号俑坑东端的五百多件陶俑，陶马揭示出来后，如何使它免遭风雨、霜雪的侵害，确保遗迹、遗物的安全，成了令人心焦的大事。为此我们除采取了一些暂时的措施外，还设计了用竹杆、芦席搭盖个保护大棚的方案，并着手筹集建材。当时连做梦也不敢想要建个永久性的博物馆，现在居然不久就会变成现实。因此心情的激动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激动的同时又十分紧张。因为俑坑尚未全部发掘，万一我们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把房子建得过大或过小，或俑坑内兵马俑的分布情况与我们的推算不符，都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和不良影响。我跟程学华半开玩笑地说：“搞不好，我们恐怕要蹲监狱。”
　　在惴惴不安中，我们从1975年10月底开始，对一号兵马俑坑的范围、形制和内涵，进行了详细地复探和试掘。参加此项工作的有袁仲一、程学华、屈鸿钧、王玉清4人及一批技工。到1976年1月底结束，共复探了三遍；另外，在俑坑的南、北、西三条边线上开小探沟21条，在俑坑中部开小探方5个。探沟和探方总面积450平方米。通过上述工作，一号俑坑的四周边线及俑坑的四个角清晰显露出来。复查的结果与原来探测的资料完全相符。几个月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思想负担，暂时得以舒解。复查期间，正值严冬，天寒地冻；领导交给的任务又十分紧迫，容不得向后拖延。大家只好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工作。寒冷的呼啸山风吹在脸上像锥刺般的疼痛，双手裂出一道道的血口。大家戏言：“考古，考古，实在辛苦!”
　　俑坑的复查工作结束后，我们又在一号兵马俑坑的南侧进行调查和钻探，以为博物馆附属建筑的分布提供地下资料。参加此项工作的有袁仲一、程学华、杨绪德、杨四娃等4人。
　　随着一号兵马俑坑钻探和试掘的进展，每天获得的资料需要及时整理。尤其是陶俑、陶马的大批出土，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需要做认真地思考。例如：俑坑的性质、作用；陶俑、陶马的制造工艺、艺术特征、艺术风格、艺术技巧、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的地位；兵种、军事编制、编列、装备、秦的兵役制度、供应制度、军爵等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深入地探讨。为此，我草拟了十八个研究专题，让考古队员每人选择几个课题为研究对象。
　　兵马俑涉及许多交叉学科，如艺术、军事、冶金等。这些领域是我们考古队员知识的薄弱环节。为弥补知识的缺陷，我们白天在野外工作，夜里抽暇读书。当时五六个队员挤在一间半既是卧室、办公室又是灶房的狭窄的房子里，没有桌椅，没有电灯。大家点着蜡烛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我先后读了大量的中外美术史著以及《孙子兵法》、《六韬》等许多古代的兵书。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感到生活过得很充实。
　　考古队员每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和爱好。我喜欢每天晚上的上半夜读书和写作，程学华则吃过晚饭后就要睡觉，到次日凌晨二时左右起来读书和工作。二人时间的安排正好前后衔接，好像每天的交接班一样。程先生有个不同寻常的爱好，每天晚上入睡以后在梦中唱戏、唱歌。他从小就酷爱戏曲，50年代初期曾在陕西戏剧研究院研究室内从事戏剧的创作和研究。他的大脑的信息库内储存了惊人的音乐、戏曲方面的信息，因而在梦中自发地释放出来，成段地释放，前后连贯，声音悦耳。每到老程醒来要工作时，我就背诵他在梦中唱的戏文或歌词。二人相对而笑。时间久了，我异想天开地想给他编本书，书名叫《梦中戏曲集》。我们二人是老朋友，常以此开玩笑。遗憾的是老程已与世长辞，而我的脑海中永远铭刻着这段美好的、情景交融的真实记忆。
