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兵马俑坑的正式发掘
袁仲一
隆重的发掘典礼
二号兵马俑坑于1976年发现后，接着进行了试掘。1979年10月1日，秦俑博物馆开馆后， 对二号坑的试掘方用土回填。
1986年，国家旅游局和陕西省政府议定：共同投资建造二号、三号俑坑遗址保护大厅， 以及其他一些附属建设工程。二号俑坑遗址保护大厅，为钢网架式结构，平面尺寸为134.2× 106.25米，建筑面积17016平方米，拟于1988年动工，1993年底竣工。于是开始筹备二号坑的 正式发掘。
考古队由22个专业干部和30个技工组成，分为发掘、保护、绘图、照相和录像等专业组 。队长：衰仲一，副队长：吴永琪、张仲立、张占民(后期为刘占成，并增加张颖岚、张天柱 二人)。另外，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二号兵马俑坑发掘专家组，由黄景略、徐苹芳、任式 楠、胡继高、石兴邦等先生组成，负责指导发掘工作。
1994年1月6日凌晨3时许，电话铃声把我惊醒。值夜班的毕玉慈在电话中告诉我，捉到一 个偷武士俑头的盗贼。我立即起床，快步赶到值班室，见一二十多岁的盗贼正嗦嗦发抖地蹲 在地上。
值班的警卫向我述说了捉拿盗贼的过程。6日凌晨2时55分，安全技术总控室监测荧幕显 示一号兵马俑坑04号区域有人从外侵入。总台立即通知值班人员进行现场搜索，并向公安科 长、民警队长报告。三分钟内就将全体民警队员召集起来，把俑坑大厅四周包围。负责在俑 坑大厅内进行搜索的兰革利、詹向东，梁金刚，杨安吉等，兵分两路由东向西搜索前进。当 两路人员合拢到一号俑坑大厅西南角时，发现一个黑影贴柱站立。大家飞速向前将其擒拿， 并现场缴获罪犯用草绳捆扎好的俑头。
案犯名叫韩光云，系青海省大通县后子乡东村农民，时年21岁。据案犯交待：他听人说 ，偷一个兵马俑头能卖几十万元，一夜之间就可发大财。于是1月5日下午5时许，从西安乘车 来到兵马俑博物馆做了详细侦察，天黑时潜伏在秦俑馆的南围墙外王俭村麦场上的一堆玉米 秆中。6日凌晨2时许，越墙进入馆区，潜藏在一号俑坑南侧的一排冬青树丛中，窥察周围的 动静。窥视巡逻人员走动，待摸清巡逻人员活动时间的规律后，乘隙窜到一号坑的西南角。 根据事先的踩点摸底，迅速推开一高空窗的玻璃进入大厅内。他匍匐爬行到一号俑坑西端的 陶俑修复现场，先是用力拔俑身上已修复好的武士俑头，拔不掉，就继续匍匐摸索，最后摸 到一个放在地上的武士俑头，迅速抱在怀里又爬回大厅的西南角，用堆弃在这里的旧草绳把 俑头捆扎，准备从高窗采用从井中汲水的办法把俑头吊出。适巧这时被当场擒获。
被盗俑头，系一号俑坑东端T20方八过洞出土的81号铠甲武士俑头，为国家一级文物。 1994年9月1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韩光云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此次事件再次向人们敲起警钟，文物安全要时刻注意。多年来我一直有种“像坐在火山 口上，不知哪时爆发”的危机感。二号兵俑坑的正式发掘开始后，又投资近300万元人民币， 安装了更先进的防盗自动化监控系统，并有一支六十多人的专职负责文物安全的队伍，日夜 值班，以确保文物的安全。
1994年1月2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二号俑坑发掘方案的专家论证会，会议由张柏副 局长主持，与会专家二十余人。经过两天的讨论，通过了发掘方案。决定二号俑坑的全面发 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理俑坑上部的土层，把棚木遗迹全部揭示出来；第二阶段， 清理二号坑北部一、四单元棚木下的遗迹、遗物；第三阶段，清理二号坑南半部二、三单元 棚木下的遗迹、遗物。全坑划分为20×20米的24个探方。每个探方内以十字隔梁分为四区， 以便控制地下的遗迹、遗物。争取5至7年完成发掘任务。
