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延安整风运动研究述评

李鸿义

　　任贵祥
　　近年来，国内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出现了一些新成果和新观点，现把有关研究情况作以下述评。
　　一、延安整风运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是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大规模地、有系统地和有针对性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运动。因此，在整风运动期间形成了大量文献资料。
　　整风期间，中共中央规定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被誉为“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和“整顿三风”的“锐利武器”①。当时党的一些报刊也登载了大量关于整风的文章和报道。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产党人》、《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群众》等报刊发表有关整风的论文、报道上千篇。其中仅《解放日报》1942年一年就发表整风运动的社论33篇，代论4篇，领导人的讲话和论文87篇。这些文献资料阐明了党中央关于整风的精神，对整风运动起着理论指导作用，是研究整风运动的重要资料。
　　学习党史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着重学习和讨沦1931年初到1934年底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和中国革命遭受挫折这段历史。为深入学习和研究提供材料，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分别于1941年12月和1942年10月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部大型党的历史文献汇编。《六大以来》计260多万字，选编了党的历史文献和资料500余篇，系统地反映了1928年6月至1941年11月，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前5年重大的历史事变和复杂斗争情况，以及随着革命进程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变化与发展。《六大以前》选编了1921年3月到1928年6月的220余篇党史文献和资料，约有120万字。这两部大型党史文献资料汇编系统而丰富，是研究党史和延安整风的宝贵资料。此外，1943年10月，中央又把137篇党的历史文件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材料。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组织编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供整风学习。
　　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这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延安整风遗留下来的上述大量宝贵的党的文献资料是建国后整风学习的好教材，同时也为党史界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延安整风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延安整风的研究进展不大，学术文章寥若晨星。这时期主要是高校党史、革命史教材对此加以一般介绍。1951年和1952年曾对《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进行了校订、增补和再版。1958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汇编了《抗日战争时期整风运动参考资料》，作为教学参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延安整风的研究进展很大，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汇编。如“论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回忆文章选编》(上下册，1980年征求意见本)，汇集有关回忆文章45篇。署名建众编写的《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理论联系实际，从党的建设的角度论述延安整风运动。由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内容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延安整风运动历史文献选编》37篇，主要是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整风文献；第二部分《延安整风运动历史文献篇目提要》，把当时各报刊公开发表的有关整风运动的文献资料，列出800多个简短的内容提要，并注明题目、出处、时间等，便于查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汇编的《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运动教学参考资料》(1983年内部出版)也收录了延安整风的少部分文献。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延安文萃》上册中的《整风篇》，是精选当时的《解放日报》发表的整风文章汇编的。
　　1982年求实出版社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该书编写组编撰)，用编年体的形式按时间顺序把延安整风的始末详细记录下来。其中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时期(1938.9——1942.1)、普遍整风时期(1942.2——1943.10)、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1943.10——1945.6)，并在每一时期前面作一概要说明。
　　另外，这几年对延安整风的专题研究资料也有新的发掘和研究。如李维汉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②，记述了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及批判王实味的情况。由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的《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1989年5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一、二集，收录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共58篇，彭真为该书写了前言。延安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党校是延安整风的重点单位，具有代表性，这些专题资料的出版有助于对延安整风的研究。如彭真所说，大家抽时间读一读这些资料，“老同志可以从中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并给予指正、补充，新同志可以从中熟悉一下当年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和我们党的一些优良传统”③。
　　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的一件大事，近几年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都以一定的篇幅加以阐述。
　　以上所述是延安整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由于受条件所限，这里介绍的并不一定很全面，还有待于补充。
　　二、国内学者对延安整风运动的不同看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延安整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延安整风的原因和目的。以往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30年代前期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遵义会议虽然清算了王明的军事路线，但对其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错误未能彻底清算，40年代初才有时机和条件。2、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党员由4万人增加到80万人，大批新党员缺乏对党史的了解，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有许多人思想并未入党，需要进行整风教育。3、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解放区遇到很大的经济困难。因此，整风的目的是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达到全党思想统一；整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对上述看法有人认为这“只注意其思想性，而忽略其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延安整风的直接起因和基本目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全面摆脱“国际指挥中心”，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发动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④。