　　一号俑坑南侧的地表高出俑坑的地表约两米，二者的分界处是个断崖。经过月余的勘探，在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70米的范围内，发现在距现地表2.7米的地下，较密集地分布着窝棚遗址。遗址多为圆形，直径1.5—2米。遗留有烧土面及灰迹，未见遗物。我们初步推断这里是修建俑坑工人的住区。另外，在窝棚遗址的东端发现灰坑数处，灰坑内有秦代陶片。在窝棚遗址的西端约百米处，发现夯土建筑基址一处，上面覆盖着红烧土、灰迹及秦代板瓦、筒瓦的残片。此处可能是监督、管理俑坑修建工作官吏的住房。
　　在钻探的过程中，有周围的农民跑来观看。一天下午，王俭村来了个老人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在东边的地里发现个大陶马蹄子，他用手比划着，好像碗口大。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在一号俑坑东南角约二百余米处，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老人讲，这里原来有条大水沟，沟壁上有许多瓦窑，在平整土地时都挖掉了。我们估计这里可能是烧造兵马俑的窑区。可惜已破坏殆尽，加上这里是农民的自留地，农民不让钻探，要没收我们的探铲，因而未能详细钻探。
　　六七十年代全国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秦始皇陵周围的农民每年农闲季节，都要大规模地平整土地。秦始皇陵园内外56.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宫殿建筑及其附属建筑遗址，遗址上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灰烬及砖瓦残片。平整土地时遗址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田间、路边、村头堆积着一堆堆的砖瓦残片，与乱石搅混一起，成为无用的垃圾。
　　1974年我们来到秦俑考古工地后，抽空就往秦始皇陵园内考察，无数堆混杂瓦片的垃圾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就一堆堆、一片片地翻捡。坚持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把始皇陵园内外所有砖瓦堆翻捡了一遍。夏天顶着烈日，冬季冒着严寒，从不间断。节假日夫人、女儿来工地看望，就一起到野外去捡陶片。每当有新的发现，女儿就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感到很好玩，其乐无穷。
　　始皇陵周围的农民经常看到一个头戴破帽，身穿旧工作服，背着个黄布包翻捡垃圾的人，都不理解，感到有些奇怪。其实每次翻捡都有新的收获。除捡到一些典型的标本外，还发现一些陶片上印有制陶作坊名或陶工名，这是秦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反映。有时一次捡到二三片，多者达七八片，从未空手而归。把陶片捡回后，就进行清洗、拓印。前后共收集拓片千余件。然后进行分类整理、研究，写成一篇篇的论文，最后结集成册。《秦代陶文》一书，于1987年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
　　一号俑坑遗址大厅的基建工程
　　在考古人员对俑坑的复查工作尚未开始前，设计院的张子平等设计组的人员，就紧锣密鼓、日夜兼程搞建筑方案。1975年9月，即把设计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并由文物局报国务院审批。
　　1975年9月下旬，连日阴雨。一号兵马俑坑的试掘及钻探工作暂停，转入室内的资料整理。工地上安排了两个农民工看守。10月5日，发现俑坑西端试掘方内的一个武士俑头不见了，坑内的泥土上只留下俑头压印的一个圆形的凹窝。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接着向陕西省、西安市公安部门以及国家公安部报案。被列为大案、要案、特大案。公安部门组织了7人的专案组立即立案侦察。