1994年3月1日，举行了盛大的二号兵马俑坑的发掘典礼。典礼的会场设在二号坑遗址大 厅前厅内。会场内摆满了鲜花，解放军的乐队前来助兴。典礼由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王文清主 持。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副省长姜信真、西安市市长崔林涛，以及 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三百四十余人参加了典礼仪式。国家文物局当场向考古队颁发了考古 发掘执照。省长白清才及考古专家徐苹芳、石兴邦剪彩。然后由我带领五十余名考古队员开 始了对二号俑坑的正式发掘。
中国和世界各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考古工地开始新的发掘。但当场颁发考古发掘执 照，举行隆重的发掘典礼的事例，却十分罕见。参加典礼者有许多大专家，高级领导，以及 国内外的众多新闻记者。典礼后，国内外的一些新闻媒体立即播发了典礼的盛况。这反映了 国内外对二号俑坑发掘工作的重视，和对二号坑发掘成果的期待。考古队的所有人员无不“ 受宠若惊”，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世上的事物总有两面性， 如果在一个山沟里发掘小墓，就不会举行这样隆重的发掘典礼，考古队员的思想会轻松些。 自二号坑发掘典礼举行后，多年来在工作中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处处时时小 心谨慎，惟恐出现差错，稍微不慎出点问题，就世人皆知。这对每个考古队员都是无形的鞭 策与激励。
1994年10月14日，二号兵马俑坑考古发掘现场正式对外开放。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 员李铁映，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白清才、副省长姜信真，西 安市委书记程安东、市长崔林涛等各级领导，以及许多专家、学者参加了开放典礼。李铁映 、张勃兴、白清才剪彩，姜信真主持了典礼仪式，袁仲一介绍了二号俑坑的发掘概况。当时 三千多国内外人士第一批参观了二号坑发掘现场。自此后每天都有五六千人，有时达一二万 人前来参观。考古队员在考古现场是怎样工作的，亦成为观众注目的焦点。
众目睽睽下的发掘
二号坑的发掘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质量，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 工作制度和工作细则。如二号坑发掘方案说明、发掘工作细则、资料工作细则、绘图工作规 范、文物保护方案、工地管理和安全工作制度等。人手一册，要求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强 调发掘与研究相结合，注意观察研究各种遗迹、遗物的保存现状、相互关系。极力搜寻古遗 址中存留的古文化信息，包括自然现象和人为现象，物质的及非物质的(由迹象探讨行为人的 思维活动)。文物保护人员与发掘人员同在考古发掘现场，对发现的遗迹、遗物及时采取科学 的保护措施。强调提高发掘、保护、资料搜集、管理等方面的科技含量。为此购置了传送带 运土机、筛土的过筛机、数码照相机、录像机、编辑机，以及多台计算机多媒体管理系统等 。为了加强考古队的专业技术力量，还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请来魏京武、陈国英等一生从事 田野发掘工作的老专家担任顾问，长年在工地对青年同志进行技术指导。总之，所能采用的 办法和所能想到的好措施，我们都尽可能地做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二号兵马俑坑的 发掘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把其蕴含的古文化的奥秘都能清晰地揭示出来。