其根据是：首先，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确立，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和“洋八股”，其目的就是要在组织上尤其是在思想理论上剥夺国际“代言人”王明等人的发言权，这是提出摆脱“国际指挥中心”的开始。其次，1941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同共产国际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毛泽东遂着手摆脱国际干预，组织高级干部讨论学习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把斗争锋芒对准王明，进而发起延安整风运动，以便在全党范围内扫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影响，并进一步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这个指挥中心的迷信。再次，要破除共产国际干预和束缚，必须打出自己的理论旗帜。1942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策略》的重要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几乎所有的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表示拥护他的领导。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可见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摆脱国际干预，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的目的达到了。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时间问题。一种看法认为，普遍的整风运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及组织上的准备。这个准备时期大体分为两段：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中全会为前一段。在此期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为全党整风准备了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2月为准备的第二阶段。这时期党内克服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统一认识，为1942年2月开始的全党整风创造了条件。⑤
　　另一种看法认为，整风运动准备时期是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1月。这期间主要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党史上几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界限，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求得一致认识，为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作好充分准备⑥。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从解决对党内路线问题的认识人手的，其准备从1940年12月毛泽东写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开始⑦。
　　也有人认为，从1941年延安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开始，到1942年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⑧。
　　(三)整风运动、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的关系问题。一种看法认为，“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审干期间发生的党的工作的一次严重失误。通过党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可以看出在延安整风运动这样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中，也存在着不足和失误⑨。
　　李维汉认为：“延安审干是整风的继续，但实际上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阶段。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企图制造一场错误肃反，肆行‘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并准备杀人。”⑩
　　有人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根据有两条：一是内容不同。延安整风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其基本内容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斗争性质属于党内斗争。审于运动实际上是反特斗争。党中央作出的审干指示和《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指出：“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要“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可见，党中央是把审干和整风的性质作了严格区分的。二是方针方法不同。整风运动是解决党内矛盾，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审干运动是解决敌我矛盾，采取的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二者方针有质的区别，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至于“抢救运动”，是审干第二阶段出现的严重偏差，它虽然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但其错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归之于延安整风运动(11)。
　　(四)延安整风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何时开始，目前学术界有这样几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1956年以前毛泽东曾经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旗手，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的两种，并表示赞成正确的个人崇拜，表明他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问题上已经产生怀疑和动摇，即开始接受个人崇拜(12)。另一种看法认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过多溢美之词，隐含着全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3)。
　　(五)延安整风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多数人认为，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也有人认为，毛泽东1930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两论”的发表是其达到成熟和系统化的标志(14)。
　　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最终形成于延安整风之中(15)。“两论”的问世，在当时并不是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毛泽东本人在“两论”问世后，也阐明自己今后的理论研究仍要以“哲学为主”。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的根据是：第一，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多方面的哲学探索，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比作“矢”，将中国革命比作“的”，要求全党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第二，延安整风通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式形成。第三，延安整风通过对主观主义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将毛泽东暂学思想化为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之深入到群众中去，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并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上。延安整风还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清算，扫除了主观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组织基础，为全党最终接受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组织保障。
　　(六)其他问题。对延安整风运动除了上述几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外，一些学者还就与其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有的学者对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整风作了研究，认为该根据地整风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吸取延安整风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全党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与延安整风不同的是，没有犯“抢救运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错误(16)。