　　侦察人员找考古队员一一个别谈话，让提供线索，并要求每人都要把自己近半个月的时间内，每日每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何人证明等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一时人心惶惶，如大难临头，再也听不到平时的欢声笑语。搞了半月余，考古队员作案的嫌疑被一一排除。10月25日，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主任延文舟及公安人员召集开会，让总结教训、加强安全措施，以防再度发生问题。
　　这时公安人员视线转移，对周围村庄调查摸底。搞了月余，除在代王镇废品收购站内找回农民打井时卖的一束铜箭头外，毫无线索，破案走进了死胡同，一筹莫展。
　　事隔数月，西安市西郊一工厂的青年工人向公安局揭发，俑头是他舅父偷的。他和舅父一起骑自行车从西安到兵马俑考古工地参观。兵马俑的形象令他们流连忘返，觉得能搞个俑头拿到家里玩玩该有多好啊!于是他们走到看坑民工的身边让给介绍兵马俑情况。民工坐在一个小木凳上讲起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故意用身子遮住民工的视线，他舅父溜进坑内拿个俑头用衣服包住，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拿回家里。玩了几天后，他舅父把俑头装在一个破木箱内，放在后院厕所的墙头上。近来听说公安人员在寻找这个俑头，才赶快来报案。他带领公安人员到他舅父家的后院，把俑头收回。武士俑头丢失案至此圆满结案。
　　10月4日，国家文物局计财处长王铎来电：建博物馆的方案已批，采用第一设计方案(为桁架、廊枋、无立柱方案)。俑坑两头的坡道不要，工程列为国家专项，附属建筑搞得简单些，编制20人，投资245万元(电文要点)。10月6日，王铎处长又来电：钢材等材料，10月底前把报告送中央，拟明年拨。如今年用钱叫计委垫支(电文要点)。11月8日，王冶秋给谷牧副总理报告：
　　谷副总理：
　　陕西临潼秦俑博物馆的设计，经我们研究，拟采用投资较少，比较安全的第一方案(即桁架、廊枋方案)。为了保证明年能建成，希望所需材料能在明年一季度解决。是否可以，请你批示。
　　王冶秋 1975年11月8日
　　谷副总理批示：“同意照办。如养初同志未回，先由韩光同志一定办。”
　　从上述电文、报告和领导的批示，可见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对秦俑馆建设工程的重视和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和由衷的敬佩。电文中说的“俑坑两头的坡道不要”，即俑坑两头的各五个斜坡形门道(东门道长15米、西门道加甬道长29.8米)，不包括在遗址保护大厅内。其目的是减少大厅的长度，可节省三个拱形房架结构，每个10万元，共30万元。当时国家经济极度困难，故忍痛采取此措施。这就使得人们看不到俑坑完整的结构，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1975年寒冬季节，领导一再催促尽快把一号兵马俑坑的边界和内涵复查清楚，以便为俑坑遗址保护大厅的建设工程提供准确的数据和图纸资料。但是俑坑西部的上层覆盖着两米多厚的砂石层及淤积土层。钻探极为困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俑坑西北角的边线仍然找不到。于是我们在此开了一个小型探沟。当时天气异常寒冷，地表冻结着厚达二十多厘米的坚硬土层，经火烘烤后方可用铁镐把硬土挖除。
　　经过七八天的艰苦挖掘，到两米深时上面的砂石层已经清除，但转角的界线还是不清楚，只好继续往下挖掘。这时用铁锨向上翻土已十分困难。于是就在探沟口上横铺一块木板，在木板及沟沿上支起一个三脚架，用辘轳往上吊土。辘轳和三脚架全为铁质。支架由三根各长约1.5米，径约4厘米的钢管构成。每根钢管的下部带一圆形的大铁饼，以使支架稳固不易动摇。
　　当探沟挖到约四米深时，我和技工杨四娃及另两位农民，在探沟底部负责清理和铲运泥土；西孙村一位腿部微跛的农民老孙头在上面用辘轳提土。老孙头不小心把辘轳支架的一条铁腿碰撞向下跌落，我眼疾手快，容不得丝毫犹豫地把四娃向外一推，我的身子往坑壁一靠，带一大铁足的钢管从约四米的高处贴近我的右肩落到坑底，吓得我面色发白、一身冷汗，久久才缓过神来，铁腿落在谁头上都必将脑浆迸裂。大家不约而同地喃喃自语：上天保佑，上天保佑!使我们捡回了一条命。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来，仍使人不寒而栗。
