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总结历史经验

李鸿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与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40年代初，已有20年的历史。在这中间，党领导全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取得过伟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中国共产党在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多次发生过“左”的和右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其中，尤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和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但是，由于当时处于战局不稳，形势变化较大的历史环境，不能够对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思想上加以清算，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这些错误思想在全党仍有恶劣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更大。全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缺乏认识，对王明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认识不够。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等问题上存在很多胡涂观念。甚至以为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就可以成为理论家。这些错误认识在王明于1937年11月回国以后更加严重并构成了实际危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统一战线的错误指示得到贯彻执行。
　　抗日战争期间，斯大林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共产党的力量。从避免苏联自身两面作战的战略需要出发，把蒋介石与国民党视作在东方阻止日本侵略苏联的重要力量。因此不仅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而且在中国要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斯大林在接见担负军事任务使华的崔可夫时曾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他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打败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④这段话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石。从苏联的这种政策需要出发，共产国际曾担心中共中央能否贯彻执行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新政策。1938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说：“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队伍，就是党内，工人成分也很少。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是这些人，却要实行另一种新政策。”“如果我们有可能更加仔细地研究中国党的文件，那么就可以再指出一些可能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有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因而需要在这里作出某些纠正。但是我们从这里作出纠正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为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人去援助中共中央。”⑤王明的回国与共产国际加强中共中央领导，执行统战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标榜代表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在回国后，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初短暂的几个月中，在中央会议和报章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言论。
　　为贯彻统一战线中以国民党为主体的错误主张，王明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称颂国民党，美化蒋介石；反对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反对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宣言和文章，并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这表明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它直接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
　　第二，在党内造成了认识分歧和某种思想混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盛行着一种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抗战初期仍有一定影响。由于王明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以钦差大臣自居，曾迷惑了一些高级干部，有些同志受他的影响发表过与他相似的一些意见，这就使得贯彻正确路线变得更加困难。以致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维汉有一次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十分感慨地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⑥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决定撤销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此后，情况虽有改变，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损失。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在酝酿高干整风的前夕，王明于1940年3月19日在延安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三版序言”中，竟然要把这一“左”倾错误的纲领作为新党员学习党的建设和党的历史的教材，吹嘘这本书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当时，也确实有些学校将这本小册子作为教材，在青年学生和新党员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性质也缺乏应有的认识。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时局和政策的指示》，其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为“左”倾路线错误。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过左政策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错误，这种认识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在以后的正式文件《论政策》中，仅说在土地革命后期，执行了过左政策，未提“左”倾路线。
　　第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党内又流行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错误，从思想方法上看是盲目和机械执行国际路线的教条主义错误。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判了王明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但并未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因而在以后王明担任女子大学校长期间，仍然继续宣扬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甚至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他还借口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的“乱联系”，要学生学好理论。公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⑦这就使得教条主义一度在延安，特别是一些学校中流传起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欣赏并赞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以为仅仅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就可以成为理论家，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就可以指导革命。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不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教历史的对本国的过去漆黑一团，言必称希腊；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中央党校五部一个政治常识教员，讲“革命”二字，就讲了三个钟头，学员越听越胡涂，他自己越讲越讲不清楚，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党内的思想倾向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分歧表明：王明“左”右倾教条主义在全党仍有影响，如不及时肃清，将直接影响到对党的现行政策的认识和贯彻执行，使党难于实现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要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就必须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区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明确历史是非，找出错误根源，从理论上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不这样做就不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就不能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确定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因此，整风运动是总结历史经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肃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迫切需要。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