　　反王实味斗争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尽人皆知的事件。此问题过去被视为禁区，近年来有人对此作了客观的评介。认为王实味的主要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挑拨青年与党的关系，鼓吹极端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主张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观，鼓吹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暴露黑暗”，人类之爱，敌我不分等。对王实味进行思想教育批判是必要的，但后来把思想斗争转变升级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后来演变为“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由其牵连的“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应予平反。王实味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还有待于重新审查，如果是错案，应予纠正。至于处决王实味更是错误的(17)。
　　还有的学者在充分肯定延安整风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破除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把全党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起了积极的历史性作用。但就全党的思想认识来说，仍然是在斯大林所阐释的马列主义范围之内。整风中，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些失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有所认识了，但对斯大林其他方面的失误，还是没有认识的。这样，全党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斯大林那种僵化的思想模式(18)
　　三、台湾及国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观点
　　台湾及外国学者对延安整风的看法，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在此仅作些概要的介绍。
　　(一)台湾学者站在反共的立场上，对延安整风大肆污蔑攻击。其中以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为典型。他把延安整风说成是“毛泽东所进行之一次最大规模之党内斗争”。这场斗争“起源于延安，泛滥于陕甘宁边区，所谓各‘敌后根据地’以及战时大后方，凡有共党分子，无不卷入旋涡之中”。(19)
　　对于延安整风的背景和目的，王健民认为，1936年秋至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国抗战国际化，而处境更为艰苦”，汪精卫投降日本并组织伪国民政府，国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在国际国内形势处于艰难困苦之际，毛泽东趁机发动整风运动。(20)
　　王健民胡说，在中共党内，虽然斯大林第三国际钦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整个党的路线仍在陈绍禹统一战线指导之下，而陈的“统一战线主张，支持国民党，拥护蒋总司令，继续抗战”。毛对“政治路线掌握于陈绍禹之手”绝不能容忍，因此，他“著手整风以打倒以陈绍禹为首之国际派，为其当务之急”(21)。简言之，毛泽东发动整风是趁国际国内形势艰难之际，中共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而为，目的是从陈绍禹的国际派手中夺得最高领导权。
　　王健民认为，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但可追溯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及1941年5月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王还歪曲说，毛泽东所说整风的方针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实际情形是残酷的“思想改造”，一些人常遭不白之冤，“绝非如决定在文字上之轻松宽大”。整风之作用在于“统一党内思想于毛泽东思想”，而陈绍禹的国际派经此打击变得“禁若寒蝉”、“默默无闻”。(22)整风运动一直发展到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六届七中全会通决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称为“毛泽东的历史大翻身的决议”；七大使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统治了全党。
　　台湾学者对延安整风的观点是以反共宣传为主，大多是歪曲、攻击和捕风捉影，读者要辨明是非，加以识别分析。
　　(二)日本学者视野中的延安整风运动。日本学者论及延安整风的文著主要有宇野重昭的《中国共产党史绪论》，德田教之的《延安时代和毛泽东路线的确立》、《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和新岛淳良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思想渗透到了全党；延安整风之最后结果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如宇野重昭认为：“毛泽东思想渗透到全党是在1941年至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时。”德田教之也说：“整风运动的最后结果，清除了陈绍禹等人为代表的被称作‘洋里洋气’的理论家们的影响，而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得到了飞跃的提高，出现了作为党的指导理论的‘毛泽东思想’。”(23)
　　日本学者对延安整风的原因以及整风中开始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也大体相同。
　　德田教之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针对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展开，在党员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方式所产生的不够理想的结果和统一战线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试图集结并进一步地加强自己的力量而开展的一场‘思想革命’。”他还说，“自1939年末开始，在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了少量的对毛泽东的称赞和个人崇拜的语言”；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因整风运动而产生了。(24)
　　宇野重昭认为，延安整风是为战胜边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困难，稳定党员情绪，改变党与群众的疏远关系而发动的。这场运动使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和权力斗争互相交织。1941年4月30日张如心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称毛泽东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天才领袖”，这便是所谓“个人崇拜”的开始。(25)
　　新岛淳良说，抗战爆发后，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使党的构成发生变化。党员人数由1937年不满5万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新党员中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占90%，他们在边区工作与“当地群众合不来”，因而毛泽东发动整风。新岛淳良还认为，1945年的中共七大“开始提毛泽东思想和搞毛泽东崇拜”(26)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内容、结果，日本学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如宇野重昭认为，1941年5月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揭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德田教之则认为，1939年5月至1940年6月，毛泽东领导历时1年的干部教育运动，是整风运动的序曲。
　　新岛淳良认为，整风的任务是解除教条主义的武装，教条主义主要是城市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具有的作风。具体说是“知识至上主义”，即认为合理的而且始终如一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毛泽东认为知识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知识分子、理论家的知识有片面性。他们只有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另外，教条主义往往与群众的要求、群众的苦乐背道而驰。纠正的办法就是整顿不正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整风运动是从上级机关开始的，对上级机关要求特别严，即来源于向群众负责这一基本思想。
