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号兵马俑坑的正式发掘
　　一号俑坑于1974至1975年试掘后，不久即全部回填，开始在俑坑上建造遗址保护大厅。 1976年5月开始平整场地，9月破土动工。至1978年4月底，大厅的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大厅东 西长204.5米，宽70.24—72.5米，厅顶至俑坑底部高21.9米。厅顶系用落地式三铰钢拱架结 构，共有拱架18个，拱架弧长80米，弦长67米，总重量306吨。大厅的四周及顶部设有采光窗 ，沿俑坑的四周设有参观廊。其建筑体量之大、规模之宏伟，令人惊叹！可谓是世界上最大 的一座文化遗址保护大厅。
　　大厅的主体工程竣工后，国家文物局及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都很高兴，要求立即组 织考古发掘，争取建国30周年大庆时对外开放。
　　在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处的积极筹措下，考古队进行了改组，划归为秦俑博物馆筹备处领 导，对外仍保持秦俑考古队的名义。并指定杭德洲负责组织一号兵马俑坑的发掘。
　　杭德洲根据国家文物局及省上领导的指示精神，并征询了石兴邦及北京部分专家的意见 ，制定了发掘规划。把一号俑坑划为20×20米的27个探方。发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把27个探方上层的堆积土清除。第二阶段，清理俑坑上层的棚木遗迹及下部的陶俑、陶 马。第三阶段，进行细部清理，同时提取陶俑、陶马残片进行修复。争取于1979年10月1日建 国30周年大庆时，能有部分陶俑、陶马清理出来，并修复好后对外公开展出。那时秦始皇兵 马俑博物馆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
　　当时，发掘任务十分艰巨，时间又非常紧迫。考古人员力量不足，就把秦始皇兵马俑博 物馆筹备处部分业务人员抽调出来参加考古发掘，同时计划从全国借调些专业人员(后因故此 计划未能实现)。针对发掘整理及文物修复的技术工人缺少的问题，从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招收 学员进行培训，先后举办了三期考古训练班，共培训学员60人。清理俑坑上层的表土，土方 量极大，需要众多的劳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经省上主要领导出面，请兰州军区调四十七军 一个加强连(计百余人)前来帮助工作。如此多的人集中一起，住房成了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博物馆筹备处积极筹划，用木料、竹竿、麦草、油毡等建材，搭盖了20间简易的临时工棚 ，作为技术工人的住房及工作室。另外，又用砖瓦修建了20间简易房，作为解放军的住房。 运土需要翻斗车，经国家建委批准，拨售给八台。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 任务复杂又十分艰巨，把大家忙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
　　发掘前的准备大体就绪后，1978年5月8日开始对一号俑坑正式发掘。首先清理俑坑上层 的表土。解放军每10人一组负责一个探方的运土工作。另外，每个发掘方由一名业务干部和 一名技术工人负责业务指挥，并随时观察和处理俑坑填土中可能出现的遗迹、遗物。整个工 地上共十余个发掘组同时动工。解放军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热情高、干劲大，工作进展很快 。到1979年3月底，已把27个探方中的20个探方上层的表土清除掉，接近了俑坑上部的棚木遗 迹层。考古专业人员对少数几个探方内的棚木遗迹做了清理。
　　1979年4月停工1个月，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经过11个月紧张的工作，俑坑大部 分的。表土已经清除，是个巨大的成绩。但是进度是快了点。尤其是再往下清理就要接触到 遗迹、遗物，发掘的速度必须放慢，才能保证发掘质量。
　　经过1个月的调整总结，决定缩小发掘范围，集中力量清理一号俑坑东端的5个探方，其 中有3个属于原来试掘后又回填了的探方。这时已不需要太多的劳力，解放军撤离考古工地。 此项工作是从1979年5月开始，至9月底结束。一号俑坑东端原来试掘的3个探方内的陶俑、陶 马已全部清理出来，计出土战车6乘，陶俑、陶马708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和车马器。战车 为木质，因火焚和俑坑塌陷的破坏，已成为零星的残迹。每乘车前驾有4匹陶马，马身上的挽 具已残缺不全。
　　陶俑、陶马出土时均已破碎。发掘出土后及时提取修复，共有10个修复组同时开展工作 。至1979年9月底共修复陶俑、陶马三百余件。一一放回俑坑内按照原出土的位置进行复原陈 列。同年10月1日，一号兵马俑坑遗址大厅的考古发掘现场对外开放。