1994年8月，二号俑坑的发掘工作进行中，在T19方的王玉清突然跌倒，他挣扎着爬起来 ，又跌倒在坑边上，再也无力爬起。发掘队员见状立即把他抬离考古现场，用车送往附近的 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抢救，经诊断为脑血栓。从此瘫痪在床，直至今日仍卧床不起，说话语言 不清。
王玉清是解放前夕的大学生，1949年到延安参加工作，不久到延安革命纪念馆从事革命 文物的征集。1954年到北京大学第四届考古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到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做田野考古工作。1974年8月底，他正在陕西省礼泉县发掘唐郑仁泰墓。因兵马俑坑考古工地 急需用人，被调来秦俑工地，直至病倒在发掘现场。
几十年来，王玉清一直从事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来秦俑工地前，经他亲手发掘的墓葬 上百座，调查发现的古遗迹数十处。到秦俑工地后又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工地上。他工 作勤奋、认真、细致。每天的发掘日记要亲自动笔写，一切出土迹象都做仔细地观察，反复 思考，做出客观的分析判断。他用力最勤的是陶俑、陶马制作工艺，武士俑的面容及发型、 发式的研究，做了大量的观察记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高水平的文章，为兵马俑的 发现、发掘、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玉清同志是陕西省富平县人，几十年来除春节回家乡短暂逗留外，其余均在考古工地 。他呼吸惯了田野里清新的空气，他热爱工地出土的遗迹、遗物，对工地的一切都充满深厚 的感情。他病倒了，小儿子接他回家去住，大儿子接他到西安去住。他感到那里的环境很陌 生，不习惯。坚持要住在秦俑考古队的一间平房内，也就是他多年住的老地方。无奈，他的 夫人只好跟随来考古工地服侍着他。晚上坐在轮椅上由老伴推着到俑坑附近转一圈，心里觉 得舒畅。他说：等我死后，你们再把我运回家乡。这种酷爱考古工地的精神，使人无限感动 。
发掘工作中，有些遗迹的发现和清理相对比较容易；有些则非常困难，清理时要十分仔 细。例如，在清理俑坑西北角二层台时，先用尖头铲把土层轻轻刮，看土色没有任何变化， 再改用铁钎测试土的硬度，发现长方形的一小片土质略软、深度较浅，初步分析下面可能有 一文化遗痕。经用平头铁钎把软土清除，发现是赤足留下的足印，足趾、足掌清晰。这对研 究修坑工人的情况及推断秦人的身高，都是珍贵的资料。
鞋印：在俑坑的西南角第一门道下口，有一雨水冲刷的小坑。说明此处曾经进水，当时 土层必然松软，容易留下修坑工人的一些印痕。经轻轻地剔剥，在小坑的下方发现一穿鞋工 人留下的鞋印，印痕较深。
车轮印迹：在清理二号坑东西两侧的一些斜坡形门道中，接近底部时先留下一厘米左右 厚的土层。然后改用平头铲，上下垂直方向轻轻剔剥泥土。用力不宜过重，重则伤原路面。 用力大小及剔剥的深度，凭手感土质的软硬来控制。结果一条条的车轮轧的车辙印痕清晰地 揭示出来。车为双轮，轨距为1.1米。在二号坑西北角的一门道上，发现几条车轮辗轧痕，找 不到左右对应的车辙印迹，为独轮车的印迹。其中有一条印痕，像是独轮车从门道的上口推 到下口时，轮子掉进一小坑内，又从坑内向后把轮拉出，然后转弯避过小坑，从坑边而过。 这绝非双轮车的车辙，只有独轮车才能如此灵活地进退和折转。这一迹象说明秦代已有了独 轮车，此为考古史上首次发现。
其他还有许多重要的迹象，如修坑时留下的各种各样的工具痕、雨水的冲刷痕、工人的 烤火遗迹，以及俑坑土木结构的建筑遗迹、兵器遗迹、车迹等等。成千上万的古文化遗痕都 是经过考古人员的精雕细刻、手脑并用而揭示出来的。每一个遗迹、遗物的出土，都凝聚着 考古队员的汗水。