　　德田教之认为，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发现中共党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现作为它的体现者的毛泽东，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三)苏联人对延安整风的诋毁。抗战期间，由于共产国际、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发生变化，加之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因此，在80年代末中苏关系未解冻以前，苏联人对延安整风抱着固有的偏见，大肆诋毁。
　　反映苏联人对延安整风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有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此书作者是当时共产国际长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该书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解放区的情况，攻击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错误辩护。另一本书是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苏中关系》(1945——1980)，该书代表苏联官方的观点，也歪曲延安整风运动。
　　弗拉基米洛夫首先否认开展整风的必要性，认为中国正在同日军艰苦作战，处在生死存亡关头，而“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看来是荒谬的”。“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整风运动无疑是想掩盖某些非常严重而毛泽东又十分需要的事情。”(27)
　　弗拉基米洛夫对整风的原因进行了歪曲的解释说，按毛泽东的划分，中共内部分为左中右三派，整风运动“是中共领导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产物”。通过整风把“党内的健康力量压下去”，“偷偷摸摸地实行他的机会主义的分裂路线”。另外，国际上正忙于世界战争，“苏联的失败在他看来似乎是注定了”，“世界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这正是毛泽东“通过执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夺取党的全部权力”的有利时机。(28)
　　关于整风的对象，《苏中关系》一书认为，“首先对那些在苏联受过教育的老干部进行了迫害”，使“中共队伍内部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发展得越来越强烈”(29)。该书竟不加分析地引用王明编造的话，可见该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其目的昭然若揭。
　　弗拉基米洛夫也歪曲说，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打成教条主义者。整风的目的是反对这些人，“主要打击对象是‘莫斯科派’”，“实际上，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30)
　　对整风运动的结果和评价，《苏中关系》说，“事实上，毛主席的‘文化革命’就是延安时期对国际主义者共产党员迫害的翻版”。弗拉基米洛夫更露骨地攻击：“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由于抱着某种偏见，苏联人歪曲历史事实，对延安整风进行了系统的攻击，对此应加以批驳和分析。
　　(四)美国等学者对延安整风的观点。美国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及毛泽东思想的文著中，对延安整风运动作了直接或间接的评述，其主要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在他的《毛泽东》一书中谈到延安整风时说：“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1)美国学者怀利认为，1943年7月，“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达到了”，并得到了国际共运中其他党的承认。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直接产物”。另一美国学者奥内特也指出：“整风运动对于把毛泽东关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作为中国式革命的思想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2)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对此也有论述，他说，毛泽东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去揭示反映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规律’”，“使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臻于完备”。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了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论的主观主义。整风运动就是克服这些主观主义，其目的是为了使全党按照毛泽东所理解的含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美国学者关于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论述是颇有见地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延安整风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原则。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强调“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整风把以往“在战争和革命中讲求群众动员的领导作风提高到理论高度而成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1943年被视为党的根本领导原则”，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强调领导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是对群众路线的原则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论述(33)。当时曾到过延安的美国人白修德深有体会地说，整风“在各地，这种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从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34)。奥内特也认为：“整风运动使中共从战时游击政策过渡到以群众路线为顶点的各项具体政策”；“基于群众路线的政策，党可以在思想上造就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新概念：一个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不应考虑个人的得失”(35)。
　　实际上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产生，抗战时期更加完备和成熟。当然，美国学者的看法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第三，整风摆脱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束缚。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完全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摆脱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束缚。如奥内特说，整风运动对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场运动导致了中共日益脱离斯大林的控制”，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生存，“而当时最强大的力量源泉来自毛泽东”。(36)另一美国学者特里尔说，毛泽东为整风“提供了精辟的教材”，“同时也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国内的意识形态”(37)再如施拉姆所说，毛泽东清算的“洋八股”显然是指苏联模式，因而整风运动是部分地针对苏联在党内的突出影响。“毛泽东的目标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达到完全独立自主，并具有自己的特别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体系。”施拉姆还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说，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一大贡献是通过整风运动“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察政治问题的习惯。他确立了自己离开莫斯科而独立的领导地位”(38)。
