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范教员”密访波罗堡

李凤权

　　选派范明去波罗与胡景铎商谈起义问题，显然是西北局领导者们经过精心研究之后决定的。
　　范明，原名郝克勇，字若庸，陕西临潼人。1932年在国立东北大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受党组织派遣，在原属杨虎城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的第三十八军任中共工委委员、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三十八军教导队队长、直属搜索连连长。抗日战争结束后，范明回到边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处长，主管西北白区各地的地下联络点。现在西北局决定派他去横山波罗堡，与胡景铎商讨组织横山起义的具体计划。
　　所以派范明代替师源负责此项工作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缘故：一方面是因为师源两次去过波罗，后一次是以八路军参谋的公开身份去的，波罗有很多人都认识了他，如果在国共两党已经完全决裂的情况下，再由他去执行如此机密的任务当然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因为范明具有长期在国民党杂牌军中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而又直接参加了西北局关于横山起义的策划，对党的策略方针和有关起义的方案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使他具备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此外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缘故：范明的伯父郝隆光曾经是胡景翼的部下，在著名的“十大连”任少校连长。这层世交之谊不但使范明与胡景铎打交道的时候亲切一些，易于取信，而且使他在真实身份一旦暴露的情况下，还可以在邓宝珊和胡老五那里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邓宝珊与郝隆光在陕西“逐陆讨袁”护国战争中也有过深厚的同事之谊。
　　西北局扩大会议之后，习仲勋找范明进行了多次谈话，向范明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榆横方面的很多情况，讲了去波罗活动的方式方法，然后指示他先到绥德熟悉情况，待命出发。在范明即将出发的时候，习仲勋又在一条白绫子上写了一封密信，要范明暗藏身上，当面交与胡景铎。
　　6月下旬，范明到绥德，先向地委领导同志传达了西北局关于开展北线工作的决定和计划。他在地委书记白治民、专员杨和亭、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刘文蔚、统战部副部长师源等人的协助下，对榆林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在和师源的交谈中，他特别详细地了解了胡景铎的思想状况、政治态度、家庭和社会关系，以至个人的生活爱好等各方面情况，为波罗之行做了认真的准备。
　　在此期间，习仲勋作为陕甘宁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与军区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等军事领导干部举行会议，按照花石砭会议的精神，讨论了北线战役的部署问题，决定成立北线作战指挥部，由王世泰、张仲良负责，具体策划北线战役的作战方案，指挥战前的准备工作。
　　8月下旬，习仲勋向毛泽东主席呈递了一份有关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9月2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仲勋同志：
　　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毛泽东
　　九月二日①
　　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后，习仲勋立即到绥德检查战前的准备工作，并指示范明前往波罗，与胡景铎商谈起义的具体计划。师源即刻派交通员牛锦华通过秘密渠道把范明的行程通知石湾许秀歧。
　　阴历八月十五。在这个中国民间传统的节日，范明身着一套藏青色中山装，打扮成中学教员的模样，在师源陪同下，告别了绥德地委领导同志，向波罗出发。他们徒步跋涉，经过子洲县境，再向西，来到边区与敌占区交界的地方。这里是他们必须分手的地方。在一株大槐树下，师源握着范明的手说：“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范明从地上捡起一块土块，猛掷过去，坚定地回答说：“不辱使命，一定要完成任务！”他们又一次握手告别。
　　范明只身进入石湾地区。他按着师源提供的路线图，在茂密的草木中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一直来到石湾镇的东门口。他站在城外一座桥头望去，只见城门口有两个卫兵荷枪站岗，紧紧盯视着他这个身材高大年过“而立”的陌生来客。范明知道这里的官兵大都来自关中地区，便以关中口音呼叫：“乡党，我是富平立诚中学教员，要见你们的连长许秀歧，请你给咱通报一下。”
　　也许是看在“乡党”的份上，卫兵未加任何盘问，扭身进城去报告。许秀歧自然明白，听说是立诚中学的人，当即出城迎接。他与范明并不相识，但却装得如同故友相逢一般，手拉着手进城，到了中队部的密室。不等许秀歧开口询问，范明就向他说明来意：“我是立诚中学教员，要去波罗镇会见胡景铎副指挥官。”许秀歧心中有数，并不多问，只是热情地为他安排食宿，让他在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指派班长张玉斌送他去波罗。
　　范明来到波罗指挥部大门前，经张玉斌交代以后，便由指挥部卫兵领到参谋部。第一个和他见面的是参谋姚绍文。范明仍然没有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立诚教员，是胡老太太(胡景铎母亲)要他来见胡景铎的。姚绍文并不多问就报告给胡景铎。胡景铎已知来者是谁，但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为了慎重，并不立刻与范明见面，只是淡淡地吩咐秘书张怡祖前去接待这位立诚中学的教员。张怡祖见到来客时不禁心中生疑，他在立诚上过学，教过书，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范老师，推想此人必有来历。他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来客，请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以便随时照应。