二号兵马俑坑的正式发掘开始后的三年，环境是相当艰苦的。潮湿、闷热、霉菌、噪音 都达到很高的指数。坑下的湿度在85度以上，刚发掘部分则在90度以上。二号俑坑的遗址大 厅是封闭式的建筑结构，密不透风，又闷又热的酷暑季节，发掘人员均汗流浃背。坑内潮湿 、高温，棚木的腐朽遗迹又是霉菌的良好温床，因而霉菌生长迅速，覆盖面大。每次杀菌用 化学药水都在一吨以上，这就造成空气中含有药剂的异味。后来对大厅四周的封闭窗进行改 造，变成可开关的推拉窗，厅内空气得以流通，环境稍有改善。
考古队员长期在这种不良的环境中工作，许多人得了关节炎。尤其是1994年夏季，很多 队员得了一种叫不出名字的皮肤病。我也未能幸免，在双臂内侧、腿的股部内侧开始局部皮 肤发红，继而出现一片片米粒状的脓泡，许多脓泡连成片形成溃疡面。溃烂处流出的水漫延 到周围的皮肤，又发生新的溃烂。其痒难忍，用手不断地抓挠，又会形成新的感染。这种病 算不上大病，但给队员带来不少苦恼。为治疗这种无名的皮肤病，我先后试擦了各种药膏。 最后还是金霉素软膏疗效显著，涂擦后一两天就结痂，渐渐痊愈。随着遗址大厅内通风条件 的改善，发掘现场的湿度相对降低，霉菌孳生得到控制，此后再没有听说有人得这种病。
二号兵马俑坑的发掘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和赞扬。国务委员李铁映两次来到工地，对 工作表示满意，并在一考古队员的发掘日记上写了“无名英雄”四字。国家文物局领导及专 家组，一些著名的考古专家如宿白、俞伟超、黄景略、张忠培、徐苹芳、任式楠、胡继高等 ，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二号俑坑的发掘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田野考古一等奖。
清理彩绘俑
秦始皇兵马俑坑内的陶俑、陶马原来全部绘彩。由于山洪爆发，俑坑经大水浸泡，秦末 又经项羽大火的焚烧，陶俑、陶马身上的颜色基本上均已脱落，仅存少量的残迹，使人难以 了解秦俑原来绚丽多姿的风采。
二号俑坑是局部被火焚烧，大部分系木质结构腐朽自然塌陷，俑身上的颜色可能保存较 好些。因此发掘二号坑时，我们期盼着能挖出件颜色完整的陶俑。后来果然在二号坑的东北 角，出土了6件颜色基本完整的跪射俑。这是盼望了二十多年的新收获，令人振奋。
秦俑的彩绘，是先在俑身上涂一层生漆作底，在底上再绘彩。由于彩绘俑在地下已埋藏 了两千多年，受地下各种因素的长期影响，彩绘涂层中的一些成分已经老化或流失，有的变 成粉状：生漆层则全部老化，失去了与俑体表面的黏附力，形成了两张皮。这给清理和保护 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秦俑为国家的一级文物，而彩俑则是国宝级文物，无异一箩珍珠中的耀眼明珠。为了清 理和保护好这几颗明珠，考古队员绞尽脑汁，反复商讨清理和保护的实施方案，并在实践中 不断地探索，总结，找出最佳的措施。
首先对陶俑上覆盖土的成分做了分析。土中含有石英、方解石、钠长石，微斜长石、伊 利石、褐铁矿等易溶于水的盐物质。在土层坚硬质密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表面喷水，使盐物 质溶于水，土壤变得湿润、松散，以利于土层的剥离。根据这一分析结果，我们将土层清至 距彩俑10—15厘米时，开始对土层表面喷水，每平方米每次喷水量控制在87.5毫升(ml)，每 次间隔二三十分钟，共喷三次。清理到距彩俑1—2厘米时，喷雾状水。待土壤湿润、松散再 清理。喷水不宜过多，过多则生漆层吸水后起泡、脱落。
彩俑细部清理时用的工具为签子或手术小刀、镊子、棉球等。使用工具时用力的角度一 般不大于60度，越接近彩绘层用力角度越小。先把土壤扎成松散状，再轻轻地一点点地把土 清除。
根据彩绘颜色不同层次、不同色素，采用不同的清理方法。对单层彩绘的清理，要针对 不同的颜色采用不同的方法。红色朱砂颜料涂绘的连甲带、发带，颜色附着力较强，清理较 容易。天蓝和粉绿两色涂绘的部位，颜色的附着力很小，要特别注意。先用签刃轻轻在彩绘 层上的表面土上斜扎，使土松散，但不能触及彩绘层，再用签柄轻轻滚压，使土黏附在签柄 上，把土清除。最后只剩下一层极薄的土，几乎与彩绘层混凝一起。这时要喷少量水，用手 术刀轻刮，再用小皮囊把土吹掉。或用镊子挟小棉球清洗，土黏在棉球上，从而把土清除。