　　第四，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施拉姆和怀利等都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源于延安整风运动。施拉姆说，“名副其实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期间”，并为1945年对毛泽东崇拜的早期发展“提供土壤”，中共七大使它“含苞待放，从此持续盛开”。施拉姆论证说，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前，毛泽东命令边区部队的干部战士“熟读”他自己的著作《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1943年底到达延安的劳动英雄致敬电欢呼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如此等等都是个人崇拜的表现。怀利不但认为延安整风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是大规模的。他说，从1943年起，中共有计划地全力以赴地在群众中把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加以颂扬，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实在使人吃惊，这一件事成了1943——1945年这一段党史的主题。
　　以上是对台湾、日本、苏联及美国等学者对延安整风运动观点的介绍。从中可见有些观点是符合实际，有参考和启发意义的；有的观点由于是从派别斗争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探讨的，因而失之偏颇，不符合实际；还有的观点因抱有固有的政治偏见，或服从某种政治需要和反共宣传，所以是反动的，应加以驭斥。
　　四、几点看法
　　综上所述，可见近年来国内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从国内学术界来说，对延安整风的资料做了不少的收集工作，出版了一些专题研究资料；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大批文章并对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展开争鸣。从国外来说，不少学者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有所重视，他们不论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也好，还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角度也好，都把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个较重要的方面来加以研究，除了抱着某种偏见者以外，也提出了一些比较言之有理的观点。当然，我们暂且不论国外的观点，仅就国内来说，对延安整风的研究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料收集工作做得不够。从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情况来看，延安整风当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而我们现在对这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远远不够。目前还没有大部认为系统的资料汇编出版。散见在报刊的有关资料未加整理，中央的文件、决议、指示没有汇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没有汇编；专题资料整理的也相当不够：活的材料——对整风运动的亲身经历者缺乏采访和征集。就已出版的整风的资料而言，“无论就取材或编排，均有一些缺点”(39)。
　　(二)研究的不够深入。总的说来，目前学术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规模较大的上乘之著；有关文章份量较重的不多。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有人认为五个阶段)，对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及其比较研究的很不够；整风运动是全党的整风，目前除陕甘宁根据地外，对其他根据地、各中央局、八路军办事处等的整风基本没有研究；延安整风又分为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这些系统的分别整风的具体情况也没有深入研究。
　　(三)对台湾及外国学者对延安整风的歪曲攻击驳斥得不够。如前所述，台湾和苏联人等抱着固有的偏见，对延安整风大肆歪曲攻击，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在国外中共党史及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中占有一定市场，造成很坏的影响。国内学者对此应理直气壮地澄清是非，进行有力地反驳。对国外学者有些观点，也可以进行争鸣，以此繁荣学术界，又可传播中共党史，让国外人民真正了解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
　　①彭真：《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见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编：《延安文萃》(上)，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72——479页。
　　③《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
　　④杨奎松：《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⑤逄先知：《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建设的伟大贡献》，《红旗》1983年第23期；杨一凡等著：《谈谈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一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也持此说。
　　⑥持此观点的文著有：贺君清《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第8期；王一帆、李良志：《论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4期；《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等。
　　⑦邓永贤：《延安整风运动始末》，《中国现代史大事记事本末》(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033页。
　　⑧文华：《延安整风运动历史经验浅谈》，《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⑨秦生：《延安“抢救运动”始末》，《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⑩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515页。
　　(11)夏宏根：《审干运动与延安整风运动》，《争鸣》1986年第3期。
　　(12)许建华：《毛泽东同志由反对个人崇拜到接受个人崇拜的过程》，《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
　　(13)李万锦：《略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局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4)吕希晨、王育民：《中国现代哲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0、360页。
　　(15)唐州雁：《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3期。
　　(16)郑峰：《鄂豫边区根据地整风运动经验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17)宋金寿：《关于王实味问题》，《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18)王仲清：《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黄山党史》1989年第3期。
　　(19)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第151页。
　　(20)同上书，第152页。
　　(21)同上书，第135、151页。
　　(22)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第156、159页。
　　(23)《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下同)，第73、101页。
　　(24)同上书，第98——103页。
　　(25)同上书，第73——74页。
　　(26)《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54页。
　　(27)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下同)，第17、21页。
　　(28)同上书，第21页。
　　(29)《苏中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4月，第96页。
　　(30)《延安日记》，第76页。
　　(31)[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9年12月(下同)，第188页。
　　(32)郭亮主编(下同)：《台港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观点集粹》，第212页。
　　(33)[美]马克·塞尔登著、王应一译：《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34)[美]白修德、贾安娜、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第260页。
　　(35)《台港与国外研究中共党史观点集粹》，第212页。
　　(36)同上书。
　　(37)[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97页。
　　(38)施拉姆：《毛泽东》，第190——92页。
　　(39)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7月，第144页。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