　　在我的田野考古生涯中，曾遇到过两次险情，此为第二次。另一次是1972年在陕西三原县焦村，发掘唐淮安王李寿的墓。墓深11米，墓室内积满了淤泥。我和一位农民在清除墓室的淤泥。他负责挖掘，我负责运土。每次我下到墓内后都在上部的泥层上画一些条状线，随时观察泥层的变化，以防塌方。
　　一天上午，正在挖掘时，我突然发现泥层上的线条断裂、错位，急忙告诉正在挖土的农民：“不要动！”他说：“不要紧!”一镢头下去，墓室顶部厚约两米的大片淤泥崩塌下来，我把他的身子往后一拉，淤泥把我们二人的草帽打落。险被葬身淤泥层下。我暗暗庆幸死神发善心，留下两条人命。
　　为了确保基建过程中文物的安全，1975年11月24日至次年1月5日，考古队把一号俑坑东端的试掘方回填，把陶俑、陶马、隔梁等遗迹、遗物用土覆盖。1976年2月，筹建遗址博物馆的人员陆续进入工地。5月开始伐树平整场地，9月正式破土动工。在动工前考古队又再次对试掘方部分铺垫一根根的圆木，并用黄土覆盖，以免机械施工过程中车辆轧破文物。把俑坑回填让基建人员施工后，我们又开始勘探秦始皇陵园和寻找新的陪葬坑。
　　乐府钟的故事
　　1976年春节到了，辛勤劳累一年的考古队员都回去与家人团聚，我独自一人留守工地。年初一，我挨家挨户向农民朋友拜年，感谢他们对考古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年初二(2月1日)吃过早饭，我即到秦始皇陵园的周围地区做田野考古调查。在野外走了一天，到太阳落山时，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始皇陵西北角约110米处，看到有一农民平地挖的断崖。职业习惯促使我向断崖走去。远远看到土层中有一细小的绿色斑点。走近用手铲把土层剥离，发现一个金灿灿的错金银编钟，钟的钮部刻有“乐府”二字，故名乐府钟。
　　钟为青铜质，通高13.3厘米，两铣间7.2厘米，鼓间5.8厘米，钮高3.8厘米，重530克。钟的钲和鼓部及篆间等部位饰有错金的蟠螭纹、流云纹，钟带上有错银的流云纹。舞部及钟内侧有纤细的阳线图案纹样。钟口的内侧有四个调音带，并有锉痕，说明此钟经常调音。钟置于一长方形的矮足陶案内，陶案位于始皇陵园一附属宫殿建筑遗址室内的地面上。虽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花纹仍光亮清晰。乐府是中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名。过去认为乐府的设置始于汉，此钟的发现证明秦代已有乐府。后经音乐家吕骥测试，该钟属宫声。钟的制作工艺精湛，尤其是钟的内侧布满精致的花纹，为考古史上首见。秦始皇陵乐府钟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这一发现，我欣喜若狂，当晚邀集些农民朋友喝酒庆祝，一直狂欢到凌晨二时方各自散去。我平时很少饮酒，一时高兴饮酒过量，加上一天的劳累和感受风寒，第二天高烧四十度，昏迷不醒，大小便已不能自理。被隔壁的农民陈菊兰发现，立即把农民赤脚医生杨暖德请来诊视。杨医生采用针灸、吃药、挂吊针等多项措施进行抢救。这时适巧考古队员程学华返回工地，帮助我卧在床上大小便，并及时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单位领导派办公室主任张培民开来一辆破旧的美国吉普车，想把我接回西安治疗。他来到工地后看到我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很不好，就说：“不敢动，以防在路上颠簸而发生危险。还是就地治疗好。”这时未敢通知我的夫人和女儿，以免她们担惊受怕，把欢愉的春节气氛搅乱。我躺在床上挂了半个月的吊针，病情得到缓解，身体逐渐康复。
　　我躺在病床上，每天都有许多农民朋友来看望。杨彦斌等人送来了鸡蛋，陈菊兰知道我喜欢吃香椿，把她家腌的香椿送来。有的农民跟我开玩笑说“你这病，是那宝贝(乐府钟)妨的。这玩艺千年难遇，叫你碰到了，还能不害场病?”还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岳家沟的一位老农民，在秦始皇陵墓西边地里挖土，发现了一个金钟。他对这宝物不认识，就当作铜铃卖给收破烂的人。至今当地流传着一个民谣：“岳家沟的人真闷熊，误把金钟当铜铃。”这个民谣，我在以往的考古调查时也多次听说过。农民挖金钟的地方，与乐府钟出土的地点相邻，此故事当确有其事。后来当我再次到岳家沟时，许多人都以惊异的眼光看我，隐约地流露出一些遗憾。这件乐府钟还是他们挖地时露出了一点痕迹，如再往里多挖一镢头就会把钟挖出。果真如此，那乐府钟的命运如何，不免令人担忧。