双层彩绘的清理难度较大，因为两层颜色之间，以及颜色与生漆底层之间已经相互分离 。因此清理与保护要同步进行。利用针管将加固剂轻轻注入各层之间的细小缝隙中，增加各 层之间的黏接力，以防脱落。
彩俑埋在地下的环境不完全相同，有的受地下水的浸泡较甚，有的被淤泥包裹，有的俑 上下及四周的土层含砂量较大。这三种情况下的彩绘层，清理和保护的难度更大，更要细心 谨慎。
清理彩俑时，保护人员必须在场，因为俑身上的生漆底层暴露后变化很快。经测试：放 在正常的室温下，过一分钟则漆层开始起翘、龟裂，五至六分钟则卷曲脱落。因此，揭示一 小片后就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首先涂防起皱剂，以防漆层的龟裂、起翘，接着涂加固剂使 生漆层黏附于陶俑体的表面。待生漆层固着于俑体上后，再在生漆层与颜料层之间注加固剂 ，使两层黏附一起。有些生漆和颜料层出土时已脱落，要想办法把其反贴复原到俑体的表面 。
清理一件彩色跪射俑，一般要八九个月至一年的时间，方可把土层剥离。清理工作结束 后，还有陶俑的修复、保护问题，以求彩色永远保存下去，不但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而且 要使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秦俑考古队的队员经常谈论的一句话：彩俑的颜色一定不能有任 何损失，否则将是无法弥补、无法向后人交待的罪过。这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促使大家 动脑筋、想办法。发掘清理和保护是项复杂的科学工程。每一环节、每一动作都不能马虎， 掺不了假。否则，立即就会遭到报应(指涂层剥落)，良心受到谴责。俑坑内比较潮湿，夏天 空气闷热，挥汗如雨，没有坐在办公室内空调机的冷风吹着那样舒服、畅快。秦俑考古队队 员间流传这样几句自编的顺口溜：“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考古队员离不开工地。”他 们与俑坑结下了不解之缘。
秦俑的彩绘颜色有红、绿、蓝、黄、紫、黑、白、赭等。每一种颜色中又有深浅、浓淡 等不同色阶，形成丰富的色谱。颜色多为矿物质。红色除朱砂这种自然矿物质颜料外，另有 铅丹(Pb3O4)和铅白[2PbCO3.Pb(0H)2]，是用化学方法制造的。紫色硅酸铜钡(BaCusi2O6)是 化合物，在秦俑彩绘中使用较普遍。此物质在自然界中尚未发现，当时是如何合成的，有待 进一步探讨。
秦俑着色的特征：一是色调明快，上下衣多红、绿、蓝、紫等色；二是运用强烈的对比 色；三是在塑与绘的关系上注意到二者互补、配合后的效果。彩色脱落后的秦俑具有一种纯 朴、浑厚的韵味，是内敛、内聚的力量美。彩绘俑给人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感受，彩绘俑的 出土，使人们可以较全面地了解秦俑彩绘的方法，彩绘后的艺术效果，秦俑的服饰颜色等许 多重要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巨型棚木模型的制作
1996年底，二号俑坑上层的表土已清除，坑顶的棚木遗迹已被揭示出来，面积达3000多 平方米。棚木，即搭盖在兵马俑坑顶部的木料，一根挨一根密集地排列。棚木多数为圆木， 个别为方木，直径30—65厘米，长4—8米，个别的长12米。棚木多数为松柏本，个别的为榆 木。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的棚木和立柱等所用木材，粗略计算总共约8000余立方米。《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修建宫殿和陵园所用的木材来自四川、湖北等地。其工程 量之巨大令人震惊。