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问题

李鸿义

　　王实味问题发生在全党普遍整风前期，对于整风运动和以后的审干抢救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实味，原名叔翰，河南潢川人，1906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29年在沪期间与昔日同学、托派分子陈清晨、王文元有过往来。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奔赴延安，始在鲁艺任教，后在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1941年7月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全党普遍整风开始后，王实味写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分别发表在2月的《谷雨》杂志和3月的《解放日报》上，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由于《野百合花》迎合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需要，被利用去大量翻印宣传。这些文章无视党领导下的各级民选政权民主、廉洁、抗日的客观现实，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主流和支流的区别，用夸大事实、热嘲冷讽的语言把抗日民主政权歪曲成充满黑暗专制，打击报复的封建王国，把延安描绘成一幅“肮脏污秽”、“醉生梦死、忘怀斗争”、“缺少同志之爱”的丑恶画面，把个别干部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他从极端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把延安几无差别，甚至连“毛泽东也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衣”，“根本没有个人财富”①这样清贫的物质生活渲染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煽动青年与党的对立情绪。他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为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关系，说艺术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的黑暗”，呼吁艺术家“首先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主张用杂文笔法对待革命和革命者。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宣布院务委员会的决定：院长、秘书长及各主任应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并正好考验他们；为了发扬民意，改进工作，整风检查工作期间可以有墙报，但须有组织进行，共产党员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这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他们主张检委会全部由民选产生，墙报可以匿名。结果在多数同意的情况下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3月23日，为配合整风，取名《矢与的》的墙报正式出版，发刊词片面主张“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彻底民主”、“绝对民主”。少数人利用这一办刊宗旨发表文章，再次挑起争论。王实味在《零感两则》等文中，鼓动人们把眼光“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鼓动青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勇敢地反对“上司”，反对领导人。此外墙报还刊有不少鼓吹极端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把整风的矛头指向所谓的“名流”、“大师”的漫画，有几期甚至悬挂在延安闹市区，观者川流不息。上述事情造成极坏影响，加剧了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一个晚上掌灯观看壁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②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对王实味等人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胡乔木曾两次同王实味谈话并两次致函王实味，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研究院党组织也多次找王实味谈话，做思想工作。王实味的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和驳斥。《解放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开始了对王实味的公开点名批判。
　　5月1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上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进行争论。发言中倾向性的意见认为，王挑拨下级和上级、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关系，其立场和党的立场是相对立的，这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从6月1日起持续召开10次对王实味的批判会，参加者有来自延安70多个机关学校的代表多达千余人。会上人们对王的认识“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③座谈会最后一天，中央研究院的领导明确指出：“王实味的确在我们党内外有意识有计划地散布了一套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是托落茨基主义的”；④“他是个托落茨基分子”⑤；他的言论行动不只有政治目的，而且有组织企图。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并形成决议，认为王实味的根本思想是托派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的活动。在此前后，一些文艺团体相继召开各类会议对王实味进行批判。
　　早在4、5月间，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康生，已经把王实味看作托派分子、特务。7、8月间，康生又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追查成全、王里、潘芳、宗铮与王实味关系的斗争，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与几次往来说成是“托派关系”、“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12月6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中也有如此提法：“小广播”决不是小事，“甚至于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问题(王实味等)。”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说王“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此后，康生下令将王逮捕，王实味被加了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未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处决。
　　王实味问题是整风前夕和中期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立斗争的激烈表现。当时由于缺少经验及抗战时期的复杂情况等种种主客观原因，对问题未能调查核实，特别是由于当时担任社会部长的康生的错误指导，批判中采取了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而且，在王于10月26日向党交出书面检查，申辩未参加过托派组织，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保证今后一定改正时，仍采取了某些不适当的组织措施，这对后来文艺战线上的一些斗争是有影响的。但是，当时对王实味确实严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于文艺界端正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深刻理解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与任务的区别，清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教育王实味本人，促进文艺界整风，起了良好作用。
　　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否定了所谓“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原“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对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①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第169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下同)，第483页。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92页。
　　④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
　　⑤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