　　过不多时，胡景铎派警卫员肖景寿抱着他那不满周岁的儿子前来探询，范明这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伸手接过孩子，抱在怀中，叫着“五旦”(胡希捷的小名)的名字，并以伯伯身份塞给200元法币，以示亲切和知已之意。胡景铎听了肖景寿的报告，确信来客正是习仲勋派来的人，便立即吩咐妻子张颖玲以接待亲友的姿态出面，把范明请到家中。
　　范明从衣服夹缝里取出习仲勋的亲笔信，把它交给胡景铎。他们一见如故，谈话很快转入正题。
　　范明向胡景铎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基本方针，西北局关于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基本方案。胡景铎侧耳倾听，不断点头，表示他完全同意。当范明讲到蒋介石在军事上暂居优势，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些困难的时候，胡景铎说话了：“这种情况我清楚，我们就是要在党和革命尚有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决不做蒋介石的一杯黄土。如果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参加革命或是在自己不得意的时候才起义，那还有什么光彩?”
　　胡景铎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种思想准备是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经过长期观察体验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本质认识的结果，是以相当高的自觉性为基础的，因而是坚定的、牢靠的思想准备。同时不能排除，他的这种思想准备也是他一贯具有的那种认定方向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性格的反映，是他那疾恶如仇、从善如流的作风的集中表现。范明对他的这种性格和态度非常地赞赏和敬佩。②
　　胡景铎的夫人用她亲手烹调的晚餐，热情地款待了这位素不相识但却毫无生疏之感的远道来客。这位年轻主妇曾在她的故乡耀县县城受过中学教育，性格开朗，作风朴实，待人热情诚恳，落落大方；她毫无保留地支持丈夫的非同寻常的抉择，虽然她对于这种抉择的具体内容还不十分清楚。
　　第三天，胡景铎邀请范明到波罗镇的南城门楼上，静悄悄地进行密谈。胡景铎知道自己坐镇的这个小小的波罗堡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的特务、那些听命于榆林总部的干将，都在眼睁睁地盯着他，特别是从举办军干集训班以来，他们盯得更紧，并且放出种种流言，只是他们还没有抓到胡景铎“通共”的真凭实据，才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与共产党的代表进行会谈，而且会谈内容直接关系到他身家性命和全军安危的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不能不有所戒备，提高警惕，排除干扰，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纰漏。
　　胡景铎向范明明确表示完全同意西北局的指示和三种方案，并详细介绍了陕北保安团队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起义的所有问题，基本上形成了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他们商定：10月10日为起义发动日期；波罗、石湾、高镇、横山县城同时行动，解放军分头接应；确定了各地起义的领导者和起义部队的干部任职名单；对所有反动分子加强戒备，在起义时采取强制隔离或管押措施，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他们还商定：接受西北局为起义部队确定的番号——“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这个番号表示起义部队将继承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传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起义的口号是“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最后，他们就起义后的“通电”内容交换了原则性的意见，又确定了双方联络的具体办法。
　　范明认为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西北局交给他的任务。第四天，他向胡景铎夫妇告别，踏上归程。为了保证范明的安全，也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胡景铎派人把范明护送到接近边区的武镇。范明满怀愉悦之情，加紧脚步赶到米脂县城。他先到中共米脂县委给习仲勋发了电报，说他已经完成任务，胜利地回到边区。习仲勋立即回电，要他直接到延安详细汇报。
　　9月中旬，范明到延安，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秘书长张德生作了详细汇报。习书记对他的波罗之行非常满意。次日，习仲勋和范明一同到枣园，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和他们拟议的方案和计划。毛主席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批准了他们拟定的方案和计划。同时又要求联防司令部标绘一份榆横地区敌军布防图，并注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分布情况。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张涛与范明进行了仔细的核对，把标图呈送毛主席。毛主席审阅以后，指示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联司司令员王世泰：“这个起义可以搞了。”他要求联司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当时联司可以调动的兵力只有七个团)于北线，做好起义的接应。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273页。
　　② 参见范明，《党是横山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载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第12页。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