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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三）
刘少奇关于党在国统区斗争的策略及对北方局的领导
瓦窑堡会议以后，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斗争策略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从1936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大胆地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抵达天津。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①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②，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和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对于党已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抑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纠正过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与留驻在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抗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北方局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到太原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向，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③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北方局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这样，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领导北方局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1936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信中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按指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③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