　　开馆后，考古队继续对俑坑东端5个探方做细部清理。到1981年9月底，对5个探方的发掘 结束。这期间又出土战车2乘，陶俑、陶马379件。前五个方共出土战车8乘，陶俑、陶马1087 件，各种青铜兵器(其中大部分为铜镞)及车马器约4万件。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修复陶俑、陶 马917件。一列列、一行行地在坑中排列有序，队伍严整，气势恢宏。
　　此次发掘参加的人员很多，主要参加者有杭德洲、袁仲一、屈鸿钧、王玉清、王学理、 张占民、刘占成、李刚成、张文立、姜彩凡、程学华等。参加修复的主要人员有柴忠言、吴 永琪、单炜。照相人员有罗忠民、张炳元。后勤人员有吕小周、鱼龙等。另外，还有五十多 位发掘和修复的技术工人，及十余位绘图人员。
　　1981年。一号俑坑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结束后，开始做资料的综合整理。按照考古的一 般常规，对出土文物要分型、分式。已出土的1087件陶俑、陶马，都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 ，每件陶俑都重150公斤左右，最重达265.35公斤，且分布在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原地陈列。 不可能像出土的小件器物那样，同类者摆放一起，进行仔细地观察对比，找出相同及相异的 特征。尤其是对陶俑、陶马的艺术风格、艺术技巧的综合分析、对比，又不可能利用图纸、 照片来替代实物作为依据。在此不利条件下，只有下到俑坑内一件件地观察、反复地进行互 相对比，才能理出秦俑的共性与个性特征。
　　为此，我们开始了对兵马俑逐件的“相面”工作。
　　每天下到坑底，从不间断，连续观察了三个多月。就每件俑的高低、胖瘦、身体各部的 尺度，进行仔细地测量；对其上衣、下衣、领袖、衣襟、冠履、铠甲、胡须、发型、发式做 详细地记录，对其姿态、神情、性格特征、造型风格及艺术技巧、艺术特征等做细致的描述 。逐件观察完毕，然后在俑坑内一遍又一遍以至无数遍地浏览，进行互相对比，找出相同者 与不同者，以及共性与个性。长期与俑为伴，每件俑的形象及其站立的位置都深深地印在脑 海里。好像一支军队的营长、连长对他的士兵一样熟悉。
　　我们发现已出土的武士俑，其面部造型，粗分之有8种不同的面形，细分之达47种，胡须 24种；不同神情的俑达百余种。可谓千人千面，千姿百态。其身体的造型，可归纳为8种不同 的类型，而每一型中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风格。就其共性而言，基本形态为中央垂直，力点 左右均衡对称；上紧下撒，重心在下、形如铜钟。所表现的是静态的、内敛内聚的力量美。 秦俑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
　　秦俑，这颗人类文明史上的艺术明珠，其制作者是谁?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秦俑考古队为解决这个问题，走过了一段艰苦的探寻之路。
　　1974年7月，秦俑考古队刚刚进入考古工地进行俑坑的初步清理时，在一俑的足踏板上发 现有一刻文“胥”字，在一俑头的后脑勺的发纹上发现一印记“宫口”二字。当时不知是什 么寓意。后来在扩大的试掘方中，在一武士俑衣摆的内侧臀的下部，发现一印记“宫彊”二 字。在另一俑的臂上有一刻文“脾”字。这时大家都在琢磨、揣测，有的说：是不是代表俑 的身份。胥，是胥徒，即古代官府中的小吏，或是供使役的奴仆。宫彊，即守卫宫廷的士卒 。也有的说，古代有“材官引彊”，为勇武之卒。如是说法，那“脾”是何意思，则无法解 释。于是这一问题也搁置下来。
　　后来的考古发掘和陶俑、陶马修复的过程中，把寻找俑身上的文字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日积月累，连续10年(1974至1984年)，获得陶文382件，其中数字类190件，属于文字类的 陶文192件。而文字类中带有宫字的陶文68件，如宫彊、宫得、宫系、宫颇、宫朝、宫魏、宫 臧、宫进等。带有地名的陶文54件，如咸阳衣，咸阳笴、咸阳野，栎阳重……等，其他类陶 文70件。
　　俑身上的文字的含义还是不清楚。经过漫长的时间的苦苦探求，发现在秦始皇陵园出土 的砖瓦上，有一些印记文字和陶俑身上的一些文字相同，如宫彊、宫得、宫系、宫臧等，印 记的大小也基本相同。于是豁然开朗，这印记都是陶工名。接着，下到俑坑内反复观察带有 各种不同印记或刻文的各个陶俑在造型风格和技巧上的特征。发现身上的印记或刻文相同的 俑，其造型风格和技法基本相似，印记或刻文不同的俑，则其风格和技法不同。由此得出结 论，陶俑身上的印记和刻文，都是制作兵马俑的陶工名，约可分为两类：一是来自中央宫廷 制陶作坊的陶工；二是来自民间的制陶作坊。由于其来源和师承关系不同，各人作品的艺术 风格和技巧也就产生了差异。