二号俑坑坑顶棚木虽已腐朽泥化，由于每根棚木的表层包裹一层厚1—3 厘米的青膏泥硬壳，原形未变，棚木一根挨一根密集排列，搭接关系清晰。由于两千多年来 地下环境的变化，棚木高低跌宕起伏，像一幅壮丽的画面。俑坑周围的门道、门道和长廊内 的车辙、工具遗痕、工人烤火的遗迹，俑坑的盗洞、古井、古墓，修建俑坑工人的足印、鞋 印，以及原试掘方已出土的陶俑、陶马、车迹等大量的遗迹、遗物均已清晰地揭出，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上述遗迹、遗物的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米。这种宏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令 人惊叹不已。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棚木遗迹下埋藏着大量的陶俑、陶马以及各种各样珍贵的遗迹、遗物。根据考古发掘规 程，要逐层向下发掘，棚木遗迹除保留一部分外，大部分要挖掉，不然下面的遗迹、遗物则 无法清理。如何把俑坑上层已揭示的遗迹资料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了必须妥善解决的首要 问题。
考古队经反复商讨，并获得二号坑发掘专家组和国家文物局的认可，决定：棚木遗迹挖 掉三分之二，保留三分之一。另外采用绘图、照相、录像及制作模型等多种方法，把原始资 料保存下来。尤其是模型可以直观地永久地保存棚木及各种遗迹的原始风貌，具有其他手段 不能替代的良好效果。
为了搞好二号坑棚木层大比例模型的制作工程，组建了课题组，由袁仲一、王继宁、张 仲立、刘占成、魏京武、张天柱、赵震等人组成。王继宁系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专业 理论和造型能力强，又有敬业奉献精神，由他负责课题的实施。还从考古队中选拔焦文轩、 牛学章、王小朋、张向平、刘占礼、任春牛等技术工人，协助模型制作。并请西安美院雕塑 专家张淑瀛先生做顾问。
此项工程，1995年开始筹划，1996年初动工，1998年完成。模型制作的比例为原物的十 五分之一，东西长9.6米，南北宽7.4米，面积71.04平方米。如实地记录了二号坑地下建筑结 构形式，棚木火烧情况、塌陷情况、地层情况，二千二百多年来人们有意无意的破坏情况。 以及一些特殊的迹象，如炭迹、席纹、木结构的榫卯关系、车辙、足印、鞋印、工具留下的 印痕、盗洞、扰坑、墓葬等，都如实地再现于模型上。它是实物缩小比例后的翻版。经陕西 省测绘局的专家对照二号坑遗址进行实测检验，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三。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召 开的专家鉴定会，认为二号坑棚木模型如实地记录了俑坑上层的一切遗迹、遗物，造型准确 ，形象逼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考古模型，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了考古队员三年多的心血和汗水。在模型制作前，王 继宁带领课题组的人员，首先就制作模型所用材质、仪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如对泥型用 土的调研，他们风尘仆仆地跑到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找来白色陶土，从临潼斜口镇找来红色 胶泥土、秦俑坑附近的黑垆土等样品，送到西北化工研究院，对土质的性能、成分结构、颗 粒组成、含水量、干密度、液限、塑性指数、缩限、缩性指数等，进行测试分析。以求得泥 土在塑性指数范围内的含水量、收缩比等数据，最后选定红色胶泥土作为泥型制作的材料。
