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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一）
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调整和国共间的秘密谈判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并没有延缓日本的侵略，反而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系列挑衅事件所打破，对日问题已成为国民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为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会议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通过了“救亡大计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和“安定金融办法案”。会议期间，汪精卫被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枪击受伤入院，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国难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五全大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气象。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的演讲，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国民党的外交方针。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谍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就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其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①。蒋介石的这一方针，虽然说明国民党对中日妥协仍抱有幻想，但也表明国民党当局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修改对日政策、准备抗战的新动向。因此，国民党五全大会始终在“御侮救亡”的气氛下进行，一反此前几次会议以“剿共”为中心议题而转向抗日。这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开始变化。
国民党五大后，在新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表现出较强硬的态度。1935年11月20日，蒋介石就华北“自治”问题约见日本大使有吉明，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②。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约集全国师生代表300多人讲述对日政策，表示中国决不签订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也不订立秘密条款，如到最后关头，则当不惜一战。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外交报告，对他在五全大会上讲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果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牺牲”③。蒋介石几次对外交政策的阐述，表明他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对日态度趋于强硬。
与此同时，面对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也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来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认为中共已到了“日暮途穷的绝境”，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通过谈判来“收编”红军。因此，从1935年底开始，“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④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1936年1月初，蒋介石又对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是不能让红军存在。并请苏联政府利用其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上存在的政府。1月22日，蒋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⑤。蒋介石不仅提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而且还积极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和办法。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当晚，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手下的电台收听到消息后，即抄送交蒋介石。此后，蒋介石即采取措施疏通与共产党的联系。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提出国共谈判的要求。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与邓文仪交换意见后，遂派潘汉年回国与各方联系。潘汉年于1936年5月抵达香港，7月在上海同中共中央驻沪代表冯雪峰取得联系，不久即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接谈。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又通过宋庆龄，在上海找到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董健吾，通过董前往陕北与共产党和红军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宋子文、陈立夫派曾养甫通过谌小岑经翦伯赞的介绍找到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吕随即向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经北平市委研究，由吕振羽赴南京与曾养甫会谈。1936年1月至3月，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先后两次去南京与曾养甫会谈合作抗日的条件。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从1935年冬开始，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蒋介石虽然改变了过去坚决“剿共”的强硬态度，主动与共产党沟通关系，但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积极合作的态度是向他“投降”、“输诚”，企图在不放弃军事围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招抚”和“收编”红军。尤其是在1936年9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一下子又变得强硬起来。到1936年11月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会谈时，陈立夫提出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地方政府等4项条件，要求共产党接受。陈立夫代表蒋介石说：“对立的政权与军权必须取消，红军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潘汉年当即反驳说：“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表示拒绝接受。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共两党的谈判在西安事变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有实际的效果。
①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②南开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③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2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外交方面”，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166—167页。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1981年版，第72页。
⑤〔苏〕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东问题》1977年第3期。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