　　目前已发现87个不同的人名，这些都是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工师。而每位工师下面都会有 一批助手或徒工。如以每位工师下有10名徒工计，87位工师则有徒工870人，估计有上千人参 加了兵马俑的制作。集合这样多的人从事一项艺术创造，在古今中外雕塑艺术史上都是非常 罕见的。这些人是秦俑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在世界艺术史上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秦俑制作工艺这一课题，是1974年拟定的，由袁仲一、王玉清、屈鸿钧3人负责，至1985 年完成。课题的难度在于陶俑、陶马的数量多、形体大，发掘过程中其内部迹象不易看到， 只有在修复过程中内部迹象才看得比较清晰。而发掘和修复又连续十余年。在此期间只有不 断地观察、记录，才能做出比较全面准确的判断。
　　课题确定后，我们先拟定了搜集资料的细目：(1)材质：成分。(2)成型方法：俑的足踏 板、足、腿、躯干、双臂、手、头等制法。(3)焙烧：温度、硬度、烧结情况、色泽、吸水率 。(4)绘彩：技法、颜色种类和成分等。根据细目开始了漫长的收集资料的历程。发掘过程中 见到的迹象立即记录下来。修复时逐件进行细致全面的观察，不放弃每一块陶片。重要的迹 象，除做文字记录外，还要绘图、照相。十年间日积月累，资料日益丰富。最后进行归纳综 合，找到共同的规律和个别的特征。
　　有些迹象不是一见就容易做出准确判断的。例如，我们曾在一俑头上发现一个方孔，当 时误认为是用以插饰物。后来发现有的俑双耳窝各有一透孔，有的在下身有一透孔，在臀部 一般都有一圆孔，有的从腿到足有一透孔等。说明这些透孔的作用，是在焙烧时用以透气， 以防炸裂。关于俑头的制法，发现许多俑头在双耳后都有一合模缝，当初误认为所有的俑头 都是用模制成大型，再雕刻五官等细部。经仔细观察，发现陶工名叫冉的这个人所制作的陶 俑，头的脑壳是用手塑成瓢形，面部用单模制作，然后黏接于脑壳上。另外，还有个别的俑 头全是捏塑、雕刻而成。研究工作不能有丝毫的粗心大意，不能以偏盖全。只有不畏繁琐， 一件件地仔细观察，反复综合分析、归纳，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王玉清先生虽年已花甲，但数年坚持翻捡陶片，查找陶俑、陶马 的制作遗痕，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些枯燥、乏味，他却乐而不倦。最后终于摸清了陶俑制作 的工艺流程；躯干是用泥手塑成型，大多数俑头是借助模制成粗胎，再雕刻五官等细部。成 型后入窑焙烧，烧成温度为950℃—1025℃。出窑后通体彩绘。彩绘前先涂一层生漆作底，然 后敷彩，颜料多为矿物质。
　　陶马制作，也很繁杂。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共有陶马六七百匹。马身长约2.1米，通 首高1.72米。马的造型准确、解剖关系清晰，体态劲健、神骏，是秦代雕塑艺术中的精品。 陶马是以宫廷厩苑中的真马作为原型塑造的，属于河曲马种。陶马的躯干中空，头和四肢、 尾、耳系单作然后与躯干拼装组合。其工艺流程：第一步把预制的四条腿立在固定的位置， 搭好腹下的支撑板。第二步在四肢和支撑板上，把预制的马的臀部、腹腔、胸腔三段，依次 拼装黏接成一体。第三步，把预制的马头和颈部黏合一起，再接于马的躯干上，接缝处均在 内侧覆泥加固并捶打使泥层融为一体，拼接头颈时要用丁字形架支撑。第四步，安装马尾。 这样就形成了陶马的粗胎，再经刮磨和细部的雕刻修饰，使形神明备、骨节暗通。陶马的坯 胎阴干后入窑焙烧，烧成的温度约为1000℃左右。出窑后通体绘彩。陶质呈青灰色，质地坚 硬，敲之有金属声，说明当时的烧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先由大家分工整理资料，然后由我执笔统编。曾三 易其稿，1985年正式定稿，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至此，一号兵马俑坑的第一次正式发 掘和资料整理工作全部结束。
　　1986年4月，一号兵马俑坑的第二次正式发掘开始，又重新发掘5个探方，1987年初因故 停工。停工时这5个方(T11、T12、T13、T21、T22)的陶俑、陶马已暴露出来，底部未做清理 。从此一号兵马俑坑的正式发掘再未进行。参加第二次发掘的有王学理、屈鸿钧、王玉清、 刘占成、张占民等，负责人为考古队副队长王学理。
　　历史的回顾
　　1978年5月至1979年4月，是秦俑考古队承受压力最大的时期。上级领导下达了任务， 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要对外开放，在此之前要把陶俑、陶马挖出。其任务之紧 迫，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到1979年三四月间，又受到一些批评，说是发掘面积大了、进度 快了，言词尖刻，把大家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再也听不到过去的欢声笑语。正在大 家愁眉不展、异常苦闷的时候，国家文物局的黄景略先生在考古队的总结会上，讲了几句让 大家开心的话，他说：“发掘面积大了点，照顾有困难。