测量工程，是一项将精确数字转换为实物载体的严谨的科学工作，量大，要求精度高， 并要自始至终伴随着工作进行。在二号俑坑范围内，设立了一米见方的控制测量网，建立遗 迹测点一万多个。王继宁等课题组的人员及一批技工，不知有多少个午休时间、多少个星期 天、节假日甚至夜晚，都在做测量工作。并要把每一个测点都要对应地投放在制作的模型上 。光测绘草图就画了千余张。经过从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测量，二号坑的每一个考古遗 迹，包括它的平面位置，立体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高差等等，都如实地反映在制作模型上 。
二号俑坑面积大、遗迹复杂。模型既要保证遗迹精确尺寸的资料真实性，又要体现视觉 效果的艺术性。在制作泥型时，采用了分块制作，然后拼装组合的办法。泥型计分23块，每 块一般为75×150厘米。把预制的平板木箱放在架子车上。在遗迹现场，根据测量的数据及对 照实物形象进行制作，以保证其绝对忠于实物，酷似实物，与实物具有同等的学术价值。分 块制作完后则分别安放在泥型垫板相应的位置上。用方格网控制法，使模型块直角坐标系与 控制网上标出的该泥型直角坐标系完全重台。如此依次逐块拼接。拼接完成后，在模型上任 意选出20个点做抽样检查，测得的结果与俑坑基本相符，误差在千分之三以内，符合考古模 型制作标准。
模型大，工作期限长，为防止泥型干裂或收缩变形，课题组指定专人每天日夜定时洒水 保养，并用湿布蒙盖和搭盖塑料布棚。还要注意通风及控制温、湿度。从而使泥型得到妥善 保护，经两年余不裂缝、不变形。在泥型模上再翻制石膏模、玻璃钢模，其工程量亦非常艰 巨、复杂。这里不再赘述。
课题组人员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令我非常感动。尤其是王继宁，在工作 中往往为了一个细小的遗迹反复测量，观察多次。为了表现棚木腐朽后的纹理，他试验了多 种方法，最后选用和棚木相同材质的松木片断头进行刮划，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在遗迹解剖 关系的处理，棚木接头关系的处理，以及各种特殊迹象的处理上，他都独出心裁，做得惟妙 惟肖。
不久，二号俑坑的大型棚木模型，将放在陈列馆内对外公开展出，让世人参观，随着二 号俑坑发掘工作的深入，许多棚木遗迹虽被挖除，但人们通过模型仍可看到遗迹出土的概貌 。在一定意义上它具有文物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高。
二号坑的全景照
二号兵马俑坑的发掘，是在遗址保护大厅内进行的，遗址的面积达6000平方米。1996年 ，当遗址上层的棚木及其他一些重要遗迹、遗物揭示出来后，如何照一张二号坑的全景相， 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大厅的网架结构距遗址面的高度仅7.1米，爬到网架上俯视拍摄，只能 照到极小范围内的遗迹。二号俑坑规模宏伟，是世界罕见的古文化遗存，一定要克服困难， 千方百计想办法拍张全景照。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由考古队专职摄影的夏居宪及考古 队副队长张颖岚、队员朱思红、张卫星等人组成。
开始他们采用人工拼图法。爬到大厅网架的横梁上进行俯视定点拍摄，把获得的众多照 片对照图纸进行剪裁、拼接。由于许多照片拍摄的光线、角度不易统一，拼接起来误差较大 ，色调也不协调，资料的科学性、实用性、可靠性都达不到要求。前后费时半年，一次又一 次地实验，结果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这时大家有些灰心丧气。夏居宪对我说：“你交给我们的这项任务难度太大，一次次地 试验都失败了，看来我们无法完成。”对他们不畏艰险、不怕吃苦的工作精神，我由衷地敬 佩和感激。他们在直径仅一二十厘米粗的网架的钢管上，打着灯光、拿着相机工作是非常危 险的。为了防止从高空跌下，腰间要系根安全绳。后来请建筑工人为其搭高空工作台，但因 拍摄点要不断移动，此法亦不适用。对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其拍摄之艰难我也十分清楚。但 二号俑坑棚木遗迹的全景照不能没有。我对夏居宪说：“不照张二号坑的全景照，就不允许 再发掘。等这张照片完成后，考古队再继续往下发掘。”
