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防止国民党渗透、腐蚀

李鸿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与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坚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防止国民党渗透、腐蚀
　　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中华民族神圣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被迫抗战并相继进行了平津、南京、忻口、淞沪等战役，抗击了日军的进攻，但由于执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忻口、淞沪会战以后，战局急转直下。1937年12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为日军攻陷。这表明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竖持一党专政，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的片面抗战路线是行不通的。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指出：“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①同年1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②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38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民党就丢掉了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和大半个中国，不得不偏居西南、西北一隅。国民党抗战初期的失利，使人民由希望转为失望，并进一步产生了怀疑与不满。
　　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相反，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利益，主张全面抗战的路线。为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战，党提出了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依靠全民力量战胜日军的侵略。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37年9月，八路军相继发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战斗并取得重大胜利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迅速在全国传播。形势和民心的这一变化，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
　　但是，共产党当时的状况与人民群众要求党担负的领导责任是不相适应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左”倾错误曾使党的力量遭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组织虽有一定的恢复，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许多重要地区尚无党的组织，即使有党的组织，其活动地域也非常狭小。一些党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形势的转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党的组织和党内的状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必须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历史赋予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正是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动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中共策略的变化，使反对腐蚀、渗透的斗争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后，统一战线内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呈现出的新特点。
　　抗战初期，国民党被迫进行了一些政策转变。这些转变包括承认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纸、设办事处、释放一部分政治犯和修改专门用来镇压共产党人的法令等。但是即使在这时，反共反人民依然是国民党的基本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后，国民党以“统一”为名，妄图控制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倡导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尽歪曲和污蔑之能事。把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的政策说成是向政府“输诚”，广泛宣传“共产党投降”。表面上，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在内部文件中仍说共产党是“奸党”、“异党”，根本不愿意以平等地位对待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有88名代表，给共产党的代表名额仅有7名，并且放在文化经济团体之内，根本无视共产党的力量和应有的地位。在组织上，对共产党实行限制和削弱政策。1937年7月，国民党举办的庐山训练班提出了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同时把八路军作战的区域和范围划分在异常艰苦、迂回范围较小的冀察地区，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思想上，对共产党干部实行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企图从根本上动摇、腐蚀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斗志。这些动向表明，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策略已发生了变化。
　　在民族矛盾尖锐和阶级关系变动的历史关头，党内一部分同志并未意识到国民党策略的变化。他们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某些转变所迷惑，对国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1937年7月间，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在改编期间，闽粤边区游击队负责人何鸣，按照当地国民党当局要求，率部队在指定地点集中后，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
　　在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议会主义倾向。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在八路军的某些部队中出现了新军阀主义倾向。表现为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一次，毛泽东接见我军从前方来的一位旅长。那位旅长递上了上写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问他作战情况和共产党员的牺牲数字，他回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说：“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你连他们牺牲多少都不知道，却在名片上印上自己的少将头衔。少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要学国民党那一套用官牌子吓人的作风。”
　　在一部分党员中出现了贪图享乐，不愿意继续过艰苦斗争生活的情绪。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贪污浪费现象。
　　党内右倾思想的出现，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战争的同时，必须反对国民党的渗透与腐蚀，学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斗争。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民党“和平”斗争的实质。他指出：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他说：“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③他认为，反对国民党在思想政治上的进攻，克服党内的右倾思想，要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右倾思想的出现与抗日战争初期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等状况有关。这实际上已把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与克服党内右倾思想与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他认为，必须从总结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入手，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就是通过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使国民党的渗透、腐蚀与溶解策略无法得逞。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虽然也有武装的进攻，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主要是采取“和平”斗争的策略。党的建设就不能不紧密联系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这些特点。因此，延安整风是与国民党进行“和平”斗争，防止国民党渗透、腐蚀，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需要。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