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工作的同志 身上，上级定了任务，叫急于挖出。办考古训练班、请军人都是我们同意的，俑坑上层的表 土还是应该取掉的，只是注意些什么可能不够。如果要检讨，我们应该首先检讨。”针对社 会上的流言：说发掘时没有文字记录、没有绘图，也没有照相，考古等于挖土豆等，黄景略 、马德志、石兴邦三位先生，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陕西省委的要求，到秦俑考古工地检查工作 。在工地上住了一个月，逐个探方翻阅文字记录、图纸、照片。并下到发掘方内进行细致检 查。最后在总结会上黄景略先生代表检查组说：“发掘是科学的，资料齐全。今后集中力量 发掘东端的5个探方。这5个方发掘完后及时编写《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然后再 开新的探方，再编写发掘报告第二分册，第三分册，以至许多册。”考古队以后的工作基本 上是根据黄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事情已过去了20年，今天再仔细地回顾这段历史，有些问题耐人寻味。
　　第一，作为考古发掘现场的遗址博物馆应如何办?当时谁也没有做认真的思考、科学的论 证，获得明确的认识，只是笼统地认为博物馆要尽快开放，考古工作要尽快地把陶俑、陶马 挖出来，让国内外观众参观，这是当时上下一致的思想认识。这种想法有合理的一面，但也 有片面性。遗址博物馆的基本特征是具有特定的时空性、不可移动性，其主要任务是集考古 发掘、研究、保护、展示为一体。而所展示的内容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所有遗迹，遗物，是 多维的、全方位的展现，也就是当时环境风貌、文化内涵的再现。由于对这些基础问题认识 不足，过分强调展示，至于所展示的内容，又只盯住俑坑内的陶俑、陶马，势必造成对其他 方面重视不足。
　　遗址博物馆内的考古发掘和一般的田野考古发掘的科学规程是相同的，但又有它的特殊 性。它需要把揭示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遗迹、遗物，尽量多地保存下来。有时明知某一重 要遗迹下还有文物，但为保留这一遗迹就不能按一般的常规处理。发掘时要特别小心，要仔 细分析各种遗迹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遗迹、遗物的保存是遗址博物馆存在的前提，遗迹不 存，遗址博物馆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对各种遗迹的揭示和保护，有着不同于一般博物馆的特 殊意义。
　　第二，关于考古发掘与形势要求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形势要求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 含义，具有时限性、紧迫性的特征。考古发掘的对象，是埋藏在地下的遗迹、遗物，情况复 杂，往往难以精确地预测。工作要求细，尤其接触文化层时要特别仔细。这和形势要求的时 限性、紧迫性是矛盾的。如过分强调赶时限，往往容易造成工作的粗放，带来一定的损失。 考古发掘是十分严肃的科学，有它特有的工作规律和工作程序。要给考古人员比较宽裕的时 间，来搜寻遗址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遗迹遗物均具有不可再生性。万一由于我们工作的疏 忽，而使遗迹遭到破坏，那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秦俑热在世界的兴起
　　秦俑考古发掘现场，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可以说是最具轰动效应的考古现场之一。每 个重要的新发现，都会引起世界的瞩目，掀起一股秦俑热。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新的遗迹 、遗物不断出现，而秦俑热逐渐升温，持久不衰。
　　1974至1975年，秦俑的试掘、钻探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向外界公布任何消息 。但国内的人闻讯而来，经常把考古发掘现场围得水泄不通。1975年7月12日，新华社首次向 全世界公布了秦始皇陵发现兵马俑的简短消息，立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许多人纷纷要求来 现场参观或采访，但均被谢绝。1976年5月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 观兵马俑坑的消息。从此再也挡不住外国各大新闻媒体及来访贵宾要求采访、参观的压力。 