事后夏居宪对课题组的人员说：“袁馆长的话，使我们已无退路。是把我们逼上梁山。 ”他们经过反复商讨，提出了两条新思路：一是改变拍摄方法，二是用计算机多媒体系统拼 图。
新的拍摄方法；在二号坑遗址的上空布置纵横坐标系的方格形拍摄控制网。把相机悬吊 在控制网的纵横坐标点上，镜头垂直对着拍摄对象，人在下部用遥控器发指令拍摄。实践证 明这种拍摄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使全俑坑需要拍摄的一千多张照片的拍摄角度一致，光线、 色调基本相似，减少人手握持相机不稳造成的误差，同时减轻了劳动的强度，避免高空作业 容易带来的危险。但是纵横坐标网的布控和拍摄点的设置，先要经过精确计算，并在试拍检 验效果后设定，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各拍摄点的布光要大体相似，个别光线暗的地方要给 予辅助光。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的清晰度和色调，才能保证众多相片拼接后在视觉上谐和一 致。
利用计算机拼图，在全国考古界是件新鲜事，大家都没做过，无可借鉴成功经验。尤其 是课题组的同志，对计算机多媒体系统的运用多是门外汉。夏居宪在一年前为了帮助上初中 的儿子学习，曾私人购买了一台档次不高的计算机。偶尔自己也上机拨弄几下，但也是一知 半解。如果把上千张照片送出去请计算机专家代为拼接，但他们对二号坑考古现场不清楚， 对遗迹，遗物不认识。同时拼接工程量大、情况复杂，尤其是对色调的深浅、浓淡的调整无 法进行。请别人代为拼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也没有人愿接这样的任务。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自己干这条路可走。夏居宪从此开始了学习和探索用计算机 拼图的艰苦跋涉。他用自家的一台功能不齐全的计算机，进行学习、摸索。整天坐在计算机 上操作，经常通宵不睡觉，好像着了迷。他妻子便常对邻人说：“小夏精神有点不正常，计 算机好像是他老婆，整天、整夜地陪着它，别的事都不管。”
开始拼接时难度较大，一次次地失败，他没有灰心，而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每有新 的进展，就兴高采烈地把考古队的同志请去共同欣赏和提出改进的意见。自己原有的一台计 算机的功能不能满足需要，他又拿出家中多年积蓄下来的钱增置新的设备。这样还不行，经 领导批准，才用公款购买一台功能较好的计算机及其附件。他整天呆在办公室内守住机子， 不停地钻研，不断地操作，把二号俑坑遗址东北角38×26.6米的一块，用二三百张照片拼接 成为一体。考古队人员仔细检视，看不到拼接的痕迹，找不到与遗迹不符的误差，清晰度和 色调都比较理想。
初战告捷，更增加了课题组的信心。夏居宪再接再厉，又经过年余，终于把约六千平方 米的二号坑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用一千多张照片拼接成为一张完整的照片。拼接得天衣无 缝，色调谐和，各种遗迹的细小纹理都清晰可辨。千余张照片合起来是二号坑遗址的全景照 ，拆开又是千余张遗址的局部照。从整张遗址照中又可根据需要挑选任何一个遗迹、遗物加 以放大，成为个体遗迹、遗物的特写照片。其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均比较理想。这项工 作经历近三年才完成。
秦兵马俑/袁仲一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