　　乐府钟发现后引起许多好奇的人前来观看。1982年冬季，陕西省长余明涛在我们住的破旧土屋内，对乐府钟欣赏、品味，赞叹一阵后说：“这样珍贵的东西，怎么能放在你这里，赶快放到博物馆保险柜里去。”根据省长的批示，不久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李长庆开车来把钟拿走，放在文物库的保险柜内保存。
　　1986年上半年，陕西省博物馆调整西展厅的陈列，把乐府钟取出来充实陈列。同年11月10日上午，讲解员把陈列厅的门打开，发现报警器的电线被切断，陈列柜的铁锁被撬坏，乐府钟不见了。全馆惊恐，立即向公安局报案。省、市公安人员分别组成了专案组、进行现场调查，对全馆人员进行询问了解线索。国家公安部向全国的海关发布通知，加强调查，以防乐府钟流出境外。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检查了许多线索，结果一无所获。
　　事隔十年，到1996年，在审查其他案件时，从一案犯口中了解到乐府钟的信息。公安人员顺藤摸瓜，一鼓作气，把盗窃、倒卖乐府钟的有关案犯，一一逮捕归案。原系博物馆的一工作人员内外勾结，把文物盗走。乐府钟早已卖出，文物流落何处?无一案犯能交待清楚。
　　寻查国宝的巨网在境内、境外张开。真是大海捞针，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1998年7月突然获得一重要线索，此钟现藏于香港某人手中。陕西省委、省政府、省政法委的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立即派人赴港以鉴定真伪。我和吴镇烽及省上的两位领导同志，于1998年7月14日抵港。7月15日下午，在一李先生的古董行内，对香港某人收藏的铜钟，进行了仔细地观察、测量和研究。
　　钟的质地、形制、花纹和花纹的细部结构，以及钟各部位的尺寸，都与被盗的乐府钟完全相符，钟内侧调音带上的锉痕仍然清晰可见。但钟钮部的“乐府”二字，已被锉磨掉，锉痕已旧，生有锈迹，非近期所为。钟上的锈斑已被清除，剔锈时损害了钟体。这时我的心情异常紧张，深感责任的重大。万一把伪品当成真品，或是真品而非被盗之物，误以为是丢失的乐府钟，会造成文物史上的笑柄。或者是被盗的原物而辨认不了，收不回来，造成巨大的损失，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反复用放大镜观察，搜寻原物上不易被发现的一些微小的迹象。如：钟外侧鼓部左侧与钟带交接处有一硬物碰撞的小凹痕；钟鼓部左侧最下面的一根错金条上，有尖状物碰损的残痕；原钟钮外侧(刻有乐府二字的一侧)的下部，有一不规则的细小凹窝，钮正面左右两股的中部各有两横道阳纹凸线，其中一侧线条完整，另一侧下部的一根线条残破一段。共十余条原钟上固有的迹象，作为鉴定时把握的标准。经一一核对，上述迹象全部存在，与被盗的秦乐府钟的情况契合。加上钟的形制、尺度、纹样又完全相同。心中暗想，此钟就是被盗丢失的乐府钟原件。
　　这时，我已足足看了近5个小时，疲惫地抬起头来，长出了一口气。四周围观的七八个参与鉴定的人员紧紧盯住我，急切地问道：“是不是你的儿子!”我点点头说：“是!”全场人员热烈欢呼、鼓掌。原来室内息声屏气的凝重气氛，顿时变得一片欢腾。大家手捧着乐府钟全体合影，又分别照相留念。接着到一家酒楼饮酒庆祝。
　　1986年乐府钟被盗后，很快流到境外。曾辗转国外多次易手，最后香港某收藏家以重金购得，爱不释手。经反复商讨，收藏家愿忍痛割爱，把文物捐献给国家。1998年7月21日办理了交接手续，22日晚安全护送到西安。27日，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再次对文物进行研究，做出最终鉴定的意见。28日上午，公安部门把乐府钟移交给陕西省文物局。当时文物局即转手移交给秦俑博物馆。我们手捧着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一路警车护送迎接到馆内，密藏在文物库的保险柜里。历经磨难和艰辛，乐府钟事件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秦兵马俑/袁仲一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