尤其是1978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发了奥黛丽·托平写的《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军队— —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后，秦俑考古工地对世界封闭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先后来现场 参观的人很多，其中比较显要的贵宾有：1978年8月，挪威广播公司代表团、美国商会会长； 9月法国总理(现为总统)希拉克。1979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法务大臣古井喜实 ；7月，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8月，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美国副总统蒙代尔：9 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卢森仲堡大公让，等等。
　　丹麦女王在参观后的留言簿上写道：“我搞了十几年考古，也到过欧洲许多国家的考古 工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振奋人心的场面，这里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卢森堡大公让的留言；“不得了!不得了!这些艺术珍品达到非凡的水平，表现了中国人 民卓越的天才，全世界人民都将在这里受到鼓舞。”
　　法国总理(现总统)希拉克的留言：“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 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的留言：“太好了！一周前我看了埃及金字塔，今天又看了中国的秦 俑，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狮身人面像只有一件，秦兵马俑千姿百态，成千上万，威武壮观 ，耐人寻味。”
　　1979年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来秦俑工地，这是我们国 家领导人首次来此视察。他看了正在发掘中的一号兵马俑坑，对身边陪同参观的军人说，“ 这是我国最大的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 看一看。”叶帅问秦俑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杨正卿：“你们什么时候开馆?”杨答：“今年国 庆节。”叶帅连说：“要快！要快!要快噢!”
　　当时世界上已掀起秦俑的热潮，秦俑考古工地有控制地半封闭式地开放，已不适应形势 的需要，国内外都盼望着世界上最壮观的秦俑考古发掘现场，能早日对外全部开放。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之际，举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典礼。 进入馆区的国内外嘉宾一万多人，另外还有未能进入馆区的客人及车辆，在公路上排了一公 里多的长龙。上午10时，在热闹的锣鼓声、鞭炮声中剪彩，揭示叶帅题写的馆名，然后参观 。许多观众一齐拥向一号俑坑考古发掘现场，把遗址大厅的门都挤坏了。人们热切目睹兵马 俑风采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
　　自此以后，秦俑考古发掘现场再也没有一般考古工地上常见的那种宁静。每天都有成千 上万的国内外观众前来参观，有时一天达3万人。秦俑还曾到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累计观众近千万人次。秦俑在世界上几乎家喻户晓，被视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财富。
　　秦俑考古队的每个成员，看到由自己亲手揭示出来的兵马俑，受到世界人们普遍喜爱， 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衷地喜悦。对自己为之付出的辛劳，感到无 限的慰藉。
　　将军俑头被盗案
　　1987年2月18日，考古队临时工赵永峰早上起床后，发现考古队西边南侧的一库房门半开 ，门锁被撬脱落，立即向考古队的刘占成报告。刘看了现场后异常惊恐，随即向当地派出所 报案。同时，派临时工王团生到西安找屈鸿钧，因屈拿着库房门的钥匙，知道房内存放物的 情况。屈因病正住院治疗，见到王团生后说：库房内除放有木板、钢筋、钢管等杂物外，还 有个俑头。王回到工地把向老屈询问的情况转告刘占成。刘会同派出所的王登民检查了现场 ，发现房内的一武士俑头尚在，于是做一般盗窃案处理。
　　2月23日，刘占成回西安顺便到医院探望老屈。在交谈中，刘说，前几天库房门被撬，多 亏武士俑头还在，要是把这个俑头丢了，事情可就大了。屈听后忙问；“那个将军俑头呢?” 两人大惊失色。
