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

李鸿义

　　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大会的有党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人和全体学员共1100余人。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入座。当时，他演讲的题目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第二天，延安《解放日报》发出消息，并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论。2月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到会的有中共中央各部的负责人、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共800余人。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宣布党八股的死刑》的社论。
　　毛泽东在演讲中首先指出，我们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当时党的状况是：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党的作风还有不正的地方。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象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①毛泽东动员大家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他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②
　　在学风学习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所谓学风，不是学校的学风，而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列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立场、观点、方法的。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面向实际，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在革命实践中不断验证和丰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这种态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是党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定而又灵活地按照客观实际办事，制定并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革命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
　　另一种态度，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或称本本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表现形式虽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那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特征的。
　　教条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把马列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奉为教条，生搬硬套，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使一些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充当他们的俘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教条主义者对实际全然一团漆黑，“瞎子摸象”，“闭塞眼睛捉麻雀”，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例如，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中国无疑也必须遵循这一原理。但是，在中国实现武装夺取政权，武装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有根本的分歧。毛泽东不是把十月革命的具体做法搬来，而是分析了中国的特点和现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大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而广大乡村则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显然，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发展。可是王明教条主义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调查不了解，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而诬蔑毛泽东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在他们看来，什么“农村包围城市”，马、恩、列、斯都没有说过，共产国际也不是这样指示的。实际上，王明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全然无知。有人举例说，有次王明作报告，有人问他：“抗日战争几年能胜利?”他把手一伸，回答说：“4年”。又问：“根据什么说4年胜利?”他回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4年嘛!”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教条主义。他们是一伙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甚至连一般常识也很缺乏。在指挥反“围剿”战争中，只凭着一张军事地图，指挥红军作战，乱发命令。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他们瞎指挥，说他们愚蠢到简直不知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他们口头上拥护科学，实际上把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科学变成了神秘的万古不变的宗教信条，完全背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阻碍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因此，不打倒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教条主义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呢?是不是我们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化经呢?我们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尔指出：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读马克思主义，纵令你把马克思主义读一万本一千遍，也还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还是一个“老鼠上秤钩——自己称自己”的理论家。他痛斥教条主义说，你的教条主义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狗屎还不如，我们看，狗屎还可以肥田，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有什么用处呢?他打了个比喻：猪用嘴巴在地里拱坑，碰到石头，知道转弯；教条主义者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道转弯，比猪还蠢。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一些不实事求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经验主义则不同，他们轻视理论，把狭隘的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的真理，忽视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他们把局部的经验到处搬用，也同样有害于革命。在基层工作的工农干部，在10年内战时期处于游击环境，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游击战争，对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是有丰富经验的。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实行了“三三制”，情况发生了变化，斗争的目标也不同了。有的人还按老经验办事，他们还在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不按减租减息的政策办事，不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起群众不满，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总之，他们也是不调查不研究，到处搬用他们的局部经验，也会给革命造成危害，甚至可能当教条主义的俘虏，帮教条主义的忙。
　　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应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有许多是正确的。特别是帮助中共的建立、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等等。但也有些不切合实际的指导。特别是30年代前期，在指导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有错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采取唯书、唯上、唯国际指示的态度，把自己作为“国际路线”的化身，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点不准变动地照搬照办。如对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的问题，共产国际一直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王明则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③结果，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他们对待苏联经验，也是照抄照搬。如苏联在国内采取反对富农的政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也就在中国实行消灭富农经济及过左的经济政策。苏联在192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进行了反右倾斗争，王明不顾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存在较浓厚的“左”倾思潮，也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结果越反越“左”，对党造成了更严重的危害。
　　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除了国内的，还有国际上的，这主要是苏联德波林派④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评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⑤延安整风开始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10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毛泽东这一深刻的判断，对于揭穿党过去和现在主观主义的错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为了彻底揭穿主观主义的伪装，纠正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有种看法，以为理论也者，就是指书本上的话而言，谁背书最多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按照这个看法，王明平时一开口就是马恩列斯怎么说的、共产国际怎么指示的，他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做报告时，有时还有别人为他抱书翻书，俨然是一个最好的理论家。教条主义者把自己称作“理论家”，党内也确有人承认他们是理论家，这说明解决和澄清这些问题，是帮助广大干部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关键所在。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⑥我们所说的理论家，不是光会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书呆子、教条主义者，而是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看法。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最有知识，他们最能旁证博引、海阔天空地讲一套。毛泽东指出，那些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象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⑦他指出，比较完全的知识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学得的书本知识是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还必须自己亲自参加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加以验证。教条主义者就是只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知识的人。这样的人要想充当中国革命的向导，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且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毛泽东还针对在“理论和实际联系”方面存在的胡涂观念，特别强调“有的放矢”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