　　当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到西安东南郊三兆路去植树。走在路上，刘占成把 失盗的情况告诉我。顿时我惊呆了，说：赶快向考古所及省文物局领导汇报。第二天一早， 石兴邦、王学理、刘占成及公安科的廖益民4人来到考古工地。在库房内进行细致的检查，不 见将军俑头的踪迹。随即向当地派出所、临潼县公安局、陕西省公安厅、省文物局报案，公 安人员立即组成了专案组。立案侦察。
　　经过数月艰苦细致的侦察，6月17日上午，在西安市北新旅社六号房间内，案犯正在以25 万元就将军俑头进行交易时，被当场抓获，顺藤摸瓜，有关的案犯也一一落入法网。
　　破案后，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处立即派一吉普车把我叫去，让鉴定文物的真伪。当他们从 一木质立柜内取出俑头时，我一看就认出是丢失的将军俑头，其出土号为一号俑坑T20G10：1 号，整编号为T20G10：97号。俑头从颈到冠通高38厘米，其中头高21厘米。冠上有彩绘残迹 ，双耳轮各残缺一小块，冠尾有一修补痕迹。一号俑坑中共出土6件将军俑头。此俑头造型准 确，神韵生动，为秦俑中的精品。我仔细观察后说：“此为被盗的将军俑头确无疑议。”在 场的公安人员非常兴奋，互相握手致贺。
　　后来，为慎重起见，西安市公安局又委托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再次进行鉴定，并出 具鉴定报告书。参加鉴定的人员有：李长庆、王长启、韩保全、关又喜、石兴邦、袁仲一。 鉴定报告书将被盗的将军俑头定为国家一级甲等珍贵文物，属稀世珍宝。
　　据案犯交待，其作案的过程是临潼县康桥乡湾里村青年农民王更地，曾在临潼火车站派 出所当过治安员，与火车站客运员权学力相识。1986年冬，二人在一小餐馆吃饭时相遇。权 向王传授发财的诀窍，说，你能从秦俑坑中搞一个俑头就是几十万，保证你一夜之间发大财 。王为之心动，决心瞅机会偷个俑头。王更地和秦俑考古队的临时工简七一认识。简在接待 王更地的两次来访中，无意间讲述了秦俑头的高贵价值，并说隔壁一排房子是秦俑修复室。
　　1987年2月17日夜晚，王更地携带作案工具。冒雪来到考古队北墙外，越墙潜入院内，在 一大树附近的墙角隐蔽观察，见无值班人员走动，又跺了一下脚，也无反应。便窜至南边一 排平房的房门外，用螺丝刀撬开门锁，溜进房内，偷摸到一个俑头，迅即从房内走出，翻越 围墙逃走。来到临潼火车站北部林中的一坟堆旁，挖坑将俑头埋下，上面再用大雪覆盖，然 后返回家中，此时天已破晓。
　　2月18日晚，王更地将俑头挖出装在一纸箱内，带到临潼权学力的宿舍，后又转移到车站 的一平房内藏匿。十余天后，又转至临潼县客运公司行政科干部张传秀的住处。由张积极联 系买主。张找到西安美丽华大酒店筹建处临时工唐轲，请其代售俑头。4月29日，王更地、张 传秀将俑头送到唐轲家中。双方议定：俑头卖价7万元，如唐能卖到100万元，王、张也只要7 万元，其余归唐所有。
　　5月中旬，唐轲让西安北新旅社经理孙振平为俑头代寻买主。后来孙振平又让长期住在北 新旅社的不法分子樊春梅帮助销赃。经过月余紧锣密鼓的暗地串连推销，终于找到了买主。6 月17日，正当案犯唐轲、孙振平、樊春梅在北新旅社出售将军俑头时，被公安机关抓获，接 着又将王更地、张传秀、权学力抓捕归案。
　　1987年7月2日，将6名案犯逮捕。8月16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经法院公开审理，于10月7日做出一审判决；王更地(21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死刑。权学 力(23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唐轲(43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 传秀(33岁)、孙振平(29岁)、樊春梅(46岁)，以投机倒把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0年 、8年。上述案犯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0月15日，省高级法院经审议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更地被枪决。
　　西安市公安局在侦破将军俑头被盗案中立了大功。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刑侦局、陕西省 人民政府联合在西安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破案有功人员。公安部为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对 破案人员高西元记个人一等功，安坤生、马军各记个人二等功。侦破指挥员董儒、张斌生、 张志明各记个人三等功。

秦兵马俑/袁仲一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